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当代小说和电影改编之间的历史关系几历浮沉，由中国当代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曾经创造了“第四代导演”、“第五代导演”的艺术辉煌。随着90年代以来小说世俗影响力的滑坡和中国电影商业性因素的增强，第五代导演的小说情结逐渐淡化，而第六代导演反求诸己的自传体情绪的表达又使得他们与当代小说保持了某种自觉疏离。另一方面，小说家和电影之间的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共生共长，文学性、商业性、电影性三者的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状态。学术平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家和电影的关系较之80年代有了很多微妙的变化。急于介入电影行业和试图抽身而出的小说家构成了电影改编领域新的时代景观。以往研究者多关注作家“触电”所引发的小说家和电影创作的联姻，实际上，导演对当代知名小说的疏离、小说家与电影的精神对立已经成为90年代后期以来重要的文化现象。分析这一文化现象，对于反思有着悠久文学传统的中国电影和当代小说、小说家存在怎样共生或抵牾的关系，透视当代小说家对待镜像文化立场的差异和变迁，觇见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和电影的双重困境和突围，将具有颇为重要的学术探讨价值。

一、小说改编与中国电影

作为艺术门类中与科技手段、商业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现代综合艺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纠缠在与其他艺术关系的辨析和梳理之中。对于非音乐片和纪录片的电影来说，其核心价值是否可以通过音乐、造型等因素得以体现？电影的最高境界是否存在哲学、宗教或者文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这些问题在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后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随着电影的剧情、台词等文学性因素要求的相应增强，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和文学家对电影的介入被看作是提高电影艺术水平的必要手段，这一点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尤为突出。可以说，凸显和廓清电影与戏剧、小说、文学剧本的联系构成了中国电影理论史的一条主线。后于文明戏而起步的中国早期电影经历了从无脚本到精心构思剧本的过程，所谓“影戏”、“镜头文学”的提法以及受苏联电影理论的影响而形成的文学第一性、电影第二性的观念深入人心，忠实原著一度成为评价电影改编的最高标准。在80年代有关电影独立性等问题的讨论中，虽然分歧较大，但重视电影剧本改编质量的文学性前提则为众人所认同。

在以影戏为核心美学范式的中国现代电影发展史上，介入到电影事业中并参与编写剧本的现代作家以鸳鸯蝴蝶派文人、新感觉派和左翼剧作家为主，故事性被看作是电影的第一要著，戏剧被看作是对电影意义最大的艺术形式，其与电影的形式美学差异被同化。导编合一的创作队伍又使得新文学的小说成就没能通过影像文化得到很好的阐发和扩展。新文学的小说创作与电影剧本写作处于相对疏离的文化状态，虽然夏衍先生在1938年就曾说过：与其说电影和戏剧相近，不如说是和小说相近，并身体力行地将《春蚕》等新文学名著搬上银幕，但小说创作对现代电影的显在影响不够充分，这一点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改编形成明显反差。以革命历史、革命战争和农村题材为核心的十七年小说创作极大地促进了建国后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小说与电影的互动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事业最为夺目的景观。《青春之歌》、《红旗谱》、《李双双》等十七年小说的电影改编虽然充满意识形态的传声意味，但电影语言的艺术实验不无历史价值。

新时期以来小说和电影的相生相荣有目共睹，中国电影的文学性传统和电影导演的文人气质使得新时期的电影艺术与西方电影相比获得了更为民族化的自觉展现。80年代的优秀小说如《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如意》、《高山下的花环》、《人生》、《黑骏马》、《孩子王》、《芙蓉镇》、《美食家》、《浪漫的黑炮》（片名《黑炮事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黑的雪》（片名《本命年》）、《老井》、《红高粱》、《红粉》、《妻妾成群》（片名《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一系列作品均成为新时期以来广为关注的影片，所谓电影的“王朔年”、“刘恒年”之说凸显了小说和电影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密切关系。新时期优秀的小说原著赋予了电影起点较高的故事、主题、人物和意境，导演由此生发的影像创造就有了相对较为完整深刻的文学基础。一些曾经奠定中国现代文学辉煌的小说也重新受到电影艺术家的关注，借助新时期文化启蒙解放思潮和文学审美观念的重新确认，《阿Q正传》、《包氏父子》、《边城》、《春桃》等现代文学名著经过电影导演的影像再创作，重现了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二、第五代导演：小说情结的生生灭灭

以谢晋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特别关注当代小说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人道主义诉求。执导过《香魂女》、《本命年》、《黑骏马》的导演谢飞曾说：新时期以来，我的创作一直是随着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起伏。在第五代电影导演中，曾经是诗人的陈凯歌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有文学修养的导演。他的作品，如《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等，文学底本的自身价值成为其电影改编成功的重要逻辑起点。成功将大量当代优秀小说改编成电影并多次获得国际大奖的张艺谋曾对当代小说有过很高的评价：“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离不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1]“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我喜欢的作家很多，像莫言、刘恒、苏童、王朔这几位我所合作过的作家，我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作为我的电影的文学母体，在表现文学走向的同时也引导了电影的走向，所以你要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或者我个人风格的演变，可以看作家们将来的变化。”[2]

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改编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当代小说逐渐退出了他们的创作视野，如果说电影《幸福时光》只保留了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中一个“公共汽车壳子”而过多偏离了小说原有的内涵和气氛，《我的父亲母亲》还算有一个最初的文本，到了《英雄》、《十面埋伏》，张艺谋开始热衷于由自己创意而铺陈出的电影脚本，将他特别擅长的视觉处理演化到极端，甚至为了弥补他的电影故事性不足的缺陷，张艺谋决定聘请邹静之为其打点剧本，对当代小说曾经的信任和依赖一去不返。陈凯歌更是以《温柔的杀我》、《和你在一起》、《无极》等影片宣告对中国当代历史镜像叙事的终结。“第五代的创作问题不可能从迷恋过去、失掉与当代中国现状的联系这样一个简单的批判和总结中得到解决。不乐观的地方在于，它的解决需要第三世界民族电影的共同探索，更得期待中国当代文化的创造力的调整和再聚。对于一个与当代文学有着密切关联的第五代创作而言，文学的萎缩对它也并非没有影响，可以说他们对题材的选择仍旧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范畴内。”[3]280也许这种评判不再适用于新世纪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走向。80年代有关电影文学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问题曾引起较为广泛的争论，针对以文学尺度来衡量电影艺术的观念，邵牧君等人以西方电影艺术发展史为参照，力主电影与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的疏离，淡化电影文学剧本对电影拍摄的掣肘之用，提倡更多体现导演思想意图的欧洲主流的“作者电影”，以免电影艺术沦为文学作品的注脚和附庸[4]。作为第五代三驾马车之一的导演田壮壮也许是个特例，他的作品《猎场扎撒》《盗马贼》《蓝风筝》《茶马古道》并不取材于当代知名小说。田壮壮试图从历史文化思潮的褶皱里寻找不依赖文学而独立存在的镜像记录功能，他一直在当代电影的喧嚣之外，也一直坚守了最初的电影理念。

在今天，电影的独立地位和独特魅力已毋庸置疑，但电影需不需要文学的讨论仍无法止步。尤其对于跨越当代多重文化思潮且活跃于电影创作的第五代导演，对文学的钟爱与依赖、摆脱文学束缚的焦虑和现实创造力的衰退使他们的电影观念较之第六代导演处于一个更为尴尬和暧昧的状态。

