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教育学要想成为一门学科，首要的条件是找对研究对象。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稳定重现这个基本要求之外，教育学对它的研究对象还有多项约束条件。首先，它不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学科逻辑上，其他学科无法发展出关于它的知识，而只有教育学能够发展出关于它的专门知识。其次，虽然它不需要代表教育实践的全部，但它能够带来对教育的某种整体理解而非局部理解。最后，研究它所获得的知识有助于提升从教者对教育的理解力和行动力。为了回答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们需要首先确立理解教育实践的整体框架。当我们过于关注局部而深感困惑时，我们需要退回到整体。从观照实践的角度看，教育整体上是什么并不取决于我们看到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做到了什么。所以，教育学的整体框架只能是：目标-手段-结果。在“目标-手段-结果”框架中，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联系绝不是形而上的模式、方法、策略所表达的静态函数关系，而是依赖设计技术建立起来的动态算法关系，是一种操作性的逻辑联系。这里的目标是统合考虑社会、学生和知识三要素的结果，既具有形而下的内容又符合形而上的价值追求，而不是所谓的一般目的或终极目的。手段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自然发生的，可以由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给予部分解释，但是这些只是底层的、泛泛的解释，在逻辑上与具体的教育目标无关，还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解释。在教育学的整体框架中，理解了“手段”的整体性，也就理解了教育的整体性。我们把“手段”看作一个系统，称其为教育系统。在现实意义上，它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等多个主体之间组织起来的、有计划、有明确功能的信息流动网络。（杨开城，2023a）教育目标是教育系统的属性，结果是教育系统的某种输出（即功能）与学习者耦合的后果。因此理解了教育系统的功能机制，也就理解了教育学意义上的教育整体（不是指教育实践的所有方面）。

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无法提供关于这个系统功能机制上的解释，也无法建立手段与结果之间的教育学意义上的联系。系统功能意义上的、系统机制上的解释只能由教育学负责。而这个系统机制是设计的结果，是在理论基础学科所揭示的各种规律的基础上“构造”的结果，是“做”出来的，不是纯粹“看”出来的。这个系统机制所要处理的基本矛盾就是教育实践的基本矛盾，即学生成长的自主建构与教育者的文化传递之间的矛盾。（杨开城，2023）教育实践的这个基本矛盾是现实中的具体矛盾，所以形而上的理论范畴无法描述它。这个矛盾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在人为干预下、通过构建的教育系统展开的。因此这个矛盾在性质上是合目的性的动态算法问题而不是合规律性的静态函数问题。它独属于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理论无法独立描述它。教育系统是基于实情数据而构建的，它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文化桥梁。教育系统的数据基础包含三个方面：社会背景下人的发展需求、人的当下状况以及文化知识体系。而知识是理解人与社会的工具。所以，知识体系是基础中的基础。与个体的成长相比，知识表现为客观的信息，这是教育系统具有可重现性的根基。教育系统是一种信息网络系统，不是一种行为系统，结点并不是参与者个体，而是个体对信息的处理。因此由个体所带来的不可重现性便去除了。教育活动中的从教者和学生的行为是无法重现的，但教育系统中的信息流动则是相对稳定的，都指向特定的目标。只要目标相同，相应的信息流动在知识语义方面则是相近的，其总体特征也是稳定的。所以，教育系统是可重现的对象。在教育系统中，任何局部的信息处理和交互都可以由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解释，但是整个教育系统何以能够具有达到具体教育目标的功能只能由教育学系统机制来解释。由此可知，位于教育学整体框架中的教育系统就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教育系统不是指教育的社会组织系统，而是一种人为创建的多主体间信息网络，只不过它的功能指向人的成长。总之，教育学的宗旨是：我们设计什么就研究什么、我们创建什么就研究什么。这样的教育学不再是指Pedagogy，而是指Educology①，我们称之为新教育学。以教育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教育学是关于教育系统的理论，关注的是“如何理性创建”和“创建之物如何”。

这种新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功能是：第一，指导从教者在多种约束条件下做出理性的行动规划；第二，指导从教者完整地理解行动的规划和行动本身。要完成这样的理论功能，新教育学就必须提供以下两方面的知识。

（1）用于设计、开发和维护教育系统的技术知识。这套技术必须解决需求的表征、目标的表征、各种约束条件的表征，设计对象的结构化、从需求到目标再到教育系统的操作技术，确保各级各类设计对象的目标-手段一致性，提升各级各类设计对象的性能、可适应性、可重用性等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设计和维护教育系统，确保其目标-手段的一致性、高适应性和可重用性以及降低实践成本，仅仅依赖从教者的个人经验是不够的，必须依赖构造教育系统的技术知识。新教育学将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称为教育技术。而研究创建这套技术体系的学科就是教育技术学②。目前已经获得初步发展的是教学设计技术和课程开发技术。教学设计技术是教学系统的设计技术，课程开发技术是课程系统的设计技术。课程系统和教学系统是教育系统的子系统。教育实践中的很多关键问题都不是“言说”所能解决的。教育学只有发展到技术化的水平，才真正具有了可操作性，才能与实践接轨，“既要如何，又要如何”的理论话语才可能退出市场，教育行动才可能摆脱精英主义、经验主义的状态。也只有拥有了如教育技术这样的专业技术，教育才可能发展成为专业领域。这也使得新教育学成为一种只能通过操作才能理解的知识体系，仅仅通过阅读是无法透彻理解的。

