自中共主政以来，国家在处理与国内伊斯兰教徒的关系上，多数是成功的。然而，也曾遭遇过不堪的惨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发生在1975年云南蒙自县沙甸村的“沙甸事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中共在民族政策上贯彻左倾思想，沙甸曾一度成为民族矛盾的重灾区。在这个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回族聚居区，造成了130人死亡的惨剧。 “真主圣殿”旁的红色恐怖

“沙甸事件”是从“文革”中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血雨腥风里开始的。红卫兵把沙甸回民的宗教信仰当作“四旧”破除，清真寺被当作“封建堡垒”加以封闭。教民礼拜活动被禁止，伊斯兰教经典被查抄焚毁，阿訇、教长和虔诚的教徒被民众所批斗。

1968年3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负责人谭甫仁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路线，将全省民众组织，分成势不两立的“八派”（八二三无产阶级派）和“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两派。省革委会负责人公开声称“八派”是革命造反派，而“炮派”站错了队，是“保皇派”。而此时沙甸的多数民众因倾向于“炮派”的观点，被认为站错队而遭到打击、迫害。

在与沙甸相邻近的个旧、开远、蒙自等市县“革委会”，对“站错队”的民众实行大肆抓捕、揪斗、游街示众。有些人为避免遭受迫害，自发来到沙甸避难，最多时达500余人。与之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此时大肆宣传，散布“沙甸集聚着炮派武斗干将，有上万人枪及四部电台，准备武装暴动”的流言蜚语，将沙甸诬为“反革命基地”，称“马蜂窝要用捅马蜂窝的方法，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

1973年10月，沙甸回民为了做礼拜，自行打开了被封闭的清真寺。消息传出后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由部队和地方官员组成的近百人的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民到清真寺做礼拜。民众绕道进去，工作队即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并说“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4月“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作队又扬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并点了沙甸代表马伯华、马绍华等人的名，逼得他们进京上访。

5月10日，在他们到京后，通过周恩来、邓小平，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的宣传队，落实民族政策。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就沙甸问题作出回复，敦促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周兴亲自抓民族政策的落实。 矛盾激化

周兴来到沙甸进行调查处理后，民众期待着被关闭近五年的清真寺会被打开，冤案得以昭雪。然而，周兴到达沙甸后，答应撤换欺压民众的基层官员，却对开放清真寺，平反冤案等问题，并没有任何表态。

不过，周兴在回复中央的报告上却声称：“沙甸问题已经解决。”1974年9月，云南省委还发出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

通知下来后，愤怒的回民表示不能接受，于是组织几百人到昆明上访，紧接着又有红河、文山、玉溪等地的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愤怒的群众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要求赴京告状。在这矛盾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红河州“革委会”却在鸡街成立了“鸡街地区民兵执勤指挥部”，将矛盾推向极端。不到半个月，开远、蒙自等地就开始出现民众严重武斗，造成人员伤亡日益增多的动乱局面，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警觉。 全面镇压！

中共高层于1975年1月上旬召开专门会议，提出“首先收缴武器，停止武斗”，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夺的武器。

对此，云南省委做出了“坚决拥护，保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保证。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又出现了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局面，这使得了回民十分不满，抢枪武斗事件仍继续发生。

鉴于云南省委在其中的失误，回族代表马伯华向中共高层写报告，指出云南省委向中央反映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作为报复，此时云南省委书记周兴向中央反映，强调“马伯华等人在抵制对抗中央指示，如今沙甸问题性质变了，政治解决已无可能……建议进行武斗准备”。

经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委书记周兴于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周边部队，对沙甸以及附近的回族聚居村实行军事包围。黎明时分，开始用榴弹炮轰击，其中沙甸、茂克两村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大部分房屋被毁，马伯华等130余人死亡。

根据当时中央文革委员会的决议，“沙甸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回民与省“革委”的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因而采取了武力解决的办法。

如今的沙甸，回族人口占比达92%。这里有着中国西南地区最宏大的清真寺，家家户户门口都张贴着《古兰经》和《圣训》，其风景宛如一个小伊斯兰国家。街道两侧，“文革”武斗时留下的弹孔早已被抚平，但在老一辈回民心中，”沙甸事件“留下的创伤却依旧难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