三、第六代导演与当代小说的告别

在不同程度地经历精神阵痛之后，与80年代文化喧嚣中的明亮相比，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化出现了多元共生也更为清浊难辨的时代气韵。当第五代导演正遭受辉煌与失落双重刺激并试图进行艺术转轨之时，一群90年代毕业于电影学院，后来被命名为第六代导演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们几乎完全不同于前辈的电影实验之旅。贾樟柯、娄烨、张元、王小帅、章明、管虎、陆川和他们的《小武》、《苏州河》、《北京杂种》、《东宫西宫》、《冬春的日子》、《十七岁单车》、《巫山云雨》、《头发乱了》、《寻枪》等关于残酷青春和都市漫游者的地下电影，在国际获奖和国内禁演的媒体报道中，悄然改写着国人的电影观念和西方影界经由第五代导演镜像所建构起来的对中国电影的想像和期待。80年代文学和电影所共同塑造的历史隐喻式的中国镜像场景：庭院、姬妾、黄土、霸王、土匪、红灯和红辣椒不见了，基于青春往事中的琐屑欲望和平静生命中的迷惘与寻找，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女杀人犯（《过年回家》）、精神病人（《悬崖》）、吸毒的演员（《昨天》）、人生游离的同性恋（《东宫西宫》）、非常态的行为艺术家（《极度寒冷》）、无限寂寞的小偷（《小武》）、同样执拗悲哀的少年《十七岁的单车》，构成了中国电影对现实和人性思考并呈现的全新谱系。这些以先锋姿态崛起于影坛的导演们试图超越电影艺术与文学样式和审美风格的同构历史，突破第四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情结并由此建立的电影发展屏障，有一种急于表达自身情绪和电影理念的冲动，所以他们的处女作几乎都不依托现代或当代的有名小说，长篇小说不可能被纳入视野，连最适宜改编成电影剧本的中篇小说也极少考虑，一些由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只是借助其中少许因素而进行了大量的重组和重释。和前代电影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更具有影像风格，情节简单、台词少、蒙太奇悬置、开放式的结尾和无限可能的人物命运，使他们的电影具有强烈的艺术实验气质。“独立制作的低成本艺术电影如英国丹尼·博伊尔《猜火车》、丹麦的‘道格玛电影小组’的《黑暗中的舞者》所创立的纯粹个人电影的新范式对当代好莱坞主流电影和欧洲传统的作者电影形成挑战，”[3]285也影响了中国新一代电影人的创作观念。随着DV机等手提摄像机和个人电脑工作平台及相关软件的发展，电影创作的个人化色彩会越来越显著，王家卫无电影脚本式的自由风格成为某种时尚，流行于各高校大学生电影节的DV作品是这一倾向的重要标志。

然而同处于一片社会文化天空之下的各类艺术，其精神指向总会有避之不及的契合，第六代导演回避了第五代对80年代启蒙与寻根文化思潮的共鸣，却与90年代文学中边缘生活写作的精神倾向达成不约而同的一致。由于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明显的企业化性质，创作过程中很难真正排除掉商业的影响”[5]，加上中国导演还缺乏欧洲电影大师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电影创造力，在现代都市类后现代景观的语境中，规避了民族寓言的模式的第六代“实际上就面临更多的落入模仿与类型、窠臼的危险，寓言上的深思熟虑与故事契合就是一个问题。”[3]285所以当自身经验资源被不断叙述、重构后，其形式的艰涩和内容的苍白就会造成致命的缺陷。贾樟柯在完成《故乡三部曲》之后的《世界》在威尼斯电影节被惊呼看不懂而铩羽归来。影片的“flash”拼贴并没有实现电影语言创新的预期构想。对纪录片情有独钟并不断实践的年青导演多不善于讲述流畅的电影故事，张元的《绿茶》、《我爱你》和娄烨的《紫蝴蝶》徘徊在艺术片、文艺片之间的含混之举，使其同时丧失了二者可能具有的电影吸引力。在第六代导演中，霍建起和姜文较多地承继了第五代导演的文学视界，注意从小说的语言架构中寻觅电影的改造起点，在生命经验和文化审美上呈现了较为宏大的叙事结构，也显示了所谓第六代导演构成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由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受到赞誉也说明新生代导演与当代小说的精神联系还无法终止。

四、小说家和电影之间的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

在西方电影发展史上也曾经历小说与电影孰优孰劣的争议，在早期剧情片时代，作家认为电影不能像小说那样“充分表现思维状况的活动”，因而艺术价值不大。但60年代以来，由于阿伦·雷乃、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等电影大师侧重于描绘人物内心世界的影片获得成功，用“有无隐喻”来衡量小说与电影的本质差异不再适宜。西方电影和小说的艺术发展史并不构成同步关系，尽管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和诗人曾在电影中实践了他们的艺术理念，象杜拉斯这样的作家对电影改编的参与促进了电影语言的现代转型，《铁皮鼓》、《秘密》等作品能够在文学界和电影界获得双赢，但西方电影史上的经典电影和经典小说的关联并不显著，伟大小说改编的电影和伟大电影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落差。而三流小说拍成一流电影的观念和事例在电影界则相当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俗小说对西方类型片的意义也许更为重要。小说家面对电影的态度常常比较轻谩，托马斯·曼说：电影不是艺术，是生活。弗吉尼亚·沃尔夫甚至认为卓别林的影片象挤奶姑娘一样令人感到单调腻烦。20世纪的文学大师如海明威、德莱塞、福克纳、奥尼尔等人都曾受雇于好莱坞，但都声称电影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在经济方面，电影未曾影响他们的创作[4]。

中国小说家和电影的关系比较复杂。当代小说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当代电影也提高了当代小说家的知名度，王朔、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北村等小说家的备受大众关注均和其作品的电影改编和电影宣传有关。在这个所谓的读图时代，文字退居次席，图像僭越为文化主调。当代社会从“话语”的文化转向“形象”的文化“与中国当前的小康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总体性密切相关，反映出眼睛从抽象的理性探索转向直接的感性的深刻变换。”[6]电影所带来的现实利益使得许多作家不仅投身于影视的导演、编剧和策划等工作，更热衷于“视觉化写作”，极力在小说创作中表现适宜影视改编的元素，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小说家面对纸笔的独立身份，有人称为“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尤其是80年代后作家与影视的亲密结合，实际上对小说创作不无隐患。在具体的电影改编（包括专门为某个导演写小说）实践中，电影的特殊要求和艺术之外的现实因素使得小说家很难在镜像艺术中实现小说的文学精神，再加上有些电影的改编效果并不理想，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家对电影的艺术期待，所以当代很多小说家，特别是有电影改编经历的知名作家，都明确表达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电影之间的不妥协立场。曾经感叹“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的莫言多次说到：写小说时自己是一个皇帝，而改编剧本时是一个奴才。他撰文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写小说就要坚持原则，决不向电影和电视剧靠拢，哪怕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两个人读得懂，也不要想着怎么可以更容易拍成电影。小说跟电影、电视剧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点上契合，生出一个作品。我的态度是，绝不向电影、电视靠拢，写小说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7]

小说《手机》被冯小刚包装成贺岁片推出后，著名作家刘震云一时也成了娱乐圈的名人。他表示，由于电影《手机》，自己的小说主题实际上被误读了。他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对影视的介入，只是作品的介入，只是同意让我看得上的导演改编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没给任何一个导演写过电影剧本，今后绝对也不会。我不会给电影打工，但我同意让电影给我打工。”[8]苏童对小说与电影关系的批评更为无情：“张艺谋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我俩就像做生意的一样，相互之间只有买卖关系，一手交本子，一手交钱，别无其他。”尽管我不反对联姻，也不认为影视侵犯了文学，但从大量实例看来，作家和影视导演合作很少有好结果，不少甚至弄到了鸡飞蛋打的地步。双方不是水融，而是水火不相容[9]。对于炒的很热的冯小刚电影《天下无贼》，原作者赵本夫认为这部小说“很平常、在心中地位不高”，还拒绝担任这部影片的编剧。在当代小说家中，王安忆对镜像艺术的警惕性最强。她认为：“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10]所以她宁肯改编话剧《金锁记》，也不重视《长恨歌》的电影拍摄。她的小说充满必须由文字才能传达的细节，“叙事中夹杂进大量的抽象性议论，拖延故事节奏，故意制造阅读障碍，明显地表现出抵抗小说影像化的趋势。”[11]当然坚守小说立场和向大众妥协的功过很难进行简单二元判定，护卫文学纯洁的精英文化立场往往和作家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作品的文坛认同有关。不过小说家清醒的写作立场仍是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和电影的重要前提，毕竟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描述是需要小说形式和电影语言共同来承担的，其间的共鸣和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在半个多世纪的分分合合中，当代中国小说和电影越来越凸显其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随着游戏、漫画作品对电影改编的介入，小说的电影优先改编权日益受到挑战，这其实也是中国电影拓展艺术视界的必经之途。虽然文学作品的兴衰不再必然地决定电影的浮沉，但是当中国导演的个人性构思不足时，当精美的画面不足以支撑导演和观众对电影的期待时，一个民族或时代的小说家应该能够为导演的探寻目光提供丰饶的文学景观。

【参考文献】

[1]陈墨.新时期中国电影与文学[J].当代电影，1995（2）：45.

