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会女学首开女子学校教育之先例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侵略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特权,其中包括在中国传教和办学。随着香港割让,五口开埠通商,大批外国传教士入华,各种各样的传教团体竟相成立,各级各类的教会学校相继创办,教会女学便随之出现。19世纪30年代,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以利沙(Elizah.Bridgman)在广州设立女塾,当为教会在中国大陆创办女学之始。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艾迪绥又在宁波创办了艾迪绥女塾(MissAlder-seys)。随后,教会女学不断涌现。著名的有185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于上海设立的裨文女塾;1851年美国琼司女士在上海设立的文纪女塾(圣玛利亚女学校的前身,1881年改为后名);1853年天津设立的淑贞女子小学;福州设立的福州女书院;1859年福州设立的育英女书院。女学堂在各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陆续开办,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1](P20)。仅1847—1860年这13年中,外国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就建了12所教会女学,这些教会女学的兴办为中国近代女子首开学校教育之先河。19世纪60至90年代,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女性观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西方传教士通过报刊,大量评论中国妇女问题,并介绍欧美妇女的生产生活情况,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使教会女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仅广东一地就新设女学多处,如1860年(咸丰十年)左右,英安立甘会“圣公会”在香港设立飞利女塾;在九龙设立维多利亚女书院。1867年(同治六年),德信义会何必烈在广州设立男女书塾。1887年(光绪十三年),美浸信会纪好弼夫人在广州设立培道女塾,过了不久,又增设培贤女学。1888年(光绪十四年),美播道会吴硕卿、宽夸伦等在广州、河南设立男女学堂等。在这一时期,上海著名的教会女校有1881年(光绪七年)美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由文纪女校和裨文女校合并而成的圣玛利亚女校。而北京也有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会员裨治文夫人于1864年(同治三年)创办的贝满女塾(1895年改名为贝满女子中学)驰名全国。据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大会报告载,1876年全国仅基督教教会所办的单设女子学校就有女日校82所,学生1307人,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而天主教在江南一带也有女校213所,学生2791人。[2](P270)教会女校的办学主旨,最初在于传教,而后则是为了培养传教人才和宗教领袖。正如首任中华教育会会长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说:“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单纯地教授宗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一步给学生们训练,……成为社会上及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甚至欲使这些人物“将来担任政府职务”。[3](P5)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基督教教训之课本以及圣经故事、数学、地理、英语等主科。

美传教士林乐知认为:“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落,而无所黏滞焉。”[3](P247)教会女学在中国的不断增加,一方面使资本主义侵略国在中国的文化侵略进一步加强,使中国更多的女子迷心教会事业,这无疑对中国女子的解放起了阻碍作用。另一方面,教会女学的创办和发展,结束了中国女子无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开创了女子学校教育的先例,为尔后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为中国的妇女运动培养了最初的人才,并对中国自办女学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相当部分的教会女学成为我国自办女学和混合学校的前身。这些都是创办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二、中国人自办女学的产生和发展

时期是中国近代女学的发端时期。维新志士们看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纷纷办起了教会女学,中国的女子由洋人来教育,受到极大的刺激。“西人在我通商之地,分割之境,皆设学校教堂,以教我女子。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无志甚矣。”[4]同时,一些维新志士通过对比中西文化和国情,也深刻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如梁启超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弱,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5](P43)并于1897年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强调兴办女学的重要性,指出:“治天下之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5](P40-41)“女学布,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1](P20)当时维新志士们决心在中国创办自己的女学,率先“兴东土两千年绝学,造中华二百兆美材”。以图开辟兴国智民之路。1897年下半年,经元善、梁启超、康广仁、郑观应等有志之士,便开始酝酿筹办女子学堂。梁启超为女学堂起草了《女学会书塾创办章程》和《创设女学堂启》。倾向于维新变革的民族资本家经元善也积极投身于女学堂的创建工作,他认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成莫亟于创兴女学。”[6](P213)

