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的散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文化意蕴；创作风格

当代中国文坛有一类“余秋雨现象”，不难理解，即是一种创作现象，这种独特景观在文坛是一枝独秀的。对历史文化的反思所形成的文化意蕴是鲜明的，是具有独特审美视角的，这个文化意蕴的创造是一个大的突破，引领了一代学者散文的新文风。“余秋雨现象 ”受到文学界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其新的架构和手法，而许多围绕余秋雨散文的评论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滋长，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学者在长时间内如此关注余秋雨散文，不论是褒或贬，这对于一个作家，一个作品，对散文研究来说都是幸事，在繁多的评论中，本文试图从余 秋雨散文的文化意蕴与创作风格入手，对已有评论加以概括梳理，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发现余秋雨散文的价值，更好地了解这两方面的研究现状。

一、对余秋雨散文文化意蕴的探讨

余秋雨散文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鲜明的主旨是文化，这个主旨决定了研究者的目光着重放在对散文的文化意蕴的研究上，论者们研究的主要方面有 ：华夏历史文化、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对民族未来的关注以及对人格的健全重铸。

余秋雨本人认为，文明是克服了愚昧和野蛮之后达到的境界，是对前者的摆脱，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在重复上演这个过程，总体的人类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还是在于愚昧和野蛮作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文明有多么珍贵就可想而知了。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文化需要公开，文化需要透明，文化需要传播，文化需要共享，文化需要化解，文化需要沟通，文化要发挥自己真正的作用，就要能够克服障碍，只要能够跨越障碍的文化才能够像生命一样延续下去，才能够形成文明，余秋雨散文 是通过深深思考后形成的喟叹，是对文化的尊重，对文明的向往，期待和呼喊。

品味余秋雨散文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感受到散文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对文化的反思和忧患意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余秋雨散文的精神特质，余秋雨先生具有文人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并鲜明地体现在文章当中，余秋雨先生在面对民族文化在多元冲击时的这种时代使 命感和忧患意识更为明显，对文化的反思是文章的一大值得探讨的主题，文化的产生发展创新都需要进行反思，民族文化更是如此，只有不断反思进步的民族，才能继续生存繁衍。

二、关于余秋雨散文创作风格的研究

余秋雨散文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大的改变，和以往的散文文体不同，余秋雨散文主要有以下四点的改变 ：对传统散文的突破、语言特色、结构模式和表现手法，这些方面上加以体现对传统散文风格的创新。

首先，从对传统散文的突破来看，余秋雨的散文博大精深、气势宏伟，不缺细节描写和大场景描绘，但是其中对于历史的探寻并不少，访古寻古是他散文的命脉，对古文化的深刻思考是余秋雨散文的一大主题，短小精悍的文章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思想 力度，其中也有对现实的赞叹，但更多的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喟叹。

其次，从语言特色来看，余秋雨散文中的语言总是能让人眼前一亮，有时一些沉重的历史往事经过他的描写也能变得轻松明了，余秋雨散文抛弃了繁杂的语句，多余的赘言，有些许随心所欲的流露反倒给文章增色，语言简练并且和情感完好结合，书写轻松自如，展 现了特有的奇妙智慧。

再次，从散文的结构模式上看，有些论者也持着否定态度，有些散文的结构过于僵化，与散文的自由精神不相符，与散文创作的大趋势背道而驰，有时行文的直抒胸臆会使情感表达过于夸张，篇幅结构上也有雷同现象，这些都是散文结构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地方。

最后，在表现手法上，余秋雨散文表现出明显的戏剧性，在修辞手法的熟练运用使情感表达激烈直率，很多表现力强的修辞如排比可以增加文章气势，余秋雨散文中加入的一些戏剧元素使的散文在表现手法上别具一格，形成了独特的戏剧化风格。

三、结论

余秋雨在散文上的成就是伟大的，他为散文领域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创造风格，他的散文是理性思维与诗性想象有机结合的，是沉重严谨与激情肆意相融合后表现出来的大散文风范，散文亮点颇多，在散文中对文体的突破，独特的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对于历史 文化的反思，对健全人格的呼唤，对文化的忧患意识，都强烈地通过字眼传达出来，在当下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参考文献

[1]刘华.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意蕴与创作风格[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06):123-126.

