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司法改革；改革措施；司法造法

最近几年，特别是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后，司法改革一夜之间成为街头巷尾所讨论的热门话题。不仅法学界对此予以极大关注，就连司法实践界也不甘寂寞，争先恐后地出台了形形色色的改革举措。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如审判长资格选任制度、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在精彩纷呈的改革背后，“弄巧成拙”者甚至“赶时髦”者也不乏其例。但是，司法改革由于缺乏中央的统一调度，使得地方司法机关不得不“各立门户”、“自行其是”，因此，名目繁多、形色各异的改革措施纷纷登台亮相。笔者对这种零敲碎打、各自为政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并不以为然，本文拟选择其中几例具有代表性的改革进行分析，以对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进行分析。

一、零口供与我国法律的冲突

为了“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运用证据的能力，转变执法观念，树立先进的诉讼理念”[1]，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该规则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允许其作无罪、罪轻的辩护，允许其保持沉默。”这表明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不仅如此，主诉检察官办案时应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作假定排除，以直接、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锁链作为定案的唯一标准和依据（该规则第三条），此所谓零口供规则。不难理解，零口供的精神实质就是改变过去以供定案的“口供情结”，要求检察官在进行案件的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时，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为“零”，不能使用“口供还原”的方法来解决证据问题，只能依据该案的其他证据来判定案件事实以及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被逮捕或者起诉。

在个体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首创零口供、推行沉默权在中国的确是“惊世骇俗”。[2]对此，人们褒贬不一，持赞扬态度的人认为：零口供的推出是沉默权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它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建立文明的侦查方式有积极的意义。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创立零口供、推行沉默权是典型的“司法造法”，检察机关的行为僭越了立法权。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零口供的推出不仅在法理上没有依据、与我国法律相违背，而且在实践中也收效甚微。

首先，零口供规则违反了法理。虽然有学者认为零口供的实施对于我国沉默权的推行和无罪推定的贯彻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零口供是不符合沉默权的设置机理的，而且是对沉默权的一种理解偏差。沉默权起源于英国，在谈论到它时人们总是会引用大主教圣克莱夫特的一句名言：“我有权拒绝回答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问题。”[1]由此可见，沉默权不等于“不说话的权利”，沉默的限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不自证其罪”的权利的行使，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范围在于侦查机关“有可能导致其自证有罪”的提问范围内，而在这一范围外，犯罪嫌疑人则没有沉默的权利。如果依据零口供规则将口供——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为零的话，那么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自白、自首等都在法律上得到排除，这与沉默权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

其次，零口供规则的推行于法律上没有依据，甚至与立法相背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法律规定了七种合法证据，在我国的证据制度下，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辩解作为一种合法的证据形式存在，如果该口供是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具有合法形式的证据，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还是无罪供述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零口供规则的实行，排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种法定的证据，这是与我国法律相违背的。（2）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以被告人的供述为前提。[3]零口供规则是对这一规定的曲解，这一法律规定并不是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证据使用，只是说明仅仅有口供是不能定罪量刑的。而零口供是对这一原则的极端应用。由此可见，这种做法并不是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打了一个擦边球[4]。

最后，零口供的实施并不能实现“立法者”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沉默权的目的。由于零口供仅仅适用于顺城区检察院的起诉科，其在适用上的限制，会导致同一犯罪嫌疑人和不同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不平衡。首先对于同一犯罪嫌疑人来讲，在侦查以及审判阶段不享有沉默权，仅在起诉阶段享有沉默权，我们不禁要问：人权的保障要分阶段吗？其次对于不同犯罪嫌疑人来讲，仅仅“该院该科”承办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那么其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就没有必要保护吗？人权的保障在一个统一国家内还要分地域吗？

二、评“提前介入”

近年来，出于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与“证据把关”或取证指导的动机，再加上我国历来有侦检联合办案的传统，以及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请示、咨询行为，“提前介入”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在一些检察机关应运而生。所谓“提前介入”是指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起诉之前直接参与某些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不可否认，“提前介入”这一方式，使侦查监督由静态监督转向动态监督，对于加快办案速度，防止和纠正违法侦查活动，提高办案质量，防止错捕错诉等具有一定的诉讼价值。[2]但是，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刑事案件侦查活动不仅在法律上和理论上难以立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脱离轨道，与设计者的预想相去甚远。

首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翻阅我国法律有关规定，不难发现，“提前介入”缺乏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保障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并未象其它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有指挥权[5]，而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独立，各自行使侦查、起诉职能，检察机关虽然对侦查活动有监督的权力，但这种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而不能为了所谓“效果”[6]想当然地突破法律搞“同步监督”或“事前监督”。另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常常使自己既是侦查权的行使者，又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审查。在这一情况下，检察机关既充当了案件的“当事人”，又是案件的“审判者”，这样做是有违“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法则的。

其次，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会导致侦查过程中的不平衡。众所周知，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侦查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侦查活动一般要经过法院或者法官的合法授权或审查，即建立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机制，以弥补辩方的“先天不足”，增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可能性，促进程序公正。而在我国的刑事侦查中，只有侦查活动的实施者和犯罪嫌疑人两方的参与。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我国的刑事侦查是缺乏平等性和对抗性的。据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由检察机关实现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从而实现侦查过程中的两方对抗。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侦查机关的活动和检察机关的活动具有承接性，侦查的目的是为检察机关追究犯罪提供相关证据促进刑事诉讼向着有利于控诉的方向发展。因此检察机关介入刑事侦查之后，经常会产生两机关联合办案、协同作战的结局。故在这种侦检一体化倾向中，欲使非中立的检察机关通过“事前监督”来达到侦查过程中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是不可能的，而只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保障不力和加剧双方力量的不均衡。

最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在实践中难免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缺乏可行性。第一，检察机关何时介入侦查？是在侦查机关刚刚开始侦查时介入，还是在侦查机关对案件的侦查已经基本成型，仅仅需要对基本证据进行补强时才介入呢？这不仅在实践中难免会发生争议，而且易产生混乱。假如检察机关不适时地介入了侦查活动而不受公安机关欢迎甚至遭到抵触怎么办？第二，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协调。检察机关是以监督者身份还是以协助者身份介入侦查？介入侦查之后，检察机关起协助侦查作用还是监督作用？抑或是指导作用？如果发生了分歧二者关系如何协调，是由检察机关还是侦查机关决定？这恐怕是提倡提前介入的人难以回答的。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根本没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如果在侦查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应当由谁承担责任？从理论上讲，应由侦查活动的实施者承担责任。然而，谁是实施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推诿并非不可能发生。这恐怕也是提前介入难以推行的一个重要障碍。

三、不起诉能否听证

目前，在一些地方检察院，根据最高检“检务公开”的精神，为了发挥社会各界和群众对检察不起诉权的监督作用，增强检察决策的民主和科学，对不起诉案件实施了听证程序。[7]

所谓不起诉案件的听证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审查起诉部门拟作不起诉决定的案件，组成专门的听证小组，以听证会的形式，公开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陈述和辩解，听取公安机关及发案单位的意见，为检委会做出决定提供参考性和借鉴性意见的一种内部工作制度。[3]不可否认，检察机关通过听证方式全面了解当事人及有关部门的意见，向他们介绍案件情况和有关政策、法律，不仅有助于案件双方在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上消除分歧，统一认识，还有助于检察机关对案件正确作出不起诉的决定。[4]但是，我们认为，实行不起诉听证程序的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其并不理所当然地具有正当性，因为它并无存在的根基。

