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辛亥革命中，在京士绅恽毓鼎不仅真实记述了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而且还对主要的政治人物一一进行了点评，希望、失望，忠诚、无奈，力挽狂澜而又无济于事的惆怅落寞充斥其心间。尽管政治潮流浩浩荡荡无法阻挡，可民国成立后，其仍着旧服守岁，并因不满清帝退位、眷念旧朝而沦为满清遗老，成为辛亥革命期间忠清士绅的一个典型代表。

[关键词] 武昌起义；恽毓鼎；诸亲贵

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重要时代，对当时的社会与人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处此境遇之下，在京忠清士绅更是如热锅上之蚂蚁，无所适从，不知所以。恽毓鼎这个前清官僚不仅目睹了社会急遽变动，而且把其所见所闻、所行所思一一记述在日记里。通过细致梳理恽毓鼎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记述，从中不难看出，在京士绅对辛亥革命的抵制以及对清政府决策的强烈不满，或可为清朝灭亡做了重要的注脚；其对主要政治人物之评述更是入木三分，由此可见恽毓鼎的政治倾向；他对人与事的体悟都相当深刻，并得出如此之结论：晚清政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亡国之种早已播下，安得不收亡国之果。其实，这是一般在京忠清士绅的共同感受。为了探讨辛亥革命期间在京士绅对时局的观察与体悟，本文主要以恽毓鼎对时局相关人物的评述作为出发点，来检视在京士绅对辛亥革命的心态反应，通过深入考察辛亥革命期间在京士绅的心态与反应，从更微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激烈的社会秩序变动，或可更真切体会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历程，并可补宏观叙事之不足。

一、瑞：谬种流传

瑞的出逃，引起连锁反应，可是“朝廷犹爱之而不忍加诛，奇极！行见逃官之接踵也”，朝廷处置瑞不当，的确加重了各地守土官弃署逃跑的现象，武昌起义后，一连数省的响应起义就是明证。瑞未能坚守阵地，并私自逃到九江、上海，确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终因社会压力太大，朝廷不得不对瑞进行一定的惩治，“奉旨交张人骏拿解进京，交法部严讯治罪。”此时，恽毓鼎才感觉“人心稍快”[1]555。但接着也并未见处置瑞的具体措施，想必清廷仍是不了了之。

其实，处于群情激愤之时，清政府针对地方大员的失职渎职，不是认真对待、严厉惩戒以儆效尤，反而包庇，恽毓鼎感到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泱泱大国，当权者载沣、载泽等因瑞与其有这样那样的亲属关系，而对之玩忽职守、弃署逃跑一事，不加重惩。这对处于危急之际的清廷形象必然大有损害，恽氏将之上升到法纪荡然并不为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恽毓鼎却对在辛亥革命期间忠于职守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提法使李盛铎等大加褒扬，认为相对或逃或匿的其他疆臣，“幸有二公，足以增光战史矣”[1]557，并在广惠寺为陆申甫中丞开追悼会。

恽毓鼎等一些在京绅士对清政府处置祸首瑞的不满与发泄，体现了其传统意义上士人的“忠君爱国”思想，尽管这种简单朴素的理念被后来人贴上维护封建统治的标签加以批判，但在清廷危急时刻，做惯了臣民的他们仍然坚守了相应的道德底线，他们的思想和作为仍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8月第30卷第4期丁健：清亡忧思：辛亥革命期间恽毓鼎对时局的观察与体悟

二、唐绍仪：通匪卖国

武昌起义后，特别是汉阳汉口战役结束后，人们渴望和平的呼声渐高，袁世凯主动示和黎元洪，革命阵营内部尽管出现了战和不定的两派意见，但很快在英国的撮合下，南北双方进行多次秘密联系，决定举行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和谈顺应了历史潮流，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但终究因政体选择问题双方分歧很大，袁世凯主张君主立宪，革命党主张民主共和，而且互不相让，导致和议并未能立即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来，原先那些希望通过和谈迅速解决革命的北方士绅如恽毓鼎者，开始感到通过和谈的方式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相反，示弱只能助长革命气焰。

