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政党史，是一部特殊的历史。它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历史。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的文章19篇 ,欢迎品鉴！

【篇一】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第一篇:党史经典故事·刘胡兰的故事

　　1946年的一个秋天，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

　　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悄悄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第二篇:党史经典故事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第三篇:党史经典故事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是竹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时隔半个多世纪，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无数游客读到江姐狱中书信的时候，无不被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感动。

　　刘帅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自2001年参加工作，15年来他每天都要为游客讲述在渣滓洞、白公馆里战斗的红岩革命者的事迹，包括人们熟悉的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做了讲解员后，我对江姐有了更丰满的认识，她不仅是一个女英雄，也是一个妻子，是一个母亲。正因为如此，15年来，江姐的故事他讲了不下2万次，可每每讲到动情处仍止不住流泪。

　　1943年，因地下工作需要，江竹筠接受党的指派和彭咏梧假扮夫妻。在革命工作中，两人逐渐建立起深厚感情，于1945年结婚。

　　此后，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处理了大量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并以川东临时委员会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随丈夫一起奔赴川东武装斗争第一线。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江竹筠将出生不久的孩子送给亲戚抚养。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拷问的对象。

　　随着刘帅的脚步，记者走进当年渣滓洞的刑讯室，老虎凳、烙铁、皮鞭各种刑具按照当时的模样摆放在地，令人骇然。刘帅指着一排排斑驳生锈的镣铐说，这些不是仿品，而是解放后从烈士遗体上取下的。江姐所遭受的,是一种叫做手刑的刑罚:5根筷子夹住手指，两面用绳子一拉，十指连心，令人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今年清明节时，90岁高龄的孙重依然参加了祭扫烈士活动，这成为他半个多世纪以来雷打不动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虽没有亲眼看见江姐受刑，但在放风的时候，他看到江姐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像腌萝卜似的。狱友们都知道，江姐受了老虎凳、夹手指的酷刑。

　　房间很小，没有床，被褥直接铺在地上这就是当年关押江姐的女牢。重庆夏天潮热，冬天阴冷,很难想象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是怎样的煎熬。幸存的狱友回忆，江姐由于受刑重,为了忍受疼痛,她只有咬被子,被子的一角都被她咬破了，棉花漏在外面。

【篇二】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党史中有很多著名的英雄人物事迹，一直激励着们。下面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欢迎大家阅读。

　　：周恩来的故事

　　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点了。

　　的翻译范承祚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四十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房间隔壁的他的卧室。

　　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

　　定睛一看，只见身披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什么事。他不理解为什么说明早还有事，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时，的换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点多，他想起凌晨说的"有事"，就敢忙爬起。

　　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

　　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已经又焕然一新，想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

　　可就在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的身边，都想一睹周的风采。而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有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小范才明白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

　　遗憾的是，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王树声闹革命

　　共和国大将王树声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家族，小时候还考上了"洋秀才"。这么一个具有"高富帅"光环的青年，在土地革命时期，带领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如何做到一呼百应的呢?

　　其实，王树声在领导农民运动初期，并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他的出身和背景，让农民们缺乏信任感，"他们这些富贵人家子弟，真能跟地主

　　老财斗吗?"

　　弄清内情后，王树声立刻向农会会员们宣布，"我们既然参加了共产党，发誓消灭压迫和剥削，就绝不跟土豪劣绅站在一起!从此，我王家的地不再收租收息。"

　　王树声说到做到，当众向租种王氏家族田地的佃户们退押，焚烧了地契借约。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农会领导人也起来效仿。随之，麻城县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当农民们准备大干一场时，当地一个农会却被恶霸丁枕鱼派人给砸了，还打伤了多名农会会员，并口出狂言：谁敢造地主的反，就拿刀杀谁的头。

　　听到这个消息，区农会委员立即召开会议。委员们对丁枕鱼的罪行义愤填膺，可在讨论处置方案时，却都不吭声了。

　　就在这时，得到消息的王树声满头大汗地从外乡赶了回来。他一进屋劈头就问："怎么还不去抓丁枕鱼?个个都像泥巴人似的呆在这里。"

　　大伙默不作声。

　　王树声火了："你们怕斗不过丁枕鱼?"