1898年5月3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学堂在上海城南诞生了,主事人为经元善。经正女学堂的创办,得到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支持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攘助。该校初办时,招收年在8—15岁女学生二十余人入学。10月末又在城内陶沙场陈公祠增设分校,次年初学生增至七十余人,“远方童女,亦愿担凳负笈而来”。[7]中国女学堂发展如此迅速,足见备受时人所欢迎。最初女学堂的办学宗旨仍是贤妻良母型的教育,这就是“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其课程设置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中国女学堂的课程分为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女孝经》、《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女四书》、《唐诗》、《古文》等;女红、绘事、医学,间日习之;每旬逢三、八日,则由教习试课论说西学功课。于读书写字之暇,兼习体操、针黹、琴学等。目的便是要培养稍有文化、有妇德而身体健康的贤妻良母。尽管如此,经正女学堂因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其教学内容和管理方法虽然充斥着大量封建女教的东西,但也增加了不少现代科学的知识课目,为现代女子教育奠定了基础,也不失为中国妇女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鲜事。正因为这样,中国女学堂从开办之初就遭到了顽固官绅们的反对,有人上书弹劾,有人制造舆论,大加攻击。一些原本赞成办女学的人“一闻朝士不以为然,市中有虎,即相率仰承意旨,噤若寒蝉,避如黠鼠”。[6](P278)原盛宣怀资助女学堂的捐款也因朝中有人反对而拒绝供给,使经费发生困难。加之当地的地痞流氓,围攻女学生起哄,往校内抛掷砖头石块,致使上海知县不得不出示严禁,并派人在校外巡逻。于是女学堂于1899年8月25日在《中外日报》上刊登告示,宣布停办[8],但分校延办至1900年。

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又出现了国人兴办女学堂的热潮。190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女子学堂用书,为女学堂的教学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年曾任上海地方官的开明绅士吴怀疚便在上海创办了务本女塾。该校以“修明女教,开通风气”、“改良家庭习惯,研究普通知识,养成女子教育儿童之资格”为宗旨。初办时,仅有7名学生,后增至40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907年发展到207人。初设寻常、高等两科,分甲、乙两级。随后为满足年长女子求学,又设特班。民国初年,此校交县办,改名为上海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暨上海县立务本女子中学,在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1902年冬,由中国教育学会成员蒋智由、黄宗仰提议,蔡元培、林獬、陈范等联名发起,于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学校经费初由哈同夫人逻迦陵女士提供,后向社会募集。初任校长是蒋智由,不久,蒋去日本,由蔡元培继任。课程设有女工、法国革命党史、化学等。该校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抛弃了贤妻良母型的教育内容,而是以知识型、思想型的教育为宗旨,这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史上起了划阶段性的作用。爱国女学适应了当时社会转型的需要,在提倡女权、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方面做出了贡献,为社会转型培养了不少有生力量。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辛亥革命时,本校学生多有从事南京之役者,不可以非教育之成效也。”[9](P12)在爱国女校的影响之下,城东女学社、宗孟女学创办于上海,北京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公立女子学堂、高等女学堂、严氏女塾、普育女子学堂、南京的旅宁女学、汉口的淑慎女学、长沙的第一女学堂、周南女塾、浙江的爱华女学、杭州女子师范学堂、绍兴明道女师、嘉兴的爱国女学社等先后创办。各界人士对自办女学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有的为兴办女学不惜倾家荡产,甚至还有为创办女学而殉身的。

当时就曾发生过感人涕零的惠馨殉学事件。杭州贞文女学堂校长惠馨全身心献给女教事业,开学那天,她登台演说,痛陈女子教育的重要,说到激动处,她突然拔刀从胳膊上割下一块肉,厉声道:“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尚若从此日推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如果这女学半途而废,我必定以此身子来殉这学校的。”后来,在她自知靠劝捐不能解决学校经费时,她给将军副都统写了一封信,痛陈女学兴衰的利害关系,信发出后,便服毒自尽,留下遗言道:“愿将一死,感动当局,请办学经费,兴女学,图自强。”正是在这些觉悟了的人们的努力之下,在许许多多女性的汗水和鲜血浇灌之下,中国近代女学才得以在艰难曲折的历程中不断地兴起和发展。至1907年,女子学堂已遍及全国,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编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载,当时全国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尚未设立女学堂外,其他各省均有设立。全国共有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这种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于1907年3月8日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对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要求。这标志着中国女子第一次获得了享受学校教育的合法权利。

三、留学教育促进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随着国内创办女学热潮的兴起,女子留学教育也不断发展起来,留学人数逐年增多。中国女子留学之去向主要以日本和欧美为主。据留学经费来源之不同,可分为私费和公费两种。在私费女子留学教育中,有被传教士携带出国的,也有随父兄或丈夫出国的。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有四位女士赴美学习,她们是我国最早赴美的女留学生,人数虽少,但对后来的女子教育影响极大。早期赴美的这四位女留学生中,金雅妹女士最先,她是我国女子留学之第一人。[10](P82)祖籍宁波,生于1864年,其父是当地教会的牧师,在她两岁半时,父母双亡,由在宁波行医传教的美国北长老会医师麦嘉缔(Dr.Me.Cartee)收为义女。1881年,由其义父送往美国攻读医学。1885年,金雅妹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所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学生,毕业后仍留在美国研究、实习。1887年,她在纽约的一家《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显微镜照像机能的研究》论文,引起医学界人士的关注。1888年,金雅妹毅然归国,先后在厦门、成都等地服务,1934年春病逝于北京。福州的何金英,是最早出国留学的第二位女性。其父为教会中人。她初在教会女塾读书,后入福州妇女医院工作。该院院长见其聪颖过人,便向美国国外传道会提出请求,由该会出资送何赴美深造。1884年,她首入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学,修习四年后,进入费城的女子医科大学学医。1892年毕业,实习一年后归国主持福州医院。1898年,李鸿章推荐她出席伦敦世界妇女协会,成为中国出席国际协会的第一位女性代表。另外两位是康爱德和石美玉。她们一起在美国传教士侯格(Hoag)小姐创办的学塾中学习达10年之久。1892年,在该校任教的侯威(Howe)女士回美,携她俩和三名男孩一同到美国密乞根大学学医,189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二人携手归国。

