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的内涵和外延论文

　　千百年来，中国典籍荷载着优秀的中华文明，几乎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现在它已拥有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其美质殊姿、神韵妙趣和宏旨精蕴已引起了广泛的爱好和欣赏，人们咸认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奇卉异葩。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明播扬于异国的历程漫长而又曲折。滋蔓东亚的文化圈，风靡欧西的中华风，以及无数文化名人与中华文明的频繁接触……，凡此种种，组成了一轴既波澜壮阔又斑斓多彩的画卷。而且，这一历程——由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至今仍生生不息——还在继续谱写着新的篇章。

　　海外汉学家是中华文明辛勤的传播者。他们持久的译介论说，已经培植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汉学研究。

　　了解国外汉学，有利于扩大国内学人的视野，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研究生写博士论文）；而且我们对汉学的评介再经外播之后，又会给海外汉学以启发，也有利于它的改进与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顺应时代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继而积极作为，便会有力地推动这一利己利人、意义重大的工作。

　　新的世纪必将是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学术沟通日趋深入的时代，反馈这些汉学信息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一、世界汉学概况

　　简单地说，“汉学”即是研究中国的学问。

　　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

　　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

　　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

　　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

　　1）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

　　2）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

　　3）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汉学这门综合学科，都有一个逐渐分化的过程，甚至文史、语文等亲缘学科也渐渐解体；中国文化各个门类的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身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来看，由于这一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汉学家又不得不精细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创作，国外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这是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当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实体，是堪与国内学术相媲美的三大板块。

　　二、“汉学”定义的演变

　　“国外汉学”有时被称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或者简称作“汉学”。

　　众所周知，“汉学”是西文sinology的译名。此名首见于19世纪上半叶，从构词法上看，它是“sino-”（中国）加“-ology”（学问、论说）而成，意思是有关中国的学问。正如傅海博（herbertfranke）所说：

　　“sinology”是许多“-ologies”中的一种，它们被铸造出来专指19世纪出现的知识领域。它用于英语相对较晚。1838年，首见“sinologist”（汉学家）一词，稍后不久（1857）又有同义词“sinologer”与之并用，但它容易让人想起“astrology”（占星术士），令人不快，现已成废字。“sinology”的含义被解作“关于中国事物的研究”（thestudyofthingschinese），甚至更晚些，据考证是在1882年。因此，大约在1860至1880年间，“sinology”这个希腊、拉丁语合成词及其派生词便被普遍使用了。这正是汉语研究和中国总体研究被认作一种学术科目之时。①

　　这里说的是西欧的情况。俄罗斯汉学与之相近，它在早期颇多倚重西欧汉学，在学科概念上与西欧完全相同。如上所述，日本、朝鲜等邻国的情况则有些特殊，它们均有借用汉字进行写作的历史阶段，因此这些国家的传统学术，几乎无处不涉及中国。直到它们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纯粹的本土文学才得以滋长之后，汉学才渐渐分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在日本还有“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之分。

　　西文“sinology”一词，也带来一些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研究的旨趣、对象和方法有所变化，使得其含义也有所改变，这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焦虑。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h.schafer）曾经提倡废弃这个字眼儿，②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转而主张“重新使用它的本初意义——汉语研究，特别是古代汉籍研究”，要求人们“在与通常所说的‘拉丁学’、‘埃及学’和‘亚述学’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而且，他明确地指出：

　　汉学即是有关中国语言遗存之物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③

　　这是个比较罕见的倾向明显的定义。不过，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辨：一、薛氏所说的“语文学”（philology），类似于我国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强调语言研究和文献研究两者并重；二、与之相应，他批评旨在审美的纯文学研究，认为这是“一种不扎实的唯美主义研究”，其根基是庞德、费诺罗萨④等人的“东方学”（orientalism）。⑤显然，后一种意见不无失当之嫌。

　　三、“汉学”一词的外延

　　1）“汉学”和“国学”

　　如何称呼这门学科，尚须看研究主体。如果研究者是我们自己，在习惯上应该称作“国学”⑥，因为它指的'是我国自己传统的学术研究。如果是外国学者从事这一研究，这种学术自然就应该称作“汉学”，尽管仍是同一研究对象。由此看来，径称“汉学”，显然是外人口吻，研究主体当是外国学者，那么“国外”、“国际”、“世界”等意思通常也就包含在内了。

　　2）“sinology”和“汉学”互译带来的问题

　　两者互译，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其实还有复杂一面。众所周知，我国经学中有“汉学”、“宋学”、“清学”之分；中华民族有汉、藏、回、蒙等兄弟民族；汉字曾流播东亚，而“汉籍”中也可能记载他国的历史与文化。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得“汉”字的内涵非一，外延广泛，“汉学”（若单从名称上看，即是“汉”之“学”）的涵义如果没有上下文加以限定，也就会变得暧昧不明。

　　实际上，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起码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藏学”和“蒙学”已具一定规模，其专门家分别称之：“tibetologists”和“mongolists”。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这些学科已被认为是“汉学”名下的分支学科。

　　3）“汉学”和“中国学”

　　在国外学术史上“汉学”曾有贬义色彩，所以还有人主张应该以“中国学”代之。

　　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要想使“汉学”这个术语一无纠缠，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⑦偶见有“华学”一词行世，它不仅涵盖面较广，而且避免了语义上的交叉，只可惜它未得广泛流传。

　　四、“汉学”的定义

　　国外汉学是个综合学科，包括关于中国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科学、艺术等知识范畴的研究。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界定“汉学”似乎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取其狭义，即“汉学”是关于汉语文献以及相关文物遗存、文化活动的研究。

　　另一种是取其广义，即“汉学”是关于整个中华民族文献典籍、文物遗存和文化活动的研究⑧。

　　后者是否能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注释：

　　①参见傅海博《探索中国：欧洲汉学史概述》（insearchofchina:somegeneralremarksonthehistoryofeuropeansinology），载于明·威尔逊（mingwilson）和约翰·凯利（johncayley）所编论文集《欧洲研究中国》（europestudieschina，伦敦，寒山堂书店，1995）第12页。

　　②参见《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1958）所载薛爱华的公开信。

　　③、⑤参见他的《汉学的内涵与状况》（whatandhowissinology?）一文，载于《唐学报》（t’angstudies）第8-9辑（1990-1991）。

　　④庞德（ezra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评论家，西方现代诗歌的开创者之一。费诺罗萨（e.f.fenollosa,1853--1908），美国诗人、文艺理论家，赴日访学时接触到了汉字和中国古诗，所撰《汉字作为诗歌媒介》一文在西方诗坛影响很大。

　　⑥“国学”，原指最高级学府，由国家设立。参见《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按：指公卿大夫的子弟）小舞。”

　　⑦有一次我在讲课时，列举了以下缠夹情况：

　　一、经学有“汉学”、“宋学”、“清学”之分

　　二、中华民族有汉、藏、回、蒙等等之分

　　三、汉字曾流播东亚，“汉籍”可能记载他国历史与文化

　　四、国内有的学者把“国学”称作“汉学”。

　　五、“汉学”曾有贬义色彩，有人便以“中国学”代之。

　　⑧力主广义的倾向来自国内，譬如有人强调“汉”字的包容性，认为“‘汉学’的‘汉’是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就像sinology的语根sino-来源于‘秦’，不是指一代一族……。”参见李学勤先生为自己所编文集《国际汉学漫步》（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撰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