首先，实行不起诉听证无法律依据。翻阅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不难发现我国没有任何有关不起诉听证方面的规定。一些地方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实行听证程序是对法律的突破，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味反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不能作某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依法合乎理性地进行。因为，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也许有人会说“法无规定皆自由”。但依笔者浅见，“法无规定皆自由”针对公民个人也许恰当，但对于拥有强大检察权的检察机关来说就失之千里了。试想，如果“法无规定皆自由”也可以套在检察机关头上的话，那么检察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寻找并设计一些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这难道不荒谬吗？其危害也是不言自明的。另外，有文章称不起诉听证制度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5]但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只能靠听证程序才能进行吗？显然不是。其实“听取意见”并非难事，但我们有必要煞费苦心地人为地额外地设计一些易受非议的劳民伤财的程序吗？

其次，实行不起诉听证制度违反了法理。从广东、河南等地司法实践来看，不起诉案件听证会无论从会议的程序还是从会场的布置上都与法庭审判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尤其是听证由主诉检察官主持进行，当事人双方共同参与，对外不公开，这就形成了一种类似控辩审三方参与的机制，[6]更是和法庭审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笔者以为，这种作法容易混淆检察权和审判权之间的界限，不利于维护审判权的独特品格，降低了法庭审理的威严。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检察和审判虽然一个都不能少，但二者均有各自的特性与运作模式，二者并不能相互串通。对于掌握终局裁决的审判机关而言，必须对案件涉及的人和事进行充分了解，必须全面、客观地对案件形成直观的感受，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错误、作出正确的裁判。因此，它要求采用法庭审理形式，双方当事人共同参与、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对案件只是形成阶段性认识，往往通过“单方行动”来完成阶段性成果，并遵循“一体化”原则，通过“上命下从”来纠正错误。因此，它不需要象法院那样采用法庭审理那怕是相类似的形式。

另外，不实行听证制度，也许有人担心某些检察官搞“暗箱操作”、滥用不起诉权。但是，实行听证制度就能有效地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吗？我看未必。在我国诉讼程序尚未成熟的今天，谁能保证诸如“庭审形式化”似的异化现象不会在听证程序中上演呢？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如何制约不起诉权的滥用问题，任何来自外部的约束并非奏效，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执法者自觉自律。

四、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问题

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案源减少这一状况，连云港市于1998年5月在全国率先实行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改革工作。由于这项改革对于解决当前在少年刑事司法重普遍存在的案件“吃不饱”问题确实有一定的成效，因此，连云港市开创的指定管辖制度被作为一项改革壮举迅速在全国许多法院[8]予以推广。所谓指定管辖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打破地域管辖的一般规定，跨地域设立少年刑事法庭，统一管辖指定区域内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可否认，这项改革的确为少年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但笔者对这项被实践部门誉为少年刑事司法里程碑式的改革并不以为然。

首先，这项改革缺乏法律依据[9]。从已实行指定管辖的省市来看，一般都明确指出指定管辖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10]，即“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它人民法院管辖”。但是仔细研究这个条文可以发现，刑诉法第26条当中的指定管辖显然是针对某个有争议的具体案件而言，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却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类案件，因此将刑诉法第26条作为法律依据是不恰当的。另外，从该条的内容上看，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有两种情况，一是下级人民法院对审判管辖不明存在争议，二是因某种原因（如全体法官需要回避）使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显然，进行少年刑事审判指定管辖改革的案件与上述两种情况相去甚远。

其次，由于已实行指定管辖的法院“另起炉灶”，使得少年刑事指定管辖的运作模式极为混乱，因此法律的统一性遭到了严重破坏。据了解，当前比较典型的指定管辖主要有以下四中模式[7]：（1）“公安直接移送”[11]，即由发案区（以下简称甲）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到指定管辖区（以下简称乙）检察机关，然后由该检察机关由直接向本区指定管辖法院提起公诉。（2）“检察横向移送式”[12]，即由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甲检察机关，甲检察机关又移送到乙检察机关，最后由乙检察机关再起诉到乙法院。（3）“法院多环移送式”[13]，即先由甲公、检、法之间按照正常程序操作之后，由甲法院通过上一级法院办理书面指定管辖手续，最后将案件移送给被指定管辖的乙法院审理。（4）“公安双向报送式”[14]，是指甲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时仍向甲检察机关报请，但移送审查起诉时，则由甲公安机关直接向乙检察机关移送，然后由乙检察院向乙法院提起公诉。众所周知，法治的基础在于建立国家内部统一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体系，并保证其遵守和执行，不允许各地区、各部门各行其是，制定和推行有悖于法治统一性原则的各种法律规范与制度。因此，上述各种所谓因地制宜的指定管辖运作模式是对法治统一性的恣意践踏。

再次，指定管辖改革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刑事案件原则上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考察一下未成年人指定管辖的四种运作模式，可以发现本该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没有管辖权的办案机关却大量地行使了管辖权。不管按哪种模式运行，其最终却是由指定管辖区的检察院向指定管辖区的法院提起公诉。假如指定管辖区检察院与法院就是案件的犯罪地或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所在地，案件由它们管辖应属顺理成章，这实际上和改革之前并无二致。但是，假如指定管辖区检察院与法院不是案件的犯罪地或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所在地，而发案地即犯罪地的办案机关还要按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规定向他们移送，这岂不是使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检察院、法院具有了管辖权吗？而其“祸根”就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制度的实行。

最后，实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势必会使案件在三个以上机关进行转移，使指定管辖区检察院、法院受理外域移送的案件，较之受理本地的案件，在送达司法文书、提审、庭审等诉讼过程时间耗费、交通、通讯等费用均会相应大幅攀升。

五、公开岂可无限度

近日，介绍广东省某法院推行审判方式改革的文章见诸报端，媒体对其改革过程中“将合议庭的不同意见直接写入司法裁判文书”的做法大为推崇，称赞此举“打开了司法审判的最后一个暗箱”，认为这是审判公开的又一重大进展。

毋庸置疑，审判公开是法治国家基本准则，我国宪法也将审判公开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加以规定，在理论上也将公开视为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一般认为，审判公开主要是指：法庭审理过程的公开，使公众能够在开庭时旁听，允许新闻媒体作相关的报道；法庭审理的各个环节，例如证据调查、法庭辩论都予以公开；最终经过法庭审理得到的结论及其理由也应当公开。但是这种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否公开，也就是合议庭评议过程是否是司法公开的内容呢？这是我国审判公开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裁判者的评议过程必须是秘密的，而不能随意公开，这是审判公开不可逾越的屏障。一方面，“可以保证裁判者能够从容不迫的整理自己通过法庭审理所形成的思路，客观而无顾虑地发表自己的裁判意见和理由”，另一方面，“可以防止控辩双方以及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裁判结论的非理性的影响，给裁判者以理性讨论的机会和场所”。[8]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审判公开的范围和限度，对于合议庭审议过程和合议庭意见的形成过程的不公开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法治再完备的国家，也不会对法庭公开审判的案件的内容不加任何限度的予以公开。其实，陪审团或者合议庭的决议过程的不公开是法治国家的通例。如在美国，法庭审理中陪审团意见的形成过程是秘密的，甚至法官都无权知道该意见形成过程，以及陪审员们的不同意见；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的讨论过程也是秘密的。