　　这时，他的好友廖荣坤吞吞吐吐地说："国伢哥，这丁四老爷不是别的地主，他是你奶奶的亲兄弟呀......"

　　"就为这!"王树声哈哈大笑起来，"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农会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农会，我们就跟谁斗!亲娘老子也一样。"说罢，他一挥手，道:"走，找丁枕鱼算账去。"

　　于是，为非作歹的劣绅丁枕鱼被打倒了。王树声大义灭亲的义举，大大震慑了土豪劣绅，使他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贺龙和林彪结怨始末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议事完毕后，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此人叫薛明，河北霸县人，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作抗日宣传工作到江西。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听他们一说，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篇三】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篇四】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张思德(1915—1944)，四川省仪陇县人，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着深厚感情。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炮火硝烟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红军中，张思德作战机智勇敢，曾在一次战斗中创造了一人夺得两挺机枪的战绩，多次负伤。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到陕北后，入云阳荣誉军人学校学习和养伤。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张思德对待革命工作总是认真负责，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平凡的工作中实践着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38年春，他被调到云阳八路军某部留守处警卫营担任班长。1940年春，又被调入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工作中，他总是承担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年初夏，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军民施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他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深山老林中烧炭。苦战了3个月，经过伐树、打窑、烧火、出窑、捆扎和运输等数道繁重工序，终于将8万斤木炭运到延安。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为克服敌人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张思德又随警卫营来到南泥湾开荒。他不仅带领全班战士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担负起通讯工作，白天劳动，夜里步行长距离去送信，积极完成通讯任务。

　　1942年11月，部队合并整编、干部精简下派，一些连排干部要去当班长，多数班长、副班长要当战士。张思德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被调至中央警卫团一连当战士。不久，他又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他为了保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有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经常主动为驻地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他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采药防病，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全心全意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

　　1944年初，张思德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距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农场，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同年7月，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出炭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堆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1000余人，在延安凤凰山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举行了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献了花圈，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悼念讲话：“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境界给予了高度赞扬。一个普通战士之所以引起领袖的如此关注，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后来，毛泽东这篇振聋发聩的著名讲话，经过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讲演的主题“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而坚持这个宗旨，正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篇五】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冯平被捕第二天，澄迈县金江墟到处张贴布告，醒目的黑体大字“共匪头冯平被擒”贴满金江城，白色恐怖的消息四处散播。这一天，正是金江墟日，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里八乡赶来，冯平被捕的布告刺激人们的好奇心和同情心。

　　老百姓在低声传说“冯平今日要押来金江。”11点多钟，小道消息传来，人们涌向河边，看着对面河岸，金江的水滔滔长流，只见对岸四个国民党兵抬着一个绑在交椅上的青年上船，船越来越近，有人喊：“冯平来了!”原来是国民党军副团长陈国勋及士兵护船过河，冯平上岸，只见交椅两旁绑两根竹，四个“白军”抬着。

　　老百姓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看望自己的红军司令，受伤的冯平此刻被绑在椅上，面无惧色，脸上流露出激动的神情，对前来围观的数千名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父老兄弟们!感谢大家来看我冯平。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冯平!革命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冯平的慷慨激昂，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立即感染了在场的百姓。

　　在国民党军刀枪的前后“护送”下，伤痕累累的冯平进入“绅士局”的大院里，由一个连的敌军日夜看守着。国民党没有立即杀掉冯平，企图通过劝降和允诺，让冯平“投诚”和叛变。

　　蔡廷锴劝降宁死不屈，澄迈县国民党县长王光玮是冯平中学时期的同学。他受上峰指令，到“绅士局”来劝说冯平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归顺国民党。冯平揭露敌人诱降的阴谋，宣传共产党主张，把王光玮驳得抬不起头来。冯平说：“王光玮，你还记得文天祥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吗?”王光玮点点头，含羞而去。

　　冯平被捕消息传来，我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冯平。开始，估计敌人会把冯平送去海口，于是，组织了二三千人，带着长矛、钩刀、大刀等武器，在黄竹、白莲一带的甘蔗园路旁山林里埋伏，等押送冯平路过时，冲出来劫走。这些人中，还特别挑选了二三十个年青力壮的人，准备一劫到冯平就抬走。但是，等了好多天没有动静。

　　蔡廷锴也担心从澄迈押送冯平去海口可能会出事，便到澄迈来亲自审问冯平。

　　他劝说冯平：“你如改变信仰，可以到省里当官。”

　　冯平答：“要我不信共产主义，比太阳从西边上来还难。”

　　蔡廷锴说：“共产党杀人放火。你为什么要当共产党?”