雨的散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散文 艺术

余秋雨，作为学者散文创作的一员。其散文创作以其独特的审美取向、文化取向、语言取向和价值取向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独步文坛。笔者在此对其散文的艺术特色发表以下拙见，供大家参考：

一、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的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禧日记》和《千年一叹》，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反响，颇受读书界的欢迎和好评，在台湾和海外华人文化界和出版界也引起了轰动，其作品发行量之大令人鼓舞。其读者上到学者教授下到平民百姓，可谓雅俗共赏。文学作品有如此之大之广的效应，是当今许多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是成功的文学作品。

二、余秋雨散文的艺术特色

1、写作手法上以议论为主，而非抒情

纵观余秋雨的散文，其核心成分是议论，但又多以抒情的笔法来表达，这种抒情与议论的水融，使文中的议论充满了睿智与情趣，使读者总能在理性的思考中获得一种特有的精神享受。如《阳关雪》中“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原……”“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正是这种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才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所经历的苦难历程，中国文人所独有的悲剧性命运，促使人们反身自问，文明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我们在哪里遗落？又怎样才能找回。可以说，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最有魅力的部分，不是来自生动的场面描写，也不是来自温情脉脉的抒情，而是这种用抒情的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2、独特的视角，哲学的思辨

余秋雨的散文大多触及了历史，而且对历史传统文化，投入哲学的思考，重新判断和审视，余秋雨在《都江堰》对我们民族心理的“长城情结”不敢恭维，后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读了康熙不修长城的一段话，简直找到了一个远年的知音。他的批判精神更充满了理性思辨的色彩。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作家指出：“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批判规范，虽然堂皇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偷看自己心里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结和民族情结，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可需要校”。他的散文多了自己的理解，指出：“山庄的营造，是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对待历史人物，用诚实的理性的态度去对待，不受任何主观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秦桧是南宋的奸臣，人们都痛恨他咒骂他，没有人会为他说话，但余秋雨还是客观地理性地留出空间让他申辩。而对于坡的好友沈括，也不避揭露其短，他曾因妒忌而陷害过坡，他所检举的诗句，正是坡分别时送给他的诗句。秋雨散文不同于以往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理性审美意识所支撑起的恢弘气度。

3、历史现场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一般认为，散文应当是写人的真情实感，历史散文的内容应当符合历史事实。但是，许多历史散文作家，就是由于太拘束于历史事实，导致其散文成了考古学，枯燥而无新意。余秋雨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而概括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如《阳关雪》中，描写王维“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我们都没有身临其景，都不知道王维的友人是否帮他打点行李，也不知道他是否“瞟了一眼”，是否“微笑着”，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渲染了朋友离别的气氛，呈现给我们一个具体而生动的画面，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王维当时的心境，更能够体会作者的情感。作者就是通过合理的想象，让历史再现，让人如身临其境。

4、戏剧形态与散文形态的相互融合

余秋雨文化散文具有戏剧的四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把散文与戏剧的特点相结合，注重故事情节的塑造，有连续性、完整性、生动性的特点。而传统散文为了体现主题只是截取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一场景，用以凸现主题。如《风雨天一阁》给我们讲述了天一阁作为文化象征传承流转的整个过程。如创始人范钦在为官生涯中如何费尽心力地收集书籍孤本，对于天一阁的文化传承如何处心积虑，清代姑娘钱绣芸为了自己的文化渴求如何嫁到范家；而同时对范钦的健全的文化良知、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编纂的历史贡献，以及民国初年遭到盗毁的打击等等进行了具体描述。对于故事的完整性、生动性的情节塑造，非常到位。特别是生动的细节描写：“ 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这些戏剧性的表现形式：如倒叙式、细节性描写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转换，悬念设置等，使散文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