[2]张艺谋.谈艺录[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389.

[3]张玞.风格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的突围表演[A]王海洲.中国电影：观念与轨迹[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4]邵牧君.电影、文学和电影文学[A].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216.

[5]尹鸿.世纪转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时代[J].电影艺术，1997（1）：26.

[6]周宪.读图，身体，意识形态[A].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38.

[7]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J].文史哲，2004（2）：121.

[8]于国鹏（独家专访）.刘震云：我不会给电影打工[J].大众日报，2004—03—16.

[9]中华网2004—7—.

电影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动画文化传播传统文化缺失

中国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在世界美术之林中占有极其辉煌的地位。中国动画这一充满神奇色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在这一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下形成的。她作为中国艺术的一部分，表现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文化符号，可以激起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骄傲与自豪。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动画事业依据民族传统文化走出了一条辉煌之路。然而，今天中国动画相对于外国动画却有着明显的差距。有数据显示，当前全球动画产业总值大约为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而中国仅为人民币180亿元，不到1％，并且，在国产的动画中，显示了“出力不讨好”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尽管国产动画正鼓足了劲在抓紧对动画作品的生产及宣传，但在国外动画产业的冲击下，动画欣赏的主要群体——青少年的审美观明显倾向于国外动画。笔者在对此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对1000名桂林市内受众进行动画观赏行为倾向性调查，发出问卷900份，回收831份，回收率为92.3％，其中有效问卷为816份，有效率为98.1％，保证了调查的公平性与公开性。这1000名受众为大学、中学、小学不同文化层面上的学生。

表格如下：

不同文化层面受众对动画艺术风格的偏爱与认同倾向打分(满分为100分)

观察此表格，可看到国产动画片在国内受喜爱程度较低，特别对于传统文化写意风格的动画电影打分较低，并且年龄越小，对这一风格的认同程度越低。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现代青少年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取向越来越模糊，并且表现出低龄化。另外，笔者长期在桂林市少年宫担任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孩子们对中国动画片的喜欢程度远没有国外动画片热情高，体现幼儿教育对传统文化也有所忽视。这一事实也从侧面佐证了上述调查结果。这不能不让人为继承中国优良传统文化而担忧。一个国家是否能强大，是否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秀的文化底蕴以及在此文化底蕴中创新出来的符合时展的文化结构，是衡量此标准的重要尺度。所以，对动画电影中传统文化元素的研究，也能从另一侧面引导人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起重视。

动画是大众媒体的传播手段之一。是一种特有的文化产业，与其他文化知识一样具有极强的宣传和影响作用，包括社会规范，价值标准，行为方式、文化价值观等。优秀的动画电影能根植于本民族优秀文化，反映社会底层，能经得住社会发展的跌宕起伏。我国20世纪60年代前与80年代后，也曾经有着辉煌的动画成就。先不必说此时的动画有着丰富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题材作支撑，也不必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动画形象，表现手法，就单说动画中意境优美的场景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及，因为这是要求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感受的人才能体会。前人的种种成就无一不是站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中建立发展起来。

首先在动画的取材方面。选择极富有寓言故事的《骄傲的将军》(1956年导演：特伟李克弱)、《东郭先生》(1955年导演：虞哲光许乘泽)；民间传《抬驴》(1991年导演：王柏荣)、《葫芦兄弟》(1986—1987年导演胡进庆等)。从这些内容题材上我们可以看出较多立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寓教于乐”精神，故事折射出教育孩子分辨善恶，面对困难如何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等，这些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都有很好的教导作用。“动画影片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准，还担负着一定的社会教育功能。”“寓教于乐”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对比于美国式的“娱乐至上”可谓大相径庭，把“教”寓于“乐”，不但有深度且使“教”更易于接受，这一直是我国教育传统中践行的法则之一。

再说中国动画形象设计。中国动画电影中的人物、动物形象，绝大部分都出自于中国神话、寓言故事、民间传说等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如1962年万氏兄弟兼制作、导演的在当时震惊世界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就是取材于民间传说《西游记》。其中的主角孙悟空的形象设计可谓显尽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在装饰上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中民间木刻、剪纸、京剧等风格，影片中从环境描绘到人物面貌、性格特征，也都是一派中国气概，也无怪当时世界上动画界对此影片的高度赞赏。巴黎《世界报》介绍说“《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士尼式的美术片所做不到，即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疾恶如仇”、“好强好斗”的性格到现在仍然为包括世界友人在内的人们喜爱，而这一性格特征也正是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在众多动画电影中，一直未退出人们视野的原因之一。

水墨动画是中国动画电影中的一朵奇葩，也一直到现在都是为人们多关注的动画形式，历史上优秀的水墨动画有很多，较突出的代表是运用齐白石墨趣而制作的《小蝌蚪找妈妈》、李可染笔法的《牧笛》、《山水情》等。在这些水墨动画中，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精彩的水墨动画故事情结，还能欣赏到水墨淋漓、诗意无穷、画意无穷的动画场面。重视背景对艺术形象的烘托，是水墨动画的一大特点，“留白”及对“远山”的处理、吸取传统画理中“三远法”，使背景犹如一幅会运动的中国水墨画。影片虽然只有20分钟，但格调清新洒脱，将中国诗画的意境和笔墨情趣融进了每一个画面里。影片以景抒情，情景交融，以虚带实，实中有虚，虚实相合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艺术的深厚传统。结合现代的动画手法，使中国水墨动画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回忆辉煌的中国动画电影成就，不是捧着前辈们的丰功伟绩，沾沾自喜、固守不前，尽管中国动画电影有过辉煌的成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今天再与西方动画相抗衡，显然落后一大截，其中原因复杂多变，笔者谨从动画电影中传统元素做具体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中国动画电影鲜明的民族特色，但也有许多评论认为当今中国动画停步不前是因为传统文化固守人的思维，没有激发人的创新思想所致的。笔者认为，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看作是动画发展的阻碍，谬误之极：把传统的动画制作技术认定为发展的枷锁，理之所在。优秀传统文化不但不会阻碍动画产业的发展，反而为动画的发展增添了文化内涵，使动画富于民族特色。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受到各国人民的青睐。今天的中西文化碰撞已不再是西方处于绝对优势，相反，当今的西方文化在寻找现代出路时已越来越强烈地将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中国。外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也不亚于中国人自己学习传统文化的劲头。如：美国迪士尼公司根据中国优秀传统民间故事《木兰从军》改编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就是中西结合中的经典作品，可以说是将本土文化与中国文化实现融合的成功典范。影片中造型方面，他们尊重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在对中国动画电影做了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迪士尼的创作者在为本片精心设计了不少中国“形而上”的韵味，从而使影片画面散发浓郁的东方情调：而在情节处理上，迪士尼将中国传统孝女故事演绎成为具有现代特色尤其符合现代青年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共鸣。另外一部由日本制作的动画电影《神赐太郎》，影片内容完全出自日本本国文化，但在画面背景的处理上，就犹如一幅幅美妙的中国山水画：远处的山、近处的树木，就连每一片叶子的造型，水墨的运用，都具有强烈的中国韵味，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影响。

