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熊培云：《中国不高兴》引发的民族主义之辩1

　　中国需要和那种贬抑自己，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逆向种族主义”观点彻底“决裂”。

　　1个月来,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在中国热卖,被称为十多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书中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词,引发了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这是本什么样的书?它的背后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一

　　这本书中有一个最刺激的观点：“中国要有条件地和西方决裂”。记者问作者之一的刘仰：“你同不同意这

　　个观点？”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起另外一种决裂：中国需要和那种贬抑自己，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逆向种族主义”观点彻底“决裂”。

　　他强调：“在我有些文章里面，我对美国的批判等等，可能也有言词激烈的地方，也对别人造成感觉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我的意思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更加容易地看到美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千万不要误会说中国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没这个意思，每个人都希望中国跟美国还是合作。”

　　一个月来，《中国不高兴》引发了一波波的议论，许多人颇不高兴，也令一批人兴奋不已。或许最开心的是策划本书的书商。北京另一家出版社的人在聊天时感叹：“我们动手晚了！”

　　二

　　而关于前者，从这本书的出版过程看，书商张小波的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本书最早的创意就来自张小波――他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张小波在2008年首先提议要做这件事。

　　张小波一开始找到刘仰、王小东和宋强，大家都觉得主意不错，但人不够。最后找到黄纪苏、宋晓军共同参与。

　　2008年10月，一行人来到作者之一宋晓军朋友办的一家度假村，刘仰印象中像个“农家乐”。大家一口气聊了三天的时间，成就了张小波这本书的主体内容。

　　几个人关心的领域不一样，宋晓军主要关注军事，王小东关注经济、金融、国际关系，面比较多，刘仰关注国际关系、经济等方面，宋强关注社会方面，“一种感受方面的东西会多一些”。

　　聊天时间里，张小波全程安排了录音和速记。结束后，张小波把录音整理好，发给每个人，进行补充、整理。

　　书本来打算在2008年底出，由于图书运作的关系，拖了几个月。大家对讲话稿作了补充，书中关于“内政的愤懑”，也作了不少删节，一直拖到2009年3月中旬两会结束之际推出。

　　出版业的朋友表示，这些年来，谈论民族主义情绪的书，观点越激烈，越会受关注，而理性的观点，总是难以大卖。

　　三

　　事实上，这本书出版之后，最受关注的是书中对中西关系的激烈表述：中国要“持剑经商”，我们要有一个“英雄集团”，中国要“有条件地与西方决裂”。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自轻自贱、“逆向种族主义”的亲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作者们亦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

　　赞者，骂者，皆奔此而来。

　　反对的声音来自一些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电话中说：“书的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这个极端民族主义是非常不利于中国发展的。他们出这本书，无非是想炒作，求名求利。我翻过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是不值得读的。”

　　袁伟时批评，这本书“不是严谨论证基础上提出的”。

　　的确，许多读者发现，书中“大目标”、“文艺腔”之类的概念被几位作者多次运用，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却没有准确描述。

　　两位重要的学者秦晖和朱学勤，均不愿意就此发表评论。

　　北京政治学者吴稼祥却仔细地看过这本书，并且作了许多批注。

　　他将此书和《中国可以说不》作了一番比较：“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阐明的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受害人心理的话，这本书表现了暴发户的心态――现在不是对西方说不的问题了，现在是要让西方听我们的。”

　　他认为，作者们的观点现在是“三化”：民粹化，法西斯化和军事化。“他们不高兴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尚武精神，是中国人不准备打仗，这让他们很不爽，很不高兴。”

　　“书中指出的问题都存在，很多问题都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他开的药，比这个病还要严重。”

　　经济学家杨帆还没有看到这本书，但他告诉我们，这些作者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知道他们的思路和路数，他赞成他们的看法。

　　“我们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杨帆说，“这个事情争论得这么厉害，就有一帮中国人让美国人洗了脑子，对自己的民族长期的否定。”

　　我们也找到了被舆论称为“左派”学者的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房宁教授。“也没什么，一本书嘛，没什么感觉。民族主义是中国一百年的主题，这会不断的成为热点的。”他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某报纸上。

　　房宁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中西关系的百多年的纠结，梳理了民族情绪的起伏，结论是：“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不公平，这个世界上有人还想欺负我们，我们就可以不高兴，就可以把不高兴说出来，而且不必为把不高兴说出来而感到害怕。”

　　四

　　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关注。例如，英国《每日电讯报》

　　就把这本书视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的标志，而美国《新闻周刊》则感叹，这些“挑衅性的观点，扣动着人们的心弦”。

　　袁伟时教授对民族主义思潮并不感到担忧，“因为它不是中国的主流。在知识阶层里面，多数人是比较冷静的，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面，我感觉多数也比较冷静。”