　　冯平说：“杀人放火的是你们，不是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为全人类谋利益的，富人恨她，穷人爱她，我就是喜欢共产主义。”

　　蔡廷锴说：“你是苏联留学生，有学问，又年轻，回头是岸。”

　　冯平说：“我为革命生，也为革命死，你何必白费心机。”

　　蔡廷锴多次审问，但冯平宁死不屈、昂首以对。蔡廷锴问多了，冯平只重复一句：“我个人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请便吧。”

　　1928年7月4日上午11时，冯平和他的亲密战友符节，被国民党反动派军警押送到刑场。两个战友高唱《国际歌》，向沿途成百上千的人民群众频频点头告别。行刑时，冯平和符节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冯平英勇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冯平牺牲以后，他的战友冯白驹等继承他的遗志，继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战胜艰难险阻，坚持孤岛奋战。冯白驹对战友们说，冯平同志牺牲了，但他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他号召全体革命战士向冯平学习，把革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篇六】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篇七】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杨靖宇

　　杨靖宇是我党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将领。他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7月，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他率部长期转战于长白山麓、松花江、鸭绿江畔，活动足迹遍及30个县，是我国的英雄。

　　杨靖宇牺牲前五天。“讨伐队”将已无力奔跑的杨靖宇包围在一片小树林中。他们逐步逼近到50米处，喊话劝降，对方“连答应的神色也没有，依然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日军见生擒困难就猛烈开火，有一弹击中胸部，对方才“被打倒而绝命”。日军根据追踪估算，认为他缺粮已有半个月，完全断粮也至少在5天以上，能够在零下20摄氏度且没有房屋的山林中坚持下来简直不可思议，于是将遗体送到县医院解剖。当肠胃被切开后，看到的只是草根和棉絮。日本军官狠狠地说：“算他是支那的一条好汉！”日本关东军在烈士殉难处破例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和对躯体的葬礼，以杨靖宇的顽强为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人民政府将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篇八】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蔡和森2009年当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蔡和森，1895年出生于上海，湖南双峰人。1913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后与毛泽东成为同学。1918年4月，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组织新民学会，后创办《湘江评论》。

　　1919年12月，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蔡和森“猛看猛译”上百种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蔡和森认为，要救国救民，就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政党。他与陈独秀和毛泽东通信探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成为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

　　留法期间，蔡和森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三次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斗争;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12月，回国不久的蔡和森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蔡和森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工作。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蔡和森在其间展现出卓越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才能，并在斗争中成长为杰出的群众领袖。

　　在1927年5月举行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蔡和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党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在党的六大上，蔡和森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阐明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开辟割据局面的可能性，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蔡和森赴香港指导广东革命工作，不幸被捕。在狱中他顽强斗争，直至英勇就义，生命定格在36岁。“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当年立下的豪迈誓言，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篇九】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1918年，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为了使独居的母亲有个照应，遵从母命，利用暑假返乡与陆静华结婚。陆静华出身贫寒，父母早逝，依靠叔父抚养教育，她为人厚道，性格温柔、随和，巧的是同太雷同年同月出生。成婚后，租住在南门外子和里三号。张太雷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团聚，平时由陆静华照料母亲薛氏。