电影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文化思维 划

摘 要:《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程继华主编的权威电影史学书籍。本文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维模式,有助于找寻出一条更深层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研究史学书籍,并在求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深入读解本国电影文化。

关键词:文化思维;政治;电影运动;中西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思维方式都源自文化本身,而历史本身又具有些许主观色彩,导致政治因素在一段历史的存在中尤为抢眼,这是阅读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最大的感触,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历史化的主线流程使我重新感悟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并对电影史学的研究有了初略的新的诠释。这是一本详尽的史学体系书籍,对于研究阶段的初学者来说,我们还需要反复阅读并正确理解理论历史化这个问题,以方便讨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一些核心观念是如何发展的并以何种发展的眼光来阐释。对比不同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学书籍并通过横向纵向分析,认知到中国电影理论应顺应电影文化思维,分为社会理论以及艺术理论,对史学的研究也应当在时间、空间的维度里找到正确的定位,以下简单讨论一下我个人阅读《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感触及对文化思维方式的思考。一、政治读解文化通读《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从1896年影戏正式引进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新迎接政治、文化崭新时代。三编八章的时间切割上也是从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期上来划分的。从萌芽到党领导的电影文化运动再到新阶段进步电影与人民电影,都是在政治纬度上进行的,期间穿插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战争结点,会议及斗争。时间上也划分为萌芽、发展、潜行、阶段、服务、斗争及成长,最终放在“成长”上也恰好契合了未来电影工作永不停歇的宗旨。《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它是通过政治解读文化的方式产生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产物。尤其是第二编、第三编,基本在“党领导”的宗旨下进行各类电影文化运动。其中1934—1935年谈到“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包括在1937—1949这段整体带有民族拒绝性的时代,“抗战”变成主导思想。又例如“左翼电影”作为时代产物受到一切来自政治斗争的阻挠,而电影运动却如火如荼的在这样的斗争年代进行着。对于文化的公正性会由于政治的读解变得缺失,硬朗的政治斗争性超越了艺术体本身很柔和的因素。使本书带上了更重的历史、政治色彩,却缺乏真正的电影理论色彩。当然,政治主线下的电影史是有好处的,至少让我们更了解那个年代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及行动趋势,对艺术文化把握有多少的强制性(包括各种高压政策对人的影响都避而不谈),这是最大的与当下各类中国电影史不同的地方。它更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强迫性和残忍性。相比政治比例合适的史学书籍我更偏爱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它将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部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等多维体系组成的综合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流变,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史论结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评述的公正性。二、电影运动与派别斗争政治运动伴随电影运动,或者说政治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书主要谈到“左翼电影运动”与“孤岛电影运动”而“软性斗争”又导致文化派别与性质的斗争,从政治的定性到文化的定性再到电影的定性,从而导致一种过于偏激的理论体系生成,其中谈到在定性斗争中,将《小城之春》当作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感性电影,既不符合当时进步电影的需要,也成为“文华”公司消极倾向的典型代表来叙述。完全从政治立场分析文化的态度从而引发的斗争如同是******与共产党的内战,爱国的******军官与共产党员并不能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上,是因为他们分别有着各自的阶级立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文化立场和态度的思考。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城之春》这部电影的,不仅怀着对费穆导演的尊敬,更多的是他开创了中国“诗电影”的先河,这才使得后续导演如:贾樟柯能真正将“诗电影”概念推广并形成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我认为这种带有派别之争的电影史书,必须同时客观的站在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宝塔上进行俯瞰研究,否则就有失公允性。值得肯定的是“左翼电影运动”及“孤岛电影运动”部分的撰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并生动的举例阐明观点。三、中西文化理论思维差提到中西方文化理论差,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史永远应该放在世界电影史这个广角的范围内去分析的。因此不能脱离世界格局的大环境,哲学上所谈到的“矛盾”与“联系”的观点也是渗透其间的。在这63年的史学研究历程中只少量的谈及香港电影,未涉及台湾电影,而在大谈政治的基础上主要攻击一些非主流电影(即:非政治、缺乏教育意义的及一些所谓的消极电影),是不符合电影史学的广泛性与客观性的,并未能真正分析其艺术文化价值性。单就这一点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史学书籍不同的。公正、客观永远是史学撰写者的信条,作为史评及文化研究人员也都应当在这种氛围中评说。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史学书籍,同期类比了大量的影片,并附着了电影剧照及比较详尽的内容介绍,对同时期优秀的影片及反面教材进行了对比,使得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淋漓尽致的发挥。

电影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数字电影与虚拟美学

在传统电影艺术的鼎盛时期，世界上曾出现过一系列标榜直面现实的真实美学。在电影的虚拟时代，以数字化技术为最新表现形式的电影艺术，它的美学价值又用什么来衡量呢?虚拟美学是否将会成为继真实美学之后，又一种新的美学风格呢?

传统的电影美学观念是建立在传统的电影制造方式之上的。这种方式的核心是“以现实反映现实”。也就是说，电影对现实有重要的依赖性，即使是一个假造的现实(舞台化的布影、摄影棚里的布景、特制的特技模型)它也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才能用于摄影机的拍摄。这些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东西(银幕的对应之物)是衡量一部电影真实与否的重要依据。如果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美学称之为真实美学的话，那么数字时代电影艺术的典型样式则应当是“虚拟美学”。相对于过去传统影片的真实性和现实感，“虚拟时代”的电影将更具有“仿真性”和全方位模拟现实的特征。在这样开放性的创作空间里，好像也只有数字技术才能装点人类的无边想象，才能满足电影观众不断变化的心理需求。有人说，电影中最好表演是看不出来在表演的表演、最好的摄影是看不出来有摄影机存在的摄影、最好电影音乐是让观众感觉不到音乐的音乐。那么电影中最好的虚拟技术，也许还是那种让人看不到破绽、看不出痕迹的虚拟技术。这也许才是虚拟美学的最大魅力。尽管观众很爱看数字特技制作的电影，因为有很多特殊效果，而且非常逼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人们很难看到。但是对电影、电脑特技制作人员来说呢，最重要的美学原则是要用电脑制作的内容要让观众看不出来是电脑特技制作的。因为它要达到一个非常真实的视听感觉。所以要尽可能在画面的最终效果当中避免流露出是电脑制作的任何痕迹，而让观众感觉到确实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寻枪》导演陆川认为：“数字化在电影中的使用要看不出痕迹来，完全是无缝衔接的那种感觉。它能做出非常逼真的、让人震撼的画面、场景，但是你不会觉得它有‘数字味’，如果‘数字味’出来的话，那就不是好的效果。”导演吴子牛在谈到《英雄郑成功》的数字化技术时也说：“我觉得还是跟片子本身结合得比较紧才好。要尽可能做的比较朴实，看不出。现在你在上面(《英雄郑成功》)看到一个炮弹，唰的横飞过来，正面来轰炸一座门，然后旋转着冒着白烟，一看就是电脑做出来的——尽管它做得很逼真，但是像这样的运镜，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景别一看就是我们特意要去强调这个炮弹。观众看了以后可能觉得挺来劲儿，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当时如果搞得更朴实一点就更好，就更真实一些。”

数字化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电影的历史面目。当今的电影是电脑工程师不断渐入的时代。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将任何人的图像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处理，让他在银幕上“为所欲为”。有趣的是：电影的虚拟世界在视觉上和我们在银幕上见到的现实世界可能并没有任何区别。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克认为：“数字化电影如果发展起来以后，那么它比较可以预见到的这个变化是，人(在电影中)越来越把真实世界和虚拟的世界混为一谈了，已经难以判断什么是真实的世界，什么是虚拟的世界了。”是的，当科学迈着诱人的脚步在艺术的殿堂不断飞旋、舞动的时候，电影因与数字技术的联姻是否还能保持住它那颗艺术的心?自古以来，艺术注重的是人的感性生命，截取的是生活的偶然性；而科学注重的是人类的理性，追寻的是世界的必然性。电影与科学的融汇是否能够使他们永远亲如一家，电影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交叉点上。