　　同样不担忧的还有本书的作者们。一位作者说：我们只是民间知识分子，又不是外交部发言人，这种担心过虑了。

　　但袁伟时有另一种担心：“这本书没有积极影响，主要起的是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一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愤青在这里得到发泄的渠道。”

　　目前，网上的批评与反批评尚在热烈持续，参与者各怀心思，这本书对民意的影响尚有待考察。但批评也好，力挺也好，只要有开放的讨论空间，只要大家能自由地发言，相信理性的观点终归会占据主流的位置，而极端的情绪，亦会在时间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新加坡《联合早报》亦发表评论认为：“面对崛起期的集体焦虑和思想的泥沙俱下，人们不必情绪化反应，更不要封闭或封杀，需要开放的思想讨论氛围。”

　　刘仰在采访中说：“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你以为大家还都是很无知的人？就这么一本书就把大家的思想都影响了，都带到水沟里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

　　王小东熊培云：《中国不高兴》引发的民族主义之辩2

　　最近，《中国不高兴》一书热销，长期潜伏在水底下的王小东终于在网络之外的媒体上大露了一把脸。此人说话掷地有声、尖酸刻薄，但是往往击中要害，被他骂过的人心里说不出的那个难受。有人说王小东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我倒不这么看。

　　凡是正正经经看过他文章和书的人，都知道他其实极其崇拜美国，向往美国世界老大的地位和风光，早年的时候甚至强烈的呼唤过自由和民主，哪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者有这么神往别的国家的？

　　崇洋并不一定非要媚外。他承认自己的落后，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知道自己国家不如美国，向老美学习，最终赶上来，自己也享受领导世界的尊荣，甚至看老美不顺眼也一起收拾了。而他所谓的“奴青”则是看美国像天堂一样，恨不能自己变个绿卡出来，拿着假绿卡到美国给人家刷马桶也乐意；偶尔回国探亲，就以老美自居，说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行，总之中国人就是下等人，想上天堂也要看上帝要不要你。那些出不了国的，自己个在家生闷气，朝思夜想八国联军再来一回，好“给人家带路”。

　　这一点上，王小东和那些人有着根本的区别。要不要妄自菲薄，就是区别所在。

　　但就是王小东他们“不高兴”了一把，那些“奴青”就讲了，不要吵，不要吵，别吵了洋大爷的午休，这就他们的德行。不高兴怎么了，别人抽你一个耳刮子，你不高兴还就是民族主义了，笑话！就算没人抽你，你不高兴一下，就算民族主义了？被吓大的吧！真是特别悲哀，没有这本书我还认识不到我们有的人这么脓包。“中国不高兴”主要还不是对洋人的不高兴，家里人这么脓包就够你气的！这些不爱惜自己的民族，他来爱一把，一爱就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了。

　　非要说王小东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被这帮脓包给逼出来的。

　　在王小东眼里，民族强大是个大目标，至于怎么实现这个目标，靠极权、靠专制、靠自由、靠民主、靠骗、靠抢，只要能达到目标了，怎么都行。这一点，黄纪苏和他有些不一样。黄纪苏啊，当年轰动京城的《切·格瓦拉》的编剧，他最终目标是“打碎拳坛”，重新整顿国际秩序，还有格瓦拉的理想主义精神；王小东就不，他就一个目标，打倒拳王，自己做老大。但是，怎么做成老大？在他眼里，尽管历史上中华民族有辉煌的战绩，但现在恢复以前是不可能了，儒家感化是“痴人说梦”；毛泽东时代尽管在朝鲜半岛打跑美国人，但是现在“新左派”的叫嚣在他看来太矫情；就是这三十年来的“国家资本主义”让中国有了点本钱。但是中国靠这个强大起来，走美国的老路，总不免重蹈美国的覆辙，被新的拳王打下台去。

　　马克思说的对，“一个无法解放自己的民族，就不可能解放别的民族”，小东老师记取！

　　王小东熊培云：《中国不高兴》引发的民族主义之辩3

　　“中国不高兴”是所谓“投机”还是“建言献策”，它是否就能够代表第二次“中国可以说不”浪潮？或许这些都并非重点，关键在于，崛起的中国人究竟应该对中西方关系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

　　我不知道风朝哪边吹

　　徐志摩诗里这种迷惘的心绪，在这个春天有了新的对应物，它就是时下被舆论炒得火热的《中国不高兴》。

　　今年3月出版的这本新书，一问世就吸引了国外媒体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在3月20的报道中这样定义：“这是继1996年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影响的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品。”