法律规定公开审判制度中的一些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给法官一个独立、不受干预的空间，使法官在对案件作出决定时，依据在庭审过程中认定的证据、事实和自己的专业知识、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在没有外界干扰和压力下对案件作出裁判。在司法独立本来就步履维艰的今天，再将合议庭的评议予以公开，将每个合议庭成员的意见都写进判决，那么司法独立的最后一块阵地就会土崩瓦解，果真如此的话，整个司法系统遭到致命性的打击也决非危言耸听。

该法院做出将合议庭中的不同意见记载到司法判决上，或许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防止陪审员陪而不审，成为摆设；二是使裁判更加令人信服。但是保障司法公开、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增加判决的说服力可以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也就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的将裁判结论公开后的理由说明和判决书的详细论述。而我国的司法裁判书都是千篇一律的案件事实的粗糙认定以及适用法律的简单罗列，可信度上存在有较大问题。[15]因此，我国法院应对判决书的书写进行改革，要求判决书对审判过程予以详细的记载，由法官写明其接受或拒绝证据的理由和根据，以及裁判作出时所考虑的因素，直至法官存在的分歧及其依据，以及最终达成一致的理由。而不应当象目前的改革一样，仅仅将合议庭的各种意见进行简单的列举，这样做只会更加增加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合议庭和裁判的不信任感。

由此看来，合议庭评议的公开是对审判公开的极端运用，这种改革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未击中审判公开的要害。要真正增强法庭审理过程的透明度，实现法庭审理的实质性的公开[16]，应当是对裁判结论形成的依据的详细论述，而不是这种改革中所采用的对观点的简单罗列。我们还应当看到，这种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增强审理过程的透明度，还有待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六、余论

综上所述，读者不难发现，笔者对上述几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想给改革者们的热情泼上冷水，也无意贬低这些改革措施所带来的某些积极的作用，笔者所强调的是：在依法治国刚刚起步的今天，严格执行法律比任何人为地在法律之外搞所谓“创新”都重要得多；司法实践中任何活动均应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走向反面。基于此，似乎还有必要重申以下几点。

首先，我国宪法已明确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法治原则成为宪法性准则。因此，一切司法活动都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守法律至上原则，使法律成为司法活动的唯一上司，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试验”都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都应当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司法机关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使人们真正形成对法律的合理预期，法律才会受到人们的信仰，否则，法律将会形同虚设，法律的权威性也将会受到致命打击，到那时，建设法治国家只具有口号意义。

其次，“司法造法”在中国不合时宜。不可否认，法律即使再完备，也不可能囊括变幻不定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现象，因而“法律漏洞”在所难免，故应当赋予司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法律漏洞予以适当填补，此即“司法造法”。应当说，司法造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认为，如果在中国提倡司法造法，那么其负面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其正面作用。第一，“法律漏洞”尽管存在，但毕竟十分有限，满足局部需求，漠视现行法律而另外寻找所谓“活的法律”，只会动摇法治大厦的整个根基。第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9]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习惯，如果提倡司法造法，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的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17]，法律的安全与秩序将会荡然无存。第三，在法治观念不高、司法人员普遍偏低的情况下，提倡司法造法，将会加剧人治、产生腐败。

另外，从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来看，大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而不是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方式。使得各个地方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现象十分严重，使法治的统一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也正是由于这种“土政策”、“土办法”似的改革举措的大量存在，使得目前进行许多改革措施普遍缺乏法律依据，这种非法性试验将是十分危险的。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改革就应大胆地闯、大断地尝试”，我们认为，这用在“经济改革”或许合适，但套在司法改革头上未必对路。正如有人精辟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可以在局部地区、部分注体制中进行试验型推行。司法改革则不具备这种条件。司法的统一性以至法制的统一性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通的原则。司法改革的进程可以是阶段性的，但改革措施的实行不可能是局部性的。‘凤阳小岗现象’不可能、也不应当出现在司法改革之中。由此可以认为，尽管司法改革需要各级司法机构的积极性，也尽管司法改革的着眼点也在司法机构本身，但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或时序应当是‘由上而下’，亦即从总体上设计和指定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方案，并逐步推进与实施。”[10]

最后，在司法改革之前，我们不妨细细品味一下美国著名的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说的一句话意味深长的话：“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他们的确有权在空白之处立法，但那里常常没有空白。如果我们只是盯着那些荒芜地带，而不愿看一看那些早已播种且硕果累累的土地，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全景图。”[11]

[1]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起诉科科长朱闯语。引自黄广明：《零口供：惊世骇俗出台》，载《南方周末》，2000年9月21日。

[2]《南方周末》2000年9月21日曾以《零口供：惊世骇俗出台》为题对零口供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4]龙宗智教授认为：“顺城区检察院的做法，是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打了一个法治范围内的擦边球”。参见龙宗智：《“零口供规则”意义何在》，载《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

[5]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3条规定了检察官对司法警察职员的指示、指挥权。

[6]实践中，尽管有人常常抱怨检察机关监督不力，但这一问题只能从立法、执法上加以解决。

[7]如河南、广州等地。

[8]如黑龙江、江苏、上海、河南、福建、天津等地许多法院纷纷效仿连云港市的改革经验，先后进行了指定管辖改革试点工作。不仅如此，我们从最近的几次全国少年法庭工作会议了解到，这次改革已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和倡导，看来指定管辖改革将会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9]也许是改革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由政法委牵头，召开公检法司协调会，联合下发红头文件而后执行”成为这项改革的理想模式。

[10]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沪高法[1999]122号文件。

[11]河南省实施的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模式。

[12]连云港市实施的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模式。

[13]上海市实施的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模式。

[14]黑龙江省实施的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模式。

[15]这也是造成我国“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16]陈瑞华教授将公开分为形式上的公开和实质上的公开，其中形式上的公开是审判公开，而实质上的公

开是指裁判的透明性。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第30-58页。

[17]近几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隐形法律”、“隐形程序”或许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参考文献]

[1]易延友．沉默的自由[J]．中国律师，2000，（1）：52．

[2]林树锦．浅谈“提前介入”与侦查监督的完善[J]．人民检察，2000，（7）：47．

[3]陈兴良．刑事法判解（第二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4．

[4]陈光中．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1）：81．

[5]陈兴良．刑事法判解（第二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5．

[6]陈光中．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1）：81．

[7]林常茵．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调查与思考[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1）：75-76．

[8]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0，（5）：42．

[9][法]孟德思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54．

[10]顾培东．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J]．法学研究，2000，（3）：14．

[11][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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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司法独立；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司法改革

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它不仅关系到人的权利能否实现，而且更是人们的理念的保障。司法过程是一种追求理性的过程，它追求的理性就是“公平”、“正义”。虽然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但是具体正义的标准的实现，只有通过一个大家公认的机关给予定位，才能为大家能接受。而这个机关就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只有独立才能行使这项职权，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呢?

