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田汉 文学理论 问题意识 学科建制史

作为现代性的学科知识的专门生产，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西方学科体制的东渐。一本文学理论教材凝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思考方式和文学研究模式"在新世纪初重新书写文学理论时，回眸文学理论建制之初人们的文学思想及其书写模式，对于推进今天的文学理论教学、文学思想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教材的重构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里，选取了20世纪2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田汉的《文学概论》作为剖析的蓝本，分析八十年前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并发掘其当代意义。

一

问题意识构成了文学理论的整体布局和理论框架。问题意识从作者所拟定的文学理论论题显现出来。田本《文学概论》篇幅较小，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上编为文学的本质，下编为社会的现象之文学。上编为五章，分文学的定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的要素，文学与个性，文学与形式。下编分析文学与社会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联，分为文学的起源，文学与时代，与国民性，与道德的关系。

田本的理论问题和许多思想细节直接来源于日本人木间久雄的《文学概论》。木间本《文学概论》中译本1925年由章锡琛翻译出版"此后作者加以修订，增加了第三编文学各论和第四编文学批评论，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新版译本"对照田本和木间本《文学概论》目录，发现除了把木间本第一编第三章“美的情绪及想象”改为“文学的要素”外，田本的目录与木间本的第一、第二编完全相同"田本初版于1927年，可见，田汉借用的是木间的初版。田本的文学理论问题框架影响了当时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的一系列文学概论教材，如1930年出版的陈穆如著《文学理论》!1931年出版的曹百川著《文学概论》!1932年出版的赵景深编写的《文学概论》!193《年出版的陈君冶的《新文学概论讲话》，这些《文学概论》在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上与田著基本相同。木间本和田本的理论问题和许多观点又来自英国人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1924年出版中译本)，比如前者的文学的普遍性!个性!悠久性三大特性以及文学的情感!想象!思想和形式四要素都来自温本"由此可看出一条文化脉胳。

分析田本的问题意识，可以看出，作者把眼光投向文学本身和文学的社会关联，还没有形成文学活动的整体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问题还没有进入论题，文学内部的细节如文本、文类、修辞、流派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分析，文学与媒介、文学与消费、文学与性别等新问题更没有出现。因此，可以认定，这是草创时期文学理论问题意识比较粗浅的表现，文学理论问题域的复杂性还没有展开。比如文学的要素，作者认为是美的情绪、想象和思想。本书显得简略粗糙，这三大要素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一切艺术审美活动的共同特征。另外，作者拟定的有些问题具有特定的时代性，比如文学与时代这一问题现在的文学理论不再谈论，原因是长期以来，文艺社会学模式占据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主导地位，文学与时代的问题转入文学与经济，与政治，与宗教，与哲学等文艺社会学研究中。应该说，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仍然在研究，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再如文学与国民性显然是时代性的理论命题。国民性的提出与19世纪科学文学观有关，也是中西文化冲突时期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作者引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言论予以论证，正表明了文学理论的文化政治性。

面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文学理论问题域，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文学理论应该研究哪些问题？文学理论的问题是永恒的还是变化的？今天的文学理论问题意识应如何表达？综观百年学科历程，1949年以前的文学理论处于草创时期，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还未定型，此后很长时期文学理论为政治所干扰，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才走上了常规的知识增长和学术演进之路。这里，我们选取两本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教材看文学理论问题意识的进展。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代表了新时期思想重新开放后的文艺学研究成果。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表现了新世纪对于文学理论思维模式的探索。以童本为例。第一编导论，讲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要旨。第二编文学活动，第三编文学创造，第四编文学作品，第五编文学消费与接受。可见，作者拟定的问题是从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出发，按照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说，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维度展开文学活动的流程，这种叙述模式表明中国文艺学界开始从注经式研究转换到文学活动本身，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开始形成。再看南帆本文学理论。共四编：第一编文学的构成，讲文学的再现、文学话语、作家、文本、文类、叙事话语、抒情话语、修辞、传播媒介，为文学本体研究，作者力图论及文学的各个层面，是对文学文本的静态分析;第二编历史与理论，讲中西文学历史形态;第三编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学与其他思想文化的关联;第四编，批评与阐释，是文学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结合西方新近的美学思潮谈文学接受和批评问题。可见，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逻辑几乎都进入文学的理论视野。

从比较对照视角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是变化的，人们对文学现象的思考是越来越深入细致了。但是，文学理论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边界的，所有问题的根基就是文学本身，所有问题都应围绕文学这一现象展开，应致力于阐释文学这一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不论问题意识是复杂还是简单，文学理论须把握四点，一是历史，二是现实，三是文学本身，四是文学关联。第一，今天的文学思考应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第二，文学理论的生长点是文学的新现象，文学理论必须面对当代的文学现实;第三，文学理论必须揭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性;第四，文学是社会现象，应把文学放在社会系统去考察。把握这四点，文学理论的问题域就可明了，但这四方面只是骨架，其具体阐释空间是无限的。

