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范文第1篇

  最新读《余秋雨散文》有感

  余秋雨先生是当今出镜率很高的一位文化名人，也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大众人物。作为余先生的同乡，我深为其儒雅的外表、博厚的知识、犀利的谈吐所倾倒和折服，也为其受到的苛求和责难而忿忿不平。文人相轻，历来如此，但作为一个敢于用生命探索文化，一个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的文化名人，他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文化人的一种追求，余先生却是视“行万里路”重于“读万卷书”的一位苦行僧。15年来，余秋雨以长途旅行的方式实地考察世界文化，先后完成了以考察中华文明记录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考察伊斯兰文明记录的《千年一叹》以及西方文明记录的《行者无疆》，从而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三大文明的关注和考察。捧读余先生的这几本游记，始终满怀着崇敬和虔诚，不仅是余先生的著作使我徜徉于世界文明的浩瀚海洋，领略东西文化的博大灿烂，更重要的是余先生用徐霞客式的动态学习方式颠覆了我们传统的静态学习方式，启迪了我们向自然学，向实践学，用脚步和五官去探索世界的学习取经理念。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是学习的途径和方式，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非要分个孰轻孰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崇拜读书者，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崇拜实践者，认为“实践出真知”、“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笔者以为，在中国现行的僵化教育体制下，“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值得推崇和倡导。认真审视中国的教育学习模式，“读万卷书”几乎已成为现代人获取知识、提升能力的唯一途径，“读万卷书”使大家习惯了对书本理论的膜拜和认可，却束缚了人类原有的主动探索创新的本能，“行万里路”可悲地弱化成为商业化的休闲和消遣。因此，在大众的印象里，读书就是求知，旅行就是休闲，“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成为完全割裂或对立的两种行为。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游记散文，并亲身效仿体验余先生的文化苦旅，欣喜地感受到了探索后的甜蜜和快乐。原来，美景需要欣赏和发现，文化需要探索和咀嚼，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文字记录感受，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学习，也是一种其乐无穷的享受。

  阅书如阅景，阅景如阅书，带着思考去阅读风景和文化，会收获一种全新的知识，这是耕耘的快乐、探求的快乐。

  最新读《余秋雨散文》有感

  读秋雨散文，就如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秋雨的心是年轻的，他的心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因此他的人生应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中的“阳关雪”，他对对待敦煌文明隐没的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个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该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有老人的睿智，有儿童的心情，方有正视历史的勇气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读完，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折服，他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而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太浮浅，甚至落入俗套。在上节课谈到写作风格问题，于是还是想起余秋雨，也参考诸多对余秋雨写作风格的评论，也略加自己的一点浅见。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张力，富有文采。

  最新读《余秋雨散文》有感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文笔很有特色，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章。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的文章并不多。

余秋雨散文范文第2篇

其文化散文以其学者的独特视角，独到的表现方式以及深沉思考得到高度评价。

余秋雨散文评价

1.余秋雨在类似《道士塔》《阳关雪》《上海人》《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散文中，所表现的诚然是一种“感性体验”，同时又包容着他的理性思辨。他的“感性体验”发自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典章经籍、山川风物、世俗人情的领略、体悟，他以双重文化人格对它们予以谛视与观照，既是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积淀文化传统基因的大学教授，又是受西方文化思潮碰撞、为当今改革大潮与商品大潮所拥抱的现代人。于是他以继承文化传统、又批判文化传统的悖论，导入他的审美观照，因而生成某一种文化的与哲学的焦虑，一种浸濡历史沧桑感的困扰，以及走出困扰的使命意识，即他自己所称谓的“文化苦旅”。其实这正是余秋雨既与历史“撞击”、又与现实“撞击”，既欲走出历史、又欲走出现实的思想的“苦旅”。(吴周文《90年代:中国散文现在时》)

2.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境界上，还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有很强的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于是，一处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最终由文化而透显出民族的存在状态。就这样，余秋雨的散文终于摆脱了以往40年散文的樊篱，从“小体会”“小摆设”“小哲理”等小家子气的审美规范中走出来，树立起了一座真正高大独立的主体形象。……余秋雨散文中鲜明的主体意识固然来自作家渊博的文史知识和良好的文学天赋，但如果只靠这些，也只能写出掉书袋式的怀古悼亡之作，决不会将一座“精神道场”弥漫于天地之间。因此，真正纯净的主体意识，需要对历史的洞察，对现实的忧患，对未来的执着，对人生的定力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借用先贤的话说，就是要摆脱“小人儒”而达到“君子儒”的境界。余秋雨的散文对俗常生活乃至社会政治层面上的东西已无所关注，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历史进行着极其深切的眷顾，其中的欢愉、忧思、欣慰、苦恼都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紧密契合，与当前处境中的高尚与卑微、深刻与虚浮息息相关，由此而构成了散文的多维结构立体化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以其丰富、高大和纯净的特质把当代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如果说余秋雨从人生的角度给出了文化以丰富生动形象的涵限，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话，那么立于民族、国邦角度的关切，则是宏观上对文化的构架。

