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王云五身在出版，情系文化。他的出版理念体现在：出版的目的在于“中国文明之再造”；出版要“有功文化，纵有亏损，亦义不容辞”；出版机构“必须先能自立，才能对社会有贡献”。王云五的出版理念为当下出版企业改革与发展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借鉴：出版要明确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先；出版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出版企业要通过深化改革自立自强。

[关键词] 王云五 出版 文化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3） 04-0119-03

Wang Yunwu’ s Publishing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Yan Weiping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Abstract] As the helm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namely the Commercial Press， Wang Yunwu was engaged in publishing and he had deep love for culture. His publishing philosophy is reflected in that the purpose of publication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sides， Wang promoted that if publishing is beneficial to culture， we should be incumbent upon the publishing undertakings regardless of any loss. He also proposed that only being independent can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ety. Wang Yunwu’s publishing philosophy has not only established a model but also provided a lesson for the current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enterprises； that is， publication should absolutely give priority to social benefits and values， and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Furthermore， publishing enterprises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self-reliance through deepening reform.

[Key words] Wang Yunwu Publishing Culture Social benefits Economic benefits

商沼∈楣荽戳⒂1897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化传播机构，与北京大学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1] 。1921年9月，经胡适推荐，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1979年，王云五病逝于台湾。58年期间，王云五为商务印书馆工作40余年，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董事长，先后四次成功挽救商务印书馆，使之成为20世纪中国出版界的翘楚。王云五是一位成功的出版业经营者，他洞悉同时期西方的管理思想、经营理念及经济制度，并将它们成功运用到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本文以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云五文集》为史料基础，试图对王云五的出版理念作初步阐述，以求教方家。

1 出版的目的在于“中国文明之再造”

1931年9月，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35周年，王云五在《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导言》一文中这样阐述出版目的：“本馆有三十五年历史，有八千余种，一万八千余册出版图书，中国民营新出版业，此其最大最悠久者。其基业在于印刷与编译，其功用在于文化之促进与教育之普及，而其目的则在中国文明之再造。” [2]正是在“文化促进、文明再造”的出版理念指引下，王云五掌舵的商务印书馆勇担文化传承使命，在书籍的生产与销售方面成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一座不可逾越的巅峰。

书籍的生产方面，具体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第一，数量上“多出书”。1932年，商务印书馆历经“一?二八事变”浩劫，在复兴后的编辑计划中，王云五谈到，“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出版家，不是一个单纯的印书家；编辑计划对于出版家关系极为重大。……出版家的职责当不断以新著作贡献于读书界。”[3]1936年商务印书馆达到其出版成就的辉煌高点，“余估计民国二十五年为我国新出版物最多之一年，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占是年中国新出版物百分之五十二”[4]。第二，质量上“出好书”。好书的标志是什么？王云五认为“一个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王云五自述其在商务印书馆先后共计主持了23种创造性出版物[5]。仅以大部书籍的出版为例。1924年，商务印书馆译印出版《少年百科全书》，该书兼具有趣与有益两种性质[6]。1929年，商务印书馆创刊《万有文库初集》，该出版物“能顾念一般人之阅读理解与购买力”[7]。1935年，商务印书馆编纂《丛书集成初集》，“是书之出，将使向所不能致或不易致之古籍，尽人得而致之，且得以原值二十分之一之价致之”[8]。 书籍的销售方面，王云五注重“多卖书”。在他看来，书籍的顺利销售意义重大，“要是营业能够进展，生产能力可以尽量利用，不独生产成本可以减轻，公司蒙其利，而且推销的书籍至少有一部分为购书者所读，设因此而养成购者的读书兴趣，尤为功德无量”[9]。为此，他勉励营业员“必须能用进攻的方法去告诉和指导人们应该读的书，才可算尽了辅助教育促进文化的责任”，“我们因为不但要做生意，还要尽力帮助社会，促进文化”[10]。为了扩大销售，商务印书馆适时调整销售奖励政策。比如，1938年2月，商务印书馆为适应战时环境，鼓励各营业机构，特制定“上海发行所及各分馆营业解款暂行考核办法”。大旨如下：

（一）考核每年分三期，每四个月为一期；

（二）每期由总管理处按各该营业机构之过去与今后情势，规定其营业及解款之标准数；

（三）每期终了时，某机构之营业解款实数均超过标准者，由总管理处对其一部分或全体人员加给薪水半个月至一个月。据王云五回忆，“此办法施行以后颇著成效”[11]。

2 出版要“有功文化，纵有亏损，亦义不容辞”

王云五身在出版，情系文化，他多次从文化的角度阐述其出版理念：“方今文化衰落，介绍新知与流传古籍，其重要相等。”[12]“本馆深知出版之性质，关系中国文化之前途”[13]。以文化为己任，突出出版的社会价值，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成为王云五出版理念的重要内容。

