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史》是清代现实主义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儒林外史所有人物形象的文章4篇 ,欢迎品鉴！

儒林外史所有人物形象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尽管从王冕到杜少卿，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企图恢复文人群体自尊和优越感觉的强烈愿望。

　　综上所诉，从以上四类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寄寓的美好的理想，同时也看到了作者对于文士和科举的批判与讽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塑造的特殊是因为科举考试对文人的迫害严重，并不只存在于一人一事或几人几事之中，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且这种毒害直达人性的骨髓。也正是因为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儒林外史所有人物形象

　　王冕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周进

　　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有一回，他和姐夫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醒来以后，他满心悲怆无法排解，索性嚎啕大哭，满地打滚。

　　这一幕被几个商人见到了，他们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周进欣喜不已，向他们叩头谢恩。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范进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他腊月还穿着单衣，冻得他直打哆嗦，广东虽然气候温暖，但腊月时节温度也不高。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秀才，后来又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严致和

　　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建或者例监。

　　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桥段莫过于临死前那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严致中

　　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以后就称为贡生。这类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严贡生也是因为自己是个贡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入监者一般要求“学行端庄，文理悠长”，但是在作者笔下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

　　严贡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汕，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

　　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沈琼枝

　　沈琼枝是教书先生沈大年的女儿，遵父命嫁给盐商宋为富为妻。但到了盐商宋为富府上之后，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盐商宋为富原来是娶沈琼枝为妾。

　　琼枝父状告宋为富，宋重金贿赂知县，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枝带着金银细软独自去往南京，开始了她新的独立生活。

儒林外史所有人物形象

　　王冕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周进

　　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有一回，他和姐夫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醒来以后，他满心悲怆无法排解，索性嚎啕大哭，满地打滚。

　　这一幕被几个商人见到了，他们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周进欣喜不已，向他们叩头谢恩。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范进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他腊月还穿着单衣，冻得他直打哆嗦，广东虽然气候温暖，但腊月时节温度也不高。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秀才，后来又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严致和

　　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建或者例监。

　　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桥段莫过于临死前那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严致中

　　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以后就称为贡生。这类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严贡生也是因为自己是个贡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入监者一般要求“学行端庄，文理悠长”，但是在作者笔下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

　　严贡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汕，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

　　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沈琼枝

　　沈琼枝是教书先生沈大年的女儿，遵父命嫁给盐商宋为富为妻。但到了盐商宋为富府上之后，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盐商宋为富原来是娶沈琼枝为妾。

　　琼枝父状告宋为富，宋重金贿赂知县，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枝带着金银细软独自去往南京，开始了她新的独立生活。

儒林外史所有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是一部把男性士子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的伟大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同时，这也是一部极写女性的伟大作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地位。尤其是在封建末世的清朝，即使是具有话语权的男性十子，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其心灵早已极度扭曲，而在封建礼教压制下的广大女性的处境就更为复杂了。对《儒林外史》中女性形象的研究都具备文化与历史审视的深刻意义。

（1）独立自强的新女性——沈琼枝

　　沈琼枝是和鲁小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女性，她敢作敢为、能文能武。作者刻划这一形象，旨在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士大夫观念，表现其“男女平等”的进步民主思想。在作者的笔下，妇女也有独立的人格，和男人一样有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那么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刻画沈琼枝这一形象的。沈先生领着女儿琼枝，来到扬州，住在大丰旗下店里。那里颗计接着，通报了宋盐商，宋盐商打发家人来吩咐道：“老爷叫把新娘就抬到府上去，沈老爷留在下店里住着，叫帐房置酒款待。”沈先生听了这话，向女儿琼枝道：“我们只说到了这里，权且住下，等他择吉过门，怎么这等大模大样？看来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当作正室了。”（四十回）这一段交待了事情的起因，接着便集中笔墨写沈琼枝的言行，表现其性格特征。