二

田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先拟定问题，然后主要以西方文献展开论述。细看文本，整体来说，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作者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解决比较粗浅。整个上编就是谈文学的特性和要素两个问题。第三章作者把文学特性界定为悠久性（permanence）、个性（inpidual）和普遍性（universality），悠久性是指文学的超时代超民族性，文学的个性来自作家本人，普遍性指的是文学情感的恒久性，三种特性的根基是情感，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是表达作家的情感，这一观点来自西方古典文学思想，如康德、浪漫主义和托尔斯泰等。第四章文学要素论述了情绪、想象和思想，第六章文学与形式接着论述文学的要素。作者对文学特性和文学要素的揭示之所以显得粗浅，是因为这揭示是一切艺术所共同具有的，它们只说明了文学的艺术性，而文学的语言性并没有被揭示。这也与作者所援引的思想材料有关，作者引述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爱迪生的想象理论，还大量引用当代美学家鲍桑葵、桑塔耶那等人的思想来解释文学现象，但这些思想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美学层面而没有深入具体的文学问题。可见，文学理论的自觉意识还没有明确。第五章详论文学个性。作者认为，文学是作家情感的呈现，作家本人的情感风格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个性和差异，对作品的欣赏就是回到作家本身，回到作家写作时的情感体验。这就是传统传记批评和早期解释学的基本主张，是作家本体而非文本本体或读者本体。大体而言，对于文学理论的每一个问题，作者引用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予以阐述，而没有揭示文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是草创时期学科建制的基本特征。

但草创时期的探索性也给文学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能。比如，本书对于文学的普遍性、个体性、共通性的规定就很有价值，在后来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那里，这一问题反而被遮蔽了。再如文学的社会功能，作者认为是使“生活深刻化，生活意识更坚强，感到社会的幸福”，这一看似不精确的诗意化的文学社会功能的表述比后来的文艺学教材中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功能更具哲学意味。在文学与形式这一部分，作者论述了文学语言的暧昧性、精确性、文学语言与文体分类、文学语言与情绪和思想的关系等问题，虽然比较粗浅，但开启了文学的本体研究。在后来很长时间，文艺社会学模式主宰了中国文学研究，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成为文学理论的主题，文学文本被遮蔽，这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学的内转，但这种转向仅仅是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语言及其与审美的关系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今天的文学理论应该在田本《文学概论》的基础上接着讲。当然，作者对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一些疑问，比如作者引用孙中山的观点，认为民族主义的保持要靠土语文学即民间文学，而不是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学。今天看来这一观点有待商榷。民族性的表达和凝聚要通过民族语言、信仰以及价值观、审美心理等共同体来实现，而民间文学是地域性的，对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来说其力量是值得怀疑的。

转贴于 作者的文学观表现在文学定义、文学要素和文学属性的规定上。回顾历史，人们对于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大都是从某一个侧面对于文学这一复杂现象的解释，这些解释既揭示了文学的某种属性也遮蔽了文学的其他层面，对于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来说，这些阐释的效力是有限的。对于文学的本质规定是文学理论知识范式和权力机制妥协的产物，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定义一方面坚持经典作家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对于政治化的学术遮蔽了文学审美属性的反拨。王一川《文学理论》倡导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但仍然提出了本质性的文学定义，即文学是感兴修辞，这一定义既突出了文学文本和文学语言，又尝试性地转换了中国古典文论。虽然受限于思维方式和文化政治，但回顾中国百年文艺学主题史，仍然可以发现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是在逐渐深化，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性被一步步揭示。

三

文学观念建立在对前人文学思想扬弃的基础上，同时，前人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作者思维的边界，从思想资源可以看出作者立论的合理性以及问题解决的限度。田本以中西文学思想为我所用，除了当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外，作者还引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克鲁鲍特金，时人周作人、郭沫若、蔡元培等人以及中国古典如诗经集传序的文学思想文献。思想资源的多元性有利于揭示每一文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文学起源，作者主要以西方文艺理论为依据，同时也参照了中国毛诗序的论述，客观地介绍了文学起源的各种学说，并没有武断地取某一学说为真理。在艺术起源这一问题上，迄今的学说均因艺术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资料的缺乏而只能称为假说，但艺术起源于劳动说作为唯一的真理主宰了中国文艺学界长达半个世纪，根本原因就是学术政治化所导致的思想资源的单一化。作者所引用的许多西方文献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也就是说，中国文艺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在思想来源上重新接续了田本《文学概论》。另一方面，本书的主要思想来自西方，这是引进西方现代学科范式创建中国现代学科时期的必然现象，中国思想在学科建设中的位置问题还没有得以解决。

从思想资源这一角度看，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可分为三阶段。一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是文学理论的探索时期，思想来源要么偏于西方，要么偏于中国，文学理论的问题域和理论指向还没有明确，这从当时种类繁多差异甚大的文学理论的目录就可以看出。二是30年代后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登上文艺学舞台到改革开放前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编撰史，是文学理论的定型期，其表现是思想来源单一的注经式著述方式，文学理论与社会结构一道走向封闭。文学研究者不是根据现实的变化了的文学现象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而是从经典出发构造文学理论，其结果是经典被非历史化，理论因被定型化而缺乏生命力。三是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全球语境中文学理论的重新撰写，是文学理论的开放期。民族文化的现代演化，西方理论的吸收与转化，文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赋予文学理论以新的面貌。

今天，文学思想的来源主要是四大块：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文论传统;三是西方古代直到后现代的文学理论;四是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中国古典文论是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重新建构想象性文化共同体时所依赖的重要思想支撑。马克思主义经过政治主流化已成为中国文化新传统，其民主精神、变革精神和批判精神应为新文化所吸收。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是西方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我们正走在现代性的路途中，西方文化是一个镜像性的他者、中国百年现代性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产物，正是基于中国传统，中国现代性才有自己的特征，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化。继承以上四方面的有益成果，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对新的文学现象给以新的阐释，是文艺学的重要课题。从思想资源角度看，田本主要介绍西方当代的文学思想，较少涉及中国文学思想，东方思想更是阙如，导致了其理论空间和阐释视野的局限，这是草创时期文学理论的必然特征。但作者以问题为纲，以中西思想阐述文学理论问题，奠定了文学理论的写作范式，并由此涉及到文学理论的写作体例问题。