这种关切体现于作者把祖国山水、民族感情、华夏文化三者交融浑然为一体。他视文化为民族的魂灵，把对民族的情感又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遗藏联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难，“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何止是几箱文物被运走了，作者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着。

透过余秋雨散文把祖国河山、民族情感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的形式，我们会看到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们仿佛看到作者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那凄切的乞求和呼唤，不仅仅要保存莫高窟的文化遗产，而且更深刻地蕴藏着爱国的内涵。

……余秋雨的苦旅“文化”，不仅有着强烈的人生感、民族感，而且更富有历史感。余秋雨散文的精邃的思辩、丰富宏魄的内涵，都导源于他的渊博精湛的史家修养。他的“文化”所富有的历史感，并不是对过去僵死的白描，而是把历史作为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用文化把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在他那里，文化如同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滚滚浪涛，推动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

作者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之上来看待文化，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文化和历史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悠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自序》）。《莫高窟》一文中的描述更具典型，“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历史的韵味可谓浓矣!《莫高窟》一文哪里是对文物古迹的欣赏，实在是对中华几千年沧桑历史的活生生的再现。他从画像的色流中，竟将几千年文明看了个玲珑剔透。历史在他那里与文化相结合，便没有了冷漠和严峻，历史的生气驱除了“文化苦旅”的单调和干枯，呈现给我们的则是活泼与洒脱，或许这也正是“文化苦旅”津津有味的原因之一吧！（张昭君等《血凝·精灵·积淀──〈文化苦旅〉的文化观》，《社会科学探索》）

4.余秋雨走出了书斋，走出了都市繁华，一个人，悄悄地，从秋风塞北到春雨江南，一任唐朝的风沙宋朝的烟尘的扑打，又黑又瘦，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鲜活血脉，而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发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这是真正的大忧患大悲怆，说是历史的泼墨一点都没夸张。你看整个“文化苦旅”，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大西南的武侯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南洋的垒垒丛冢。起初，你还会拥有一份自豪，一丝安慰，因为我们毕竟拥有过一个大唐盛世以及大唐盛世所创造下的辉煌的敦煌文明，尽管后世不肖子孙是如何地把她糟踏了。接着你便感到了寒冷，因为文人的孤魂野鬼出现了，慢慢地你会沉默，你会忧伤，你会呜咽，最后面对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却不再操华语的异乡故人，你能不悲鸣?中国的文化啊，难道你真的就断送于此吗?难道你真的最终也像古埃及、古希腊一样文明沉沦了吗?不，不会的！

《道士塔》《莫高窟》应是劫后的苏醒。《阳关雪》则早已跳出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圈子。《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时对今上海文明又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小市民”“大市民”的概念。

余秋雨是那种乐意把笔浸润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关注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的文人，经历着山一程、水一程的坎坷，领纳着风一更雪一更的寒冷，这里面怎能没有沧桑?一座破旧斑驳的牌坊，一堵朱红剥落的庙宇的断壁残垣，一条海岸边被风霜侵蚀的废船，那是岁月的层层结痂的痕迹，那是岁月无声却残酷的铁蹄，人类所无法承受的无奈。在这里，沧桑成了一种人文景观，该需要多么高品位的审美心境啊！(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

5.《道士塔》中，当我们随着作者愤懑冲激，也意欲随作者横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强盗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车队时，忽然又被作者“拦下了车队，又怎么办”的提问所震慑，情感的痛苦转瞬间转为思想的痛苦。