对此,梁启超曾著文大加赞赏:“……西人本侮中国甚,谓与土番若。于是二子者进,结束翅超异于众,所须执据,又为头等,彼中所最重也。彼校教习,若他校之教习;其地之有司,若他国之有司;睹此异禀,则皆肃然而起,违住而鞠躬也以为礼。门内门外,十余国之学徒以千计,观者如堵墙,则皆拍手赞叹。”[11]康爱德医术精湛,曾被推举代表中国妇女出席世界妇女协会。她在南昌修建了一所医院,一面治病,一面培养医务人员。石美玉归国后在九江行医,医术高明,遐迩知名,并于1900年在九江建起规模颇大的仁德医院,一面治疗病人,一面培训医生和护理人员;1920年,她又在上海开设了一所医院、两个药店和一所护士学校。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和石美玉四人,是中国近代医学的先驱,她们最早赴美留学,归国后以高深、精湛的技艺展示于众,使社会对女子刮目相看,横扫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和千年陋习,为女子出国留学作了舆论上的宣传和令人赞叹的样板。甲午战败的残酷现实,强烈地震撼了中国社会,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经过痛苦地思索,中国人选定了日本作为学习西方的间接老师。于是留学风潮由欧美转向了日本。女子负笈东渡成为清末留日热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学者的考证,清末留日热潮中第一个留日女学生为浙江的夏循兰,她1899年7月到了日本,入日本的华族女学校学习,当时,她只有9岁。[12]1901年,在272名中国留日学生中,就有夏循兰、钱丰保、钱媚子三名女生,她们分别在华族女学校、爱住女学校和御田小学校就读。至1903年,留日女学生已近二十人,其中包括何香凝、陈撷芬、林宗素等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在1903年以前,留日女学生大多是随父兄和丈夫赴日的,1903年以后,单身留学日本者增多。如1904年,单身赴日的就有秋瑾、楼文耀、吴朱哲等人。1905年,日本东亚女校附设中国女子留学速成师范和速成工艺科之后,清政府开始派官费女留学生,吸引了更多女子去日本留学。当年,湖南派出20名女生官费赴日,这是我国官派留日女学生之始。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四日《顺天时报》载:“顷驻日杨星使与中国志士范源廉、杨度氏等十八名共议教育妇女之事,即新由本国招女学生二十名,请实践女学堂督办下田歌子女史以为教督,共受熏陶。”这批女留学生赴日后分为师范、工艺二班,所习课程主要有:教育、日语、历史、心理学、理学、地理、游戏、唱歌、算术、编物、图画、刺绣等。她们积极勤奋,努力钻研,打算“在将来归中国后,以身任教育之事”。至1907年底,在日女留学生已达139名。

当时的中国留日女学生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她们形象新颖,影响良好,为中日人士所注目。为了故国兴邦救民,为了女子扬眉吐气,她们刻苦学习,追求新知,种种表现并不亚于须眉,她们“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也不畏惧,彬彬有礼”,连日本人士也感到她们“为日本妇女所不及”。[13](P54)日本的友好人士对中国女留学生也给予了热情支持,东京实践女子学校最为突出,该校校长是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曾先后接受中国留学生几百人。如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的21名女生到实践女学读师范科;江西省派出10名官费女学生到实践女校求学;与此同时,云南也派出了13名官费女留学生。到1906年前,实践女子学校为培养中国留日女学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提出的是,在留学日本的女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志士。由于她们“留学以广见闻,且因身在国外,可见西方、东洋之强,爱国之心油然而生,故留学女生多参与革命救国事业”[14](P124)。据统计,20世纪初,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女留学生爱国团体就有实行共爱会、女复权会、留日女学生会和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等多个组织。这些留日女学生回国后,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积极发展近代女子教育。如女革命家秋瑾归国后参与筹办了中国公学,并在家乡绍兴主持明道女学,筹办体育学校。她以提倡女子体育为职志,目的在培养精神活泼、能自助自立的女国民。她吸收了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发展女学以强国御侮的进步思想,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出发,注重通过教育使女子获得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以培养女英雄、女豪杰为目的,把发展女学与妇女解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指出:“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多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呢?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15](P15)她把进学堂、求学艺当作妇女翻身的必由之路。[16](P275)