四

写作体例与现行文学理论是教材这一知识形式有关。不同的体例给予文学理论不同的性格风貌和理论主旨，使之或偏于知识性或偏于学术性。田本的写作方式是，先拟定文学理论问题，然后看中西文学思想特别是西方文学思想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本书只是客观地介绍中西文学思想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作者没有把中西文学思想加以对照和评论，没有以理论解释新的文学现象，没有提出新的文学思想，没有反映当时文学创造的状况。因此，本书不是体系性的学术著作，更像问题性的知识读本，作者不是从某一哲学体系推演出文艺美学的新观念，也不是从现实的文学现象提炼概括出新的范畴概念。他不生产理论，而只是介绍理论。这是文学理论的写作体例之一。

综观中外文学理论，其写作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逻辑演绎。黑格尔的《美学》为其代表，即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从一种哲学观点出发推演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和范畴概念，构造体系性的文学理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教材的书写均循此例，以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典型。二是经验归纳。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代表，作者从文学现实出发提炼概括出文学理论的新命题。新近出版的王一川著《文学理论》为此例。三是先拟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然后以文学思想文献阐述这些问题。作者只是客观地介绍前人的文学思想，并不提供新的文学主张。田本《文学概论》即如此，新近出版的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和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均为此例。

从课堂教学和学术推进的角度看，三种写作方式各有优缺点。第一种的优点是，哲学思想奠定了文学思考的理论根基，新的哲学视野能够推进对于文学的新认识，这在西方特别是体系性的文学理论中表现得很明显。但这种体例也有缺点。一种哲学逻辑起点的选取往往就决定了这种思想的逻辑行程，这就在提供一种理论视角的同时遮蔽了其他的思维空间，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就是深刻性与偏执性并存，作者往往以自己的文学观和审美趣味评判文学现象裁剪文学史实，并把自己的理论主张普遍化，如蔡仪对于现实主义、韦勒克对于新批评等就是如此。随着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这种体系性的文学理论的缺陷就暴露出来。第二种的优点在于，文学思想的生长点是文学新的现实，新的文学现象是文学新思想的动力源。但这种体例的缺点是，通过经验概括的理论一方面因为缺乏哲学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只顾及有限的文学现象，这就导致了其阐释范围的狭隘，这就是王本《文学理论》只能称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因。第三种的好处是没有个人的理论偏见，东西方的文学思想都可能被客观地展示，其缺点是因为没有提供新的文学思想而无助于学术推进，但这一缺点是由文学理论是用于课堂教学这一功能决定的，作者对文学的新看法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导引性的教材，这种写法还可能因专注于文学理论的介绍而不是联系具体作品进行解说，从而导致写作的理论化和抽象化，这对于文艺学教学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三种分类方式只是大概而论。体系性的文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文学史实的基础上，经验科学性的文学理论因理性抽象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导引性的文学理论在取舍之间也可能蕴含作者的文学观。

那么，文学理论如何写？是致力于学术推进提出新说创见，还是客观介绍文学思想成为文学理论专题研究或文学理论关键词分析？我认为，在学术多元化的今天，应提倡文学理论写作模式的多样化，第一种体例要着眼于学术，第二种更接近于文学批评，但需理性抽象，第三种应在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思想的全面性上下工夫。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选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设置和解决既关系到作者的文学观!知识结构和写作思路，又关系到文学这一审美系统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在此也显示了人们文学思维的活跃和多元。

田本的写作体例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田本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文学研究界按照经典哲学原则推演出文学理论体系，文学理论的问题域以被构造的经典来组接，中西文学思想服务于经典诠释，其结果是经典的视阈和思想空间限制了文学理论的边界。正是基于对这种思维模式的反拨，才产生了新近的文艺学界的反本质主义浪潮，陶本《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和南本《文学理论》正是这种反拨的产物。

五

从文学理论的百年书写历史来看，田本《文学概论》的意义在于，一是从文学文本本身和社会系统两方面看文学，提出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其中许多观点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如何思考文学，如何认识文学，如何定义文学都可以在这一问题框架中展开;二是注重文学思想的客观呈现，奠定了文学理论的写作范式;三是具有开放的学术视野，中西文学思想成为解决文学理论问题的有效资源。但在百年的学科建制史上，本书只能称为草创时期的文学理论，其探索性在于：一是处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初期，学科范式来自西方，问题结构还不成熟，具体表现为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还没有形成，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比较粗浅，许多问题如文学文本!修辞、文类、读者等还没有进入学术视野，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等重要问题均没有提出;二是文学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西方，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应用还没有提出，文学理论的生产也没有与中西文学现象构成互释;三是大量引用美学家艺术家的言论，文学自身的问题意识还不明确。四是限于时代，文学思想主要来自西方近代，现在看来其阐释效力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跨文化形象学；文化自觉；思想主体；中国思想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23）05—0001-09