（2）作为教育自身规律的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其整体特征的反映性知识。这些知识必须解决教育系统的动态系统建模、系统运转机制分析、整体功能性能（一致性、适应性、可重用性等）指标分析和计算、系统缺陷归因等问题。教育系统就是一个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遵循一定规则的信息流动网络。教育系统的功能并不是学生的成长效果，而是指学生个体与教育系统的联结点处各种信息的输出，包括事实性信息、价值性信息、人际交往信息、管理规则信息等。而教育系统面向某个个体的信息输出则取决于其他信息源的信息输入以及实际发生的信息流动机制。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实际上就是信息的社会性建构和分配机制。我们将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性信息流动方面，另一个是价值性信息流动方面。关于教育系统事实性信息方面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教育现象学，关于教育系统价值性信息方面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教育价值学。它们分别负责揭示教育系统运转规律的事实性方面和价值性方面。这两方面知识结合在一起，对于教育系统真实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教育现象提供机制层次的解释，既包括教育功能是如何发生的，也包括系统缺陷是如何被人为地引入的，等等。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都属于教育科学。只不过教育价值学属于价值科学，是关于价值对象之间事实性关系的科学。这里的教育现象学并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学。其实现象学教育学并不是现象学的，因为现象学教育学无法真正执行现象学还原和本质直观，还将个体性主观的现象学方法运用到主体间框架中。虽然在新教育学理解教育的整体框架中包含有“结果”要素，但新教育学更关注的是产生相应结果所需要的教育系统功能。也就是说，新教育学更多考虑的是功能而不是效果（特别是学生的成绩），因为功能可以是理论问题，而效果只能是实践问题。教育效果是学生参与教育系统耦合出来的，一方面取决于教育系统提供给个体什么样的微观环境（即教育系统的功能），另一方面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准备和具体行动。对于学生来说，教育系统提供的是现实的可能性空间。学生在教育系统中的选择和创造并不是教育系统所能控制的。因此，新教育学倡导一种“不败即成”态度，避免失败，忌追求某种特别的成功。教育原本就没有所谓的成功学。由此，新教育学与旧教育学的发问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旧教育学这样发问：怎么行动、条件如何，学生才会更好？而新教育学这样发问：怎么行动、条件如何，教育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才会更好？综上所述，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可以分为教育技术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三个分支.。教育学的这三个分支以各种教育XX学为理论基础，其实也就是以XX学为理论基础。教育技术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考察系统的目标合理性、系统要素的多元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动力水平、系统维护的成本等方面。目前教育技术学已创生的独特概念包括：知识建模、FC知识图、知识推理路径、知识组件、开发取向、目标-手段一致性、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等等。教育现象学关注教育系统中事实性信息的流动规律。目前教育现象学已创生的独特概念包括：教学系统、激活量、IIS图，等等。教育价值学关注教育系统中的价值性信息的流动规律。教育价值学尚没有展开实质研究。

二、新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很明显，在“目标-手段-结果”的整体框架中，作为手段的教育系统必须先设计出来才能得到执行和修改，而一切教育改进都必须以设计为抓手，一切修改意见只有嵌入设计才能稳定地发挥效用，所以新教育学主张践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设计为中心的研究（Design-CenteredResearch，DCR）范式。DCR是针对DBR（Design-BasedResearch，基于设计的研究）而提出来的研究范式。DBR是一种“在真实情境中，以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协作为基础，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的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反复循环的分析、设计、开发和实施，开发技术产品，在改进教育实践的同时，修正和发展新的教育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论”。（焦建利，2008）这里的教育理论不是指泛泛的教育理论，而是指“对情境敏感的设计原则和理论”，（Wangetal.，2005）被称为教育的设计科学。DBR可以区分为实践取向的DBR和理论取向的DBR。实践取向的DBR实际上是教育领域中的软件工程过程，而理论取向的DBR由于误解了迭代、教育行动的不可重复性、不具备正确的认识论基础而无法发展出教育的设计科学。（杨开城，2023b）实际上DBR只是一种精细版的行动研究，无法承担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任务。它唯一的贡献是让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设计属性。（王文静等，2008）与DBR不同，DCR是一种关注教育干预的设计过程，旨在发展教育设计的技术知识，并探索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和整体特征的研究范式。DBR与DCR的差异很明显。DBR关注的是教育干预本身，着眼于教育干预的有效性，而DCR关注的是教育干预的设计技术，着眼于教育实践中的一致性；DBR的目的是发展情境性“知识”，而DCR的目的是发展脱离情境的技术知识；DBR与情境紧耦合，不具有可重复性，而DCR可以重复。在DCR指引下，当面对教育实践问题时，我们总是首先回到教育设计的技术过程。

