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

　　陈尚君：20年埋首“打捞”唐宋湮灭历史

　　中国人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由于过去的《旧五代史》并不完全，大量史料散逸民间，还有一些处于“地下”未被发掘，因此“镜面”始终是模糊不清的。然而，记者近日获悉，一直残缺遗漏的五代史经过重辑首次露出全貌。而这项篇幅浩帙达300万字的皇皇巨著竟然出自一人之手，这位以一己之力，完成浩繁的“擦镜”工作的就是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　　 ——引子

　　20年埋首故纸堆

　　这是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在明朝亡佚后数百年来首次完整重辑，为此后的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完备的五代文献。陈尚君长期致力于唐代文献的搜辑整理、考订补正，在20年的时间里，他整理出近1000万字的古籍。在300万字的重辑《旧五代史》之前，陈尚君已整理出120万字的《全唐诗补编》、500余万字的《全唐文》，而他的《全唐文补编》也于近日由中华书局隆重推出。“陈尚君教授所做的工作，就是给历史研究者‘打捞’出了唐、宋之间湮没、缺失的历史。”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学者葛兆光说。

　　窗台上也码满了书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家，而唯一的不同在于家里随处可见的书和资料。陈尚君的家，几乎是用书堆出来的。儿子的房间被占领了，妻子的梳妆台被占领了，窗台上都码放得满满当当，书房里自是不用说，据说不经过整理连脚都踩不进去，而陈尚君居然能在其中非常自如地取用他的“工具”。而这些还不是全部，据说在“外面”，他还有一间专门用来堆书的工作室。

　　到陈尚君家的那天下午，复旦大学出版社刚刚送来《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的样书，这是该书正式出版前的最后一“校”。“我已经发现了一个错字”，记者随即看去，在发现错字的那一页，俨然夹了一张黄色的便条纸。即使第二天就要开研讨会，前一天的晚上，陈尚君还在一字一句地仔细校看那些他已经看了许多遍的书稿。像这样夹着便笺纸的书本，在他的房间里还有很多很多。

　　五代史编修先天不足

　　五代史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学界已有公论，五代是唐朝士族社会向宋朝市民社会发生巨变的关键时刻。纵观中国历史，从汉代到唐代，中国社会是以世家大族为主导的士族社会，但从宋代以后，原有的世家大族不复存在，市民社会发展，庶族通过科举进入权力核心，理学家则致力于新的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建。中国从中世向近世的社会转变，是在五代的百年乱世间实现巨变的。

　　但是五代史的编修与研究一直先天不足。《旧五代史》由宋太祖于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下诏编修，全书一百五十卷，是记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这部史书在明代时亡佚，后由清朝学者邵晋涵在修《四库全书》时重辑。

　　陈尚君表示，《旧五代史》成为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也是最后一部列入正史的著作。但是，邵晋涵的辑本存在严重不足：一是缺漏很多，北宋重要史书《册府元龟》远未充分利用；二是为回避文字狱，对原书中涉及民族敌忾的文字，作了大量的讳避改动；三是校勘不精，细节出入很多。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国史学界就有重新辑校《旧五代史》的呼声。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30年就提出用《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的计划，但没有完成。对此书的通校重录一直未实现，原因是文献甄别过于复杂艰难。

　　11年重辑《旧五代史》

　　陈尚君介绍说，重新辑校的《旧五代史》严格遵循传统，以现代学术理念系统清理五代文献。一是对《旧五代史》原文，利用现存典籍善本作全面校勘，补充逸文，新增传记六十多篇，增补和改订原书文字达八千多处；二是采用裴注《三国志》的体例，将现能寻得的五代实录全部辑出，这样不仅顺利解决了《册府元龟》所引五代文献的鉴别困难，也为学界提供了最原始完备的五代文献；三是对清辑本引录文献和校语考证，全部复核原书，确定正误，同时全面比读相关文献，增写了大量新的考订文字；此外，经周密考证后重新编次，尽可能接近原书面貌。

　　“在重辑《旧五代史》的工作开始后，才发现这项工作的艰苦与繁杂，原以为两三年时间即能完成，但是一直持续了11年才大功告成。”陈尚君回忆说，“重辑《旧五代史》的细节没有出入是不可能的，我在前人的基础上，提供尽可能真实的史料。”