于是，恽毓鼎觉得必须与革命党进行彻底决战，才能敉平全国变乱，维护朝廷的尊严和体面。同时，他认为“诸亲贵若能毁家纾难，不下二千万两，然后责成总理主战，明谕将士，将士必奋”。对于和谈，他不仅不抱任何希望，反而觉得这是扰乱阵线的根源，而针对前方议和的唐绍仪，他主张“召回议和唐、杨二全权，坐以通匪卖国罪，立斩西市”，以定人心，认为“如此而士心不感，乱党不平，吾不信也”。在其看来：“绍怡本非善类，平日所行，直同禽兽，岂望其忠爱朝廷乎？项城用之，误矣。”[1]567恽毓鼎之所以如此痛恨唐绍仪，一方面是因其主张君主立宪，而唐绍仪在南方谈判时却表现出同情共和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唐绍仪不仅同情革命党，反而来电要求清廷同意革命党的民主诉求。恽氏认为，唐绍仪此举“逼迫不留余地，志在灭清。”再说，恽毓鼎一开始就不太接受与革命党通和，在他看来：“革命党名为共和，而酷暴箝制，过于专制十倍。”[1]569在这种认知的主导下，他十分痛恨唐绍仪附和共和的举动，认为清廷的威严与体面，就是因为唐绍仪这种人而丧失殆尽。 恽毓鼎主张惩罚唐绍仪不仅仅是气愤时的一种排遣，而且将之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使命来看待，并积极做出应对之策。首先，恽毓鼎利用其身份以京师商界的名义，拟定电稿一份，“致唐伍二贼，不认上海和议”。其次，利用同志联合会（京师组成的主要是各省志存皇室者），声讨唐绍仪之“通匪卖国”行为。复次，恽毓鼎还直接上书袁世凯，“请力主战局”，指出“和议万不可恃，宜急筹战备”[1]570。再次，他运动亲贵，捐资助饷。为了挽回清廷愈益颓败的局势，手无寸铁的恽毓鼎真是如热锅上之蚂蚁，想逃离现实，而又无可奈何，只有使出浑身解数企图以其“忠良”之心唤醒已是人心浇漓的官众、民众。但是，无论恽毓鼎如何做挽回局势的努力，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却是难以抗拒的，离心清廷的局势仍旧快速发展。最后，恽氏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还是出现了：袁世凯继续与南方议和，皇室主张退位，并昭告天下，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中华民国取而代之。

实际上，恽毓鼎之所以主张以通匪卖国罪惩处唐绍仪，是因为在其心目中仍抱有消灭革命之希望，仍抱有不能屈尊与革命党和谈的固执己见，这种极其保守的思想，也是导致清末以来清政府逐渐丧失民心的根源，政府为什么不能与革命势力调和呢？如果清政府放下成见，剔除秕政，自觉转变观念，保证官民上下通气，改变高高在上、凌驾于民上之作风，或许不会有真的革命了。正所谓当局者迷，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包括恽毓鼎在内的一般士绅难以突破清政府的一贯成见，认识不清官逼民反的常理，只知采取高压态势一味镇压，但清末的政治生态与环境，已经证明这种方式只能适得其反。武昌一隅的革命，很快形成了全国燎原之势即是明证。

三、袁世凯：权术过人，言不由衷

辛亥革命期间，恽毓鼎最琢磨不透的人是袁世凯，其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如过山车般，先是对袁世凯深信不疑，认定其能扭转乾坤，稳定局势；转而对袁世凯极度失望，因袁自食其言，原先挺清的许诺化为泡影。再至无可奈何，只有接受袁世凯逼清帝退位的现实。