1司法独立的涵义

司法独立的基本含义在于：法院、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或审判权，法院、法官对案件的裁决只服从法律，依据法律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判决，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体讲，司法独立包括以下内容：①法院或司法机关独立设置。②司法专属司法机关。③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④法院、法官独立审判，其对案件的裁决，只服从法律。

总的来说，司法独立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机构设置上，司法机关独立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可以说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过程中保障法官司法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被称为“技术性的司法规则。”

2现阶段我国司法独立的障碍

在我国，司法独立已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并且不可避免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是我国已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发生纠纷行使诉权时，要求有公正的司法裁判，如果司法不能独立，就会失去公正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稳固；二是司法活动的一般规律要求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司法的中立性，才能在司法程序中不偏不倚地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目前我国司法独立原则实现程度与国际社会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存在很多问题，如司法权的行政化、司法权的地方化、法官素质不高、法院内部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归纳起来，影响我国司法独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2.1阻碍我国司法独立的外部因素

(1)执政党的干预。首先，我国宪法和我们党的党章的规定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却发现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员会直接插手干预法院具体的审判工作的问题时有发生。司法机关基本上受命于党委，成为党委的附属产物，地方法官的任免权掌握党委手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党委经常性直接过问案件情况并参与案件的讨论和审理。更有甚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个人情感给案件打批条，这在表面上看似乎迎合了某些人所谓的“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需要，事实上这种“以党代审”的做法导致的部分办案不公，反而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成为导致腐败的诱因之一。尽管现在各级党委、政法委直接审批案件的做法已大为减少，但一些“敏感”、“重要”案件的处理大多还是要向党委或政法委请示或者接受其“过问”。这种做法严重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2)地方政府的干预。建国以来，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虽几经变动，但我国法院的设置基本上还是走行政区划的老路子，审判工作与司法工作不分，司法工作行政化现象极为明显：①司法机关依行政区划设置，与行政机关一一对应。这种层层设置的方式显然是模仿行政机关建制的，明显缺乏对司法工作特殊性的考虑。②对司法人员按行政干部进行管理，与行政机关相对应。③工作方式上实行层层把关的首长负责制和请示汇报等行政方式，明显不利于司法工作按法定程序进行。如此以来，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就受制于当地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难以得到切实保证。以至于在地方政府的干涉下，造成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主义和执行难现象。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案件中，因其事关当地政府的财源，而法院经费又是地方财政提供的，法院受自身利益的诱惑和国家权力的影响难以做出公正的判决。由于审判的事实不独立，人事、财政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形成了一大堆“关系案”、“人情案”。2.2阻碍我国司法独立的内部因素

首先是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是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一旦遇到了疑难、复杂问题，以请示法律问题为由与上级法院商量裁判结论，向上级法院请示，而受案法院也是来者不拒。更有甚者，直接指示下级如何裁判等。上下级法院这种不正常沟通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下级法院丧失了独立性，本应由自己审理的案件逐级请示，人民法院的案件日积月累，造成了诉讼效益价值严重下降，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破坏了人民法院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上级法院做出的决定，下级法院必须遵照执行，这样就使得当事人本想通过上诉改变不利于自己审判结果的愿望落空，在事实上导致了“一审终审”，无形之中可能会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样，这与我国的“二级终审”制度是相违背的。

其次是委员会与办案法官的关系。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我国行使审判权的主要形式是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和独任庭，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三种组织形式之间未形成明确的职责范围。在我国，审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不仅有权“讨论”案件，而且有权做出“决定”，并特别强调“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结果使法院独立审判，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具体说来，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由独任庭审判还是由合议庭审理，一旦审判委员会做出决定都必须无条件予以执行，其裁决具有终局性效力。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审判委员会并未参加合议庭，不能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及举证情况，只是依据审判长的报告就对案件做出判决或裁定，这样一旦有所谓“重大”、“疑难”案件需要审判委员会参与其中，庭审往往就会成为走过场，真正参与审判法官没有决定权，而实际决定权却掌握在庭外的审委会手中。以致造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现象。这显然与我国奉行的“庭审中心主义”和我国确立的公开审判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更破坏了司法独立性。

3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3.1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

通过改变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天系，使司法权真正脱离行政权的束缚，从而具有真正独立的地位。首先，改革现行法院设置。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必须打破过去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模式，按照优化配置和使用司法资源的原则更新设置法院模式。其次，改革法院人事管理体制．实行法院系统内部的人事任免制度，使其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实行内部的垂直领导。最后，改革法院经费管理体制。将目前地方政府负担司法机关财政改由全国人大立法，由国库拨款，并由中央最高司法机关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

3.2改革法院内部的管理体制

从各级法院内部来讲．尽量消除法院内部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强化法官个人的独立地位，赋予各级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平等地位。首先，应当废除法院的院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他们对案件的审批，其实就是损害了合议庭和独任法官审理案件的独立性，是内部不独立的具体表现。其次，应当废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我国法院组织法规定在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它们有权讨论决定重大或疑难案件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审判委员会所拥有的这种权力，明显地削弱了司法独立原则。废除它们讨论决定案件的权力，必然有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从上级法院的关系上看，应当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权力限定在严格范围内，即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进行直接具体的指导，甚至干涉下级法院的工作。下级法院也要保障自身的独立地位，独立地开展工作。

3.3建立法官职业化制度

法官个人的素质对于司法独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有法官素质提高了，才能为司法独立的实现提供有力的保障。建国以来，我国没有充分重视建立法官职业制度，把法官作为政法干部，忽视了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素质。法院的人员来源广泛，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法官队伍并没有按照一种特殊职业的要求来培养和管理，缺乏职业化要求的选任、教育和管理的手段及方法，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我国司法独立的实现。因此，大力提高法官素质，以建立法官司职业制为中心，对法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首先，要从宪法上确保法官保障制度，重点是确保法官职务的稳固性和待遇制度。为提高法官抵制非法干预，免却公正执法而可能产生的后顾之忧，法官职业应有稳定性，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轻易改变，除法官因违法或身体原因丧失行为能力等除外；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利益的诱惑是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腐败现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为了避免司法过程中的贪赃枉法现象的出现，对法官的生活待遇给予制度的保障是必要的。其次，实行严格的录用制度。一是严格的法官选任资格：全日制大学本科法律专业毕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通过全国统一组织的司法考试，必须经过上岗前的培训，以此控制法官的非正常来源，提高法官这一职业的从业门槛。二是逐级遴选、严格用人制度：担任法院从基层法院开始，上级法院对法官须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优秀律师和高素质的法律专门人才中选任。改变现行的用人制度，保护高素质的法官，防止出现劣胜优汰的反常现象。

在当今大多数法治国家里，司法公正都被视为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最终屏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而司法改革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法改革的三大目标包括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和司法效率，其中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司法独立的实施，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才能实现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司法改革范文第3篇