而教育学理论的进化总与教育中的设计技术有关。这种与技术知识关联密切的新教育学理论研究自然采用开发取向。所谓开发取向，“是指通过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原理以及各种可重用的技术来尝试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理解教育教学规律，以形成对教育教学规律的独特认识的研究取向。”（杨开城，2004）开发取向主张将教育系统及其所包含的知识产品看作是一种技术人造物，即人们利用某种特定技术所创造的事物，（杨开城，2005）强调从设计过程入手，基于实际数据和层次模型去理解它们。对于教育技术学来说，DCR主张采用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来改进设计技术。所谓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某种技术所生成的产物的缺陷来分析和反思所运用技术的缺陷并使之得到改进的研究方法。”（杨开城，2005）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的基本流程见图2。图2技术人造物缺陷分由于技术体系是由技术效应件、技术系统和技术产品构成，因此技术的进化表现为技术效应件的进化、技术系统的进化和技术产品的进化。（杨开城，2008）除了基本技术效应件的发明之外，技术进化都源自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发现的功能不足，即缺陷。为了弥补缺陷，人们会将技术操作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化，或寻找更加合理高效的效应件。对于教育技术来说，它的缺陷首先表现在它的生成物即教育系统上。虽然并非所有教育系统的缺陷都源自教育技术，但教育技术自身的缺陷必定表现在教育系统之中。所以，通过识别教育系统自身的缺陷，再沿着教育技术的操作链条反向追溯，我们会找到教育技术自身的缺陷环节，并根据现实的需要改进技术。教育技术学的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在教育领域中首开缺陷分析之先河。对于教育科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来说，DCR主张采用基于信息流的分析方法来探究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和整体特征。教育科学需要对现实的教育系统进行系统建模，找到构成系统的最基本、最微观的构成成分以及这些成分组成整个系统的层次模型。由于教育系统在性质上属于信息系统而非物质系统，因此最微观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信息流，因此教育系统的建模及其分析必然是一种基于信息流的建模和分析。这就需要对直观的教育系统进行信息流切分，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运转机制模型、探求整体特征并对这些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教育系统的信息流分析基本过程见图3。

三、新教育学的理论旨趣

新教育学并不关注教育实践的所有方面，而只关注教育系统，为教育系统的设计、开发、评估和维护提供理论知识。教育实践的其他方面由其他学科来支撑。

（1）新教育学不宣布一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而是为制定清晰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标提供理论支撑。“把什么作为教育目的来看待”是实践问题，“应该把什么作为教育目的”是理论上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新教育学眼中，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标是综合权衡社会需求、学生发展需要和人类文化遗产三方面信息以及各种行动约束条件的结果。对于教育目的，新教育学关注的是它的可达性而不是应达性，是它的清晰无歧义的表征而不是形而上泛泛的空话。

（2）新教育学不关注泛泛的方法模式，而关注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设计教育系统以达到具体的目标。新教育学不认为“有目的的行动就是理智的行动……而理智行动就是意味着有目的和符合目的的行动”。（杜威，2009，pp.98-99）教育目的无论多美妙、多高尚、多和谐，它与教育手段之间都不会自动建立联系，不会是自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具体实践的结果。新教育学将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形而下的“技术活儿”，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务，是一种教学方法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新教育学要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供理论知识。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育学不可能是形而上学。

（3）新教育学不关注有效性，而关注教育实践中的一致性。在教育研究中，有效性通常指的是某种教育干预在某种（研究）情境下令当事人（甚至蜕变成当权者）满意的程度，主观性、情境性很强。教育中的有效性研究存在归因困难（无法从效果出发检验方法模式的有效性）、适用范围狭窄（只适用于教学领域）、难以适用于反思性分析（没有客观判据确定教学失误到底发生在哪个环节，因而拒绝理性）等困境。我们将有效性研究称为“有效性陷阱”。一致性研究则不同。一致性是从微观数据分析出来的。当我们发现不一致或者某种一致性水平低于可接受的标准时，我们可以从分析机制和微观数据中找到这种不一致的来源，归因不存在困难。一致性这个概念贯穿整个教育领域。从社会需求感知，到教育目的目标的确定，到课程产品及其体系的构建，到将课程意图转化为教学方案，到教学方案转化为教学行动，直到各种考试测验，都存在着各种一致性问题。确保各种一致性是教育实践的基本要求。相应的，基于一致性的反思性分析的逻辑是这样的：若目标是合理且完整的（价值取舍合理、期望合理），教育系统设计与目标是一致的且可行的（包含着设计者对各种规律的理解和遵循），且行动与系统设计是一致的（临场处置没有偏离预设），那么行动就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何种效果，则取决于非可控要素）。如果某次行动是不被接受的，那么可以怀疑某处的一致性被严重破坏。沿着上述逻辑链路进行回溯，结合同行对话、经验借鉴，进行反思性分析，从而改进理念、技巧、技术、经验、视野等等，进而提高从教者的综合职业素养。

（4）新教育学不关注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关注教育自身的规律。新教育学认为反映教育基本矛盾的规律才是教育规律，即教育系统的运行规律才是教育规律③。教育原理是指教育系统何以达到目的的原理。这一原理是指一种技术性原理。实践中的教育问题都是算法问题，教育规律也就必然是指这类“算法”的外部特征、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等等。所以，新教育学关注的是教育系统的功能与结构。这里的结构不单单是指某种静态结构，而且指系统运作所表现出来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理解的角度，新教育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正功能、负功能、显功能、潜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系统结构的关系；从构造的角度，新教育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

（5）新教育学不关注实践的成功，而关注教育系统的缺陷。既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美好的，那么就从消灭已知的丑陋开始。新教育学坚信，既然我们无法事先知道普适的、无缺陷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子，那么就从识别教育系统的缺陷入手，通过调整系统的内容、内在结构和适应性以避免缺陷再度发生，促使教育系统可以与它的外部环境协同进化。由于新教育学提供了构造和理解教育系统的知识，那么它便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那些系统缺陷是如何被人为地引入的，并对症改进。