雨的散文范文第3篇

那么余氏散文激起人们阅读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评论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主要因了他超群的思辨力和知识结构。他的思维场中，比一般作家多了学者深邃的文化感悟力和数十年积累的史学功底，又比一般史学家多了层雄厚的艺术底蕴和天赋的文字表现力；加上他对哲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融合，他的作品就具备了‘轰动’的条件”，有的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创作模式”。而余秋雨自己认为“当我们放下架子，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以一种较为放宽的形式，表达我们的思考时，才有可能获得其他生命的回音”。这段话提示我们，揭示清楚余秋雨“个人解读”视角艺术化表达问题才是明了其散文引起普遍关注的钥匙。

“个人解读”这一指称无疑具有两重性。“解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要素，采用逻辑推理或实证的方法去分析、解释自然物理现象和社会精神现象的方法。通常来讲，“解读”方法多用于学术研究，这一方法的运用应该遵守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客观规律。然而，人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的动物，许多时候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从时代精神来看，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坛散文仍沉迷于国家民族话语的重复或者个人闲适生活的呓语，文学尤其散文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时候，文坛需要呼唤理想，呼唤深刻的思考；应该说，这种“时代需要”与《文化苦旅》甫出时广受赞誉不无关系。在《文化苦旅》以后的创作中，余秋雨散文一直以个人独立的理性思考为框架。余秋雨散文对历史文化现象的理性“解读”，一度让许多读者甚至评论界产生严重的误读，他们随着自己的阅读思维定势，把余秋雨散文当成学术论文来读，文学学者、文化学者、历史学者一拥而上，指出其中的所谓“硬伤”、“余教授做学问如此随意”。笔者之所以在“解读”之前加了“个人”，便是因为散文在多数情况下是个体全部经验和精神生命的裸露，是散文家生命意识和生命观点的自然流露，也正由于这一点，散文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体才有它存在的价值，否则，让想象力和情感丰富的人都去写诗歌，让擅长逻辑思考的人都去写论文，散文还有谁来写？余秋雨是一位对文明、文化有极强感悟力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现代意识的作家，因此他的“个人”就必然牵扯着厚重的文人观念、知识分子意识。

那么余秋雨与中国传统文人一脉相承的对民族文化、历史使命、文明传播的强烈忧患意识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对话式的议论。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对话”这一概念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分不开的，它指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里，不单是叙述者一个人在说话，有两个声音在说话。余秋雨散文的“对话”与巴赫金的“对话”虽然不完全等同，却也有相似之处。即与传统散文比，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话的声音：第一是作者与那些“远年灵魂”的对话，似乎他们早已认识、对坐长谈。余秋雨在探询古代文化遗迹或文化现象的过程中，着力于剖析历史个案——即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远年的文化灵魂”。如《阳关雪》中的王维、《柳侯祠》中的柳宗元、《都江堰》中的李冰、《风雨天一阁》中的范钦、《千年庭院》中的朱熹、《苏东坡突围》中的苏东坡等，作者对这些具有“较为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历史人物并非提到而止，而是尽可能再现历史情境、探索人物的心路历程，当然这种探索中渗透着作者的倾向性和价值观。当读到《苏东坡突围》中“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时，已经分不清作者写的是中年的苏东坡还是中年的余秋雨了。第二是作者与读者对话。无论作者走到哪里，他总是忘不了读者、面向读者，在与古人对话之后，自己便出现，通过对话式的议论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许多历史散文都是独白式的，或是历史的洪流淹没了个人的声音，或是在个人独断的声音中让历史成为僵死的客体，余秋雨打破了这种个人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僵局，通过这两对“对话”行为拓展了文章的空间，也吸引了读者，读者不仅能欣赏到别人的交谈，还时刻能感受到自己在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中的存在，这样，读者就不再只是在文本之外观看作者的炫耀学识或是演绎自己的人格魅力，也不再驻足历史文化之外对曾经的风风雨雨采取漠然中立的认知式态度，而是被作者邀请进去，进入文本营造的话语空间和历史文化空间，和作者一道去经历一番文化苦旅。在他那圆熟的语言技巧经营出的具有魔咒般魅力的文字的感召下，读者也被带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个人的生命之流与历史的洪流浑融一片……这样，又形成了读者与历史的对话。由此我们看到：余秋雨的对话在两个层面展开而形成了多重对话的格局。在这多重对话中，余秋雨以自我的敞开博得了历史的敞亮。