纵观各种改革放方案，无外乎以下几种，一是激进式主张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这种方式透漏的是以西方三权分立为基础的理念，虽然在口头上仍然拥护一党执政、支持权力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按照该种方案运行的结果实质上仍然是否决了一党执政、分割了一权集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行为与理念是不相容的；一是有限独立式主张设置司法区、法院与法官直属于执政党中央采取类似于现行军队的管理方式，支部建在连上，这种方式透漏的是以行政垂直管理为基础的理念，是以一个集权管理代替另一个集权管理，除了有助于司法独断外，运行的结果是越来越远离司法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讲的不客气点是对司法规律的无知；一是中西糅合的大杂烩式主张基层法院的法官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中级法院以上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这种方式透漏的是以美国联邦式法官任命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糅合的理念，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法官的荣誉地位，但在现行的党委属地管理制度下仍然不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没有认清执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有形与无形的影响。还有其它几种无影响力的方案，如干脆主张学美国以司法部管理法官等。以上几类方案，均是以修改宪法为前提的，无论其在一党执政的背景下是否能够有效运行，单从技术上考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更为重要的是，以上几类方案，均不能彻底打破身份法官制度，而身份法官制度与司法改革的理念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打破身份法官制度，一切司法改革的理念均无从付诸成功。

所谓身份法官制度，就是现行的法官管理制度。其特点为:按法官的行政级别实行分类管理，不同级别的法官享受的待遇不同；中级法院以上的法官在实质上当然享受高出其下一层次的待遇，并在权力上既可以是初审法官又可以是终审法官；基于身份的存在，院长庭长审判员书记员形成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等。其弊端已多有论述，如地方保护主义、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等。身份法官制度的实质并不是如一些学者论述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封建官本位的残毒。

与身份法官制度相对立的，便是本文试图构建的审级法官制度。

审级法官的理念

所谓审级法官制度，是笔者为论述的方便而生造的名词，它具有如下内容：

一、现有法官分为三个体系：

1.初审法官。被确定为初审法官的法官只能审理一审案件，无论他或她是供职于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还是最高法院。初审法官的待遇一律一样。但其待遇不得低于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水平。现行的财政供养体制不变。现行的法官产生管理方式不变。

2.终审法官。被确定为终审法官的法官只能审理上诉审案件，无论他或她是供职于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还是最高法院。终审法官的待遇一律一样。终审法官以考试的方式从初审法官中择优产生，终审法官的人数为初审法官的百分之二十。终审法官的待遇与初审法官一样。现行的财政供养体制不变。现行的法官产生管理方式不变。

3.复审法官。

被确定为复审法官的法官只能审理申诉审案件，无论他或她是供职于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还是最高法院。复审法官的待遇一律一样。复审法官以考试的方式从终审法官中产生，复审法官的人数为终审法官的百分之四十。待遇同初审法官。现行的财政供养体制不变。现行的法官产生管理方式不变。

二、案件的受理与审理。

1.一审案件。

所有一审案件按照现有的管辖制度管辖，以确定受理法院。每一案件审理法官按以下方法产生;以受理法院所在的地级市为行政区，该行政区内所有初审法官名单存于微机，排除当事人所在地法院法官名单后，其余法官由当事人以抽签的方式确定审理法官。审理法官到受理法院审判案件。每一案件在审判前应有受理法院的法官作庭前调解，拒绝出席调解会议的当事人无论案件胜诉与否均承担诉讼费用。

2.终审案件。

所有二审案件按照现有的管辖制度管辖，以确定受理法院。每一案件审理法官按以下方法产生;以受理法院所在的省为行政区，该行政区内所有终审法官名单存于微机，排除当事人所在地法院法官名单后，其余法官由当事人以抽签的方式确定审理法官。审理法官到受理法院审判案件。每一案件在审判前应有受理法院法官作庭前调解，拒绝出席调解会议的当事人无论案件胜诉与否均承担诉讼费用。

3.复审案件。

所有对生效法律文书提出的申诉，必须有最高法院的复审法官审核并确定是否重审。所有确定重审的案件，排除最高法院的所有复审法官以外，审理法官由当事人以抽签的方式确定。重审一律在最高法院进行。无论案件胜诉与否，诉讼费用一律由申诉人承担。

4.诉讼费用。

诉讼费用一律由受理法院所在地财政办理，不得委托法院收缴。办案费用一律由财政支付。

三、以上方案的优点。

1.不必修改宪法及法律。

在所有的司法改革方案中，无论是司法区划制还是法官独立制，都要修改宪法及法律，改革成本高，震荡大，不易为执政党所接受。这个方案由最高法院主持，协调财政部、中组部，并由党中央批复即可。

2.既得利益集团抵触情绪小。

种种改革方案之所以不被通过，在于触犯了以地方党委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这个方案除了在财政上对地方有所损失外，基本没有触及地方利益，甚至连法院院长的权威也没有触犯。能获得通过的概率较大。

3.及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这个方案是所有的法治国家没有的。

4.应当能够有效避免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的产生，在于法官与当事人的熟悉。异地法官审理，可以从一审、二审最大限度的避免三案的产生。

5.应当能够有效避免地方保护主义。

6.应当能够有效避免判决的不确定性。

7.有利于调解。

司法改革范文第4篇

一、律师业的特质

按照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通常认为，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基层司法组织工作人员等一起组成了“法律工作者”②。但律师应当是“法律工作者”中最为独特的一个群体。因为律师的职业使命就在于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寻求有利于委托人的结果。对比法官、检察官，他具有最为明显的社会化倾向，也更加独立于国家权力。因而，笔者认为，对律师职业特质的考量并不能单纯地局限于司法领域。

1、律师是维护民权的斗士

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无一例外地是在推毁或弱化君权、神权的过程中展开。对民权的尊重和保护成为这种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价值准则。我们可以看到，“司法独立”这一口号在近几年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同，乃是因为国家权力③与市民权利之间在某些领域必然存在的对立——并且，这种对立仰赖相对独立于二者之间的司法权予以协调。但同样是面对司法权，作为个体的市民在其权利的主张上显然不具备相对于国家权力那样充足的人力、物力乃至知识资源。正是基于这种失衡的格局及调整这种格局的需要，现代律师制度才得以产生。因而“律师与民权的结合，不仅是私权平等意义上的结合，而且更是私权与国家公权相互制约意义上的结合”。④要求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以他们所不熟悉的法律知识与国家权力进行诉辩抗争是不可想象的，而律师的加入将极大地改善公民个体这种不利的地位。

显然，欲使律师维护民权的使命得以实现，有一个制度设计上的基本前提——司法独立——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当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甚至，这种律师维护民权使命的产生，亦是基于我们从国家一统到“国家——社会”二元构造的变化——这可以说是司法改革的深层原因。因为在国家一统的格局下，公民个体的权利并不具有正当性，而往往是可以被忽略的。

2、律师的权力具有依附性

从诉讼的角度而言，律师执业并不像法官、检察官、警察那样有一个主动的权力，他最大的特点是被动、消极，所寻求的所有权力归结为一条就是请求：请求取保候审、请求会见、请求调查、请求裁判等。对律师而言，他没有一个权力能够下一个终局性的结论，没有一个权力能够独立地改变社会。所有的请求能够得以产生作用的途径只有一个，即获得其它权力尤其是审判权的肯定。这种权力的依附性质，注定了律师职业对司法公正的依赖是最深最强的——不容否认，实现司法公正是我们当前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和评判标准。