四、新教育学如何走向实践

现代教育需要教育成为一个专业性领域。利伯曼指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专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钟启泉，2001）（1）范围明确，垄断地从事对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2）工作需要运用高度的理智性技术；（3）从业者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4）从业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均具有广泛的自律性；（5）专业的自律性范围内，从业者直接负有做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6）非营利的目的，以服务为动机；（7）拥有综合性的自治组织；（8）拥有具体的伦理纲领。概括地说，当一个行业能够有组织地利用专业技术和其他专业知识，在专业精神、专业伦理规范的约束下，为社会提供专门的专业服务，并赢得社会信任、拥有专业权力的时候，这个行业就成为了一种专业。而专业领域的诸多要件中，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的专业知识是专业的最核心要件。（杨开城，2023）没有了这个要件，其他要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新教育学只有包含了技术知识，才会使得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成为可能。现代教育需要的是专业性的从教者群体，而不能单纯指望教育大师——教育思想、经验、成功的集大成者的横空出世。个别人因机缘巧合而成为教育大师是可能的，但所有从教者都成为教育大师是不可能的，可是所有从教者都成为教育专业人员是可能的。个体的教育行动的确需要一些旧教育学所说的智慧，但整个社会的教育行动更需要专业的新教育学知识。新教育学为从教者提供的指导绝不是“只要按照某某原则规范去做就会取得何种理想的效果”的承诺，而是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科学和技术知识。新教育学能够为教育实践独立地提供知识，因此面对实践问题，新教育学主张分工原则，只提供学科理论，并不直接参与从教者的问题解决。实践问题是从教者的问题，新教育学并不代替从教者定义问题，也不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武器。但这些武器的学习及有效运用并不简单。

作为技术与科学的新教育学具有可用性、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不一定具有易用性。新教育学对于从教者来说是有门槛的学科。新教育学所支持的教育实践的基本模型如图4所示。新教育学走向教育实践至少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准备：第一，人员素质准备：通晓尽量多的哲学和其他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有一定的学习毅力。新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庞杂，涉及面广，这需要实践者具有相当广泛的知识面，否则难以理解教育学中各种操作技术的合理性。此外，新教育学包含大量的技术知识。大道至简、宏术至繁。技术总要比科学更复杂，而且它们需要操作才能理解。这就需要实践者有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和学习毅力才能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第二，数据准备：学科知识库、学习活动库、课程组件库等数据库。新教育学所支持的现代教育是基于数据的教育实践。无论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教育科学，都不是仅仅基于常识和经验来思考的，它们的运用都需要数据支撑。教学设计、课程开发的数据基础之一是学科知识体系，从教者之间还需要共享可重用的学习活动方案和课程组件，这些数据必须以数据库的方式存放才可能使它们在从教者群体中长时间广泛流转。从教者不需要每次都重新构建这些基础数据。第三，工具准备：各种设计、开发、维护、分析、诊断的自动化软件工具。新教育学不但需要数据的支撑，还需要处理这些数据的软件工具的支撑。只有这些工具软件解决了信息的重复加工和自动处理以及工作效率等问题，从教者才可能从繁重的信息加工工作中摆脱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作的创造性方面。

五、小结

教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精神的载体兼具传播科学精神的重要作用，受分科教育系统和二元论世界观的影响，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担负人文精神传播的重任有其自身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即个人、组织有目的地将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面向民众进行广泛传播，社会科学普及是社会分工背景下成果共享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均衡发展、共求和谐的重要途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社会科学工作的下游组件，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科学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重要性的集中表述也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中远期发展要求。社会科学普及主体的专业性、组织性和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受益范围、受益程度反映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效果，各级社会科学联合会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主要组织协调者，民众作为社会科学普及的客体主要接受了安防、法规、卫生、经济等方面的服务和教育。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成效不仅仅表现在普及工作的具体实践现象中，而且还表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意义论证、载体创新、立法保障、与自然科普工作比较、战略提升规划等方面，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实践重点集中在普及主体素能提升、普及宣传、普及策略建设等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共同促进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本质上是理念和方法的传播活动、社会性的教育行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社会科学普及作为一种广义的教育社会活动其目标必须包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传播理论和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在普及工作中已多有应用，但教育哲学论的辨析鲜见。教育哲学以反思教育理念前提和实践基础为特征而区别于教育学对教育过程的控制，教育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使教育活动能够建立在稳固的哲学基础上避免教育的狂妄和迷失。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宏观指向目标具有导向作用，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具体实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以教育哲学的视角审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既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自我反思也是教育哲学理论的实践检验。目前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一步提升普及工作的效率和影响力度成为新时期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建设是普及工作的理论前提。研究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客体性状和诉求是普及工作的必要准备，也是普及工作自身建设的运行保障。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探析可以依照普及工作的知识传播规律进行传播学、教育学构建，也可以对普及工作的运行理论前提和过程基础进行教育哲学探析，选择教育哲学视角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进行评析是相关理论的补白和实践探索的新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发生在社会有机体中，教育哲学的视角不仅能够在宏观上把握社会科学普及的方向也能在具体实施中促进反思和改良。宏观指向保障了其工作方向的先进性，普及工作的具体实施是提升工作效率的着力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教育哲学探析有着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和有益性。