其次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即使不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在余秋雨散文中，除了古代诗歌的引用以外，其他所引古文全部被作者翻译成了白话文，细心点便会发现，余秋雨在散文里并非单调地讲述历史事件，更不直引史书，而且绝对不是史书的白话文翻译（人物语言除外）。他的“讲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融入了自己的情结情感，借小说、戏剧等表现手法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如《道士塔》第二节的叙述：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敦煌文物被窃取这一历史事件毕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作者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只能从历史记载中了解，而文章中对王道士细微的动作神情以及思想的描写，完全是作者丰富的想象，突出了现场感——好像作者亲历历史事件一样。这便把“一般过去时”改成了“现在进行时”，强化视觉效果。 类似这样的叙述，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是较为常见的。以致这种写法引来了许多责难，被认为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散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孙犁、汪曾祺那样的“散文化小说”，既然人们已经认同不同文体技巧的互补互用；况且，余先生并未在散文中虚构历史事件，并没有违反散文的真实性要求（关于散文能否虚构问题近年来散文界又开展了讨论，讨论结果不言自明），只是对历史细节进行艺术化的合理想象，又何过之有呢？事实上，这种写法点铁成金，有利于深化主题，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笔者认为，对于文章品质的评判，不应受到作品社会效应的影响，还应立足于本文。

此外，余秋雨的散文还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抒情，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创作很重要的表现方式。现代散文艺术创作，不管是侧重“议论”还是侧重“叙事”，都不可背离“抒情”这一文体本性或属性。无论“议论散文”或“叙事散文”，缺少作者主观情感的介入，就会变成一种直白的说教和纯客观的呈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展到一定的深度，在市场观念的初步洗礼下，人们的精神出现荒芜，当时文坛，仅就散文来看，以往经典作家秦牧、杨朔等人的“国家民族话语”已经无法赢得读者的信任和感动。这时候，《文化苦旅》对人、人性和人格的关注无疑是一抹阳光、一泓清泉，作者注重抒情的质量，建构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现实关怀”的创作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说，为1993年在上海，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敲响了前奏。从报刊文章上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92年左右的几年间，全国无数读书人都在为《文化苦旅》中浓厚、博大的感情而感动。这种感情的抒发是个人行旅经验、情感体验和心灵体验的投入而带来的，是动人的，是艺术的，而非技术的。

总之，无论对话式议论，还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或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抒情，都是余秋雨以个人解读历史文化结果的表达，这些艺术方法的成功运用应该是其散文阅读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郭冬：《余秋雨散文简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2] 王萍：《论余秋雨对传统散文模式的突破》，《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雨的散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特征；文化忧患；戏剧色彩

谈及余秋雨必然会谈及其创作的散文。余秋雨的散文并不是纯文学，其更多的则是蕴含丰富文化特征。可以说，余秋雨散文最有价值的地方即是拥有丰富文化底蕴。正因如此，余秋雨先后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等，均受到读者 的一致好评。由于余秋雨散文的影响力较大，因此截止目前为止国内专家学者关于余秋雨散文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为让研究更具针对性，本文主要针对余秋雨散文特征进行研究。

1.余秋雨及其散文作品概述

余秋雨于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为我国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作家及散文家。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先后出版《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等戏剧著作。后来，余秋雨在寻求写作转型的过程中开始尝试写作文化散文。

正因如此，也从此奠定余秋雨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余秋雨创作的散文集包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每一部散文作品均蕴含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2.余秋雨散文的基本特征

