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四大家介绍及代表作

　　汉赋，是在汉朝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为汉朝儒客文人热衷的文体，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汉赋四大家介绍及代表作，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汉赋

　　汉赋四大家指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都有代表性的名篇传世，在当时及后世文坛影响深远，文誉其名。

　　司马相

　　司马相如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风格，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标志着汉赋的成熟。杨雄《甘泉赋》、《长扬赋》、《羽猎赋》则以司马相如诸赋为蓝本，在文学史上首开不逊于原作的模拟之风。班固代表作《两都赋》，盛夸东汉之声威。张衡所著《二京赋》比之《两都赋》篇幅更长、结构更宏伟，被誉为“长篇之极轨”。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前118年)，西汉大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本名司马长卿，因崇敬战国蔺相如，改名相如。少好读书、击剑，曾为景帝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辞官，游于梁会王门下。后回蜀，期间与才女卓文君私奔，留下千古美谈。汉武帝后来看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为赞赏，召其入宫，司马相如由此成为宫廷辞赋家。晚年任文园令，后免官居茂陵，元狩五年前后病卒。

　　汉代，赋这种文体大盛，涌现出了一批善于写赋的作家，而司马相如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除《子虚赋》外，司马相如还作有《上林赋》、《美人赋》、《长门赋》等。其中，《子虚赋》、《上林赋》内容相连，以子虚和乌有先生争相夸耀本国的故事为基本构架，极尽铺叙、夸张、想象、排比之能事，气势恢弘，典故堆砌，文字华彩，从各个方面体现了散体大赋特点，奠定了散体大赋的体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长门赋》为代表的骚体赋对我国宫怨文学有不小的影响。因其文学影响，司马相如被认为是与司马迁齐名的重要作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言：“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二十九篇，其它古籍还引用了相如两篇赋的一些文句和篇名。其赋作多佚，今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和《哀二世赋》六篇，其中《长门赋》与《美人赋》的作者仍有争论。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

　　扬雄(前53—公元18)，汉赋代表作家，与司马相如并称“扬马”。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郫县)人。适值王莽篡汉，被迫投阁，曾自杀未遂，后抑郁而死。

　　扬雄少时口吃，不善言谈，默而好深湛之思。其家贫而好学，博览群书，不慕富贵。扬雄早年酷爱辞赋，尤其仰慕同乡作家司马相如，曾模仿其作品著有《甘泉赋》、《羽猎赋》等。40多岁时，扬雄被推荐为汉成帝的文学侍从，期间写了一系描写天子祭祀、田猎的赋作。扬雄的辞赋在当时颇负盛名，但其后来却认为这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不再写赋，而埋头于撰写时人并不懂的学术著作，以求传之后世。扬雄仿《易经》写《太玄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仿《论语》写《法言》，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另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因扬雄的重要影响，《三字经》将其与老子、庄子、苟子、文中子(王通)并称为“五子”。

　　原有文集，今已散佚，明人辑有《杨子云集》。《太玄经》有北宋司马光《太玄经集注》、正统道藏《太玄经集注》、明叶子奇《太玄本旨》诸本;《法言》有晋李轨《法言注》、北宋司马光《杨子法言集注》诸本。

　　班固

　　班固(32—92)，东汉前期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出身官僚世家，其父班彪是东汉著名史学家。永元四年(92)，因窦宪事件牵连入狱，同年死于狱中。

　　班固自幼聪明早慧，年九岁，能写文章，诵读诗赋。所著《汉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中为司马相如、扬雄等赋家立有专传。史家之外，班固也是汉朝一位重要的赋家和赋论家，其赋今存有《两都赋》、《幽通赋》、《竹扇赋》等，赋论主要体现于《两都赋序》及《汉书》有关赋家的传论中。

　　班固受汉明帝赏识入朝修史时，洛阳正修造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父老仍希望朝廷西顾，建都长安。班固对此持有异议，遂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后汉书·班固传》)此赋在萧统《文选》中位列第一篇，开创“京都大赋”一体，对后世影响较大。

　　班固所著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等四十一篇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班兰台集》，传于今。

　　张衡

　　张衡(78—139) 东汉伟大科学家、文学家。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阳县石板桥镇)人。生于官僚世家，父早亡，祖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永和四年(139)，积劳成疾而卒。

　　作为一位文理兼修的'大家，以科学家身份名垂后世的张衡，同时又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作品具有独创性，尤长于诗赋。

　　张衡17岁时离开家乡，出外游历，访师求学，到达当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西汉故都长安，后来又在京师洛阳居住五、六年。沿途的山川风物、历史古迹，以及参观京城太学和结交文人学友，大大丰富了他的阅历、开拓了他的视野，为之后创作《二京赋》打下基础。东汉永初元年(107年)，29岁的张衡“精思博会，十年乃成”《东京赋》和《西京赋》，总称《二京赋》。《二京赋》在模拟班固《两都赋》的基础上，注入新鲜内容，特别对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进行了讽刺，警告统治者不要乐极生悲，不要结怨于民，牢记“水所以载舟，水所以覆舟”。此外，张衡的小赋具有抒情的特点，打破了汉赋敷陈描写的老一套，将汉赋从长篇大论的堆砌文字转变为抒发心灵的短小篇章，为后来魏晋抒情小赋的大量出现打下了基础。

　　《二京赋》外，另著有《南都赋》、《温泉赋》、《归田赋》、《思玄赋》、《四愁诗》等名篇，今人张震泽注有《张衡诗文集校注》。

　　代表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明人辑有《杨子云集》。《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班固：有《两都赋》闻名天下。著有《班兰台集》。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班固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典引、诗赋、铭、颂等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篇，现在除《后汉书》中保留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张衡：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 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汉赋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