　　1921年春，张太雷派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因时间紧迫，来不及回家告别，只好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信寄给妻子陆静华。把他对母亲和爱妻的思念之情、他对革命的抱负和对今后的期望，全都在这封信中倾诉出来。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高深学问”自然是指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苏俄去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当时反动政府统治之下，这些革命工作都是秘密的，不能在信中明说，只好含糊其词，让妻子去领悟。太雷知道正直善良的母亲和妻子是最蔑视那些吃喝嫖赌娶妾做坏事的富人子弟。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他们要容易理解些，所以太雷在信中说：“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你也看见多少做官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象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信中的这些话，充分说明了他干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要做一个有高深学问有高尚道德的人。信中还用了很长的篇幅，详细而具体地要求妻子用心学习文化知识，多看书报杂志，学习刺绣和图画，学好了就可以自主，比较那种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在信中他充满深情地说：“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啊!”张太雷对母亲十分孝顺，在信中特别关照妻子要妥善安排好家庭的经济生活，“母亲年老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劝劝母亲说不要过省。不然我在外如何安心呢?”“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封家信，充满了一个革命者对亲人的真挚感情。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怀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深深眷恋，毅然踏上了前途莫测的艰险征程，去谋将来的永远幸福。

　　这封家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篇十】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

　　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篇十一】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议事完毕后，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此人叫薛明，河北霸县人，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作抗日宣传工作到江西。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听他们一说，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在高岗和延安书记王丕年的陪同下，来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说:“贺龙司令员来看望我们来了!”高岗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贺龙的来意，有点拘束，轻声地叫了一声“贺司令员!”贺龙点点头与薛明握手，说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

　　高岗说:“薛明，贺老总问什么情况，你就如实汇报!”

　　贺龙问:“听说你和叶群是朋友?”薛明点头答道:“是朋友，但现在来往不多了!”

　　贺龙从薛明回答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提高声音说:“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应该拿出做朋友的样子来。”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问:“怎么了?”贺龙说:“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信，这本来是正常的吆。”“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给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薛明肯定地说:“不对!”贺龙接着说:“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贺龙笑着说:“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做得不错。”

　　高岗接过话茬说:“这里的工作也搞得不错么。薛明，把你的工作汇报汇报。”于是，薛明汇报了延安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王丕年招待大家吃了午饭。临别时，贺龙对薛明说:“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答道:“离天津很近，霸县胜坊镇人，在天津上学。”

　　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狗不理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高岗语带双关地对薛明说:“熟悉了，以后可以常去老总那里看看吆!”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

　　贺龙同薛明认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结婚。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期间，薛明和叶群发生了矛盾与激烈的冲突。

　　叶群，原名叫叶敬宜，后改名叶瑾，福建省福州市人。与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经亲戚介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讲演比赛，并不断向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等等。因此，党组织派薛明同叶群作了一次谈话，对她上述表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1938年她们一起从江西南昌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叶瑾改名为叶群。1942年与从苏联养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识，他们就谈起了恋爱。

　　林彪原先有两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办娶了一房妻室，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林彪就离家了;林彪在长征到延安后，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认识一个女学员叫刘新民(后改名刘梅)，他们结婚后，1938年冬林彪去苏联养病，刘梅陪同前往，他们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了。林彪1942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认识了当时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叶群，同年7月1日两人结婚，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和丰城县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本来想好好劝说叶群主动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向组织讲清楚，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跟你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

　　叶群一见王鹤寿，装得更伤心，哭得更厉害了，大声嚷道:“她说我好多坏话，造谣。”

　　薛明理直气壮地说:“不是造谣，我这里写了揭发材料，都有哪些问题，请组织上看。”说罢把材料交给了王鹤寿。

　　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接过信，慎重地对薛明说:“我看过信后，还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则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此外，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

【篇十二】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1918年，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为了使独居的母亲有个照应，遵从母命，利用暑假返乡与陆静华结婚。陆静华出身贫寒，父母早逝，依靠叔父抚养教育，她为人厚道，性格温柔、随和，巧的是同太雷同年同月出生。成婚后，租住在南门外子和里三号。张太雷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团聚，平时由陆静华照料母亲薛氏。