笔者在《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的“前言”中谈到，学术研究应该饱含理想，以专业的方式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这其中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专业的方式”。所谓“专业的方式”，是指具有深厚学术史积淀、明确的概念体系、合理的分析方法的训练有素的研究，超出“专业的方式”或无法达到“专业的方式”，都不属于“学术研究”。二是“时代的重大问题”。所谓“时代的重大问题”，是学者自身从专业的角度发现并思考的、切入时代精神并决定社会历史走向的问题，并不是学术之外被指示或被确定的问题；所谓重大，也不仅是现实意义的重大，还有学理意义的重大，后者的意义在于发现问题，揭示真理，创造自由，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

站在这个起点上，反思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要点在于问题与方法。就问题而言，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的西方霸权，问题直接指向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观念秩序中中国的话语主体命运。所谓中国形象，只是“他者”镜像，而所有关于“他者”镜像的研究，最终都落实到自我的主体性身份的建构。于是，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主导的世界现代性观念体系中，所谓中国思想主体性状况如何，为何出现危机并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就成为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跨文化形象学试图通过解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的西方霸权来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如果解构是成功的，建构却无从展开。我们反思的关键点就在于，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危机究竟意味着什么，重建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理路是否清晰？甚至重建中国思想主体的提问是否合理？

跨文化形象学意识到的问题，是当下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必须经过中国思想的诠释，才能获得其历史的正当性；也是当下文化自觉的使命所在，文化自觉首先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主体的自觉。思想的困境可能出现在问题本身，也可能出现在方法上。就方法而言，中国思想如果脱离西方镜像，主体性自我建构似乎就无从完成；而在西方作为“他者”的镜像下，中国思想不论作为思想对象还是思想主体，又都无法获得意义与价值的自主性。这样，从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拯救中国思想主体，就只能先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于是，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主的“后学”方法，就自然成为可供选择的批判工具。方法上的疑问是，相关的“后学”理论途径，是否可能通向中国思想主体的建构？在中国思想主体与西方文化霸权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内，是否能够赢得中国现代性主体身份？所谓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的问题，除了表达立场与宣誓诉求之外，能有多少真正的思想成果或贡献？

一、西方的中国形象：起点亦终点

首先，跨文化形象学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构成与类型，《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跨文化形象学框架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跨文化形象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研究中国形象的构成与意义、形象的类型化特征与原型；在西方现代性的深度上分析问题，讨论中国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功能。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讨论中国形象。首先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形成时期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问题是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主导的“统一的文化价值”中挣扎分离出来的西方现代文化观念，诸如民族一国家与民主政治信念、世俗化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科学与进步观念、理性主义哲学等，最初如何借助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隐喻地表现自身，完成西方现代性的自我建构。西方现代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从一个侧面证明，现代性思想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进程，不仅西方现代性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化，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乌托邦；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与排斥、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需求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高潮时期，西方现代性确立，中国形象也相应出现彻底的转型，从社会文化想象的乌托邦变成意识形态。中国成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三种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类型出现。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意义不仅在说明其作为一种虚构或叙事，如何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发挥功能的。这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关注的问题，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从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与方式中理解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尤其是理解这种精神结构的动机与活力。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揭露西方现代性文化观念中的霸权结构的同时，可能遮蔽西方现代性的开放与自我批判的机制，使后发现代化国家与民族产生扭曲的现代性心理：“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与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中国形象，划定了西方的中国想象的疆域，而两种两极化形象类型之间形成的张力，表现出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的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现代化文化进程中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傲慢征服与谦逊求知，自我扩张与自我批判，西方走向世界的两种心态及其构成的充满活力的文化性格，是最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现代化性格，在文化观念上向往与仰慕西方，在政治经济上却受西方扩张力量的压迫与侵略，对外的向往仰慕往往伴随着对内的自卑与轻贱心理出现，文化心态与社会结构失衡，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政治经济上以封闭表现反抗，在文化上以自大表现仇外，在观念与现实之间，不但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内向与外向的张力关系，还造成文化精神的偏狭，或极端仰慕或极端仇视，或极端自卑或极端自大。这也是第三世界或整个东方的现代化历程中共同面临的问题。”

《天朝遥远》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是笔者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的问题与方法的起点分析西方中国形象的结构与意义，关键在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以及其中潜在的西方文化霸权，这种霸权突出表现在中国形象在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的跨文化流动上。跨文化形象学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世界的中国形象”问题，世界不同文化区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研究，直接指向现代中国自我认同的多重维面与多重意义。正如笔者在《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的“前言”中指出的：“现代中国的自我认同，是在与多向他者的意象性关联中完成的，从中中国可能获得不同的‘身份’。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那么，世界不同地区国家文化圈的中国形象，则是个多棱镜。在多棱镜中认同现代中国的自我身份，既是一种建构过程，也是一种解构过程。建构是发现现代中国自我的意义的丰富性，解构的功能则从意义的差异矛盾与比较批判中觉醒到镜像认同的虚幻性与异化过程。”

跨文化形象学有必要开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发掘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意义维面与多元意义语境，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研究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以及其中展现的西方话语霸权，追索其症结所在，是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某种强大的“形塑力”。这种形塑力来源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两种相互关联的核心力量：一是自我认同，二是异己分化。其自我认同力不仅表现在西方文化内部趋向凝聚，还表现在西方文化面对非西方文化不断施展的向心性的吸引力；另一个方面，在强化自我认同的同时，也在进行异己分化，在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化推进过程中，所到之处，前现代世界秩序的文化结构，纷纷出现难以弥合的断裂冲突，当今世界误解与冲突最深刻的地方，往往是前现代社会曾经构成某种文化共同体的区域。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曾经共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曾经共享佛教文化的中国与印度，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东方性”的中国与俄罗斯，后者在进入现代性世界秩序后对中国表现出的强烈的否定态度，是最好的明证。