二、社会科学普及的教育哲学评析

社会科学及其普及的重要性源于人本身的目的性，自然科学外求诸理于人之外（即便是以人为对象的生物、医学等领域的研究仍旧是将人作为对象和工具而外在于人），只是为了获得认识自我的多个视角，人本身仍旧是目的。社会科学是回归人的目的性的切近道路，也是人向世界出发的隐性工具。“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尤其是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日益渗透，它们缺乏人文关怀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出来”，人终究只能是目的而非手段和工具，“认识你自己”的呼声反而在当代科技盛行的背景中增强，“人作为目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重要性认同只可能暂时遗忘而不能被否决。自然科学出游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归家，只是自然科学的游子心暂时被大自然的奇妙所吸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否定项常常指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肯定项与自然科学诉求同归于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实践和成果普及主要以社会个体和个体社会关系为对象，是人类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自我回归，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更加关注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和意义性。相较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解决的是人本身和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社会科学以人的社会关系为背景观照人的存在，有别于自然科学所关注的自然背景。约翰•杜威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提出：“科学的进步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关于生活目的和生活幸福的思想。”这里的“科学”显然特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直观性上较之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相对于自然科学普及工作有着较多的困难。困难产生的内在原因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没有得到普及主、客体双方的深刻认同，困难的外因在于由二元论世界观和工具理性所致的自然科学崇拜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科学普及是克服此困难的有效途径，社会科学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更加贴近于人的存在，是对自然科学疏离人的纠错。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在于引导、思考并解答社会进程背景下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促进个体社会化积极效果的发生，引导个体的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自然科学是人的工具而非目的，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应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应该在人的存在中淡化直至消除。

当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施者的主要精力大多投入在传播社会科学知识的活动中，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功能发挥，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投入在策略上有重大缺陷，至少存在三个弊端：其一，与基础教育的功能重合。基础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传播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教育未能周全的社会科学知识才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重复性的劳动则降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普及由此被民众所轻视和慢待。社会科学普及内容的重复是导致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低下的工作认识缺陷。其二，遗落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难以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发挥促动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功能。社会科学普及的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方法、思想的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仅仅是普及工作的一部分，是社会科学普及重点达成的依托和凭借。通过社会科学方法和思想的传播，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进程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由之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带动作用。其三，过渡谦让于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轻视社会科学的隐性功用。面向细微生活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传播和技能教育受到普遍的欢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若“学步”于此将导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功用的遗落。自然科学成果及其普及因其直观性而产生了光环效应，自身的不足被遮蔽；“在人们生存能力、条件和状况越来越得到很大改善的今天，人们反而对存在的意义发生了疑问，这可能是‘现代病’的总根源”，“现代病”已经逐渐暴露出光环掩映下的意义失落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功用所在，这种功用在时效、影响力上均强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现状是放弃了自身的优势去模仿同事的特有技能，这就必然消解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性能，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感受和态度逐步惨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心也必将受挫。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问题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对象——民众的影响上则表现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认知偏差，这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策略缺陷的外在表现。民众执意于对自我生存直接获益的知识和技能，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此有先天不足，社会科学的有益性在于对个体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进行宏观、间接地导向和纠错，这种作用具有间接性和长期性，难以对受体产生直接、短期的直观收益。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效运行得势于民众对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的需要，这种需要指向当下的生存，这是社会个体存在的必然反应。通过社会科学普及来增益社会个体乃至社会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是普及工作的根本所在，如何凸显这一积极效果是提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改良工作策略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普及是面向大众、惠及民众的事业，民众参与的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科学普及的效果”，民众的社会存在状态影响着社会科学普及的需求度和需求内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必须结合社会个体的具体存在状态。民众的认知内容固着于当下生存内容，忽视了生存的方向性和价值内涵，坚持以促进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和谐化为纲，以民众的社会角色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参考变量，是当下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指导思想。