四、大学开放女禁及中学男女同校,使女性教育趋于完善

随着女子教育的不断发展,女子争取与男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力,尤其是享受高层次教育权之事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学部已经颁布小学男女同学办法。1912年1月3日,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1月9日成立教育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1月19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其第4条载:“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17](P194)这就确定了男女平等受教育的原则。女子可在小学与男子同校,随即便向高等学校提出了开“女禁”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尚没有自己办的女子高等学校,中国女子进高等学校受教育,只能进教会大学,即当时北京的协和女子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州的华南女子大学。这里需要附带提及的是,教会女子大学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成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仅如此,当中国人自办女学的兴起和发展,使得教会初等和中等教育变得无足轻重之后,教会女子大学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和第一流的水平,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极大地冲击了旧礼教、旧思想,男女平权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也使女学教育出现了更大的改革和发展,其突出表现在:其一,北京大学开放女禁,首开自办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天津青年会发表题为《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演说,主张仿效西方国家,尊重妇女的人格和平等权利,实行社交公开,男女同校。他说:“我国人不许男女间有朋友关系,似乎承认‘男女间只有恋爱关系’所以很严地防范他。既然有此承认,所以防范不到处,就容易闹笑话了。……但是改良男女的关系,必要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是学校了。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我们现在除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若要试办,最好从贫儿院入手。……要是试验了,成绩很好,那就可以推行到别的学校了。”继后,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不但赞成大学开女禁的主张,而且还提出了大学开女禁的步骤:第一步,大学当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不论是中国女子还是外国女子;第二步,大学当收女子旁听生;第三步,女学界的人应该研究现行的女子学制,把课程大加改革,总得使女子中学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的入学课程相衔接。[2](P270)甘肃女学生邓春兰读到《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的蔡元培的讲话,备受启发和鼓励,5月19日写信给蔡元培,请求蔡元培本其历来提倡男女平等之精神,允许北京大学接受女子进补习班,她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此后,她又在报上发表《敬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书》,要求舆论给予支持。由于当时正值期间,蔡元培已辞职离京,没有可能顾及此事。[18](P214)同年12月9日,一个署名“新青年一分子谢楚桢”的写信给蔡元培,声称代表全国女界请求北大开放女禁,认为后,除了少数顽固派外,多数人“提倡解放主义,并且主张从解放妇女入手。要解放妇女,又须允许她们和男子受同等的教育”。

信中还列举了北大招收女生的种种有利条件。12月18日蔡元培复信,明确表示完全赞同男女同校的主张。[18](P215)1920年2月,江苏无锡女学生王兰要求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但因当时考期已过,经蔡元培和教务长允准,被接受入学旁听。于是,邓春兰等8位女生也援例进入北京大学旁听。[19](P255)这年暑假,北京大学正式招收的女生,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批进入国立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此例一开,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以及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也先后招收女生。其二,中学男女同校。大学开放女禁,要求女学生必须有同等的知识方可录取,因此,女子中学教育势必要进行改革。前,女学教育侧重于师范、家政、园艺、蚕桑各科,而数、理、化、英文各课程异常薄弱,使女学生在学业上无法与男学生竞争。于是,争取女子与男子受同等的中学教育的呼声不断高涨。1920年9月,天津、北京各女校五百余人到教育部请愿,推举邓颖超、韩恂华、黄英、王孝英等四名代表递交了请愿书,提出了改革中学女子教育的四条要求。主要内容是:要保证女子中学的课程、经费与男校相同,使女学生毕业后可直接报考大学。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次大会通过决议,向教育部呈请中学男女同校,推广女子教育。当时的教育当局虽未明令男女同校,但由于五四思想解放的影响及女性要求男女同校的呼声,加之小学、大学都已男女同校,而中学男女分校又生源不足,这样,中学的男女同校随之出现。

1921年暑假后,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首开风气,招收一班女生。广东的执信学校、湖南的岳云中学也先后开放女禁。次年又有广州第一中学、上海吴淞中学、保定育德中学、南京暨南中学、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补习班、江苏省立第一中学高三班等也相继招收女生。中学男女同校的新风,是对几千年来“男女有别”的陈规陋习又一次有力冲击,很快,又出现了“男女同教”、“男进女校”的主张,从而推动近代女学教育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女子教育逐步趋于完善,走向正规。纵观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不难看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同时,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又似一股洪流,冲击并瓦解着封建社会种种抑制女子才智的陈规陋习和传统观念,激活了一股新生的力量,为资产阶级维新变革乃至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人力上的准备,推动了社会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