古籍流传方面，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和印行《资治通鉴今注》15巨册就是很好的例证。1933年3月间，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就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事宜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彼时，商务印书馆刚刚经历“一?二八事变”浩劫，复业不久，“重版待印的书极多，新版待印者数量也很不少，故就经济能力与生产能力言，本不必担任此项工作，但以此事计划多年，功亏可惜，而且鉴于四库全书因东省之沦亡又已丧失一部，及今而不速将孤本现行影印，将来文献散佚，于文化至有关系。故不顾困难，遂与订约印行”[14]。1934年6月17日，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影印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合同”。王云五这样阐述其心境：“窃以典章文物，尽在图书，其存与亡，民族安危所系；守先待后，匹夫匹妇亦与有责，此敝馆被难之余，所为不揣绵薄，必欲成斯巨制也。”[15] 196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资治通鉴今注》15巨册。王云五认为“该书今注详尽，有功文化，纵有亏损，亦义不容辞，细加详估，可能亏损数十万……余向来对于有价值之书刊，明知不免亏损，亦愿折长补短为之”[16]。

介绍新知方面，王云五非常看重“杂书”的社会效益。“杂书”在王云五看来是指除教科书和大部头的国学书之外的书刊。当时，“杂书”的销量少，但王云五认为：“惟有这类书才是我们应该多出的书，生意虽然不大，我们虽有牺牲，也还要努力多出，我们居中国出版界的领导地位，宁牺牲一时利益，开辟一条大路，不应该无意识地跟着人家走，并且这种牺牲一时虽不能就看出成效，但将来与社会、国家、文化各方面一定是有益处，而与我们的营业终久一定也有益处”[17] 。1971年12月，陈立夫主译的李约瑟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一册出版。该书的主题即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李约瑟之问”。陈立夫曾在《东方杂志》发表《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一文，说明主要目的在使国人了然我国固有科学的成就，以及一时落后之原因，进一步恢复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痛切反省，速谋自救之道。王云五为该书提供出版费用。“惟是书全译，不下八九百万言，排印装订，均求精美，全部成本，不下百万余元。余于数年前立夫先生以排印之责见商时，不稍考虑，即满口应允”[18]。当然，该书出版也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是书出版后，未及一年，业已重版，足见有价值之书刊，自无不流通之事实也”[19]。

3 出版机构“必须先能自立，才能对社会有贡献”

1937年5月，王云五撰文《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强调了“独立自营”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出版家，除受有政府或财团的补助以外，必须先能自立，才能对社会有贡献，……但如出版家自身的生活尚不能维持，则对于文化的贡献，虽怀有很热烈的愿望，将等于一场幻梦”[20]。王云五是一位成功的出版家，其成功主要w现在对商务印书馆的开创性经营上。在其掌舵下，商务印书馆通过实施科学管理和保持稳健财务，确保了企业的独立自营，并进而由自立而自强，创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版的辉煌成就。

第一，实施科学管理。1930年代，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施行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法系对于社会、对于雇主、与对于被雇者，三方兼利之方法，现已为欧美各国劳资两方公认。其结果则施诸公司，公司进步；施诸国家，国家发达”[21]。践行科学管理的具体举措有：第一，尽物力与人力，即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第二，实施一套复杂而公平的奖励办法。将普遍分红之总额，划分为普遍奖励与特别奖励两部分，各占半数。并制定《同人奖励金分配暂行章程》《总馆特别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和《分支馆特别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等规章制度。

第二，保持稳健财务。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民营出版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资金问题。《王云五文集》中多次提及“资金短缺”问题。1935年3月召开的股东常会上，王云五指出，“上海银根之紧，为从来所未有”[22]，“现在上海金融界抵押借款，极其不易”[23]。1936年3月召开的股东常会上，王云五指出，“由于营业竞争愈烈，回佣折扣及广告费等皆有增加，营业费增加尤多”[24] 。面对竞争激烈的营商环境，王云五秉持稳健的财务制度，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改革：第一，变更总馆分馆结算制度。账法变更得到会计师的高度赞许，“本届编制之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计算书，按之会计理论，固属适当，而于贵公司全体之财政状况及营业情形，亦可正确表示”[25]。第二，留存部分红利作为企业发展基金。1934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议将股东红利留作甲种特别公积。王云五在股东常会上这样介绍道，“倘能将上述红利保留不派，不独股本可以早日恢复，公司营业亦得有余力以谋发展，公司基础当更臻稳固”[26]。第三，推进营业与节制营业并行不悖。通过加强产销的精细化管理，实现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4 结 语

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长时期的掌舵人，王云五“不只是一个持筹握算的生意人，同时更是一个具有文化理想的文化人；不光具有‘生意眼’，同时还具有‘文化眼’”[27]。王云五追求的是那种“将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大利’”[28]，即出版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而当两者出现矛盾时，王云五秉持的出版原则是：“盈利固然重要，但有比盈利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为文化而奋斗’的同人宗旨”[29]，即出版要明确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先。王云五以出版为手段，通过“改革商务的机构组织……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平民化的出版视角、商业化的经营手段，带领商务走向新的出版辉煌”[30]，成功践行了其“文化促进、文明再造”的出版理念，也为当今的国有文化企业深化改革和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借鉴。

注 释

[1]王建辉.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 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2）：78-83

[2][3][6][7][8][9][10][12][13][14][15][17][21][22][23][24][25][26]王云

五.王云五文集?伍（上册）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324，441-442，149，335，528，516，513-514，528，334，443，466，511，285，576，577，607，603，576

[4][5][11][16][18][19][20]王云

五.王云五文集?伍（下册）：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670，1189，737-738，1011，1167，1167，683-684

[27][28][29]吴永贵.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版情怀[J].编辑学刊，2001

（2）：38-41

[30]吴永贵.王云五，杂家做成大出版[N].光明日报，2008-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