余秋雨散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苦旅》 文化精神 文化意蕴

“人文”，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关怀是作家将人生、社会、艺术现象当做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主义于它们自身历史的递变，表现出对积淀在现象中的历史文化质的追索。“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反思中，重建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已经是文学创作中的共同认识。余秋雨以现代人文精神为参照系，观照历史事件、历史景观和历史文化风韵，进行历史文化题材的自我内省，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主体关注意识和新的创作趋向，使历史文化题材得到丰富和深入的拓展。在历史文化题材的人文关怀中，探寻中华民族生存的本源，以史为鉴，启迪后人，引发对主体的关注是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他的散文《都江堰》中这样写道：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怎样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残壁断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狂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的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如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潺潺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了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李冰这样的人，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1]

人类特有的禀赋之一是能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想想自己的先辈，体会现在，设想未来。人除了生长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还在人类特有的文化环境中繁育自我的心智和灵魂，在接受教育和成长的同时，也认同着一种称作“根”的人文生态。人类精神溯源的本性在散文中抒发出情真意切的对历史文化的或褒或贬，抑或继承与弃除的强烈渴望。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和国际交流的日益丰富，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速，旧城改造，城市拆迁，拆了建，建了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利了一代，害了百代的工程屡见不鲜。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精神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余秋雨在《都江堰》一文中给出了明确答案。这足以证明他的散文的历史文化意味和极大的历史文化责任感，更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一面，送给那些想为民造福，为民办实事，但事与愿违，把事情办到极端的人。以史为鉴，那些急功近利者，必将遗臭万年！这是忠告，也是启示，更是作者对世人，对历史文化的最亲切得人文关怀。

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修缮，开发与保护，对废墟的存与毁，抑或开发利用是余秋雨文化散文中人文关怀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2]“阳关坍驰了，坍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3]“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中国是穷，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已得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4]“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那个洞窟跟前。”[5]“就这样，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地运到了国外。”[6]“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哪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7]也正是人微言轻，无官无职，一介书生，就算“匹夫有责”，也只好作罢。一味听任王道士之类面对暗乎乎的敦煌壁画“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也算抢救文化遗产。“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就由他们来吞吐了！翻阅余秋雨历史文化题材的散文，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关切，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护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作者希望“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走向民族崛起的未来。“废墟不会阻碍街市，妨碍前进”，相反，“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由此，我们看出作者提出的“废墟的留存”，是以全体的生命和无生命和谐共处为理想，批评了工业文明导致人对自然的，对历史古迹的背离和破坏。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把通常是面向过去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情节置身于现代文明精神结构的构成因素方面，因而开拓了历史文化题材人文关怀的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标立了后人审视历史文化、开发历史文化的新境界。

与历史文化题材有天然联系的是关于广泛地传承于民间的关于民间艺术与民间文化的人文关怀。当前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活群体的边缘状态引起了余秋雨先生的密切关注。其中《贵池傩》、《江南小镇》、《笔墨祭》是其中几篇深刻之作。在《贵池傩》一文，从作者对傩戏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为了生存，傩祭傩戏中又相当一部分内容迎合民间的庸俗，但它们的根本生命力还在于表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作者沉甸甸的人文追思溢于言表。任何民间艺术都表现出一个民族一方地域环境中一种群体的生存需求，反映着人们对于人世善恶、美丑的价值评判。作者通过贵池傩去发现民间艺术蕴含的人文核心内涵，同时也提出了民间艺术、民族文化有一个与时俱进、自主创新，不断改进繁荣的问题。正如作者在《贵池傩》一文中所说：“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鲁莽，在这里才找到摆脱得起点？”[8]

余秋雨散文范文第4篇

1、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泻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任性赌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2、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青春冲撞沉淀成了雍容华贵，连繁重的社会责任也有可能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

3、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构成了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山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什么，上了高峰又抓住不了什么。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4、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5、最可怕的是，谁也没有断奶，而社会上又没有那么多上好的乳汁，因此开始了对各种伪劣饮料的集体吮吸。在一片响亮而整齐的吮吸声上面，是那些爬满皱纹却还未苍老的脸。

6、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杰出的哲学家都在中年完成了他们的思想体系，便是证据。

7、中年人的坚守，应该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失踪了，昨天的敌人无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

8、到了该自立的年岁还不知道精神上的自立，这是中国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剧。

9、习惯了郁闷的，只能延续郁闷；习惯了卑琐的，只能保持卑琐。而且，由于暮色苍茫间的体力不支、友朋散失，郁闷只能更加郁闷，卑琐只能更加卑琐。

10、中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老年。

11、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12、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13、天天期待着上级的指示、群众的意见、家人的说法，然后才能跨出每一步--这是尚未精神断奶的标志。

14、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静下来的周际环境和放慢了的生命节奏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15、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