　　而打开这本被《时代》视为“《中国可以说不》续集”的《中国不高兴》目录，类似的观点颇具“冲击力”：

　　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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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极具杀伤力的标签式主题，迅即引发国内外从互联网到传统媒体的一轮激辩。

　　震动西方世界的“小平头”

　　对于出身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文章应该并不陌生。1996年，随着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图书的诞生，“说不”风靡国内，当时的青年学子几乎人手一本。这是一本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评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谈话录。

　　张小波等五位当年被季羡林称为“小平头”的青年作者，也成为了西方媒体眼中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在张小波的印象中，之所以写《中国可以说不》，是在读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译本后“受到刺激”的结果。“那年有个舆论调查的结果是，中国人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最向往的国家也是美国。我思考这是为什么。这是写书的契机。”张小波说。

　　另一个契机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兴起。在1995到1996年间，由于台海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加上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美国知识界担心在台湾和香港两个问题上中国将威胁民主和和平，于是有了“中国威胁论”。

　　这些都促使一部分青年学者对美国的观念开始转变。而“说不”的出现，抒发了中国人积压在内心多年的愤怒，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由此爆发。

　　“《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也受到极高关注，”作者之一的宋强，自称来自民间的草莽知识分子，他也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

　　1998到1999年间，美国又掀起了新的中国威胁论热潮。此后几年里，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话题。

　　称“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王小东也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他被认为是网络民族主义者和青年激进民族主义者在知识界的代言人，甚至被帖上了“中国民族主义教父”的标签。

　　在王小东看来，《中国不高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西方在综合国力对比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仍然要寻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纳，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西方国家也要理解中国的观点和情绪，不能动辄教训、打压或围堵中国。

　　此外，《中国不高兴》还提出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制裁西方，肃清内贼；中国的发展不能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外；持剑经商，不玩金融战争，才是未来中国应走的路，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要有重塑世界秩序、领导世界的雄心，明确“惩罚外交”概念，成熟的大国心态不仅是宽容，也有较真。

　　对于两本书的差异，作为策划人的张小波解释道，“两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比如说中西方关系是不是一直在摊牌？”而宋强则这样概括：“说‘不’要表达的是‘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而‘不高兴’想表达的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尽管“不高兴”的内容包含如此之广，但宋强还是透露，由于出版安全的考虑，做了些技术处理，“内政删的比较多……删了一些措词。”

　　中国对外心态仍是争论焦点

　　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震动了西方世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位官员曾说，“二十年来，从未有过一本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引起海外舆论如此强烈的关注，并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果。”13年后，《中国不高兴》再次吸引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香港《亚洲周刊》在3月18日的报道中称，《中国不高兴》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南沙群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俄罗斯军舰击沉中国货轮问题、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圆明园兽首问题，这些都激起了中国民众反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而与当年直斥《中国可以说不》是“一种偏执狂言论”相比，西方媒体在13年后的关注仍然有些担忧，却温和了许多。3月20日的《时代》周刊对《中国不高兴》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表示了担忧，“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

　　英国《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新迹象，该刊在19日的文章里说，“中国的崛起在国内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左派卷土重来。在国际上中国领导人至今还保持着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但国际上有G2，即中美两大国掌握着世界经济命运的说法，这也让一些中国学者和评论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利用这次危机推动中国战略影响。”

　　“当年的《美国之音》讥嘲我们为乌合之众。1997年，《时代》杂志两位记者甚至合写了《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全面反驳《中国可以说不》。”宋强笑着说。张小波也坦言，当时遭遇的质疑很多，“《华盛顿邮报》有个记者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写一本向中国政府说不的书啊？”

　　13年后，当相似的质疑再次袭来，张小波这样反问道：“这还需要我们写吗？向中国政府说不的书你们已经有了很多。”

　　一场没有硝烟的争论

　　《中国不高兴》自面世后，也重新引发了中国国内对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在网络中，对于书中观点的反应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该书“直言内政外交，是谏言国策”；有的则认为其过于偏激，有的人则质疑该书“投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这本书的观点只会使中国人更加愚昧，“书里说中国知识分子矮化中国，这是以偏概全，我认为，多数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正确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则认为，书中指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但很多话、很多态度说过了头，“我觉得这些人也是一种特征，左派的特征——批评多，建设性意见较少。”

　　对于要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观点，宋强解释，“当外国轮番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生怕闹崩，我的意思是，决裂了又怎么样呢？”

　　沈丁立对此表示不认同，“我们这么落后，攀高都来不及。为什么要跟西方决裂？”时殷弘则表示，中国对西方的态度，过去是太左了，太孤立、太民族主义了。“但这些年来，我们战胜左的思潮，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自己有些地方是太右了点，对西方主流的依赖，信念幻想太多了一些，我们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