那么，余秋雨的散文特征究竟如何呢？带着此问题，笔者对其进行浅要探析。

2.1叙述意识较强

叙述意识较强为余秋雨散文的典型特征之一。余秋雨于散文创作过程中，总是习惯于首先确立叙述原点，进而通过空间和时间的转移，将自身置于历史、地域及文化等三个不同层面，深情讲述“地域与历史”、“历史与文化”、 “文化与地域”三者之间的不同关系。在上述独特的三维叙述框架的影响下，余秋雨散文也拥有了更多丰富历史文化沉淀。余秋雨散文在叙述过程中往往追寻一种立体透视效果。刚开始他习惯于聚焦于一点，进而围绕此点“谈古”。而众观全文，其余下所叙、所述、所 抒，无不和历史紧密相连。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收录的散文大都如此。

2.2思考力度较强

余秋雨散文中包含有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余秋雨苦苦思考的情况下创作而来。由于思考力度较强，因此从余秋雨散文中我们才能看到将古与今的诸多情景汇于同一视野下的壮观场景。在余秋雨创作的散文《一个王朝的背影》中，我们可发现 ：他首先由承德避暑山庄为着眼点，进而对整个清王朝的盛衰进行思考。在思考中，他的空间视野极为广阔，时而避暑山庄，时而长城，时而木兰围场。思考中包含的人物不仅有大清朝皇帝，更有一大批文化人。阅读《一个王朝的背影》整篇文章，不难发现余秋雨在创 作过程中必然经过大量反复、深入的思考。

2.3散文语言凝练

纵观余秋雨的所有散文，我们均可看出：其散文语言大都是极为凝练的，普遍能做到言简意赅。余秋雨常常能够用非常凝练的语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不喜欢拖拉，更不喜欢废话连篇。正因如此，余秋雨的很多散文才被称为经典。例如，在其创作的《废墟》开 篇即如此写道：“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寥寥数字即凸显出作者浓浓的文化情怀。事实上，中今中外但凡是散文创作大家，其散文语言必定是极为凝练的，这也是余秋雨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散文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2.4蕴含文化忧患

余秋雨在散文中对中国文化也表现出浓浓的担忧，蕴含着浓浓的文化忧患。例如，在散文《十万进士》中，余秋雨对分科举制度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瘤疾和人格遗传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散文《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中，则对文化人格及文化良知进行阐述， 对不良文化人格进行浓重批判。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余秋雨也直观呈现中国文人的艰难文化心路历程。余秋雨的文化忧患从其创作的很多散文中均可看出端倪。由此可见，余秋雨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保护者和文化传承者。

2.5戏剧色彩浓厚

上述论述中提及到，余秋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其最初创作的文字作品也主要是《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等。可以说，余秋雨在戏剧研究方面具有极高造诣。正因如此，余秋雨在其散文创作中也不免会加入很多 戏剧色彩。例如，余秋雨在《酒公墓》中即浓缩讲叙了一个姓张的留学生坎坷曲折的一生。由于张姓留学生一生极为坎坷曲折，因此余秋雨不可能将所有情节均详细描述，于是便有了此篇散文“每一句话几乎都是一个情节”的典型特征。《酒公墓》之所以如此成功和优 秀，主要缘于其蕴含有浓厚戏剧色彩。这一点与余秋雨扎实的戏剧理论知识基础之间也存在紧密关联。

3.结语

综上所述，余秋雨散文具有叙述意识较强、思考力度较强、散文语言凝练、蕴含文化忧患、戏剧色彩浓厚等典型特征。上述典型特征也赋予余秋雨散文更多的可读性和经典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关于余秋雨散文特征的论述并不十分全面，在未来为进一步丰富，加 强研究深度。

参考文献

[1]李阳春.历史·文化·理性——余秋雨散文论[J].牡丹江大学学报，2023(05).

