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

循故事、沿祖制治国，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习见之事。赵宋统治者强调“继述父祖基业"，“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既是标榜“家国一体"，祗奉祖制的结果，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作为帝王之家的“家法"，它自根本精神上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

本文拟自“正家之法"与赵宋“祖宗家法"之关联与区别这一侧面入手进行探讨，以期加深对于赵宋“祖宗家法"的总体认识。

关键词：宋朝 正家之法 家法 祖宗家法

赵宋一代在指称带有根本性质的治国之法时，有所谓“祖宗家法"一说。在“国"与“家"有着相当程度分离的现实社会中，这一说法反映出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家国一体"的认定与强调。所谓“祖宗家法"，兼容并包地将赵宋的“家法"与“国法"混融为一体。这种混融，在君臣关系方面，突出地体现着“父子"价值行为模式（“孝"）向“君臣"价值行为模式（“忠"）的转换 [1] ；在王朝设范立制的取向方面，则鲜明地显示出赵宋一以贯之的追求延续稳定的政治精神。

目前，学界对于唐宋时期的`所谓“正家之法"及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分别有所讨论，而对于二者之关联与区别却尚未给予足够注意。本文拟自这一侧面入手进行探讨，以期加深对于赵宋“祖宗家法"的总体认识。

一

宋朝“祖宗家法"之说大行其道，与宋人对李唐政事的反思有关。

如所周知，南宋大儒朱熹曾经批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1]（《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开篇即引述了朱熹此语，并且进而指出：

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寥寥数语，使我们领悟出所谓“闺门失礼"表象背后含寓的大段文章。围绕这一“种族与文化"观，学者阐论颇多，兹不赘述。

早在北宋中期，《唐鉴》的作者范祖禹即曾经对李唐的“人主无正家之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既为“人主"，则其“正家之法"自与国事有关。在该书开篇论及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事时，范祖禹批评其“图王业，举大事"却发端不正：“太宗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宫女而不辞，又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何以示后世矣！"并继而说：

夫创业之君，其子孙则而象之，如影响之应形声，尤不可不慎举也。是以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乱。 [2] （《唐鉴》卷一，隋大业十三年五月）

显然，范祖禹是将唐代帝王的正家之法与其治国之政联系起来看的。

在《唐鉴》一书的最后，范祖禹总结唐代教训说：

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齐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之“受内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或变生于内，或乱作于外，未有内外无患承平百年者也。

这类说法，在宋代受到广泛承认，有着明显的呼应。元丰初年，程颐要求司马光在修撰《资治通鉴》唐代部分时正太宗、肃宗之“篡名"；南宋后期的理学家真德秀在其《讲筵卷子·大学》“治国必先齐其家"篇中，也曾以类似的说法，警示理宗皇帝说：

唐太宗英主也，然于事亲友兄弟一有惭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复正。然则处父子昆弟之间，其可不尽其道乎？ [3]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

范祖禹其人，论事追求判别治乱，“义理明白"，当时学者尊之为“唐鉴公"。他曾经参与修撰《资治通鉴》，而且“分职唐史，得以考其治乱兴废之所由"[2]（《唐鉴》序）。他自“义理"出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