　　为中国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光荣

　　《全唐文补编》是陈尚君在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外编》之后着手进行的另一个巨大的学术研究工程。陈尚君从1986年开始着手《全唐文补编》的工作，至1991年初步完成，检录出唐人遗文6200多篇，相当于前人所得唐文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其中有大量珍贵而稀见的文献。仅此两项工作的成就足以使陈尚君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学术史上。唐研究学者、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在为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所作的序中评述道：“他一方面对前人已做的唐诗汇录辑佚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另一方面对唐人著述总目和今存唐宋典籍，作全面的调查。他所查阅的书，其面之广确实是惊人的，不止是唐人著述，凡宋元以来的总集、金石、方志、谱牒、说部，以及敦煌文献、佛道二藏、域外汉籍，都巨细无遗地加以搜辑，据他自己估计，先后检书超过5000种，仅方志就有2000多种。这种竭泽而渔式的网罗，其收获即为辑得逸诗4600多首(其中新见作者8 00多人)，相当于前此各家所得总和之两倍多，可以说是清代中期以后唐诗辑佚的最大成果。”

　　当初，朱东润先生对青年陈尚君寄予厚望，认为陈尚君将给复旦带来光荣。而傅璇琮先生在陈尚君的《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序言中则更相信，“以尚君同志十余年来在唐代文学基础研究也就是文献资料考证上所作出的业绩与贡献，他必将为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光荣”。

　　从未给自己的研究申请立项

　　二十多年来的艰苦治学，有人笑他傻，也有人不理解，好好的中文系主任不做，为什么要一头扎进故纸堆自讨苦吃？陈尚君告诉记者，他的研究是寂寞的，但也有常人难以体会的乐趣，内心的愉悦在于不断的发现之中，有的时候通过你的研究，所取得的重大发现是你原来根本无法预期的，这种内心的狂喜就像牛顿发现了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他在辑录《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十多年时间里基本不参加学术活动，不回复朋友来信，在海内外搜集、梳理各类古籍，引用到的古籍达400多种。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教授认为，在学术气氛浮躁的环境下，陈尚君11年埋首古籍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他能够在20年时间里沉下身去搞研究，取得这样重大的研究成果，非常了不起！”

　　而陈尚君的了不起不仅仅是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在他潜心研究的20年里，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申请立项，因为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往往很难预设结果。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不知道最终会发现什么，我能做的仅仅只是一点一点顺藤摸瓜，抽丝剥茧。”如今，他可以自豪地说：“在五代史近100年时间里，我可以排出每天发生的事情。”陈尚君特别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对《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及《全唐文补编》的关心，“他们给予我资金上支持，尤其是复旦大学出版社还给我提供了专门的工作室，这对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做学问不要盲从古人、名人”——导师朱东润先生的教诲不敢忘

　　熟悉陈尚君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学者。作为一名古典文学的研究者，陈尚君的起步是相当晚的。1952年，陈尚君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寻常人家，父亲是裁缝，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当然更说不上什么家学渊源了。陈尚君刚进初中就碰上了“文革”，没上几天课就去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农场种田，一待就是8年。在那里，陈尚君碰到了几位喜爱读书的朋友，在繁重的农活之余，居然从外语读到马列，从生物分类读到鲁迅、孔子。回首这段“轰轰烈烈”的经历，陈尚君说，“正是那时候磨练了自己‘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和韧性。”1977年初，当他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复旦时，陈尚君对历史地理、中外作家的熟悉程度，颇使一些老师感到意外。在复旦，仅仅用了一年，陈尚君即以专业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破格录取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陈尚君研究生时的导师是朱东润先生，谈起朱先生陈尚君历历在目，他回忆说，朱先生当时已经83岁高龄，仍精神矍铄，声如洪钟，每次上课都讲满两小时。记得一次授课，讲如何读书，朱先生要求我们不仅要读通读懂，而且要力透纸背，读出表面文字没有包含的内容。朱先生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家，早年留学英国，很推崇英国传记文学的写法，一生致力的主要目标是在传记文学方面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我跟他学唐宋文学，他告诉我：“读书要耐得住寂寞，下苦功夫，读书要能读出书面文字中没有表达出来的内蕴，做学问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盲从古人、名人。甚至说到，好的学生应敢于对老师的说法提出质疑，不想超越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跟着朱先生求学的第一年让陈尚君记忆深刻，“当时朱先生对我的基础之差颇多批评，学年考试出题《大历元年后之杜甫》，我用一个暑假写出长文，对宋以来视为定论的杜甫离蜀原因提出新说，与朱先生的《杜甫叙论》持说亦有不同。朱先生看后大加赞赏。这也树立了我在学术上的信心。”朱东润先生也对陈尚君寄予厚望，甚至说到陈尚君将给复旦带来光荣。这么多年以来，陈尚君始终不忘朱先生教诲。虽然，“后来我未能尝试他的治学道路，另走上了考据辑逸一途，但就治学精神来说，朱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获益匪浅。”