数字化技术给传统电影业带来的巨大影响，犹如一阵阵排天的波浪，任何人都无法躲避它的冲击。尽管目前由于高额的制作成本使许多电影对数字技缩望而却步，使它还不能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电影创作手段。但是，数字技术毕竟进入电影的生产过程之中，它正在渐渐地改变着我们的过去习以为常的电影银幕。导演张建亚认为：“现在是一个新世纪的当口，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用以往的经验来对待电脑技术，对待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它绝对会改变语言的，它现在已经初见端倪，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它已经适用了一种，用一种新的语言风格在叙述。”这就是说，数字技术在给电影带来了无穷变幻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电影“以现实反映现实”的语言属性。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电影通过数字技术创造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影像时，它便用虚拟的空间形式颠覆了100年来电影赖以生存的现实空间。

当下，在数字化技术全面引入电影制作业之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制作业首先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旧式的电影制片厂就像一个还冒着滚滚黑烟的工厂，尽管在影片的拍摄现场依然人潮涌动；但是在另一外间电脑机房里，几个戴眼镜的白领工程师可能正在创造一个人类从未目睹的虚拟的梦幻世界。斯皮尔伯格说：“电影《失落的世界》实际上是根据我的愿望，由我完成控制，创造出来的。而当你坐在自家的电脑前，操作主电脑派生出来的电子游戏的时候，你成了控制一切的人物，你可以掌握游戏中人物的命运、右转、左转、离开，全部由你控制，这是非常不同而有趣的感觉。你有了讲不同故事的可能，这就好像你在自己的电脑中做电影一样。”显而易见，数字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力。凡是人所想到的东西数字技术几乎都能够达到。由于数字技术的支持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题材是电影不能拍、无法拍的。童话、神话、幻想、梦境——所有的一切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事情都可能首先在电影中存在——包括恐怖事件。也许，自从有了数字化技术以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电影中的想象境界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难怪乔治·卢卡斯说，数字化技术“它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如果你着手拍摄一部电影，将你的想象力乘以十倍，你就可以进行特技制作了”。

数字技术给电影带来了人们所想到的一切。美轮美奂的天堂也好，阴森恐怖的地狱也罢，电影的世界如今成了一个无奇不有的世界。惊险的变得更加惊险，恐怖的变得更加恐怖，美丽的变得更加美丽。现在的电影变得越来越着重于它的视听感官的层面，人们会变得越来越注重于电影那种视听的享受，所以电影会变得越来越好看，会变得越来越好听。总而言之，数字化技术使电影越来越具有娱悦性和消费性。但是过分的视觉化消解了影片本来就潜在于影像背后的思想内容。电影所能提供给观众的有限的理性思考层面正在“淡出”。电影图像化的语言表意形态，使所有的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都退回到了一个原始的、梦幻的想象中的虚构世界。电影环环相扣的叙事程规和密集多变的剪辑方式，在90分钟的白日梦幻中几乎剥夺了观众所有的思考空间，数字技术又以其超强的影像化功能，把电影的直观效果推向极致。

由于数字化技术在电影制作中无奇不有的作用，运用“使电影越来越虚假，使人们判断电影就失去了一个经验，失去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我们传统电影观影经验里面人们对电影的认识，比如我们常说它对现实的表现深度以及如何表现现实生活，大家会用真实和不真实来判定它，这些数字化技术以后，这种虚拟的环境，虚拟的现实状况，虚拟的人物，它整个带来的是无法用原来的规则去解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想它肯定会使原本虚假的电影更加虚假”。(陈国星语)除了从远古神话，舞台戏剧，传奇小说选取创作素材之外，虚拟时代的电影开始直接从虚拟的世界——电子游戏中汲取素材。当影片《古墓丽影》将电子游戏中的一系列程序转变为电影情节的时候，就是主人公的境遇再危险，人们也不会替她担忧。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永远不会面临真正的危机。正如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尹鸿所说的：“因为它人物关系被高度简化了。它基本上按照一个游戏程序设计的，然后把一个游戏程序设计好的人物放在一个游戏的假定空间里边去战争、去搏斗。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它的情感的含量越来越低，而且故事的叙事本身的精巧度也越来越小，而变得越来越程序化。”归根结底，数字技术所造成的影像奇观，尽管无法改变我们对一个世界的真实感受。但是它却已经改变了传统电影艺术真实的最终意义。

数码电影与观众心理

数字化电影不仅可以虚拟现实，而且还可以虚拟过去。像影片《恐龙》那样带你回到人类的史前史，去领略在想象中那里发生的一切。数字化技术使电影与生俱来的所谓记录的本性和摄影机不会说谎的“真实的神话”一起破灭，——从此电影似乎永远成了“真实的谎言”。观众在对电脑动画所制造出来的这种奇异景象叹为观止的同时，对那些仅仅还靠摄影机来拍摄的影片还能够再保持与往日同样的热情吗?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尹鸿认为，数字化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改变了我们对电影的期待，过去我们讲，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说电影无论是胶片或者声音，我们尽可能想要还原，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得到的那样一种接受信息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说觉得它像真的，它的运动像真的，它的声音听起来像真实的，但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它极大的刺激了所有的艺术手段的表现能力，这样它实际跟观众有一个互动关系，观众就慢慢慢慢、越来越远离一个真实的生活信息的判断。比如我们现在在电影院里听到的通过数字方式处理出来声音它已经完全跟我们还原出来的生活中的声音很不一样了”。导演滕文骥则认为：“科学的发展实际上要从电影方面说，就是为观众着想的，假如要是观众不喜欢它不会往这方面发展，它就是让你越来越真实，越来越觉得让你的所有的能够想象的空间全部被你打破。”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陈犀禾指出：“作为一个叙事系统来说，数字技术出现以后，也对传统的电影叙事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传统的电影它往往是——好莱坞的传统电影它就是按照一个线性的逻辑，按照一系列排列好的情节，激发一系列规定的情绪反映，最后达到一个预定的结论，它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单性的、单线的、单向的，但是数字技术出现以后，人们现在谈论很多的就是一个交互式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导演陆川认为数字技术“会促使观众要求越来越高，对电影越来越挑剔。我觉得它对观众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观众对自己的视觉要求会越来越高，它只会对我们电影工作者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挑战。作为观众，我觉得观众关注的就是人，电影中间的人和人的情感、人的命运，坦率地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你只要这个电影把这些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的这样一个跌荡起伏的走向能够清楚的传递给观众，观众就满足了，他不在乎说你这段用数字做的，这段是用铁做的；这段是用金属做的，还是用木头做的。这个他不在乎，他只要在乎他看到的过程中感受到人的感觉了，人的内容打动他了他就够了”。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观众的观影经验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虐性的情节。他们喜欢用虚构的故事来满足自己。喜欢被制造得尽善尽美的影像所欺骗、喜欢被看不出来的特技所蒙蔽。观众已经被现代电影的技术和节奏所迷惑，他们越来越喜欢这些东西。数字化技术的产生正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满足了观众这种心理欲望。一部没有数字技术所制造的视觉奇观的电影将来也许就像一部没有色彩的电影那样尽管有意义但却令人不悦。数字化技术为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就整个电影的制作过程而言，它并没有使其更便捷，更简单，为了增加影片的观赏性现代电影的制作越来越复杂，耗资也越来越巨大。电影这架吞进金钱吐出胶片的巨大机器，正变换着浑身的解术来吸引观众。但是，当人们确信银幕上的一切都是经过数字化技术天衣无缝地制作好的虚拟影像时，也许他们宁愿看汤姆·克鲁斯在影片拍摄现场从上面跳下来的场景。因为这样来得更真实，也更有趣儿。

数字技术在改变电影的制作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电影的放映方式。1995年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影院播放了运用数字技术制作的电子拷贝。从此，数码影院应运而生。它的诞生标志着电影已经可以不再依赖于胶片就能够和观众见面。