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一体两用的精神核心，便成为跨文化形象学追问的真正问题；笔者选择日本、印度、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分析，只是论证这一精神核心的典型个案。日本、印度，或许还有俄罗斯，所有这些“东方”国家的中国形象，最终只是“东方”的一种“自我东方化”叙事，不仅视野与立场出自西方的中国形象，想象的主体也认同西方。笔者在《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中明确提出跨文化形象学在逻辑层面上不断深入的四个问题：“一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各自的特征及其演变的历史，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国形象及其表述策略，其动机与形式都具有自身深远的文化根源；二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越来越频繁便捷地进行‘跨文化流动’，形成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无法‘独自’地表述中国，其表述资源与策略都具有跨文化特征；三是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中存在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往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其设定问题、提供思想资源、想象方式与表述策略。西方的中国形象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表述，这一点不论在日本、印度还是俄罗斯，都表现得非常充分；四是这些地区或国家的中国形象，既意味着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隐喻着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其中包含着一个特定的、纠缠不清的、危险的三角关系。”

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不论现代俄罗斯、印度或日本，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作为“他者”的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的现代性身份；这些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他们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这些国家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将中国形象“他者化”的同时，也不自觉甚至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话语霸权。日本、印度、俄罗斯如此，东南亚、阿拉伯、拉美与非洲的中国形象，概莫能外，其构建中国形象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受西方中国形象“规训”。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作为书名的意义在于，中国形象研究是作为方法而不是目的出现的。西方现代性主导下的世界观念体系中的中国形象问题，与一般国别中国形象研究的问题不同，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是作为方法而不是目的出现的，表现在世界的中国形象网络或体系中的西方霸权，才是问题的关键。在逐渐全球化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中，不论日本或印度、俄罗斯，都难以在西方的东方主义或东方的西方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这样，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的跨文化研究，就必然面对这一问题：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在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如何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跨文化形象学尽管以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为专题，但更深入的问题却不是个别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而是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流动中构成的中国形象网络，以及该形象网络中的西方现代性的主宰力量或“文化霸权”。现代世界除西方文化外，还有伊斯兰文化、东亚儒家文化、南亚、东南亚、非洲与拉美不同地区文化，这些国家或地区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化现代性观念体系中可能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再生产形式。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最终可能又回归到西方。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既是起点又是终点。

二、没有主体的思想或没有思想的主体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的就不仅是个别国家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这种霸权直指西方现代性主导的世界观念秩序，深藏在该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核心动力，就是西方现代性精神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的形塑力。这种危险的形塑力，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主宰着世界观念秩序，剥夺了非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使它们既彼此排斥，又排斥自身，失去思想的主体性，也失去思想本身。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结构的研究，正指向这一根本问题。在西方现代型主导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在西方话语中表述自我与他者，它们在西方现代型话语中确认自身，塑造中国形象；反过来也一样，现代中国也在西方现代型中确认自身，表述他者。跨文化形象学的进一步研究，将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问题直接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

跨文化形象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世界观念体系以及该体系中现代国家与国民自我认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些国家如何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确认自身的国家身份，关系到“国家理想”。中国亦不例外。不论是“五四”时代的经典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后“五四”时代反现代西方的革命传统，都难以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霸权。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的困境是，现代中国难以不在西方现代性框架内思想中国，除非放弃思想；因为思想的问题与方法，都是西方现代性范畴内的。

西方现代性主导的世界观念秩序中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的形塑力，不仅造成非西方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的想象分化，同时也造成这些国家自我想象与思想的分化。中国现代性思想的主体性危机就出现在这里。在众多“他者”最终归为同一“他者”，而同一“他者”又幻化出众多“他者”的奇异困惑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现代中国思想是否可能确认自身？是否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观念而思想自身？如果用西方的“中国思想”思想中国，中国就可能在思想上被他者化，而不用西方的“中国思想”思想中国，中国是否还能够思想自身并承担起思想的主体性？我们的困境在于，背弃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的批判，即使可以看到中国过往的陷阱，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前景；而重建中国思想主体的理论，可以看清问题的来路，但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是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框架下进行的，人的主体性是思想的核心问题，在“五四”传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高扬人的主体性，追求个性解放与人的自由，其思想诉求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色彩。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启蒙”思想受挫引起的反思，以及全球化进程提出的问题，中国思想出现一次转型，问题与方法都变了，似乎“人”已不是问题，“中国人”才是问题；似乎启蒙思想已经过时，后现代方法才能为中国现代性自我找出出路并奠定基础。在“中国文化自觉”的时代命题下，中国思想必须摆脱西方启蒙现代性，恢复自身的思想能力，独立并创造性地思考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现代化理想。于是，人的主体性置换为国家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是一个知识与道德哲学问题，而国家主体性则是一个政治哲学法哲学乃至意识形态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的问题，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命题相关，只是研究的路径有所不同，所谓以专业的方式面对时代重大问题。笔者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在学术关怀上暗合那次思想转型。如何建构中国的思想主体？笔者的理解是不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就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思想。于是，借助“后学”方法，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解构西方现代型思想体系中的中国话语，就成为笔者分析研究中设定的问题所选择的方法路径。当然，分享那个时代的问题与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落人那个时代思想的困境。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转型，明显带有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国家主体取代人的主体，成为思想关注的对象。这次“重思中国”的思想转型，不仅否定新启蒙思潮的人的自由与个性解放等自由主义问题，也否定了新启蒙的西方思想路径，转型的方向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是西方左翼思想，而且这两种思想倾向在反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有暗合之处。