　　边听周杰伦，边整理古籍的奇人

　　可是，对于陈尚君来说，这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全唐诗误收诗考》(1984年)是清代以来第一次对传误唐诗的全面清理；《杜甫为郎离蜀考》(1979年)、《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新考》(1982年)发人所未发，“是建国以来研究杜甫生平创作最值得玩味之文”；《张碧生活时代考》则是细而精的考证杰作；而近年陈教授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辨伪，更是引起唐诗学界和文论学界的极大震动。跟传统印象中青灯黄卷、穷经皓首的学者不同的是，陈尚君爱好广泛，喜欢看电影、旅游、摄影、是卡拉ok的个中“高手”，说起“超级女声”滔滔不绝，在他家陈尚君还向记者现“宝”，这是他刚从日本“淘”回来的厚厚两大本日本电影宝典，看着他眉飞色舞的样子，真的很难让人跟那个整日与故纸堆打交道的学者形象联系起来。用他夫人的话来说，陈尚君是“一边听着周杰伦，一边整理古籍”的奇人。

　　谈起治学，陈尚君颇有心得，他说研究古籍要有所成就，首先要熟练掌握目录学；二要重视史源，对于所有材料都要找到第一出处；三是不盲从古人、名人，对前人的见解要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看陈尚君的文章，你会感到严谨、严肃，甚至有些冷峻。对此，陈尚君说，他是以一种类似“理科”的方式来研究，“我不想投入感情，不想对哪一个人负责。我把我从事的工作当做一种科学，所以，尊重客观事实是第一位的。”“我对古典文献的研究的确比较严格，我要把肉剔光，以见筋骨；扫落文彩，不避愚拙。”

　　今人无法超越前人？错！

　　上世纪80年代初，许多青年学者热衷于探讨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但常忽视了传统的继承。陈尚君说，“当时，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资料考据工作前人已经做完，我们不可能超越乾嘉考据之学，现在还讲考据实在太可悲了’。”就在这些讨论热烈展开之际，陈尚君却异乎寻常地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倍感意外的选择。他向学校提出，不再担任复旦中文系的主任职务，要将精力投入研究工作中。而他所选择的正是当时普遍不被看好的实证考据，专攻的又是历代研治积累最厚的唐诗。

　　现在返过身再来看当时的选择，陈尚君说，其实今人在学术考证上是大有所为的。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来看，当时的研究领域显然偏窄，现代专修文史的学者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图书利用大为方便，不必如古人那样为求一书而负笈千里；其二，今人可见的文献远远超过先贤，清末公私散出与海外传回者，为数极大，考古发现更为丰富；其三，现代检索手段更为精密。古人能背《十三经注疏》固然令人惊骇，但今人只需要检索就能得到，还有极其重要的是，今人的学术视野更为开阔，因而陈尚君认为，继承前代治学方法，为现代学术之用，完全可以超越前人，在史学、文学方面尤为如此。陈尚君的博士生唐雯告诉记者，“老师买书时常藏一套剪一套，他工作起来尤其投入，在他的工作室里除了书桌和cd机外，就是垒成一垛垛铺开的资料，光废纸就装了几麻袋。”

　　陈尚君简介

　　1952年6月出生于江苏南通。1977年2月至1978年9月，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1978年9月至1981年12月，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朱东润教授，研究唐宋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上，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于唐代文学文献的搜辑和考订、唐宋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用力最多。近年亦从事历史文献学和石刻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