　　1921年春，张太雷派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因时间紧迫，来不及回家告别，只好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信寄给妻子陆静华。把他对母亲和爱妻的思念之情、他对革命的抱负和对今后的期望，全都在这封信中倾诉出来。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高深学问”自然是指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苏俄去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当时反动政府统治之下，这些革命工作都是秘密的，不能在信中明说，只好含糊其词，让妻子去领悟。太雷知道正直善良的母亲和妻子是最蔑视那些吃喝嫖赌娶妾做坏事的富人子弟。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他们要容易理解些，所以太雷在信中说：“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你也看见多少做官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象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信中的这些话，充分说明了他干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要做一个有高深学问有高尚道德的人。信中还用了很长的篇幅，详细而具体地要求妻子用心学习文化知识，多看书报杂志，学习刺绣和图画，学好了就可以自主，比较那种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在信中他充满深情地说：“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啊!”张太雷对母亲十分孝顺，在信中特别关照妻子要妥善安排好家庭的经济生活，“母亲年老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劝劝母亲说不要过省。不然我在外如何安心呢?”“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封家信，充满了一个革命者对亲人的真挚感情。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怀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深深眷恋，毅然踏上了前途莫测的艰险征程，去谋将来的永远幸福。

　　这封家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篇十三】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方志敏的故事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

　　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

　　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1935年初，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陷入危机，途中还被国民党军队追击包围，饥疲不堪的方志敏不幸被两个国民党兵发现。他们猜到方志敏正是共产党的省主席，满以为自己赚大发了，可从他身上捞到“金银珠宝”。

　　一个自称是“老出门儿”的兵痞在他的裤脚、衣缝仔细地捏了起来，认为肯定有金戒指之类，可是一无所获。见此状况，另一个兵挥动手榴弹叫道：“快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

　　方志敏丝毫没有畏惧，而是轻蔑地说：“共产党的官不像国民党的官那样个个有钱!”

　　后来，两个兵搜到累瘫也只搜到工作所用的一块怀表和一直钢笔，此外分文没有。他们只好商定将怀表和钢笔卖的钱均分。

　　方志敏被囚后，叛徒孔何宠以参议的官职和每月有500块大洋薪俸来引诱他。面对“高官俸禄”的诱惑，方志敏不为所动，他痛斥孔何宠：“无耻的东西”，并严厉拒绝：“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当时，还有朋友出于仰慕送来钱物，方志敏马上转送狱中病饿的难友。国民党送来让他交代的笔纸，他用来写出许多宝贵的文稿，并秘密托人通过鲁迅等关系转送给了党组织

【篇十四】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共和国大将王树声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家族，小时候还考上了“洋秀才”。这么一个具有“高富帅”光环的青年，在土地革命时期，带领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如何做到一呼百应的呢?

　　其实，王树声在领导农民运动初期，并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他的出身和背景，让农民们缺乏信任感，“他们这些富贵人家子弟，真能跟地主老财斗吗?”

　　弄清内情后，王树声立刻向农会会员们宣布，“我们既然参加了共产党，发誓消灭压迫和剥削，就绝不跟土豪劣绅站在一起!从此，我王家的地不再收租收息。”

　　王树声说到做到，当众向租种王氏家族田地的佃户们退押，焚烧了地契借约。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农会领导人也起来效仿。随之，麻城县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当农民们准备大干一场时，当地一个农会却被恶霸丁枕鱼派人给砸了，还打伤了多名农会会员，并口出狂言：谁敢造地主的反，就拿刀杀谁的头。

　　听到这个消息，区农会委员立即召开会议。委员们对丁枕鱼的罪行义愤填膺，可在讨论处置方案时，却都不吭声了。

　　就在这时，得到消息的王树声满头大汗地从外乡赶了回来。他一进屋劈头就问：“怎么还不去抓丁枕鱼?个个都像泥巴人似的呆在这里。”

　　大伙默不作声。

　　王树声火了：“你们怕斗不过丁枕鱼?”

　　这时，他的好友廖荣坤吞吞吐吐地说：“国伢哥，这丁四老爷不是别的地主，他是你奶奶的亲兄弟呀……”

　　“就为这!”王树声哈哈大笑起来，“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农会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农会，我们就跟谁斗!亲娘老子也一样。”说罢，他一挥手，道:“走，找丁枕鱼算账去。”

　　于是，为非作歹的劣绅丁枕鱼被打倒了。王树声大义灭亲的义举，大大震慑了土豪劣绅，使他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篇十五】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点了。

　　的翻译范承祚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四十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房间隔壁的他的卧室。