三、教育哲学视域下的社会科学普及策略

运用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前提、过程和目的进行分析发现，社会科学普及出现了工作观念错误、策略失误的情况，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认知偏差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应对这些问题成为社会科学普及实践的必要准备。社会科学是人的存在的意义辩护者和生存引导者，改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观念和策略而建立起社会科学新形象能够促进民众对社会科学的认知转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成效不尽人意的重要内因可以归纳为功能定位错误、工作重点不明、无视自身的隐性功用三方面因素，对于民众的认知偏差的外因可以通过因势利导的策略达成弱化甚至是消除偏差的效果。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应该是基础教育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的补足和深化，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引发个体的存在反思从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这种促进是终身的。促进可以产生连锁反应成为个体自动克服困难、追求幸福的主动行为，无须为社会科学普及的个体依赖性担忧。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式微是社会现状的反映，社会科学普及主体也受社会现状的影响，提高社会普及工作效率的前提便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自身建设。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不少同志沉溺于对成就的享乐且理想追求淡忘，其生存失去了可持续发展性。人文精神的弱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宏观精神祈求波动的微观表现，进而弱化了专注人类社会本身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下游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也进而松懈。我党先进的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础维持着社会科学相关工作的前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应该抵制社会进程中逆流的影响，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通过社会科学普及对社会现状产生积极的反作用。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有限，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也非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应该是社会科学思想、方法的普及，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发展。知识传播只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部分任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性任务当是引发民众反思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探求人类社会进程中个体关系对个体发生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自发的知识获取行为，从而达成促成人类社会知识体系共享的目的，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效应。社会科学普及是当代社会意义失落症的药引，自然科学的成果只是最高伦理准则“幸福”的间接工具，为幸福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只能由社会科学所彰显的社会价值体系所担当。推崇幸福的物质要素是物质匮乏年代所造成的社会阴影，该阴影被当代社会的富足和时代背景下的“和平”“发展”之光所消除，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要求社会工作者担当起回归人本身的责任，正因为这种担当使得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才能回归其所属的工具性，才能使得社会科学的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只有在这种工作环境中，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才能得到客观、准确的表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才得以重建。个体社会进程的视角下不乏追求理想的行为，这种个体理想追求常常圈囿于个体自身而对社会发展难以产生巨大的贡献，即便产生了积极效应也是客观结果而已，也很少会有我党创建初期、建国前后的社会群体性的理想追求图景。大多数民众大都处于社会理想追求淡化的状态，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能够对其生存产生直观而迅捷的效应，社会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被视之无用。个体的社会发展受动于个体理想而陷于直观、感受性的生存世界，奥伊肯指出：“迷恋于直接环境不可能给生活以内容，在它给我们提供的生活背后，永远有一种深刻的、无法满足的渴望。”这种“渴望”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渴望。任何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都不能用不切实际的祈求带动具体的需求，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进程和民众思想状况的特点，辩证地处理社会个体存在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面向民众实际的生存，不能“空对空”地进行理论宣讲，如若这样只能自我陶醉于远离生活的理想世界，只能被生活所抛弃，最终戮害自身而自哀自怜、愤世嫉俗，这是近现代哲学本体论研究的病症，社会科学也染疾于此深受其害。社会科学普及必须立足现实，认真贯彻党中央多年前提出又在新形式下发扬光大的“群众路线”精神，引导民众发现自身最为根本的、最为重要的利益——人的全面发展，将对幸福的追求落实在具体的生活中。立足于社会个体特定的生活情境，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客体进行因势利导，才能高效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此所言之“势”，意指个体存在的社会性和个体意义的必要性，物质文明成为民众利益的现实表现，精神文明建设集中地表述了民众生活的隐性内容，“两个文明”的外延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大势。社会科学普及不能临摹自然科学普及工作，两者毕竟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度接纳性的原因作为可鉴用以变革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有些研究者从强权视角提出了诸如国家权力介入、立法保障等一些建议，社会工作普及强制化的效果预期难以乐观，社会科学普及立法倡议是理想淡忘情境下意图发挥理想带动机制的国家意志手段介入，这种介入的效率已经被其特定情境所弱化，这些建议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社会民众尚未产生社会

教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础内容 （一）道德观——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④，尤其是民族高校的学生更有义务和责任努力增强民族团结，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公正，是一种将集体置于个人先的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观。首先，我们要培养学生一种责任意识，讲求社会道义和公德；其次，我们要培养自身的规范意识，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秩序，因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仅是追求一种包容、和谐、共生，更要求一种责任与道义担当。 （二）个人发展观——恪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体现在通过为国家奉献、为他人服务的社会认同努力过程中获得幸福感，另一方面体现在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正当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前者要求高尚的爱国情怀和友善的社会处世态度；后者则是要培养大学生以诚信立身、爱岗敬业的道德情操和相应的契约精神。这是国家稳定之基、社会兴旺之本，也是家庭和睦之方。在个人发展中，诚信是修养之宝，友善是交往之桥，敬业是造福之基，爱国是幸福之本。 二、民族高校生价值观塑造的现状及特征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是非混淆、善恶不分、美丑不论、爱憎不明、正不压邪等不健康、不文明现象，这些不良风气和现象的出现使民族高校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国家层面上价值目标高调化，缺少冷静和理智绝大多数民族高校生都有强烈的国家民族认同感，都关注国家事务与社会问题。在事关国家发展与安全稳定的问题上，绝大多数学生在情感与行为上能表现出坚定支持党和国家的决定，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对待民族分裂危害性认识不足、一些爱国行为中表现极端、片面强调个人自由、盲目崇拜西方三权分立式民主等。 （二）社会层面上价值取向多元化，缺少责任和担当绝大多数民族高校生都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但当复杂环境中问题与矛盾突显时，他们义与利、奉献与索取、个人与社会等问题的选择往往茫然不知所措，更多地试图努力寻找取舍兼顾、义利共济、左右逢源的最佳结合点。若与己直接无关，则持严以律人的批判态度；若与己相关，行为上表现出无能力，以宽于待己的态度，把问题归因于外在环境，努力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进行开脱。 （三）个人层面上价值标准双重化，缺少自律和自强当下社会现实功利性氛围也深深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选择，尤其是地位和财富作为人生成败与幸福感评价的标准被最大限度强化后，学生的个人理想过于趋向短期性、现实性、功利性，甚至片面坚持“幸福是造福与享福的有机统一”⑤。虽在思想认识上认同、肯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具体行动中难以知行合一，导致自我实现和服务社会产生矛盾和差异。 三、民族高校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路径 少数民族大学生成才同样必须首先成人，成人关键在学会做人。如果说小学和中学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养成教育”为主，而高等教育阶段则当以“学成教育”为主⑥。学成教育是在价值观方面的提高性教育，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融入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与个人生涯发展规划指导中去。“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都不可能自发地发挥作用，它必须依托一定的制度基础才能切实发挥道德教化、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效能。”⑦民族高校是构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应该积极调动一切教育要素，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院校学生中内化。 （一）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主阵地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与时俱进，一方面要突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积极输送正能量；另一方面要理论联系实际，充分结合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客观、理性地分析和评价当代社会中各种现象及文化思潮，教育方法也要改革原来的教条化、灌输式，不仅不能回避矛盾与问题，还要通过师生互动、课堂讨论、实践体验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理性思考，加深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理解，促进其内化过程。 （二）积极发挥辅导员的引导与示范作用辅导员既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师长，更是行为示范的榜样。推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内化过程，辅导员自身先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和践行，在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程序管理、生活帮助上，要发挥政治导师作用，注意处理好个人与团队、学生与教师、教师与领导、学校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在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上，要增强权威地位；在遵守社会公德和处理好个人与学校、个人与国家利益上，要树立榜样形象。 （三）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的熏陶和影响作用校园文化是大学生成长的文化氛围，其中包涵了管理、教育、组织和环境建设等各个方面，优秀的校园文化需要主动建设和营造，如组织各项活动、改良校园环境等。同时，校园文化也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优良传统的传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内化融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洗涤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四）积极引导学生加强自我修养，产生转化和升腾作用价值观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其不仅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外部教育和影响，更需要大学生加强自我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⑤。对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的学习和践行是手段性的，只有自身内在素质提升，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由于学生的自我修养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加强自我修养，培养一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学习意志和毅力；也可以让学生在与同学、教师的人际交往中加强自我修养。同时，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要让学生和睦、友好相处，谦虚谨慎、从善如流，还要注重协调与合作，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自觉维护集体利益和荣誉。此外，我们还要在社会实践中加强学生的自我修养。如参加军训、生产实习、公益劳动、青年志愿者服务、献爱心活动等。让学生通过活动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体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内涵，通过“学”和“行”结合，完成化“知”为“智”、化“智”为“行”、以“德”率“行”的过程⑦，实现自身素质的提高。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针和理念上提出的一种普世价值。民族高校要积极引导学生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理论高度去认识、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面向社会、面向现实、认识自我中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知行统一、自我完善，最终在促进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作者：汪涛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理学院

