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语言学论文

　　文学的每一次突破和转型均会在语言上有所体现，我们看看下面的中国现当代语言学论文。

　　中国现当代语言学论文

　　中国现当代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更有一些作家群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加以现代白话语言的阐释。作家的语言艺术风格迥异，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载了思绪和情绪。沈从文、汪曾祺、孙犁以及余华等作家都有各自独特的语言文学观，对其观点的考察为理解语言文学观的全貌提供了启发。

　　语言艺术，文学观，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某种程度上甚至就是一部现代白话语言的流变史。现当代文学最初即伴随着现代语言观念的建立、发展而逐步成熟，从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看，现当代文学的语言观念，始终涌动着语言本体论的暗流。

　　重视语言的重要性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紧密联系。认为思想在先，语言在后的传统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难以分出先后的，在思想层面上，语言与思想具有一致性。

　　一、文学表现为一种生命渴望，自我的内倾化、私人化转变必然导致语言的相应沿革，同时新的语言形式也对文学内容和主体的形成起着促进与催化的作用。现代不乏有作家致力于从语言形式角度对文章内容进行阐释。

　　沈从文撰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家论《论郭沫若》、《论冯文炳》、《论落花生》、《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施蛰存与罗黑芷》、《论穆时英》、《孙大雨》等都在平淡朴实的语言中蕴含敏锐的洞察力和艺术感知力。同时，注重在语言中表达自我审美体悟，执着于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尊崇张扬文学的本体性，坚持从文学本体而非阶级立场出发审视作家。

　　沈从文常常在对批评对象的审美把握中勾勒对象的整体风格。在《论冯文炳》中他说：“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整体写意式的风格评判传达出了批评者对文学独立艺术价值的珍视。此外沈从文常常在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关系间寻找风格评判的理论依据，坚信“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汪曾祺的语言观包括“语言就是思想”、“语言就是文化”、“语言就是一个生命体”三部分。“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形象地表明了语言和思想的一体性和不可剥离性。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单纯的载体，而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中，他再次强调“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语言并不是独立地存在于一部文学作品中，而是融入整篇文章的内容，浸透作家的思想。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与否首先取决于读者是否被最表面的文字语言所感染，最终体会到作家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此外，解放区作家孙犁也表达了对文学语言的思考。明确提出了“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同等重要”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他看来，语言表面看来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和手段，但本质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实体。在《论风格》中，他认为“语言风格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永远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形成一体”。他在《再论通俗文学》中说：“我这里要谈的是，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正统文学’，语言都是第一要素。什么叫第一要素？这是说，文学由语言组织而成，语言不只是文学的第一义的形式；语言还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

　　二、作家的语言文学观并非一蹴而就。以当代作家余华为例，90年代之前，余华过分迷恋形式叙述和语言技巧，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转型的迹象。80年代余华多用比喻句，而到了90年代，“开始意识到了还是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在《呼喊与细雨》（后改名《在细雨中呐喊》）中，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孙光林”不幸的童年经历，表达了回归真实生活的愿望。那些纯粹的叙述视点被儿童的心理生活所包裹，过去被余华压制在幻觉、语感和叙述视点之下的故事浮出地表。语言不再是对日常生活镜子式的再现。小说语言极端地趋向个体化和随意性，语言的清晰度和理解性受到了挫伤。在作品中，人物对话中的词语和句号的重复也构成了独特的音乐表现形式，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应。

　　综上可见，沈从文执着于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对作家的评价判，尊崇张扬文学的本体性。不依赖文学和审美以外的其他标准，坚持从文学本体出发。汪曾祺认为语言并不是独立地存在于一部文学作品中，而是融入整篇文章的内容，浸透作家的思想，语言即文化。孙犁提出了“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同等重要”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余华则透过语言，描述简单表层的背后精神的转变，意识到了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

　　三、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作家群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追求文学的“全”与“美”，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他的《真的艺术家》强调真的艺术家只是低头于美，追求的永远只是美。郭绍虞认为无论什么劳作，“只消把他艺术化了，便是自由的真实生活”这样生命便可以用一种流动的力量永远延续下去。朱光潜把美看作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倡导一种“纯粹美”的态度，他此期的美学思想也强调“距离”之下的“直觉”，认为产生美感是“在聚精会神中我们观赏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不旁牵他涉,所以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围以外的事”宗白华在《新文学的源泉：新的精神生活内容的创造与修养》中也提出：“我们要持纯粹的唯美主义，在一切丑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美来，在一切无秩序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秩序来，以减少我们厌恶烦恼的心思,排遣我们烦闷无聊的生活。”这就表达着“人生的艺术化”这一范式，而这种范式是完全排除了功利化的要求的。

　　同时，对中国现代核心作家的语言文学观的讨论不能脱离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大视野。西方语言学批评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进行审美分析必须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中有一说“语言论转向”，我国文学语言观念的变化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时候，随着学者、作家的现代文学语言观念的建立、发展，现代语言观念逐步成熟，而这些学者的语言观念在期间作用和价值往往因为人们惯性思想而被忽略，习惯了用一些思想意义和社会变迁等外部因素来描述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发展。所以，从近现代文学语言观念的视角对他们进行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四、总之，在语言学家们看来，语言确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那主要是对物质实在指称意义而言的，在思想层面上，语言与内容具有同向一致性，从事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力图获得思想和情绪

　　以及表达这种思想和情绪的过程。文学的本质就是把文学语言中的节奏、韵律、风格等审美因素有意识的集中显现，是对人类的存在及情感观照的感性化、个性化和审美化的描述。当语言不再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中国现代作家才更重视语言的本质。对于作者而言，语言是叙述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语言的好坏直接影响读者阅读的兴趣，但一味地迁就读者的口味也偏离了文学作品的初衷。对于读者而言，文学作品品味后的意犹未尽不仅仅在于内容，更是语言带给我们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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