数码影院或称电子影院(ELECTRONICCINEMA)是指能够播放采用数字技术制作的电子“拷贝”影院放映系统。这类影院放映系统与传统影院放映系统完全不同的是：电子影院放映的是以数字技术制作的电子“拷贝”，通常以数字录像带(如D5格式)、活动硬盘(如QUTTT)、光纤传送、卫星转发等为纪录媒体或传输媒体。从整体上看，数字影像质量不仅与胶片影像质量相当，而且在某些方面优于胶片影像。如数字影像对比度高(据了解数字影像对比度为1000∶1，而常规胶片影像为400∶1)。据卢卡斯电影公司的THX技术服务公司介绍，该公司曾进行了电子影院的专项调查：92%的观众认为影像质量很好；85%的观众认为数字影像比胶片影像好；43%的观众认为清晰度很高；19%的人认为色彩很好。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在美国大约有接近40家的数码电影院在正常运作，在日本大约有两三家，在韩国有一家，中国的上海在也建成了第一家数码影院。数码电影的银幕与常规影院的银幕完全相同，其影像清晰，色彩逼真鲜艳，从整体上看，数字影像在质量上已经超过了胶片。根据卢卡斯电影公司的对数码影院的专项调查：92%的观众认为数字影像质量很好；85%的观众认为数字影像比胶片影像好。由于数码电影院它的用途很广，它的用途可以用在不单单只是播电影，也可以用在播时事的节目。比如说足球赛，它提供的声像系统就好比坐在足球场里面，在观众席的某一部分，能够把整个足球场的感受带进电影院，所以当你在电影院看这场足球赛时况转播的时候，虽然你不能亲身在足球赛场，但是你可以在电影院感受那个热烈的气氛。

近些年来，猖獗而廉价的盗版活动导致了盗版光盘的极度泛滥，它成为制约整电影产业健康发展的负面力量。数字化技术进入电影的发行放映系统之后，对盗版活动将会形成致使的打击。因为利用卫星传输的数码电影，你只需要数码拷贝，在中央发射台把这个拷贝给传送到卫星，然后通过卫星可以覆盖整个中国。将来每个地方的电影院都可以接受到这部电影。这就会把整个盗版的问题解决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可以复制的胶片去盗版。

中国电影的数字化历史

中国电影正处于一个市场化的历史转型时代，怎样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影市场机制，如何完善电影的各种政策、体制，如何面对国际上高技术、高成本电影的挑战，是当今电影界所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电影未来命运的历史问题。科学技术曾为中国电影插上了振翅九天的翅膀。电影的数字化，应该说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美好的前景。中国电影的数字技术是在9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的，当时是从电影的声音制作开始。也就是在电影的声音音频制作方面。到现在我们影院的音响系统已经具备了六声道、八声道环绕立体声播放。这是个历史性的革命。中国电影史上最先采用数字化图型技术的影片是《秦颂》，导演周晓文用数字化技术演绎了中国古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烈悲壮的历史画面。张建亚导演的《大闹天宫》由于资金短缺而中途下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没有完成的这部影片的个别片段。导演张建亚当时的艺术构思已经有许多“原创性”的内容。他回顾那时的创作情况时说：“那个时候我想着有一场戏就是托塔李天王去扫荡花果山。这场戏本来设计图都已经画出来了。托塔李天王一挥手，然后狂风呼啸，姹紫嫣红的花果山一下子就变成一片黄颜色了。然后再一挥手大雨纷飞，满山遍野的树木就变成那个枯枝了。小猴子们没地方躲，全都躲在树枝上，浑身发抖。它们赶紧往水帘洞里跑啊。就看见那个水帘洞哗哗的流水突然全冻住了。小猴子钻进去给孙悟空报告，说不好了不好了，外头出事了。孙悟空那会儿正在喝酒呢。说：‘不就吃了两烂桃吗?一会儿我跟玉帝老儿说去就是’。然后再一喝酒没喝出来。一倒咚一个冰坨子。他往水帘洞外面走去，看到一群小猴子全冻在那儿，水帘洞全都整个变成那个冰窟窿了!那时候想做，我们后来还没拍到这儿，没做成。”事隔多年，导演张建亚看到了好莱坞利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影片中出现了类似的情景，施瓦辛格扮演的冷冻人的神奇功力与张建亚构想的托塔李天王如出一辙，只是中国电影没有做成。尽管如此，《大闹天宫》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一种有益尝试。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电影人对数字技术最初的艺术感觉。张建亚导演在回顾这部影片的创作时还说：“那个时候也有那种就带记忆云台的摄影机啊。但是那个大家都觉得太贵。你值得吗?你为这么一个镜头、值得去花这么多钱嘛?你是必须要吗?你一定要这个运动吗?都是这类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个感想就是说给我一双翅膀，但砍掉我一双脚。”作为中国首次大规模运用数字化技术制作电影的朱达电脑公司，在无力支付影片《大闹天宫》每日所需的巨额的制作资金后，不得不退出了中国电影数字化的历史舞台。电影市场化这只无形的巨手在电影数字化的时代显得更加沉重。

毫无疑问，资金是制约中国电影走向数字化道路至关重要的客观条件，所以人们在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影片创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省钱。《横空出世》的导演陈国星说：“我们拍人们在沙漠里沸腾的场面，本来要需要两万人，那么我们调不到那么多的军队，为省钱，那么也可能我们用三千人来拍摄，最后再利用数字技术合成出两万人，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手段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同进降低了电影的制作经费。”另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铁塔应该是105米高，而影片摄制组把它建成54米高的时候就已经没钱了。因为那时候已经用了90吨的钢材，花了300多万。现场不可能再去真的建造一座100米高的铁塔，这时候上面那50多米就是数字技术合成出来的。看上去这里玩儿的像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技术，但实际上数字技术在这里却为忠实于历史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的保障。为了突出历史的真实感，影片《横空出世》将许多历史的画面进行了数字化合成。导演陈国星总结时说：“《横空出世》这个片子里，我觉得我们利用数字化技术所能做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用钱所难以拍出来的一些东西，而又是导演必须在影片中表现的那一部分东西。比如说核弹的爆炸，以及对它摧毁力的描写，不可能在现实中去引爆一颗核弹。而传统的那些记录的资料片很有限，不能满足今天观众的观赏需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跟数字技术进行合作。”与好莱坞动不动就上亿美元的资金相比，我们一部影片的制作资金的确有限。但除了资金投入的这种悬殊，在使用科技手段的观念上我们与他们也迥然不同。导演张建亚在谈到中国特技和外国特技的基本差别时说：“外国导演想到要做特技就是要花掉一点钱，他要制造一个效果。中国人想做特技的时候是想要省掉一点钱。我能不能不炸一辆车，我能不能不翻一辆车啊，你给我做个小车翻掉，你如果光为了避掉一些拍摄难度，为了省掉一点钱，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是要制造一种视觉冲击力，创造一种效果而且这种效果进而能影响观众对你整个影片那种理解那就值钱了。”