这次思想转型将思想的主体“人”置换为“中国”，有中国思想自身逻辑的问题，也有外在世界的现实问题。并人全球化进程的现代化中国，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胁迫，作为全球主义历史进程的反弹，中国思想开始以解构西方启蒙哲学为姿态与方法，试图从西方现代型主导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拯救中国思想。问题并没有错位，但思想路径却值得怀疑。“重思中国”思潮或者借助中国传统思想对抗西方思想传统，或者借助西方后现代哲学对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试图从西方思想霸权中拯救中国思想主体。但可疑的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路径是否可以拯救中国思想主体？

拯救中国思想主体的关键问题，不是是否具有思想中国的主体意识，而是是否具有主体思想的能力，不是有没有主体，而是有没有思想。中国近代以来，在各种文化思潮中，从未丧失过文化主体的自我意识。不管是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还是发扬国故、民族自新、中国模式，所有这些选择都是手段，唯一的目的是中国现代化。现代化是一种文明类型，而实现这种文明类型的主体是中国。所谓，作为思想主体的中国是个伪问题，在现代中国，中国思想的主体意识从未失落过，问题在中国思想或中国思想的能力上。建构中国思想主体，只能从中国思想中建构，没有思想，谈何思想主体？

从思想中拯救主体，还是从主体中拯救思想？考验中国思想的尺度，不在于中国思想是否具有主体意识，而在中国是否有能力创造性思想。90年代以来的“新国学”与“新左派”叙述，试图从西方话语中解放中国主体，又何尝不受西方“汉学”与西方后现代“左翼”思想的影响？如果说西方思想曾经陷害了我们的思想主体，那么拒绝西方思想的中国思想，是否能够担当起为自身重建主体的重任呢？遗憾的是，中国思想似乎无法解放自身重塑主体，不是因为没有思想的主体意识与主体诉求，而是因为主体意识与诉求没有思想的支持。现代中国尚未建立健全的现代性思想体系，而且就目前的状态看，中国思想比“主体缺失”更严重的问题是“思想缺失”，中国现代性精神自我建构的最大危险是，中国主体目前正在陷害中国思想。

回归传统与走向左翼，有中国思想的姿态，却没有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实质，它们可能宣誓现代性思想主体诉求，但无法提供现代性思想本身。进入现代化历史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结构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解体，只留下没有思想唯有激情的主体意识，支持这种主体意识的唯一力量，就是盲目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开始塑造中国思想，从问题到方法，现代中国模仿西方思想思考自身，既没有中国的问题也没有中国的方法，甚至中国思想主体性这个问题本身，也是西方现代性观念秩序设定的。没有西方现代性的普世诉求，何有对抗性的中国思想的主体意识？有对抗性的中国思想的主体意识，却没有中国思想的本土资源与能力，连对抗西方现代性观念秩序的批判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于是，我们看到现代中国思想的两难困境，或者是没有思想的主体，或者是没有主体的思想。即使可能具有中国思想的主体诉求，却没有支持这种诉求的中国思想能力，过去30年中国现代性思想路径，就在这两难中摇摆不定、挣脱不出。

或者是没有主体的思想，或者是没有思想的主体，这是中国现代性精神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遭受挫败，在90年代的全球化文明冲击下，产生重建中国文化主体的理论诉求，新国学与新左派思潮从不同路径关注这一问题，但方向与方法都令人生疑，因为它们最终可能在民族主义一民粹主义中会合。当然，这是一般理论思潮问题，笔者更关注具体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在文化自觉的理论诉求下，西方“后学”作为方法进入中国学术，其解构力量似乎有利于动摇西方文化霸权，却无益于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当种种“后学”的文化批判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一种“理所当然”的流行方法，同时也成为跨文化形象学运用的“熟能生巧”的惯用方法时，我们就有必要反思其作为方法的“合理性”了。

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前景或陷阱

笔者反思跨文化形象学的问题与方法，推而广之，也可以反思中国当下学术思想的一般性问题与方法。如何从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拯救中国的思想主体？这是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首要问题，也是跨文化形象学以专业的方式从一个特定角度试图思考的重大问题。笔者从西方的中国形象人手，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中，解析中国形象；在跨文化公共空间中，分析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目的在于解构西方的中国叙事，从西方话语霸权中拯救中国思想的主体性。但解构西方的中国叙事，不等于重建中国思想主体。因为思想主体是由思想结构设定的，如果没有“思想”，又谈何思想“主体”？跨文化形象学在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终点上发现的困境是，现代中国没有办法摆脱西方的中国叙事来讲述自身，所有的讲述几乎都成为复述。我们的自我批判是在西方启蒙思想框架内进行的；我们的自我嘉许也是在西方的后启蒙思想框架中进行的。