律师权力的依附性，使得律师往往是受制于人，从而在政治资源分配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在这里并无具体的数据可供说明，但对比一下美国乃至西欧一些法治国家，我国律师对立法、国家重大决策方面的影响力之低是不容争议的事实。并且在诉讼领域，由于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司法恣意和专横，律师的影响力和交涉力也显得微弱。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都往往无法获得保障⑤，即使是对裁判结果的影响，由于众多非法律因素的介入，律师以正当方式所能施加的作用也是不容乐观的。因此，很多当事人选择律师的标准并不在于该律师的业务素质，而是“与法官关系怎么样”。而在“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一思想主导下，一名律师除了使用职业的正当资源外，往往还凭籍“个人魅力”甚至赤裸裸的钱财交易来进一步影响法官裁判。在笔者看来，律师业当前存在的大量不公平竞争，其根源即在于司法的恣意，而为消除这一不公平竞争现象所作的努力也即将归结为对司法公正的追求。

3、律师相对其他法律职业具有更明显的独立性。

对民权的忠实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律师往往天然地据于国家权力的对立一方⑥，这使得律师绝对地独立于国家机构之外。司法改革以来律师职业越来越深入的社会化运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法院和法官无法脱离其在人、财、物等方面对国家权力的依赖，而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出现及大量国办所的转制都生动地体现着律师业在人、财物等方面的分离倾向。并且，律师独立还体现在律师个体与所在事务所的相对独立上。这与当前法官裁判活动中浓郁的行政管理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律师的独立并不能理解为孤立。不幸的是，现在看来，律师的独立特性甚至是显得有些“超前”了。同样是“法律工作者”，律师执业所面临的“执业风险”可以说远高于检察官、法官。我国《刑法》在立法上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⑦。从该法条的实施情况来看，有不少案例属于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法律进行的错误追究。例如山西大同律师付爱勤涉嫌伪证案、辽宁朝阳律师张海妮涉嫌伪证案、湖南岳阳刘正清律师案、广西是山周建彬律师案等。这类律师执业无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屡有发生，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是公诉方或侦查方拥有强大的国家机权力为后盾，他们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性质掩盖了其中基于个人利益而产生的不法动机，并且更致命的是，公诉方或侦查方所在的机构拥有强大的权力足以掌控证人，迫使证人改变对自己一方不利的证言（上述案例中这种现象极为明显）；其二，即在于对律师恣意追究责任相对而言较为简便，事前不需要协调，事后即使错误也无须承担太严厉的后果。通俗一点说，就是因为律师们“没有娘家”。

对律师执业环境的种种不容乐观之处，我们似乎无须举出大量的事例、数据来加以说明。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司法体制的落后乃至政治体制的保守，事实上成为了律师执业的极大束缚。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现有的律师数量（从人均角度而言）远低于西方国家，却在业务竞争上愈来愈显得激烈（在某些地域，律师数量甚至相对于法律服务市场需求量已显得“饱和”），其根源之一就在于司法腐败所导致的法律服务市场狭小。

二、律师是司法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和最坚强支持者

如果说司法体制的科学和健全关系法官、检察官的社会地位的话，它更决定着律师的生存环境。事实上，律师业在后的重建及其发展——尤其是1993年以后的发展——就是得益于律师行业自身及法院刑、民、行政诉讼领域愈来愈深入的改革。同样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律师业的发展其实也就是司法进步的标态之一，并且这种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司法改革的进行（对司法体制落后所导致的司法不公感同身受，这使得律师成为呼吁改革、营造司法改革舆论背景的最强力声音）。我们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律师业的快速发展，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对刑、民事诉讼对抗结构的重塑，以强化当事人举证为突破口的审判方式改革又将何以进行？⑧——在律师业发展与司法改革的相互关系上，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真理性命题。

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各系统的架构下运行。法院推出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检察实施了主诉检察官制，律师业也面临着大规模的国资所改制活动。但这些动作却都只是各系统对自身原有资源的局部调整，而缺乏统一的设计和协调。司法改革需要对司法权的重新整合，这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参与。而西方法治先进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法治如果说是“法官之治”更毋宁说是“律师之治”。只有律师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才可能真正实现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和对司法权的尊重。

三、对改革律师执业环境的几点建言

——如前文所显示的，进行一场关于司法改革的宏大叙事，颇使笔者产生力有不逮之感。因此，笔者的几点建言是从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中切入。

1、关于法律职业制度的构建

所谓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⑨构建法律职业制度是指在同样作为法律职业者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中，规划起共同的职业准入制度、塑造共同的学识背景、树立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相似的职业道德体系。构建法律职业制度首先是法律活动专门化的要求，也是司法独立的直接原因。它对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共同的学识背景和职业准入制度将极大地淡化法官、检察官的官方色彩，律师将因此而获得同法官、检察对话的资源并得以影响裁判结果。而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相似的职业道德体系将使法官、检察官的自律成为防止司法恣意的主要力量。三类职业间广泛的认同感亦将有力地减少普通公民对司法活动的误解。在这一方面，我们欣喜的看到司法考试正由原来的三家各自为政统一为一家。可以预见，司法考试将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未来的法治实现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司法统一考试制度也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乐观期待未来律师、检察官、法官间的职业转任成为可能。

2、尊重律师的立场

同法官、检察官一样，律师也负有维护法治的责任。但律师维护法治的责任，是通过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来实现的，他的道德要求就是为被代表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因此不能要求律师在为当事人服务中像检察官那样去考虑国家利益，像法官那样去实现法律公正。正是基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律师在诉讼活动中会从尽可能有利于被人的角度去对法律作出解释和理解，他们的视角是单一的和单向度的。由此而形成的事实和法律认识往往会与法官不同，甚至有所冲突，应当认识到，这种冲突不但合理，而且为实现法律的正义所必须，因为只有在对立双方都获得充分的主张的情形下，正义才可能实现。实践中我们常发生一些现象，法官无端打断律师的辩论陈词——因为“本庭已经清楚”，甚至还有的法官当庭斥责律师的所谓“无理取闹”，或者对律师的陈词或主张加以道德指责，以卫道士自居——这不但将使律师尴尬，也将损害法官在当事人与律师中的形象。

当然，社会各界对律师职业特点和立场的不理解亦时有发生，著名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中就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例子⑩。应当认识到，这不但侮辱了律师，也侮辱了整个司法制度。

最后，司法公正对于律师拓展业务空间获取权力资源的重要性前文已有所论述。恣意的司法意味着向社会反复提供不确定的规则，这首先将使律师居于无所适从的仓促境地。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官不仅要加强职业自律以防止腐败，也要加强业务素养以保证法律得到贯彻，正义得以实现。只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由于前些年律师资格考试的规范运作，我国律师职业群体的法学素养已在整体上超越了法官。这使得我们充分听取律师的意见以防止司法不公更显得必要。因此，作为法官，我们或许应当这样提醒自己：“我们不犯或少犯错误，并非我们拥有更高的学识，而仅仅因为我们是法官”！

①关于中国律师职业和律师制度的形成、发展，可参阅《20世纪的中国律师业》张志铭、张志越著，载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②颇有意味的是，在《律师法》颁布以前，我们对律师最为权威的界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所表述的“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笔者看来，前后两个概念的区别无疑应归功于司法改革的努力。

③在这里，或许用“国家行政权力”的提法更加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这样就把代表国家所行使的刑事追究权分离开来了。

④张志铭语——参见注①第383页。

⑤1999年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建华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遭到娄底市公安局看守所拒绝的事例便是其中之一。后来，廖建华律师以行政诉讼的方式通过法院确认了其会见权，这种权力实现的方式亦可作为本文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以上案例转引自《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陈光中中国法制出版2000年版，P33—34