中国电影首次大量的使用数字化技术是从影片《紧急迫降》开始的。当时，为了填补中国电影在数字技术设备方面的空白，上影集团用巨资专门从美国购置了数字化设备。从技术上保证了这部影片创作理念的实现。为此，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事隔多年，上影电脑特技制作中心总经理朱觉在回顾这部影片时不无感慨地说：“大家都知道，在《紧急迫降》影片里边一共有9分多钟的电脑特技的镜头。这个9分多钟应该说是凝聚了中国电影人的一个心血，而且圆了中国电影人的一个梦，这个梦也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赶上那个国外的电影制作的先进水平，这个梦，应该说从《紧急迫降》开始，那我们把这个梦给圆了。”导演张建亚算得上是中国数字化电影的先行者之一，当年的《大闹天宫》虽然未能使他在银幕上实现中国神话的旧梦，但却为他、也为中国电影的数字化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事隔多年，他又要用高科技数字技术打造中国的空中救险片。作为一部以空中飞行事故为题材的影片，数字技术的关键的是要完成对飞机空中状态的逼真再现。对数字技术情有独钟的导演张建亚一直希望在中国电影中创造出一种数字化的新空间。他不想仅仅用数字技术完成那种简单的特技。他在回顾《紧急迫降》的创作时说：“如果说简单的一个合成，就比较一般，因为画面上看去觉得比较简单，我们可以拿一个飞机，然后直接地把它的镜头拉远，但这个从视觉冲击力就不是特别强，所以当时我们设想出一个，就是说从机舱里边，摄影机从机舱里面一直是运动的，一直拉出来，然后包括一直拉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这个从整个画面的运动来说，这是非常连贯的一个镜头。所以像《紧急迫降》这种电影我给你看的角度是你永远看不到的角度，是苍蝇的视点。我跟摄影杨涛讲这个镜头你从这个地方开始，到那个地方。他说，导演那是苍蝇的视点。我讲那好你就做苍蝇。”从弥补现实中不可能拍摄的场景，到创造影片中独特的空间效果，中国电影的数字化进程在不断拓展。而以空军试飞员的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冲天飞豹》所面临的难题是导演要在一个不真实的(三维)环境中制造出一种真实的景象。有限的资金，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条件，《冲天飞豹》对导演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挑战。导演王瑞坦率地说：“毕竟是第一次。以前做过短片。比方说几秒钟的广告。现在让你做大的。做一架飞机怎么从里面蹿出俩人来，然后飞机就直接落地摔碎了!很多一开始的想法全部失败了。比方我们想让这个飞机在空中是和摄影机相对运动，而不是静止光拍它走，我的摄影机也在动。这时候就需要天地间的那么一种运动。”《冲天飞豹》的数码影像世界虽然并没有完全达到导演预期的目的，在许多场景的展现上还有“数字化的痕迹”，但是《冲天飞豹》毕竟展示了一个中国电影过去未曾展示过的历史空间。

数字化技术不仅为大场面、大制作的历史影片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也为电影特殊场景的拍摄提供了保证。影片《大战宁沪杭》我军突击敌军暗堡群的战斗中那些纵横交错的弹道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合成的。数字技术在制造宏大的战争场面时，更显示出它的无所不能的超常技艺。它几乎可以把战争影片中的“音乐效果化，效果音乐化”(韦廉语)。就是说把音乐作为整部影片音响系统的一个声部，和爆炸的炸点和机枪的发射相配合，组成影片总体的音响效果；同时把机枪和爆炸的声音做成十六符音符，把效果录下来，再根据它的音乐节拍长度镶嵌到乐谱中去，它这种听觉的冲击是传统的电影达不到的。

除此之外，数字化技术还为电影提供了许多化妆、美容乃至整容术。导演韦廉在谈到战争影片的拍摄时说：“我相信可能我走的路跟一些导演都差不多，就是开始都是补漏，没有办法的事情就请数字技术了。比如说我拍《大战宁沪杭》四川路桥有一场战斗。我们拍现在的四川路桥，背景上有一个现代化建筑，怎么办呢，想办法削掉，当时也提心吊胆的。削得比较难。因为它有烟，烟是千变万化的，做起来不容易，但是最后还是做好了。”《大战宁沪杭》通过数字化技术，使今天的上海四川路桥又重新回到了五十年前它的旧日容貌，回到了那场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展开的殊死决战。包括现代城市马路上的交通标志，数字技术也可以让它们变得无影无踪。数字化的“电影整容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导演掌握，用它来弥补电影自身的种种局限。不过，随着中国电影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电影艺术家对数字技术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他们从最初的为影片“添窟窿”、“打补丁”，逐步过渡到用它改变电影的视觉空间。攻克台湾城堡是影片《英雄郑成功》的重场戏——为了表现海战特殊的历史场面，必须借助于数字技术在声音和影像上的支持。一贯注重影片视觉效果的导演吴子牛，这次在银幕上实现了他的又一次艺术攀登。他说：“用电脑给我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就是我把想象的东西比如说表现海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把八艘船变成两百艘战船，其规模和气势都有了。在攻城的这场戏里就搭一个平面的城堡，最后电脑最后做出一种立体效果来，我觉得用常规电影手法是达不到的，除非你花很多很多的钱。”随着中国电影业不断地发展，数字技术正在越来越普遍地采用。在常规影片的制作当中，在那些不经意的情节展现中，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中国电影的表述形态。导演滕文骥在拍《致命的一击》就采用了比较多的数码技术，来制造影片中的许多翻车、追车、爆炸的场面。利用数码技术来增加影片视觉的冲击力。它使汽车翻过来后可以在空中转圈。从而使电影的观看过程变成了一种视觉和心理的享受过程。数字技术的根本在于提高电影的观赏性和表现性。让观众更加爱看电影。无论是什么题材，什么类型的影片，数字技术的引进都会使它更加动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影片开场镜头。一经数字技术的装点，便有一种格外的神韵贯注其中。好像使人们不得不去关注这里将要发生的一切。

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的制作资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尚未形成规范化所良性循环机制的时候，对于主要的国产影片来说，对数字技术的采用必然是有限的。近几年来我们采用数字技术的影片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投资的主旋律影片：《冲天飞豹》、《横空出世》、《紧急迫降》，这就是说，数字化数字技术还没有作为一种纯商业性的因素进入到电影市场中来，数字化技术进入本土电影的制作领域之后，它究竟有没有商业回报，在电影市场上究竟有没有竞争力，它高额的制作成本有没有回收的可能，这一切都是未知数，都还需要市场来检验。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数字化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在与世界先进国家逐步接近。但是，这一切技术的数字如果不能转换成经济的数字，换句话说，如果高额的电脑制作不能变成高额的市场回报、不能扩大我们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那么这种高额的资金投入就会变成高额的亏损。这些都是我们在欢呼数字化技术进入电影之后应当冷静思考的问题。

现在许多的影片往往是在影片的后期制作遇到困难时才想到利用数字化技术。而对于一部电影的总体设计来看。数字化技术必须成为它整个艺术构思的一部分。正如中国电影集团总工程师黄耀祖先生所说的那样：“策划一部电影应该是从头开始，从分镜头就要开始进入如何搞数字。哪一部分要数字来完成，哪一部分用常规特技，所以现在我们开了很多研讨会，跟很多编导、艺术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拍一部电影，从开始就有高科技的思路渗透到里面去，将来做起来，我们就不会有败笔。”

数字化技术在为中国的电影导演提供无限的创作空间的同时数字化电影对中国的导演、摄影、美术方方面面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但是，数字化技术尽管对电影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导演来说数字化技术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自己一贯的艺术创作追求。导演陈国星说：“我自己我觉得不会因为高科技的在电影制作当中的运用而改变自己创作的理念，我很喜欢我们传统的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我们拍给中国人看，用低成本，不借助任何高科技手段去拍。”因为有了数字技术的科学巨手，中国电影的航船从此驶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航道。它特别为本土电影的观赏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数字化技术不仅强化了影片的历史感和观赏性，而且还为中国电影的类型化提供了保证。电视电影《大沙暴》中的那些铺天盖地的狂沙，其逼真程度与我们在引进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已十分接近。它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数字技术方面与国际同行逐步接近。负责该片数字技术的清华同方数码影视中心经理刘言韬在总结制作经验时说：“这个影片是灾难片，很多主角都是灾难性的场景。这些场景如果用实拍肯定的这种来拍是达不到剧本里要求的这种视觉效果的，同时也很危险。所以电脑特技制作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影片里面有很多的抢险的镜头，直升飞机到当地抢险，很多的直升飞机和沙暴进行你追我赶这样的镜头，然后沙暴在后边贴着飞机很近，扑过来很惊险这样的镜头。还有一些这个直升飞机进行特技飞行，贴地飞行，还有擦着山峰飞入山谷这样的很危险的镜头，如果全用直升飞机进行拍摄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角度和镜头应用就能在数字技术里得到很好的发挥，在电脑虚拟制作直升飞机里面镜头可以任意地设定拍摄方向，同时在飞机的飞行特技动作上还可以任意设计，根据情景的需要，我们在后期里面通过三维制作技术，加进很多沙暴背景和前景，这样使整个飞行感觉就在沙暴中飞行，同时还做了很多沙暴就像海浪一样从飞机后扑过来，飞机在前面飞过，这样很多很惊险的镜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感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影像风格，数字化技术为不同的导演群体提供了新的创作手段，中国电影在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之后，他们对电影数字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寻枪》的导演陆川说：“我觉得这次在《寻枪》中使用这些手段之后，我自己的启发特别大，就是我觉得下一部戏完全可以更加充分的使用这种手段，它会能够更加给导演更多的自由。这次严格地说只用了六七个镜头，加起来一共三分多钟的片长，我觉得我自己挺满意的，给我的电影有一些不同的气息，我觉得下次使用的时候会更加充分地知道它的能力。因为现在很多的资金，很多制片方面的原因，很多东西拍不了。现在有了数字化技术，我现在没有想到国内已经能够做得这么好了。”电影的数字技术并不是专门用来制造灾难和战争的，数字化技术同样适用于艺术的个性发展。