雨的散文范文第5篇

余秋雨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和散文家，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影响、极富儒家情怀的学者和作家。他的作品打破了传统散文的单一创作模式，使散文走向多元化、复杂化。更重要的是，余秋雨把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融入到散文创作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散文系列。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秋雨推出的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散文，都是透过重重叠叠的时间帘幕，去凝望、找寻遗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精髓，谛听隐藏在古老民族文化乐章中的不和谐音符。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源自余秋雨对社会责任和使命的自觉承担，也是中国学者文入古已有之的历史传统。

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余秋雨，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了他漫长的“文化苦旅”。从此，他的“苦旅”便与他的散文创作和文化活动如影随形。相依相生，这恰是余秋雨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的担当社会责任和使命的自觉意识。早在余秋雨先生从事戏剧研究的时候，就对现实社会中有关文化人的人格、现实生存尊严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进行了深切的关注和思考，产生了踏访祖先的脚印，寻找中华文化生存的精华与阴影的想法。带着对现实文化中令人迷惑现象的疑问，余秋雨先生走上了探求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与方向的漫漫征程。

面对漫漫五千年，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冲突，余秋雨先生抓住“历史意志”和“文化伦理”之间的矛盾，作为自己传统文化考察的重点。“历史的意志要求强蛮、突进、超越，文化伦理则要求端庄、秩序、和谐。两者都有充分理由却方向相反，互相牵掣，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结果成了千年厮磨的生死冤家，‘苦旅’之苦，即来于此。”余秋雨的散文以自己宽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态度，在解剖和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弘扬了中华传统精神之精华，触摸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隐痛，因而始终萦绕着浓厚的忧患感。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无不透出生命的气息和文化的“历史”反思。他以一个文化人的姿态，抒写着作家自己的性情与灵性，抒写着文化的“历史”。他把现实与历史文化溶于一体，在历史中追寻着文明，反思着人生，以一个文化人独有的心态，独有的方式抒写出作家自己心中的“文化史”，解读着文化的内蕴；以自己宽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态度，在解剖和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弘扬了中华传统精神之精华，触摸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隐痛，因而始终萦绕着浓厚的忧患感。余秋雨曾坦言“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在《道士塔》中，沉痛的民族自尊使余秋雨心中升腾出对祖国古老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失落的痛惜。积贫积弱的封建社会无力保护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为后代留下了洗不尽的耻辱。但新时代的敦煌研究学者自觉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莫高窟》似乎可以看作是《道士塔》的姊妹篇，凝望穿越历史风雨默默矗立的莫高窟，余秋雨深感中国文化遗迹的历史的层累性和“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禀赋”。他以为“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面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奇迹，余秋雨被深深地折服，他不由得感叹作为个体的人，只能“身不由己，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面对着一处处历史文化遗迹。余秋雨无法使自己像一个普通的游客那样轻轻松松徜徉在山水之间。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他始终在思考、在求索。余秋雨透过坡、柳宗元、朱熹等历代文化人的坎坷命运，透过莫高窟、岳麓书院等文化古迹经受的历史风雨获取的启示。又未尝不是对现实状态的暗示。他的悲凉之思代表着当代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对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真切感悟。

事实上，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对人与土的亲缘关系的强调，是把家乡的土地视为养育人的根本。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不仅影响了知识分子如余秋雨对于土地、对于家乡与自我的血缘关系的哲学思考和生命体认，同时对社会心理也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所谓“报本返始”、“落叶归根”就是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具体表现。在余秋雨的笔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一种压抑不住的生命意识的流动。在写下了一系列历史文化散文后，余秋雨反而告诫读者：“最有意义的旅游，不是寻找文化，而是冶炼生命。”他说：“艺术的真正大气。产生于绝境。这种绝境倒未必是饥寒交迫、生老病死，而是生命中更为整体的荒漠体验和峭壁体验。放逐、撕裂、灭绝、重生，这才有彻心彻骨的灼热和冰冷，这才会知道人世间最后一滴甘泉是什么，最难越过的障碍在哪里。于是，开始有了生命的气势。”这是他对生命，也是他对艺术理解的新境界。面对浮躁的当代社会，余秋雨始终如一地保持了探究历史文化底蕴的信心和笔力，坚持通过自己的散文承担弘扬民族精神、浸润社会环境的责任。虽然人们对他的创作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他在散文中表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则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