16、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

17、只有在中年树起独立的桅杆，扬起高高的白帆，唱出响亮的歌声，才会有好风为你鼓劲，群鸥为你引路，找到一个个都在欢迎你的安静港湾，供你细细选择。

18、但是，我们无数次看到了，一个窝囊的中年抵达不到一个欢快的老年。这正像江河，一个浑浊的上段不可能带来一个清澈的下段。

余秋雨散文范文第5篇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

这里余秋雨用了一个相当偷懒的手法，也是当代许多作家常用的、几乎成了通用的手法，那就是回避直接描写对象。懂得这一点，才算得上是文学写作的内行。然而我们一些论者、一些资深教师，甚至教授对此却常常讲些外行话。每逢分析到经典杰作之时，往往归结为作家善于观察之类。以为有眼睛看清楚了，有了真情实感，语言就随之而生。殊不知语言和人的感知和情感并不对应。首先作为听觉声音符号，不要说视觉的颜色、嗅觉的气味、触觉的冷暖无法传达，就是表达声音的词也是不完全的，所谓象声词，其实也并不像。例如，汉语里羊叫是“咩”（mie），而英语里则是“baa”；大笑，在汉语里是“哈哈”，而在俄语里则是“3axaxaTb”，读音用汉语拼音来拼则是“zahahadaqi”。俄国有一个关于语言的谚语：“不是蜜，但能粘住一切。”其实，语言不能粘住一切，用来表现音乐的优美旋律就无能为力。因为语言不能表现音乐之美，才有了五线谱和简谱。白居易写琵琶女演奏之美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如果真把“急雨”“私语”和“银瓶乍破”“铁骑突出”都用录音机录下来，那将是一连串刺耳的噪音。但这并不妨碍白居易的诗句成为美的经典，原因乃是语言虽不能直接指称音乐，但是，作为象征符号，借助约定俗成的功能，可以唤起美好的经验。语言符号并不直接指称对象，而是唤醒经验。从这个意义上，余秋雨说“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不但是句老实话，而且涉及了语言的局限性，同时又涉及了语言的优越性。这里就存在着一种规律，简单地说，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声音符号，只要能唤醒、调动读者经验的，就是好语言。

余秋雨自知，写三峡要和古典山水散文最高的杰作相比，是不明智的，所以干脆宣布，在词汇上下功夫是吃力不讨好的。当然，这样的说法并不太周密。当代作家关于三峡的自然景观并非没有杰出的描述。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在模山范水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他的长处在于将自然景观的描绘与政治抒情、鼓动结合起来。这显然不是余秋雨所长。

不以自然景观打动读者，以什么东西取胜呢？这样的问题，只能从文本中寻求答案。

文章的题目是“三峡”，一开头，余秋雨却没有写三峡的奇山异水，而是花了相当的篇幅写他少年时代对于李白写三峡之旅的诗歌《下江陵》的误读。接下去，还是没有写三峡，而是写在白帝城的广播中听到京戏《白帝托孤》。一首李白的诗、一出有关刘备的京戏，这和三峡的壮美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刘备和李白两个人根本不相识，相隔五百多年，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可能把他们在文章中有机地联系在统一的情思中呢？

余秋雨的创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刘备和李白联系起来：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

第二，把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方法是很有讲究的。目的是联系，但没有直接联系，余秋雨就反面着笔，把二人对立起来，放在矛盾的两个极点上――情诗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二者是对立的，没有联系，但是，都发生在白帝城，于是联系起来，对立面就构成了统一体。如果光是这样，就肤浅了。

第三，余秋雨在进一步的生动阐释中，把这两种关系，在空间上拓展开来――不是白帝城，而是整个“华夏河山”：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

这就不仅仅是李白和刘备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历史了。

第四，这么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和三峡的自然景观怎么联系起来呢？余秋雨的神来之笔就在下面这一句上：

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三峡的自然景观终于出现了，但是，对它的描述很简约――仅仅四个字（滔滔江流），可是并不单薄。因为，这里的内涵并不是自然景观的内涵，而是具有文化历史的性质。滔滔的江流发出的声音不是大自然的，而是人文的。这是两个主题――诗情与战火――生命和死亡，这二者是矛盾的，因而，江涛之声被赋予了“争辩”的性质。这个争辩的性质，也是余秋雨所理解的中华文化性质。