在电影数字的历史浪潮中，中国的电影人已不再满足于仅仅用数字化技术去改变影片的某个镜头，某个场景。他们开始打造全新的数字电影。《青娜》便是中国目前第一部全数字电影。作为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有限公司与中华世纪坛数字传媒公司合作的一个数字短片，青娜虽然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但是她却融合了当代人的审美时尚。她健康，快乐，神彩飞扬，蓬勃向上。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她生动地展示数字电影的魅力。青娜是一部根据当代青年人的审美观念制作的数字电影。在制作阵容上调集了南北两地青年创作人员进行合作，通过数字技术体现出一种新的艺术理念。导演组把这个创作叫做虚拟空间的造星运动。他们找了日本的、韩国的、好莱坞的明星，根据现代的审美观点研究他们的脸部结构、五官的特征。包括眉距、鼻距、脸型、身材、最后找到一些普遍的规律之后，通过科学家的介入来研究她的身体结构和脸部结构的关系。在数字工程师和导演、美术师综合创造下，剧组作了将近有9个青娜的人像。然后再进入市场研究。在市场研究之后找到我们适龄的消费者来进行检选。选出当中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人。再用40天时间做数字技术的制造。从而制造出了一个“有缺点的但是有现代大众审美气质的一个新像”。

数字化的陷阱

对电影来说，科学技术为它带来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它使电影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成果。在电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始终是达到电影美学境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不是它的终极目的，更不是它的归宿。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日新月异。但是归根到底，数字化技术在电影中不能替代了观众对故事的观赏。如果电影的内容空虚空泛，再好的技术也只能是对内容的一种粉饰，没有恰当的表现内容，技术永远是空壳，是外表。

在世界电影史上任何一个技术的产生，任何一次科技的发明都可能有一个被“偏爱”的过程或者是“极端化”的过程，声音出现以后是这样。所以才有爱因汉姆出来捍卫传统电影的艺术纯洁性。他告诫人们有声电影的出现将会损害电影纯视觉的艺术本性，并且提出了无声电影在当时的“新技术时代的生存权问题”，同时对滥用声音的可能产生的“声灾”提出警告。然而，使爱因汉姆不可抗拒的是声音进入电影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彻底改变了无声电影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时的狭窄性，从而使电影在表现层面上更加逼近现实世界的原生形态。现在的数字技术也许正处在这样一个被“极端化”的历史过程之中。电影生来就被称之为白日梦幻。数字化技术使这种梦幻在外在形态上越来越趋于现实化的同时，在内容上也将人的种种欲望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故事形式。

因为数字化技术的进入，传统电影与观众那种以直观的情感交流为核心的亲缘关系也被无情地打破了。观众从此不再相信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由真实的现实世界所组成的感性天地，电影成了一种真正的电脑游戏。

无论是冲天的巨浪还是飞掠的流云，数字技术都是针对对影片的总体美学风格进行设计制作，并为影片的叙事主题服务的。如今的数字技术已可以合成出非常逼真的爆炸、烟云、流沙、风暴的效果。而所有这些模仿自然现象的目的也都是针对着影片中的人。对于观众来说，他不关心这个电影是记录在胶片上的，还是记录在计算机硬盘上的，也不关心导演是利用了常规的特技还是采用了数字技术，他关心的是它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那种影像效果是否能够打动人，感染人。导演韦廉说：“我们不是在那儿纯粹玩技术，数字技术它要服从你的艺术表现，它是艺术表现的一部分，你要纯粹玩数字技术，那就不是电影了。电影的根本在于运用它的。”所以，技术的运用归根结底恐怕还得服从艺术整体上的需要。如滕文骥导演所说的：“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现在恐怕就那个话筒出来的声音最好听。你要用数字化技术把它变化了以后可能还不行。变化了以后那个声音感觉不像了。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当时就是那样。这就是那个时代，过去的或者是最简单的录音机录下来的这种声音最亲切。”因为电影最终还是反映人、表现人的，数字技术只有在丰富和强化表现人的情感世界时才是根本。而当它使电影远离了这个宗旨的时候，就走向了它的迷途。数字化技术可以把电影的外形弄得面目全非，但是它依然不能改变人们对电影与生俱来的期待，他们想在电影中看到人的内心，人的情感，人的灵魂。

到目前为止，面对滚滚而来的电脑数字技术，成龙是第一个公开声明要拒绝采用电脑技术的电影人，他的一系列影片公开与数字化相抗衡。无论是火海、是悬崖、是摩天大楼、是高挂的彩灯，成龙都会只身前往，从不后退。如果我们把电脑称之为吞噬电影世界的“魔鬼”的话，那么成龙现在是它惟一的克星。成龙在拍摄《龙旋风》时还坚定地说：“我就要像跟他们特别，特别之处我是不需要用电脑，有特技。我还是走我以前走开的路子。我能跳多高就跳多高，我能打多快就打多快，我不需要电脑合成去帮我忙，这样我的电影在世界上就有一定的风格。不管现在美国他们的动作片有多强，我的电影是有我自己的特点。他们知道成龙作品是用真功夫，是真动作，是不需要电脑、不需要科技去帮我忙的。”

结语

电影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核心；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

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核心，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附录：李行电影导演年表

1958年《王哥柳哥游台湾》(上、下集)

1959年《猪八戒与孙悟空》、《猪八戒救美》、《凸哥凹哥》

1960年《台湾地下水》(纪录片)

1961年《台湾教育》(纪录片)、《王哥柳哥好过年》、《武则天》、《两相好》

1962年《金凤银鹅》、《白贼七》、《王哥柳哥过五关斩六将》、《白贼七续集》

1963年《街头巷尾》、《新妻镜》

1964年《蚵女》(与李嘉合导)、《养鸭人家》、《婉君表妹》

1965年《哑女情深》、《贞节牌坊》

1966年《还我河山》(与李嘉、白景瑞合导)、《日落日出》

1967年《路》

1968年《玉观音》、《情人的眼泪》

1969年《群星会》、《喜怒哀乐》(第三段《哀》与白景瑞、胡金铨、李翰祥合导)

1970年《母与女》、《爱情一二三》

1971年《秋决》

1972年《风从哪里来》、《大三元》(与李嘉、白景瑞合导)

1973年《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婚姻大事》

1974年《海鸥飞处》、《海韵》

1975年《吾土吾民》

1976年《碧云天》、《浪花》

1977年《风铃风铃》、《白花飘雪花飘》

1978年《中的一条船》

1979年《小城故事》、《早安台北》

1980年《原乡人》

1981年《又见春天》、《龙的传人》

1983年《大轮回》(与胡金铨、白景瑞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