⑥当然这并不包括行政诉讼中代表行政主体一方的律师。

⑦很多文章认为《刑法》第306条的这一规定反映了立法对律师的歧视和防备心理，但从裁判结果与法律工作者个人利益相联系的紧密程度上看，律师不法妨害证据的动力显然要大于其它主体。

⑧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在当前大多数公民证据意识极弱的情况下，这种审判方式改革绝对会因过于超前而无法施行。

司法改革范文第5篇

一、司法机关的独立——权利均衡与制约的外部机制

依照宪法，我国的国家体制是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体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它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从宪法的规定上最高人民法院应直接由全国人大领导，各级法院由各级人大领导，同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上、下级法院之向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从理论上的制度规定看，能够对法院工作产生影响力的机关应是两个，即人大和上级法院。然而，从实际上运行看似乎并非如此的简单。

首先，是各级政府的影响力。宪法规定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规定了政府与法院、检察院的平行地位。但实践中，政府干涉司法工作的事情，似乎已不是屡见不鲜能形容的，可以说不受政府制约的独立的法院在中国还不存在。问题何在，经费、财力受人操秉，不得不然。目前法院的各项经费开支，包括人员的工资，均由各级地方政府拨出，仅此一项就可以让法院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从各级法院院长的行政级别比同级政府首长低半级，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关于法官套用行政级别这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将在下文详述）。其次是各级党委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领导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这是由党的性质、目的和宗旨决定的。法院作为国家的机关之一，接受党的领导，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依法治国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各级党委的政法委是党对法院直接领导部门。各级党委如能正确、切实地贯彻党中央十五大的宗旨与精神，那么依法治国的战略可以很好地实现，法治的工作也能顺利地开展，也为法院工作向着正确地方向发展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保障。但如果党委或政法委未能有效贯彻党中央的政策，法院正常地工作受到非正常妨碍地，司法公正地干预司法机关将如何应付。从目前的体制看，只能有赖于上级党委或党中央的监督与纠正。再次，各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影响力。法院由人大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与指导，本是应然之意，无可厚非。加强对司法的民意监督当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法院司法工作，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质量。但另一方面，由非法律专业人员的人大代表在缺乏严格的司法程序制约的条件下对具体案件进行干预和审批，也会造成一些严重的负面效果，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也为地方势力干预司法活动提供了新的途径。

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仍处在相当边缘化的地位。（《法治之路上的四个“拦路虎”》贺卫方，法制日报2000年12月26日）在我们的权力格局中，法院以及检察院至今仍在夹缝中求生存，司法机关在俗称“人财物”等重要的生存环节上依赖于同级党政权力，某些地方人大可以无视立法与司法的界限，进行所谓的“个案监督”。只有改变这种现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司法独立。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法院的独立存在本身就是对政府的制约，它将民众对政会的不满列入法律规范中加以解决，并通过司法活动重示了社会秩序与正义的准则。法院通过独立而公正解决各种纠纷而使得社会中的冤情和抑郁得以释放，从而为社会的安定团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法庭上，获得正义的人们不会上梁山，甚至可以说，司法独立是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威望得到提高和维持的重要保障。想想面对十六年牢狱之苦的陈希同，死于非命的王宝森，假如有特别检察官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当陈王之类刚刚开始腐败行为，便毫不迟疑地立案调查，就不会有日后的警钟长鸣。

实行司法改革就要改变司法机关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边缘化的地位，要使司法机关居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首先要实现法院在“人财物”上的独立地位。财权和人事权力的地方化是导致司法机构依附于地方党政机构导致司法和地方化的两个重要根源。所谓司法机构地方法，是指设在地方的国家司法机关。在行政国家司法权力的过程，受到地方党政权力机关的不当影响，干部乃至控制，不能独立行使其权力，以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国家的法制统一不能得到保证。（谁的法院？谁的司法权？21世纪经济报道2002.3.11）各级法院的经费地方政府财政拨付及法院通过收取诉讼费用构成目前法院经费的主要来源。（虽然目前法院系统实行收支两条线，诉讼费与法院经费脱钩，但从实际的运行看，各级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很大一部分的，仍返还给法院用作经费，诉讼费用收取的多少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院经费的多少）。从全国来看，法院系统机构和人员还较为庞大，完全由中央财政支出会给中央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就需一方面法院系统内部的机构和人员实行精兵简政，而减少支出。最高院在去年就改革了机构准，减少的人员（见肖扬2001年报告）；另一方面仍需以地方财政为主，以解决法院经费问题。但应改目前的经费开支方式。第一，采取实支实报方式。凡属法院日常行政费用应全额拨付，保证法院从事司法工作的需要。第二，改变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向同级政府部门申请经费的状况，法院经费由其上一级政府部门申请，由上一级政府部门拨付，减少法院对同级政府的依赖性，避免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好坏而造成法院经费的多寡。当然从较大的地区来说，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较好的大中城市与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中小城镇之间，由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的不同，法院的经费应有所区别。但应保持一地市级之内各区县法院的经费大体一致。法院的诉讼收费也应如数上缴，作为法院经费统一发放，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第三，法院工作员特别是法官的工资，应实行较为固定的年薪制。考虑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国家整体的工资水平上涨变动情况较大，采取二至三年为一个周期定期调整，同时为推动依法治国，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体现法官的精英化，促进社会优秀人员向司法部门的流动，因此年薪应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在“人”的方面，我国现行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院长、审判员则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根据完善干部的原则，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实际上拥有地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罢免建议权。这就使得法院人事权依赖于地方，从而为地方政府干部仍至主导司法工作提供了条件。导致了司法权地方化的另一个根源。改革人事制度，要将人事权从地方脱离出来，实行垂直管理。我国为实现国防、关税、金融、邮政及通讯的统一，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对军队、海关、银行、邮政及通讯部门早已实行中央重点领导或直接管理。近年来也先后对工商行政管理、质量监管等部门实行省级直接管理。

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护人民自由和权利，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它像上述机关和部门那么实行中央直接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应认识到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公正的司法，这种独立不仅是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立法机关，各司法机关之间也是独立的，所以我们主张人事权实行垂直管理，绝不是主张法院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取代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的水平领导。上下级法院之间应当是审级监督关系，而绝非领导关系，垂直管理和垂直领导存在本质的区别。在法院院长和法官的选任上，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和其他法官实行任免权“上提一级”的制度由上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选举和任命。同时建立一套科学和完善的法官选拔和考核制度，以考试和考核的结果作为上级人大及常委会任免的主要依据。在严格法院官任职资格的基础上，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实行法官任职终身制，不得随意撤换和调动法官，使其能够在司法活动中抵制外来干扰，保持独立和公正。

在美国一八0三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美国最高法院制约行政和立法机构最有效的撒手锏是所谓的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即法院有权制定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行政部门采取的行动，各级政府的法律和实践是否与美国联邦宪法的条文和精神相一致，并有权判定与宪法相冲突的政府法律和行为违宪无效。西方发达国家也大多设立了宪法法院或宪法法庭行使违宪审查职权，这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起到了很好地监督制度作用。在我国法院仍无法违宪审查权，即使对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与部门规章的违法性也无审查权，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逐步建立起对抽象行政法规的违法性审查乃至对立法、行政机关行为的违宪审查是提升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法构中的地位，加强司法机关独立性，实现依法治国上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是体制是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但应明确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不是无限绝对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的产生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滥用，滋生腐败，