　　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

　　定睛一看，只见身披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什么事。他不理解为什么说明早还有事，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时，的换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点多，他想起凌晨说的“有事”，就敢忙爬起。

　　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已经又焕然一新，想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

　　可就在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的身边，都想一睹周的风采。而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有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小范才明白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

　　遗憾的是，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篇十六】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半条被子”的故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背景故事链接：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条破棉絮，她们便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岁的儿子合盖。几天后，部队临行前，3名女红军执意要将行军被送给一贫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说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让之际，一位女红军用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将半条被子交给了徐解秀。

【篇十七】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篇十八】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方志敏的故事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
　　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
　　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1935年初，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陷入危机，途中还被国民党军队追击包围，饥疲不堪的方志敏不幸被两个国民党兵发现。他们猜到方志敏正是共产党的省主席，满以为自己赚大发了，可从他身上捞到“金银珠宝”。
　　一个自称是“老出门儿”的兵痞在他的裤脚、衣缝仔细地捏了起来，认为肯定有金戒指之类，可是一无所获。见此状况，另一个兵挥动手榴弹叫道：“快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
　　方志敏丝毫没有畏惧，而是轻蔑地说：“共产党的官不像国民党的官那样个个有钱!”
　　后来，两个兵搜到累瘫也只搜到工作所用的一块怀表和一直钢笔，此外分文没有。他们只好商定将怀表和钢笔卖的钱均分。
　　方志敏被囚后，叛徒孔何宠以参议的官职和每月有500块大洋薪俸来引诱他。面对“高官俸禄”的诱惑，方志敏不为所动，他痛斥孔何宠：“无耻的东西”，并严厉拒绝：“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当时，还有朋友出于仰慕送来钱物，方志敏马上转送狱中病饿的难友。国民党送来让他交代的笔纸，他用来写出许多宝贵的文稿，并秘密托人通过鲁迅等关系转送给了党组织

【篇十九】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点了。

　　的翻译范承祚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四十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房间隔壁的他的卧室。

　　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

　　定睛一看，只见身披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什么事。他不理解为什么说明早还有事，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时，的换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点多，他想起凌晨说的“有事”，就敢忙爬起。

　　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已经又焕然一新，想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

　　可就在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的身边，都想一睹周的风采。而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有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小范才明白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

　　遗憾的是，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王树声闹革命

　　共和国大将王树声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家族，小时候还考上了“洋秀才”。这么一个具有“高富帅”光环的青年，在土地革命时期，带领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如何做到一呼百应的呢?

　　其实，王树声在领导农民运动初期，并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他的出身和背景，让农民们缺乏信任感，“他们这些富贵人家子弟，真能跟地主老财斗吗?”

　　弄清内情后，王树声立刻向农会会员们宣布，“我们既然参加了共产党，发誓消灭压迫和剥削，就绝不跟土豪劣绅站在一起!从此，我王家的地不再收租收息。”

　　王树声说到做到，当众向租种王氏家族田地的佃户们退押，焚烧了地契借约。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农会领导人也起来效仿。随之，麻城县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当农民们准备大干一场时，当地一个农会却被恶霸丁枕鱼派人给砸了，还打伤了多名农会会员，并口出狂言：谁敢造地主的反，就拿刀杀谁的头。

　　听到这个消息，区农会委员立即召开会议。委员们对丁枕鱼的罪行义愤填膺，可在讨论处置方案时，却都不吭声了。

　　就在这时，得到消息的王树声满头大汗地从外乡赶了回来。他一进屋劈头就问：“怎么还不去抓丁枕鱼?个个都像泥巴人似的呆在这里。”

　　大伙默不作声。

　　王树声火了：“你们怕斗不过丁枕鱼?”

　　这时，他的好友廖荣坤吞吞吐吐地说：“国伢哥，这丁四老爷不是别的地主，他是你奶奶的亲兄弟呀……”

　　“就为这!”王树声哈哈大笑起来，“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农会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农会，我们就跟谁斗!亲娘老子也一样。”说罢，他一挥手，道:“走，找丁枕鱼算账去。”

　　于是，为非作歹的劣绅丁枕鱼被打倒了。王树声大义灭亲的义举，大大震慑了土豪劣绅，使他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