武昌起义之初，由于时局动荡不堪，清政府手忙脚乱，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世凯亦信誓旦旦保证“制胜不敢诩操胜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2]。应该说，恽毓鼎对袁世凯的再起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尽管在清廷起用袁世凯之时并未有过多的评论，但对袁世凯出山后的表现却大加褒扬。

第一，对于袁世凯组阁十分赞同。其实，宣统继位以来，恽毓鼎曾多次在其日记里表示对年轻亲贵无法纪、弄权表示不满，但终因人微言轻，难以对抗权贵愤而辞缺，过平常人的日子。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重新组阁，改变了清末以来亲贵专擅的局面：罢黜了内阁总理大臣奕，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国务大臣载泽、载洵、载涛、溥伦等均去其位。对于这样焕然一新的格局，恽毓鼎喜不自禁，认为：“朝局大变，果能举从前老朽庸劣腐败之人物习气，一扫而空，上下一心，力图整顿，巩皇基而安区寓，大有可望矣。”[1]556并对袁世凯的组阁理念即责任内阁十分认同，国务正副大臣由袁世凯兼任，且部臣随其而去留，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创举。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积极笼络社会名流，对梁启超的起用就是鲜明的例子，当时梁是已革举人六品顶戴，“一跃而至亚卿，中国从来未有之破格也”[1]560。对于袁世凯出山后的政治之举，恽毓鼎自然十分乐观，以为其可洗涮以往政治颓废之气，重振朝纲。

第二，对于袁世凯的军事谋略十分欣赏。袁世凯出山后，其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应对武昌起义以来的国内局势，这也是他取信与清廷和官众的重要条件。尽管袁世凯未有立即赶赴武昌前线，但是也并非如坊间所传的那样与清廷讨价还价，不肯出山，相反却是积极谋划。[3]针对南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为防止南北革命连成一片，袁世凯就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北方，认为只有先巩固北方，建立坚固的北方联盟，才有抵御革命的希望。恽毓鼎曾对袁氏此举有过精当的评论：“项城以上游未易骤平，建议先固秦、晋、齐、豫之防，以安京师根本之地，然后依次戡定南方。”[1]556其实，袁世凯的谋略又岂止这些。但是，随着南北和谈的深入，袁世凯镇压革命的态度逐渐模糊，甚至南北合谋一致逼迫清帝退位，这却是恽毓鼎始料未及的事情。

第三，对袁世凯的谋略虽然佩服与称赞，但是对其观望不前的态度，又未免有些惆怅、担忧。在非袁莫属的政治生态下，全国民众皆瞩目于袁世凯，恽毓鼎亦将袁世凯比作郭子仪、李光弼，可是，袁世凯在南北和谈的大背景下，多少显得踌躇不前，正如恽氏所谓：“朝廷举国以待项城，而项城观望不前。”[1]557对于恽毓鼎所领导的君主立宪同志会所表示的“力陈和议万不可恃，宜急筹战备”，袁世凯的表现是“语气颇不振”，导致恽氏对袁氏之举多少有些失望。但是，他又能如何呢？只是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谓此公权术过人，所言不尽由衷也。”[1]570一度表露出对袁世凯可能“变节”的担忧，更令其意想不到的是袁世凯最后却取清而代之，导致其“悲愤交迫，几不聊生”[1]573。

其实，在玩弄权术上，恽毓鼎何尝是袁世凯的对手，其又何能从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中解脱出来，仔细观察变动的政治生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迷惑了革命党，迷惑了清廷，更是迷惑了在京渴望袁世凯收拾局势的一般士绅，难怪恽氏半信半疑地记述袁世凯所言不尽由衷，令人捉摸不透。

四、诸亲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清末新政以来，恽毓鼎看到的不是社会井井有条的治理，进行清明的政治改革，反而是乱糟糟一团，隐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当朝亲贵不是过多关注于这些潜在的危机，而是把精力主要用在弄权上，时常为争夺权势衍生各自朋党；面对国家大难不是休戚与共，而是意气用事，一比高下。恽毓鼎对这种不良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可是当朝权贵却将之视而不见。[4]辛亥革命后，这些亲贵的表现更是令恽毓鼎感到齿冷，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慨。