党的各级党委对司法机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我国各级地方党委都设有政法委统一领导本地区检公检法司法部门上的政法工作。而同一级法院的院长往往只是政法委的普通成员。本地区如出现重大案件或涉及社会稳定的案件，则由政法委牵头，协调办案。司法机关必须贯彻党委或政法委的决议。这就使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人有机会以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为名，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干预司法机关的工作。甚至在国家的法律和中央的政令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也往往以服从党的领导为名，迫使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偏袒和维护地方利益。我们认为，要使司法独立，必须理顺党与法院特别是地方党委与地方法院之间的关系。地方设立政法委，法院要归它管，这个思路本身就不对。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法理学》沈崇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P273）。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它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司法机关则忠实、公正地执行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法律。如果一个法官能忠实公正地执行法律，就是最好地尊重和服从党的领导，执行法律的过程也就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因此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应当是政治领导，而不是业务领导。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就是要求司法机关内部的党组织领导、监督和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秉公执法，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克服司法腐败，而不应当是具体干预案件的审理工作。同时，保持司法独立，保证法律实行的一致性、统一性，也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有效地贯彻和执行，有利于对广大党员进行法律监督，防止党内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从近年来来发生的反腐大案可以看出，这些党内腐败人员所犯错误也不仅仅是党内违纪行为，而是严重地违法行为，保持司法独立，保证独立的检察官制度和法官制度，不仅有利于腐败行为的即时发现，也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如前所述实施垂直领导和垂直管理是保持机关独立性的有效方式，调整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在法院内部不再设立党组，改设党委，下级法院的党委受上级法院党委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受中央政法的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法委不再干预司法工作。中央政法委的职责是领导和监督各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保证司法独立行使职权，克服司法腐败。

二、法官地位的优越——管理与职能司法化的内部机制

如果说司法机关独立是外部机制的改革，那么司法机关本身的改革则是内部机制的整合。司法机关的司法不能得到合理运用和有效监督，那么司法公正就不能实现。而司法的腐败则比一切其它腐败更为可怕，因为它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司法机构中法官应当处于独立和核心地位。但目前司法行政化的现状却恰恰抹杀了这种独立性与核心地位。

观察我们法院的内部管理，首先表现出的就是法官之间的等级制度，当然无论是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还是在日本、台湾地区，法官仍有级别之分。我国也实行了法官等级制，从首法官、大法官至最基层的法官共分十二个等级。但这种级别的划分不论从外部的一般民众到法院系统内部法官自己来讲都未得到认同，它既不反映法官的政治地位，也不与法官的待遇挂钩。相反行政体系内部所使用的等级模式却被法官系统完全植入，决定着一名法官地位高下与待遇优劣。例如省高级法院的院长属副省级官员，副院长有厅局级和副厅局级的不同定级。各庭庭长属处级、副庭长副处级。在法官之间建立等级制度便利了对于法院流动的控制和管理，然而这种控制和管理却完全是行政化的，这与法官流动的浓重的个人化色彩是相违背的。作为与行政机关管理模式完全不同的法官管理方式，每个法官都是独立的，不受任何人的领导，只是对自己对于法律条文的意义和准则的理解负责。法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分别，院长也好，庭长也好，他们只行使一种纯粹司法性的职能，他们是所谓“平等无产者是中的平等的一员”。法官之间的平等，不仅表现在对同一法院的内部，不同级别法院的法官之间也是平等的。虽然由于审级的原因，上级法院的法官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但这只能理解为分工上的一种差异，并不意识着审理上诉的法官地位高于一审法院的法官。导致司法行政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外部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像上文所述党级机关的干涉和不合理的权力分配，更重要的从内部来说在于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审判制度在职能上的混淆。法院作为司法机关，行使审判职能是其应然之意，作为一种组织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是必要的。法院都是由人组成，有财政核算和支出，还必然有其他办公室的工作，因此总是会有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事务。如美国联邦首法官，除了要负责最高法院案件的上诉状清单，主持最高法院的会议、讨论案件，把握时间，以及当其属于多数意见派之际，有权分配法院意见的撰写这类与司法有关但显然具有行政性的事务之外，他还要负责最高法院其它行政管理。但目前我国法院行政管理制度对审判制度的侵入、侵蚀却造成了审判制度的变形。长期以来，在法院内部没有行政职务的法官都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在法院院长、副院长、业务庭的庭长、副庭长的领导下工作，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上，无论是审判或非审判的事务，都习惯性地要向领导请示汇报，因此即使是独任审判并无疑难或合议庭意见一致从作出初步判断的案件，都会逐级上报庭长、分管副院长。审批有疑难或争议经业务庭长、主管副院长的干预后仍没有解决的案件，最后上报院长，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甚至院长可以直接依据有关法律或在某些情况下依据具体行政管理的职权直接干预案件审理。

可见，树立法官在司法机关中的独立地位，排斥行政管理对其过分的干预，确立起法官的权威地位是司法机构内部改革的中心。将司法审判制度作为法院工作的中心，使法官在法院中不仅对审判工作有决定权，对行政管理也要有监督权，在人员设置上，要明确只有从事审判事务的人员才具有法官资格，法官要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官。目前，我国法院正在酝酿法院内部人员序列改革，即将法院分为法官、司法警察，书记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四个序列。只有法官序列的人员具有法官资格，其它三个序列的人员不应具有法官资格，也不能调入法官序列成为法官。在工资收入法官序列也应与其它三个序列形成差别。

确立法官在法院中的优越地位，需要制度设置上的保障，以对法官的要求是从律师中选拔出来的，被选拔的律师都人从业年限的要求。因此，能成为法官的人大多已四、五十岁，三十几岁就能成为法官的已是极为少见，而二十几岁就成为法官的几乎没有可能。这与我国现在倡导的法官年轻化形成鲜明反差。当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四、五十岁一批的老法官大多未受过系统的法官教育，现有的法学理论水平，大多不能跟上现在司法工作的要求，从中、青年中选拔出一批受过系统法学等教育的从事审判工作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此认为法官的年轻化就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之一，不能将应时之策作为长期方针来对待，实际上，法律作为社会公正的天平，如何操作这台天平需要极为广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法律的理解包含了对社会、对人际关系、对人性的理解，而这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法官要成为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因此与其说是制度确立了法官的优越地位，还不如说是法官自身的水平和素质确立了其优越地位。今年我国实行统一司法考试为严格选拔法官走出的第一步，以后应当逐渐从法官以外的法律职业者、法学研究者特别是从律师中选拔法官，要使法官成法律职业中最优秀的职业，成为社会中优秀的阶层。法律认识的转变与理念的提高是对法官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如果说律师是将法律作为职业来对待，那么法官就应把法律当作是一项事业，作为社会公正与公义标准的判定的执行者，法官不应仅仅将法律看出是一项游戏规则。社会的天平总是摇摆不定的，需要法官去不断地修正，在民法学中自义务本位至权利本位再到社会本位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修正过程。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法官仅将其职业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思想还远未形成。相反由于在政治地位，生活待遇上的不高，使的很多法官还有自增和对法官职业悲欢失望的态度。一个对自身都缺乏信心的人又如何能确立起自己的优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