　　沈琼枝接过父亲的话说：“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甚么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人议论。我而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去，看他怎模样对待我。”沈琼枝一开口，就可看出她对宋盐商这样显耀人物毫无畏惧，做到有理有节，不失分寸，而且大胆、泼辣、果断、沉着、毫无扭怩作态的性格几笔就活脱脱地展示出来。其独立自主、不容欺凌的勃勃英气已见端倪。

　　沈琼枝在宋盐商家住了几天，不见有消息，想道：“彼人（指宋盐商）一定是安排了我父亲，再来和我歪缠，不如走离了他家，再作道理。”于是将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放丫环，五更时分，清晨便出了钞关门上船，因“恐故乡人家耻笑。”故打定去南京过卖诗文的日子。如此敢作敢为的女子，想到做到，内心是那样的灵醒，行动起来，又是那样的当机立断、果敢迅速、毫无半点拖泥带水、扭捏作态，实在让人不敢侧目，虽大丈夫所为，亦不过如此。既至南京，沈琼枝果然过起了独立生活，凭着自己的一双巧手“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四十一回）一时求诗的、买斗方的、托刺绣的，生意倒是不少。但一个弱女子、孤身一人，于是受到舆论的、习俗和恶势力的围攻。凡遇恶少打她的主意，说些混帐的话。她便怒骂起来。这就体现出她的不攀高、不附势、亦不许人小觑她、作贱她的要求人格独立的性格。难怪作者要借杜少卿的口称赞沈琼枝的这一行动举止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沈琼枝听后，因而深为感动“既无狎玩我的意思，又无猜疑我的心肠。”这里饱含着对妇女人格价位的尊重。

　　沈琼枝形象的本质内核就是独立自主，她用斗争自卫、用劳动自立、摆脱了妇女对于父母、丈夫的依附，表现了作者关于新女性的理想，因而也是作品进步的民主思想的表现。

　　(2)才华横溢的女性形象-----鲁小姐

　　鲁小姐是《儒林外史》中唯一一个对举业文章精通的才女。她在五六岁时就已经开始读《四书》、《五经》，在十一二岁时，就已经能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烂熟于心，不仅如此，还有“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举业当行不仅表现在她对文章的熟记和写作练习上，还表现在她对八股文章的研读、点校，及对举业文章之外文学作品的玩笑态度上。在鲁小姐的闺房中，于“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每日”言用功之勤，“丹黄烂然”言用功之深，以如此的功力研读举业文章，什么样的八股才能成就不了呢。此外，鲁小姐的举业当行还表现在她对此行才能之外知识的不以为然以及表现出来的玩笑态度，

　　“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什么《千家诗》、《解学士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到把与伴读的侍女彩蔟、双红们看。闲暇时也教他诌几句诗，以为笑话”。诗词之类对鲁小姐来说只是她在闲暇时拿来说笑的东西，而在其心中八股学问才是正道。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书之中态度真正诚恳、真正精通举业的八股才女。在鲁小姐身上除了对八股的痴迷外，还有着令人称道的妇德。这些都可从她持家才干中得到证实。当蘧太守病重，蘧公孙打发娄三、娄四公子接鲁小姐回家时，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带着“全副妆奁”前往，书中对她此举的形容是“明于大义”。太守去世后，“公孙承重”这时鲁小姐更是“上侍孤孀，下理家政，井井有条”，就连亲戚们也“无不称羡”。

　　还有在家训的秉承和实践上鲁小姐也毫不逊色，有着“闺阁继家声”使命的鲁小姐不仅自己对八股文章孜孜不倦的研读，还把这种八股举业的理想寄托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对丈夫，她积极辅助引导；对孩子，她不仅每晚“课子到三四更鼓”，要是“一天遇着那小儿子背不熟”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可见鲁小姐是多么的认真而虔诚的履践着家训。

　　家庭的教育和社会的熏染则在客观方面促成了鲁小姐痴迷于八股举业的形象特征。同时一个女子都能对举业如此精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中八股科举选官制对于世风、人心的异化之深，影响之广。再者，传统封建文化塑造下的贤妻良母就是要把相夫教子作为女性的生活重心和自身价值的所在，而对她们自我的在在和需求却很少关注。鲁小姐辛苦课子行为正是对这种以相夫教子为唯一己任的封建传统的反映。