第五，余秋雨写的是散文，但，这不是散文式的写实，而是诗意的想象。余秋雨写到了三峡的自然景观，但是，意不在自然景观而是以人文景观赋予其内涵，对自然景观，加以人文性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是对中华文化历史内在矛盾的高度概括（对自然美的崇拜和对政权的争夺），其中包含着深沉的智慧。这样，余秋雨在《三峡》中，就把诗的激情和散文的智慧、把文化历史景观和自然景观，水融地结合成艺术的形象，让情感和智慧交融其间。

余秋雨笔下的历史文化景观，是以刘备和李白为象征的矛盾的永恒的斗争。对于大自然的朝觐，当然是生命的享受，但是，争夺政权则免不了要“尸横遍野”。余秋雨散文向来以生命作为价值准则，他既肯定华夏河山，“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然而，对于刘备的事业，余秋雨也并不简单地否定：“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注意，这里并不单纯是“熄灭”，同时也有“燃亮”。这说明余秋雨智性的严密。就是封建统治者集团中的人物，也并不是没有生命的火光。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他的价值重心在于诗人的生命、文化的生命。在他笔下，李白式的诗人的生命才是自由的，虽然他认为他们写诗“无实用价值”。但是，他们“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呢？在余秋雨看来：

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就是说，虽然争夺政权的帝王和诗人一起构成中华文化历史的内涵，但真正不朽的，并不是那些显赫一时的权贵，而是诗人。余光中的诗，把诗人李白的重要性强调到这样的程度：“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凭这些句子就可以把余秋雨的核心思想归结为“文化中心论”。这种思想，是不是过分天真？是不是符合实际？这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因为余秋雨说过，他把已经弄明白的思想交给课堂，把可能弄清楚的思想交给学术论文，而不十分清楚的交给散文。这就是说，在散文中，他是比较自由的。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情感的审美价值，较之实用理性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超越理性的空间。

文章写到这里，情感是放开了，思想的领域是扩大了，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离开了三峡的自然景观。如果就这么写下去，讲诗人的永恒价值，与文章的题目“三峡”毕竟不太合拍。下面要分析的是，余秋雨如何把诗人的生命和三峡的自然景观紧密地结合起来：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一到白帝城，便一振精神，准备着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

对三峡自然景观的描写和对历史文化的思索在新层次上水融地结合在一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结合中，余秋雨对于自然景观并不太愿意多花笔墨，几乎非常草率地一笔带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每一个峡谷都浓缩得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他注重的是沿岸的人文景观。到了王昭君故乡，他发了一通议论，说她远嫁匈奴，终逝他乡：

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

这是用三峡的历史文化人物性格来阐释三峡自然景观的特色，而经过屈原故里，他的议论是：

也许是这里的奇峰交给他一副傲骨……

这里显示出来的倾向，则是用三峡的自然景观（险峰）来阐释三峡出来的文化历史人物（屈原）。综合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的艺术追求就是把三峡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物的性格进行相互的阐释。这样的阐释是充满智慧的，又是充满诗情的，这就使得他的散文不但富于情趣，而且还富于智趣。也正是这种情智交融的趣味，使得他超越了中国古典散文情景交融的传统，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种情智交融的空前广阔的艺术天地。

在现代文学中，山水游记散文，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五四”时期，现代散文被周作人归结为“叙事与抒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叙事与抒情几乎成了游记散文的潜在的规则。诗性的美化、审美的抒情成了唯一价值，情趣成了不约而同的追求。此倾向走向极端就难免作茧自缚，甚至趋向滥情、矫情。余秋雨对当代散文的贡献，就在于对此倾向抗流而起，突破了对自然景观的美化和诗化，另辟蹊径，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进行智性的相互阐释，创造了一种以文化人格批判和建构的文化散文风格。此风一开，文化智性散文蔚然成风，遂取抒情主流而代之。

当然，在余秋雨声誉日隆之时，严厉批判余秋雨的思潮随机而生。他一个人写文化散文，引来了十倍以上的敌人对之“咬文嚼字”，甚至闹到出书“审判”的程度（指的是《审判余秋雨》一书，作者注）。但，余秋雨没有被攻倒，原因就在于，他在文化人格的建构和批判上，在艺术情智交融的开拓上，为中国当代散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余秋雨被报刊炒得风风火火的主要“罪状”乃是所谓“硬伤”，其中不免有些吹毛求疵。本来，和他的贡献相比，那些小毛病、小“硬伤”微不足道，但是，余秋雨对那样明显的失误，一概讳疾忌医，这就引起了更大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