教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家庭作为促进个体发展的初级群体，对个体道德社会化的发展有着最基础、最深刻的教育影响，当然，也有着社会与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优势。

(一)家庭道德教育具有早期性和持续性优势

个体自出生起最早接触到的社会环境便是家庭，父母抱着对子女的殷切期望不但对其生命给予细心呵护，更是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便开始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着启蒙教育。另外，个体所在家庭的种族、、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以及其他成员的素养、交往活动等等都无不例外地对其道德人格的形成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A．拉琴斯提出的首因效应理论，家庭教育作为个体最早接受的教育，其成败对今后的社会与学校教育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是个体道德教育的“摇篮”。同时，在家庭教育的整个过程中，生活环境和教育者的相对稳定性保证了个体道德社会化教育的连续性，因此，家庭又是促进个体道德人格发展的“终生阵地”，对中学生的道德社会化影响是基本而且长远的。

(二)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优势

中学生正处于生理与心理双重变化的时期，他们张扬个性，同时又极度渴望得到教师、同学、家长与社会的关注与认可。但是，由于学校教育自身的局限性，教师在同时管教几十个学生的道德思想时难免会出现教育的疏漏或顾此失彼的现象。而在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子女的个性特征、思想变化、优缺点的真实状况有着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了解。因此，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根据子女的个性特点和行为表现，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及时给予有针对性的道德教育。

(三)家庭道德教育具有亲情优势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联结而成的亲密组织，父母与子女之间这种天然的亲情关系无可替代，并且不可分离。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的爱本身就是巨大的教育力量，将有助于子女形成积极健康的道德情感，塑造健全的人格。在个体道德社会化发展过程中，这种“情”的教育往往比“理”的灌输更能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四)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生活化优势

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丰富的“教科书”，而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个体自出生起便开始受到家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教育。无意识的教育包括家庭、文化氛围、经济水平等等，也包括父母在生动活泼的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价值观、修养德性、行为模式、生活习惯等渗透到子女身上。这种“不教而教”的教育影响将产生“润物于无声”的教育效果。

二、目前我国家庭教育中对中学生道德社会化影响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重智轻德”

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家长占据着一定的主导地位，其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追求的境界等都影响着对子女成才标准的选择。一些家长受当下教育体制和功利化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升入更高学府获得更高文凭，为未来取得高薪职业和社会地位作准备是关系子女一生发展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事情。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花费大量钱财和精力为子女“择名校”、报各种辅导班、请家教，但是却对子女的道德发展不以为然，认为智育的发展比起道德品性的养成更为重要。

(二)教育内容“重基础轻高度”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家长逐渐意识到教会子女做人，培养其良好品德的重要性。但是，受家长自身文化素养、个性品质、精神境界高低等的影响，一些家长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内容多以文明礼貌、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等基础性教育为主，对培养孩子责任心、团结协作、创新开拓和独立自主等品质的追求略显微弱。更少有对其子女进行尊重一切生命、关心他人和社会、保护环境、热爱自然、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利益、为人民服务等等更高一层的家庭道德教育追求者。

(三)教育方式“重言传轻身教”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其生理的变化也促使他们的心理发生着激烈的变化。他们敏感而骄傲，既渴望融入群体，得到教师、同学，甚至家长的认可和关注，又追求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他们往往意气风发、理想远大，但却不切实际;他们是幼稚而又成熟、依赖而又独立的矛盾体。但是，由于家长自身教育知识和教育能力方面的不足，容易忽略中学生的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而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味进行说教，机械地灌输成长的要求，反而适得其反，引起子女的反感和叛逆。同时，有些家长往往将子女置于教育的对立面，而忘记自己本身也是影响子女道德教育的一面“镜子”，重言传轻身教，因此导致事倍功半，取得的教育效果甚微。

