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不远人”的内涵实质及其影响

　　摘 要： “道不远人”出自《中庸》，与《易传》有着密切的关系。“道”为具体、寻常，是理性和情感的融合，“天道”和“人道”的统一，并可以通过主动的修为来达到，存在着一种普遍性，并因这种普遍性产生一种平衡美，它包含着人内心的善的规约，社会的规范，忠恕，诚明，具体地形成了一个人的道德律，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因此”道”成为了儒家伦理道德和政治理想，贯穿了中国政治、文学的始末，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延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 道不远人;中庸;易传

　　“道不远人”出自《中庸》第十三章：“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很明显这里的道并不同于道家观念之中的道，何为道?这就弄清楚《中庸》是一本怎样的书。熊十力说：“《中庸》本演易之书”，冯友兰也把“易庸”连在一起讲，说明《中庸》和儒家经典之《易传》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冯友兰认为《易传》中的道是“多”，“是统辖宇宙万物中每类事物的个别的‘理’”，它不是“抽象的与事物分离的，而是可以名状的形而上学原理”，诸如：君王之道、大臣之道、为父之道、为子之道、夫妇之道等等，因此，“每个人需各自正名，并按照这种社会地位规定的名字去圆满完成它的内容。”在这里冯友兰举出的例子已经将道具体化了，道就存在于人身边，每个人都应“正其名，行其道”。冯友兰认为《中庸》其中一个重要思想，用“庸”来表达，意思就是“普通”和“寻常”。《中庸》第一章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就是这样如吃饭喝水日常生活一样重要而寻常的事情，每个人或多或少循道而行，当然“道不远人”。在广受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中，例如日韩的空手道、跆拳道、柔道、剑道、茶道等，“道”就表达为技术、方法、方法论或思想体系的”普遍概念”，这颇像冯友兰提到的“统辖宇宙万物中每类事物的个别的‘理’”。

　　既然“道不远人”出自《中庸》，这就要求凡事都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当人的情感、欲望、行为都表现得合乎分寸，他内心就会达到一种平衡，即“中庸”，这样有利于精神健康，社会也就会和谐、安定、秩序井然。这种和谐说可以用来平衡现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关系，这种“道”具有普遍性，可谓处处有道，道不远人。

　　既然道就在生活中，我们还需要追求么?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道”，自觉地遵循“道”来生活，以达到”至善”的境界。因此，接收精神文化的感召，修身悟道以达“至善”，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颇像孟子的个体人格培育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2，认为只要有道德自觉和追求，”人人可以为尧舜”，在这里，道不仅不远人，而且通过自身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李泽厚就认为《中庸》承续了孟子，也吸取了《易传》中“道”的思想，他认为《易传》把人类历史与整个自然的历史相贯穿联系起来，予以系统化，从天地到万物到男女夫妇到伦常礼仪，“易”以贯之。变成了理性与情感结合的哲理世界观，《中庸》则从内在心性探讨建立了同样的世界观。它的基本特征是将儒学的出发点、立足地之“修身”赋予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3的总纲领，从而把“人性”提到“天命”的高度，进一步把“天(命)”与“人(性)”联结起来，发展了孟子理论。它强调了人性由天赋予，所以普遍必然地有先验的善，人必须努力实现自己的善性，这也就是“道”，发奋提高修养以自觉意识“道”，便是“教”。“天道”“人道”就是一个道，与人的每一刻存在、作为、修养、意识相贯通交融而合一的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4具体地突出了人为修养的主动性。

　　从以上看，《中庸》中“道”为具体、寻常，为理性和情感的融合，“天道”和“人道”的统一，可以通过主动的'修为来达到，存在着一种普遍性，并因这种普遍性产生一种平衡美。它是多么玄妙具体，自然可感啊。它包含着人内心的善的规约，社会的规范，忠恕，诚明，具体地形成了一个人的道德律，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道”成为了儒家伦理道德和政治理想，贯穿了中国政治、文学的始末。 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在《中庸》后的两千多年来，“道”依旧有其生命力，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文学与道的离合、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一直制约着文学本身的演进。此外，道家、佛学思想以及反映市民要求的思想又先后不同程度地渗透进来，对文学施以不同方向的外力，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文学与道合，出现过很多优秀作家，如少陵、昌黎、香山、山谷、放翁等，文学部分与道离，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潜、太白、子瞻、朱熹、雪芹等。唐代以后围绕着文以“明道”、“贯道”、“载道”有不少论述，唐代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在提倡文以明道的同时，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自树立，不因循”，看中创新，而且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推崇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道作为文学的内容，被视为根本。宋代欧阳修又提出”文道并重”，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而朱熹却认为文以贯道太重视文了，强调道是第一性的，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是表现道的工具。“文道”的关系也遵从着中庸之道，存在着一种平衡和制约。明末在李贽的“童心说”，以及其影响下的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枚赵翼的“性灵派”，都明显地表达了对于“道”和“理”的尖锐对立，从而衍生出诗学传统中学古和主情的两条主线。“明道”、“贯道”、“载道”之类的说法，与强调独抒性灵、审美娱乐的要求，相互交融相互补充，在市民阶层兴起之后，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抬头，“独抒性灵，不拘一格”，成为情理的对立中发出的新呼声。

　　道不远人，使得两千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自觉地踏上寻道求仁的路，时时规约自己的行为以达“至善”，“朝闻道，夕死可矣”，形成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文化传统，虽然道的内涵在不断扩充演变并产生了很多分支，但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呈现的风骨和气格的精神主脉依旧充满勃勃生机，影响至今。

　　注释：

　　[1]《中庸》第一章

　　[2]《孟子 滕文公上》

　　[3]《中庸》第一章

　　[4]《中庸》第二十章

　　参考文献：

　　[1]《历程・简史》(含《美的历程》《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李泽厚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23年6月第一版

　　[2]《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