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学性”问题探源

摘要:　对“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念作梳理和辨析,可引申出的结论是:古代传统的“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纯文学”的要害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之间的联系,限制了文学史家的眼界,造成了残缺不全的文学史景观;“大文学”观则以“文学性”在前二者的两难境地之间寻求合理的折中与结合。历史上的“沉思翰藻”和“缘情绮靡”可供我们从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文学性”的质素。其中“沉思翰藻”主要指表现技巧方面,不涉及作品审美内质;“缘情绮靡”将文学内在生命与外在形体结合起来,体现作品的审美性更为周全,它可获得新的时代内涵,用以会通古今文学,给大文学史的编写创设必要的前提.
关键词: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沉思翰藻”;“缘情绮靡”;文学传统
一要编写一部汇通古今的文学史,前提之一是对古今演变中的“文学”范畴作一梳理和辨析,从中提炼出足以贯通全局的质素来;不然的话,古代有古代的论述对象,现代有现代的论述对象,一部历史总不免打成两截.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传统中,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虽有“文学”一词,主要指学术文化①,迥不同于今人心目中的文学创作。约略与今天的“文学”概念相通的,是两汉以后的“文章”之说,它指的是以经、史、子书以外的成篇章的文辞组合(汇集这类篇章的书册因而称作文集,在图书分类上构成集部),同时也标志着那种驾驭文辞以组合成篇章的写作能力(所以有时也将经、史、子书的好文辞阑入),这就是跟今天所谓的文学创作靠近了。但古代的文章毕竟包罗广泛,不仅有诗、赋之类文学作品,亦有论、说、记、传等一般议论文和记叙文,更有章、表、书、奏、碑、诔、箴、铭各类应用文章,通常是不列入文学范围的。古人讲求文体辨析,对各体文章的源流、体制、作法等均有所考述,偏偏不对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作出界定。六朝时期出现过“文笔”之辨,那么一点要将美文同一般实用性文章区划开来的用意,但多停留于“有韵”、“无韵”之别②,未能切中肯綮,且在唐宋古文复兴后已不再受人关注。整个地说,古代的文学传统实际上是在“文章”谱系的笼罩之下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导致今人以“杂文学”的称呼加诸其上,用以标示古今文学内涵的差异.
“杂文学”一词显然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被创造出来的。据此,则“纯文学”更体现了现代学者的立足点,这跟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引进分不开。近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学科分流,文、史、哲、政、经、教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亦有别于各种非艺术功能的语言文本,于是成了“纯文学”。拿这样一种至“纯”的观念为标尺来衡量古人集子里的文章,自有许多格难合之处,所以嫌它“杂”,嫌它不够“文学”。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自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未必全然切合中国的实际。比如说,在西方传统中,叙事文学一向是大宗,于是形成了西方人重视文学想象和虚构的职能,乃至主张通过艺术概括以超越历史实然性的见解,就跟我们民族的传统大异其趣。我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发展迟晚,抒情诗是主流,情感的要素非常突出,想象和虚构则不占很重要的位置,至于与诗并列的各种文类中,更大多缺乏想象、虚构的成分。一味用西方观念来整合我国的文学事象,必然要大量丢失其中的精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若干种文学史著作,将叙述的内容局囿在诗歌、小说、戏曲等纯文学样式上,对古代异常发达的散文和骈文传统视而不见,便是显例。即使后来作了调整,在先秦两汉时期收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收入某些骈文与骈赋,唐宋时期收入八大家古文,也远远不能反映古代各体文章流别的完整风貌,可见“纯文学”观念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拘限.
有鉴于此,便有了“大文学”的口号,“大”相对于“小”而言,当是意在救正“纯文学”观的狭窄和和偏颇.
但是,“大文学”之“大”,其幅度又该如何掌握呢?考诸史籍,“大文学”的提法实发端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书,该书叙论部分将“文学”区分为广狭二义,狭义即指西方的纯文学,广义囊括一切语言文字的文本在内.
谢著取广义,故名曰“大”,而其实际包涵的内容基本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吸收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大文学”也就成了“杂文学”的别名。及至晚近十多年来,“大文学”的呼唤重起,则往往具有另一层涵义,乃是着眼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观照和讨论文学现象。如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主张“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1]。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强调由文化发生学的大背景上来考察文学现象,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提示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内蕴[2]。这种将文学研究提高到文化研究层面上来的努力,跟当前西方学界倡扬的文化诗学的取向,可说是不谋而合。当然,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深化文学研究,而非消解文学研究(西方某些文化批评即有此弊),所以“大文学”观的核心仍不能脱离对文学性能的确切把握.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从以上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念中,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如果说,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难于以建立,那么,纯文学观的要害恰恰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间的联系,致使大量虽非文学作品却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进不了文学史家的眼界,从而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了我国文学的传统精神,造成残缺不全的文学历史景观。要在两难之间寻求折中的大文学史观,除了取宏大的视野以提升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品位之外,还必须在文学文本与可能进入文学史叙述的非文学文本间找到结合点,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性”,因为只有这种性能才有可能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绾接起来而又不致陷入“杂”的境地,它突破了纯文学的封闭疆界和狭窄内涵,又能给自己树立起虽开放却非漫无边际的研究范围,这才是“大文学”之所以“大”的合理的归结点.
二能否从我们的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的“文学性”的那种质素来呢?我以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两种提法可供选择。一是“沉思翰藻”,再一便是“缘情绮靡”,让我们分别加以探讨.
“沉思翰藻”一语,出自萧统《文选序》。作为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萧统在书的序言中着重说明了其选编的原则,那就是选取经、史、子书以外的各类好文章,其着眼点不在于“立意”、“记事”,乃在“以能文为本”。这个原则显然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提出来的。“能文”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萧统未加解说,而“沉思翰藻”即为最好的注脚。“沉思”当指精心构思,“翰藻”谓注重文采,这两点要求本来是针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而发的,但不录史篇而又选录其赞论序述,实际上意味着将这类文字当作文章看待,于是“沉思翰藻”便成了区分史书与文章的.标记,也就是“能文”的进一步申说了。后世论者如阮元,在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径以“沉思翰藻”为萧统名“文”的依据,实非出于误读。当然,以“沉思翰藻”界定文章的特质,亦非萧统独创。溯其远源,春秋时代士大夫交往中讲求言辞的修饰,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即其肇始。汉以后文章勃兴,言辞的修饰转为文字、篇幅的修饰,重视文采便成为文士的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