三、提高家庭教育对中学生道德社会化影响力的对策思考

(一)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

促进家庭教育效能的实现正确的教育观念是确保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以及教育评价标准选择的科学性的先导条件。要促进中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发展，关键在于转变家庭教育中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提高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并帮助其树立正确、全面的成才观。家长应加强教育理论、心理学理论等相关知识的学习，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并同时在道德修养方面进行再社会化，以提高自身素质。另外，家长应尊重个体成长规律，从子女的角度出发，根据其个性特点和成长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科学、灵活创新、活泼生动的教育方式给予及时有效的指导，纠正其可能出现的成长偏差。中学生是敏感脆弱而又矛盾的发展性群体，家长在对其进行道德教育时应更加耐心、包容，本着客观与科学的原则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方式方法上讲究教育的艺术。

(二)加强学校和社会对家庭教育的指导

教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1）条块化构建管理网络。首先，可以将岗位培训、学历培训及劳动力转移培训等各类培训及网站建设、科研课题、档案管理、文字材料等各类工作条分缕析，纳入归口的中层管理部门。这样分块管理，能有效下移管理的重心，突出管理的中心。其次，可以本着“分工不分家”与“便于事业开展，便于质量提升”的原则，致力于合作意识、团队意识的打造。每年度要对教师的分工进行“合理化、最优化”微调，尝试推行“轮岗制度”，着力形成校长层、中层及教师、学员层的层级层进式管理模式。

（2）科学化执行管理制度。首先，在健全常态的与普通中小学基本一致的制度基础上，建立诸如《社区教育目标管理制度》《社区教育分片包干责任制》等具备社区教育自身特色的管理制度，着力形成制度文化。在制度制定的过程中，要与教师的心声相融合，邀请教师参与到制度的制定中来，将原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教师的需求与学校的需求相整合，完善修订形成新的、更切合学校事业发展的制度，为精细管理的推进提供基础。其次，要打破“大锅饭”，激发“内驱力”，注重制度“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辩证统一，切实理顺各类管理的精细化脉络。

二、根植认识，深刻理解要领，挖掘精细内涵

（1）要加强精细管理内涵的诠释。精细化管理，简而言之，精为“精致”，细为“细微”，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理念。它是规范化管理走向个性化管理的必然阶段。具体而言，社区教育基层学校应精细化地确立办学目标，并在目标的引领下，精密构建组织架构、精细解决存在问题、精致落实人员分工、精心建设校园文化，同时更要留足对应的精细管理中的过程痕迹，做到件件落实，事事可查。

（2）要着力理清精细管理的思路。首先，应充分认识到“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第一资源”，按照业务学习与阶段考核相结合，各类培训与能力竞技相结合，科研课题与论文撰写相结合的方式，扎实开展师资队伍的精细化管理与建设。其次，要切实加强精细管理基础能力建设。一方面要在硬件设施上舍得投入，用于改造场地、路面、建立实训室、盘活土地等闲置资产；另一方面要着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按照培训内容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的要求，本着对教师与学员宣传、引领、激励性的原则，营造切准本校培训特点，满足校本发展需求的校园文化，力争环境整洁，赏心悦目，设计合理，富有品位。

三、回归服务，强化常态管理，凸显过程痕迹

社会教育基层学校要确立“管理即服务，精细化管理即全方位服务”的理念，在管理过程中注重精细管理的常态化，注重过程管理的痕迹化，不断体现“服务提质量，服务创品牌，服务彰信誉”的要求。

（1）首先，社会教育基层学校在培训的过程管理上要想方设法，开展精细化管理。具体表现为办班计划的编报、培训通知的发放、课务课程的设置、考试考核的落实、培训证书的发放及最后的培训资料的归档等，全过程、全方位留足精细管理的痕迹。一是在报名招生阶段，应以电子稿为主体，纸质稿为辅，将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学员的基本信息逐一核实，确保无差错。二是将传统通知手段与现代通知手段相结合，与学员构建沟通渠道，实行“双保险”。如可以以电话、短信等平台为载体，加强与学员之间的互动沟通，还可以以纸质稿的方式直接寄送，学员签字确认的形式进行互动沟通。三是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有纸质的签到程序，而且在培训中途及课堂结束前还应具备点名环节，确保学员的“到课率”，有条件的社区教育基层学校甚至可以采用“指纹”点名。四是抓培训的授课质量，要严把兼职教师质量关。校行政主任及班主任可以跟踪听课，把学员的意见与建议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还可以每次授课后随机抽20%左右的学员进行课堂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五是在考核后的发证上，可以采取上门领取、签字确认的形式，也可以采取“送证上门”签字确认的形式，确保每张证书不遗失。对于技能及对应的理论培训，应当着重从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上按照“对象、内容、时间、目标、方法、考查”等“六个方面”切实做到“段段清”。其次，社会教育基层学校不仅要注重阶段考核，而且要注重“售后服务”工作。可以在学员培训结业后开展批量式跟踪调查服务，对培训的质量要求、后续培训的需求进行前期的摸底调查工作。其三，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要逐渐体现精细化要求，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工作例会，举办教研活动，安排工作要求，研讨工作难题。甚至对教师要提出听课要求，如每位教师的学期听课量达20节（次）。这一举措，不仅能提升校内教师的业务水平，同时也能监控外聘教师的授课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