前一点好理解，后一点则需要说明，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目前流行的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话语，这种话语的模式来自西方的“西方没落论”与“中国崛起论”，当西方人开始讲述中国崛起的动人故事时，中国也开始复述，西方人不仅给了我们信心、话题还有讲述此话题的方法。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本土关于中国崛起的叙述，除了GDP咆哮与晚会嚎叫之外，并没有多少学理性论述，反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这类西方学者的著作，才真正试图在学理上分析中国崛起的意义，而这类分析，又总带有西方意见或西方偏见。为什么总在中西方二元对立框架内讨论中国崛起？为什么中国崛起一定对应着西方衰落？为什么思考世界的方式一定是二元对立框架内的？为什么世界不可能是多元的？为什么多元的世界不可能互动互惠、共存共荣，一定是此起彼伏、我兴你衰的呢？

在上述一般思想状况背景下反思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首当其冲的是福柯的话语理论主导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首先，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剥离开其理论语境，否则其意义可能变异甚至完全相反，所谓“桔踰淮而北为枳”。后殖民主义是产生自西方思想体系并作为西方主流思想自由主义传统的否定面出现的，它的功能是批判性的，但这种批判性恰好在巩固西方思想体系，因为西方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是包容对立面的辩证结构，保持对立面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须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家，大多有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出身，目前又在美国或欧洲国家学术体系中生活，他们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言说，立场可能是分离的，但方法却是合一的。如果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从西方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移植到中国思想体系中，其批判的立场可能帮助中国思想摆脱西方思想霸权，但其批判方法却不足以帮助重建中国思想主体。

跨文化形象学揭示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格局以及该格局中西方的文化霸权，即使能够解放中国的思想主体，也不能创建中国现代性思想。因为后现论是否定性的，缺乏肯定性、建设性方面。在西方思想体系中，它通过自我否定完成自我肯定，但移植到非西方思想中，它就成为否定排斥他者、肯定自我的偏执方法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西方文化体系之内解构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但若将此理论移植到西方文化之外，为非西方国家或反西方国家所用，就可能滋养偏狭、封闭、狂热的野蛮主义文化态度，为偏狭的文化保守主义与狂热的民族主义助阵，排斥甚至敌视西方甚至现代文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提出了解构西方文化霸权的进路，却没有指出超越西方现代性自我构建的出路，没有指出一种体现交往理性、对话精神的跨文化互动的前景与可能性方向。笔者几乎在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从事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同时，就开始反思这种理论的问题。2004年，笔者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角度提出“汉学主义”问题，同年已开始质疑“东方主义”。

在跨文化交流结构中，不同文化对对方最有价值的内容，是该文化的主流思想或肯定性意义，否则跨文化交流的建设性意义就失去了。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问题，不是不同文化体系的对峙与冲突，而是跨文化的融合与共建。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开放自我，与他种文化进行深层内在的对话，从而完成自我超越与自我创新。五年前，笔者在《走向“间性哲学”的跨文化研究》一文中曾提出“超越西方发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话语，是汉语学术界跨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确立跨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法，回应中国文化自觉与文明崛起的时代问题。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现代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重要的不是高谈多元共处、多极均衡、和谐发展的理想，而是认清现实，积极面对文化多元主义背后的西方现代文化一元主义的强势冲击，焕发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不是一味到古代中国思想中寻找复兴的资源与灵感，从后殖民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滑到大国崛起梦幻的东方中心主义，而是勇敢地开放自身文化，向文化间性的自由乌托邦跃进，占领文化的间性空间，使它成为文化自我的一部分，激活自身的创造力。……中国文化自觉的资源与动力不在发掘自身的传统，而在发现跨文化的间性乌托邦。”

这种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论述，可以指明方向，却不足以说明方法。如果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大命题下，可以解构西方的文化霸权，但不足以从中挽救中国思想的主体，也不足以建构中国思想，那么，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目的何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为中国文化自觉准备的道路，很有可能通向虚无。在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领域，我们掌握了解构的方法，却在解构方法的尽头，看不到解放的方向。中国现代性思想依旧陷于“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的困局中，表现不出创造性。跨文化形象学试图解构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的中国话语，但在研究的尽头，突然迷失方向。落人“后学”理论怎么办？走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又走向何处？回归新启蒙问题？或许思想的主体依旧应该是“人”，而“中国”，只是意识形态主体？

过去，笔者的跨文化形象学从中国形象研究人手，试图在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重建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其问题直接来自对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反思；现在，笔者有关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批判，直接来自对90年代以来的“重思中国”思潮的反思。中国思想的主体性诉求，如果没有创造性的健全思想的支持，最终不过是空洞炫耀的口号；中国思想如果通过西方后学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陷在“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二元对立的思想格局中，将既不能拯救中国思想，更不能拯救中国思想的主体。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要充分认识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性，把握好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层次，注意解放思想，努力开拓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学者们也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这些意见和见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目前，这种讨论正在深入。本文就这个问题中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其意义可以从多方面展开。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论证:

第一，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动因。

中央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是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特别是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出发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要求紧密联系的。应该说，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的重要动因。从另一方面说，有关材料显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联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要求统一考虑的;并且，正是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改革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来的。因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关系着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的根本宗旨是为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的重要方面。现在，在高校学习的本专科生、研究生数量大、分布面广，这一代一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将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栋梁之才。这些青年的思想理论素质如何，社会主义觉悟的高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程度，对共产党的信任状况，关系着国家的未来。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历史和现实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说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质量事关党和国家的大局。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个局部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充分认识它的意义。