恽毓鼎是一个守旧的在京士绅，其安身立命就是要保存大清朝的存在，所以当武昌起义爆发后，其就一直积极主张武力镇压南方的革命势力，可他的这种积极心态，与诸亲贵的退缩不前、最后自动让“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其在日记中深刻地表述了对诸亲贵以下行为的极端不满，真可谓恨铁不成钢。 其一，置国难于不顾，转移财产。武昌起义后，北京城笼罩在不祥的恐慌之中，面对生死未卜的前景，诸亲贵更是火上浇油，争先恐后转移财产或提取现银，直接导致京城大清银行系统瘫痪。恽毓鼎对诸亲贵此举十分气愤，他写道：“乱事初起，众亲贵竞向银行票号提取现银，辇存国外银行，且有倒贴子金以求其收纳者。庆王最多，240万。世中堂累代储积，有200万，那中堂亦有此数。洵涛两贝勒则仅百万。此外，极少皆数十万。观此而近十年之朝政可知，不酿成亡国之祸不止也。”[1]558不仅如此，亲贵们还迁避眷口，加重京城恐慌情绪。对此，他曾记述说：“午后偕锡兄步访尚敬臣叔侄畅谈。西城大户全家晏然不动者，余与尚氏而已。此次迁避眷口，寄顿财宝，以贵族为最甚，宜乎隆裕皇太后慨然谓举朝无一忠臣也。十七日，皇太后召见监国、阁臣及诸亲贵，流涕斥之日：‘汝等执政不及三年，使大局阽危若此，举朝直无一忠臣。予决与宗社共存亡，不离一步也。’因以账簿一册示监国日：‘先太皇太后储蓄之款，尽载册中。计黄金十五万两，白银二百万，予不留分毫，可拨金八万，银百万，充军饷等用。’”[1]559但是，隆裕太后此时训斥诸亲贵为时已晚，难以激发他们为国纾难的斗志和勇气，难以挽回国内士民人心。因而恽毓鼎感叹到：“以大势观之，满洲亡矣。……继思数年中亲贵乱国，论天道，论人心，均应遭此祸。”[1]566

其二，甘心让位，求保余生。在恽毓鼎看来，大清朝主要应该是当权亲贵的，自然诸亲贵就有守护大清朝的责任，可事实却不是这样，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实在令恽氏难以接受。比如，“度支大臣载泽谢事后，在邸内设球房，终日与妻妾打球消遣”[1]566。面对和议无成的局面，诸亲贵不是毁家纾难，反是选择纷纷躲避，可谓“毫无心肝”[1]567。在决和战的御前会议上，诸亲贵皆愿退让的表现更是令人丧气。所以，恽氏慨言道：“大清皇族既甘心禅让，求保余生，则诸臣虽忠勇奋发，果为谁出力乎？皇家自愿亡国，真中国三千年历史未有之奇。列祖列宗乃生此等子孙，岂非气数！”[1]570对诸亲贵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清代以来，二百余年培之而不足，三年余覆之而有余之事实，更是悲愤交并。

显然，辛亥革命中恽毓鼎等一大批忠清的士绅尽管使出浑身解数挽救清王朝，但最终抵挡不住历史滚滚的车轮，因不堪回首的这段往事，就形成了对清朝留恋与怀念的因子。恽毓鼎对辛亥时局的观察与体悟，是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沉静深入思考的结果，是其对清末新政以来政局变动的深刻反思，展现了清末知识分子简单的朴素的“国家观念”。尽管不免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但却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个人安身立命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联，这些看似远去的历史，似乎也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它的影子。总之，辛亥革命时期有关个人或群体思想的变动，仍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