第三，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关键历史时刻的迫切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中央组织编写的四门课的高质量教材已经全部出版，2007年秋季，全国高校都将全面启用新的教材。这对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四门课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使教材中的基本理论观点、科学方法有效地进课堂、进学生的头脑。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我们以为这里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素质，使之适应高质量教材的教学要求;二是对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科学说明，把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科学认识同教材中的原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向青年大学生作出有力度、有深度、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阐释。不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即使有高质量的教材，仅照本宣科、就事论事，仍然难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而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85方案”的改革、"98方案”的改革，应该说都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当时的一些设计也不乏有创新思想，但是后来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资队伍的状况不适应改革的要求。鉴于历史的经验，这一次改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改进和推进这项工作。

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强调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等同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说，一个是学科，一个是课程，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不赞成把一个学科特别是一级学科等同于一门具体课程。尽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综合的课程，展开来，它包括四门具体课程，但毕竟它只是课程，不同于学科。从学科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它担负着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任，其理论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远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要丰富得多、宽泛得多。然而，不能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就可以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注意从两个层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纳入自己的重要建设任务，并以自己的建设成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要注意从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贯穿、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中。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层面说，各二级学科都应有高度的自觉性，把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不能认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仅仅是别的学科的任务，与己无关。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有这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证明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的任务。

这种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是其它四个二级学科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展相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主要内容仍然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由此可见，各二级学科都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紧密联系，因此各二级学科都应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都要充分注意按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特点和要求，把有关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规律的探索、教学中的难点热点以及如何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等问题，纳入学科建设整体工作之中加以研究。用研究的成果武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丰富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如何将中央组织编写的高质量的教材内容和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研究，以适应教学的需要。

第二，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对应关系上，明确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任务。

我们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单等同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等同于某一门具体课程，强调要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认识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某个二级学科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某门课程有某种对应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对应关系是存在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联系就更直接一些。因此，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门具体课程有比较直接对应关系的二级学科，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有对应关系的课程服务的问题。认真研究有关课程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理论体系、典型案例、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教学形式，用新的结论、新的观点、新的知识、新的材料、科学的思维方式为其提供直接的学科支撑。

我们以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尚无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有比较直接对应的二级学科。这当然可以从一级学科的构成上考虑和解决问题，但就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构成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作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有较明显对应的支撑学科是合适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在吸取“85方案”开设“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进行社会历史发展的教育，以及“98方案”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进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的基础上设置的新课程。它把历史发展教育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统一，构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教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正是专门研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为背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它设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研究方向能够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三、解放思想，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设置以来，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论文，充分肯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定位，注意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学科点上的导师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线的教学，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问学者等。现在要在总结前一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探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方式和渠道。

要根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特殊要求，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课程设置、论文选题、实践教学、培养方式等方面作相应调整，培养能胜任新的课程改革方案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办专业培训班，培养在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提高其综合素质，特别是理论素质。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特别是难点、热点问题，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编写成教学参考资料，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考，或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招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吸收他们参加课题的研究，或者请有关专家作专题讲座，以提高其理论素质，提高其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科学认识，提高其教学水平。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我们党一贯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积累了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同时，其它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上积累了值得重视的正反经验。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新时期、新阶段的实际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要求，认真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为当前和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更为具体的理论指导。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体现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主渠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怎样才能够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的工作?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做的工作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在当前切实做好的工作，这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首先必须认真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以实际问题为中心，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前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命题。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实际，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所决定的。从总体上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建面临的新问题。新的历史条件，就是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及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并且形成了多种新的社会阶层，我们国家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新的历史任务，就是我们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历史重任，这就必然向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还有，我们党所处的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对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党的建设的新问题，诸如如何依法执政，如何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如何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如何有效遏止腐败现象，如何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以及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等等。在面临的诸多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把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j陛，就能够教育大学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思想，学会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就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学

既然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那么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就一定要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才能有针对性、实效性。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它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要改造世界，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因此，本学科必须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实际，注重开展创新性理论研究，对那些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课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同时，还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方法和途径的研究，使理论研究成果真正有效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他们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他们自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理论武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就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学。

事实上，也只有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旨，才能够透彻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这个理论的要旨和理论的真谛，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强调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就掌握要旨来说，要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并贯穿于他们全部的理论创造之中。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的实践，产生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又指导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又产生了“三个代表”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又指导着新的实践的发展。同时，实践还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科学性。我们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是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为中心展开“系列问题学”和“问题解扣学”。

在这个总问题之下，又有一系列的子问题，诸如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它涉及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在这些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的战略、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十六个方面主要内容，构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宏伟大厦。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能够使教学双方都对《邓小平文选》的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有透彻的了解，以达到“人心、人脑、人肺腑”的功效。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就需要努力解决好以下几个相关的重点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人开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所强调的关键之点，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从而不断增强这门课程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为了贯彻落实好这个指导思想，并把它贯穿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全过程，当前需要努力解决好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1要明确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总体要求。这个总体要求是：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始终保持教育教学的正确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改进教育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力争在几年内，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有明显改善。要形成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编写出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教材，实现教学方式多样化、实践教学规范化和教学手段现代化，建立和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和激励机制，确立党的宣传部门与教育部门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的宏观管理体制，形成关心和支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2．要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教学。理论工作“三贴近”，就要坚持江泽民对全党提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要求，深人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有做到“三贴近”，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能面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紧紧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不断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种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事实上，也只有“三贴近”的教学，才能真正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回答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给蔡和森的信》，《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