　　（3）吃人的封建礼教代表——王家三女儿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虽写了不少忠孝节义的行为，但是同样也写到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对王玉辉三女儿绝食殉夫事件的描绘中。

　　王玉辉“是个迂拙的人”，把程朱理学“教养的题目的词藻”当了真。他的三女儿丈夫死后向他说：“我而今辞别了公婆父母，也须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这是女儿诀别父母、立志自杀殉夫的话。自古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一个好端端的人。三姑娘之所以说出这么一段话来，难道会是一时的想不开么。这完全是由其父王玉辉平日家教造成的。王玉辉平日有一个志向，就是要撰三部书嘉惠来学，其中便有一部便是《礼书》。他要大肆宣扬封建礼教，自然就要先从家实行。请看，就在三女儿的公婆百般劝导未成时，王玉辉竟对女儿的公婆说：“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心去意难留’。”因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就这样做罢。”一个父亲赞成女儿自杀殉夫，不是“丧心病狂”，而是迷信“青史留名”证明礼教之毒，已浸腐了他的灵魂。女儿已死，王玉辉也因生这样的好女儿，“为伦纪生色”而受到众人的钦敬，自然在钦敬之余，有人感到“惨然”。也有人备文书“请旌烈妇”。她的死，便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题目，合县绅礼缙在明伦堂大事祭祀，以旌烈妇，并继以大宴。这就可以看出吃掉王玉辉三女儿的，正是那腐朽没落的封建礼教。合县绅缙便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代表。

　　但王玉辉毕竟不是人肉筵席上的食客，正在合县绅缙大祭大宴之时，王玉辉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这说明了他无意借女儿的尸体为自己图名求利，此后他因怕见“老妻悲恸”“心里不忍”便到外面去作游。“一路上看着山光水色，悲悼女儿，凄凄惶惶”“见船上一个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滚了出来。”在王玉辉的内心深处，父女的天性未泯，但他对封建礼教的迷信又助杀了自己的女儿，他自己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书中这一段，特别显出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王玉辉的形象刻画得相当成功。当他称赞女儿死节的时候，他是一个丧尽人性的道学传声筒，而他的女儿死后，则体现出他的形象的另一侧面，是一个充满着人性的有感有情的父亲。作者展示的既是一幅血淋淋的屠场写真，指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又是“人道主义的观点战胜了阶级教养给予他的限制。”是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的彻底否定。

　　(4)迷恋于做官太太的女性形象-----王太太

　　王太太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一个官太太迷。这从她的择夫标准和权利欲上可以看出。首先她的择夫标准一定要“是个官，又要有钱”，这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对富贵奢华崇拜的一种风气，正如那些奔走于官场豪门的文人势要一样，他们所求的不过是物质上的所得、享受，亦或是蝇附骥尾的虚荣。再者，当时社会中举、为官才是有学问、有品德。鲁翰林对娄三公子所说的有着“极高品行”的杨执中不屑一顾，还皱眉道“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在鲁翰林的眼中，不能中举的话就是没有学问的了。还有在五河县只有中了举，做了乡绅的彭乡绅才被认为是有德行的。这种对做官痴迷的思想在被处于闺阁深院中的一些女性接受之后，便演变成了做官太太的迷恋。王太太对做官太太的追求也正体现了当时社会上对物质、权势的崇拜和追求。

　　其次王太太对官太太的迷恋还表现在其心中强烈的权利欲。她做候选州同王三胖的太太时，弄的家中从上到下都对她恨如头醋”；在她替大女儿送亲时，跟去的家人婆娘只是不小心把她的裙子上弄上了一点灰，她就发狠要把她们“一个个都处死了”，即使面对家人的苦苦求饶，她也不为所动。而对权力的过分使用，使这把双刃剑在割伤别人的同时也割伤了自己。正如她做候选州同王三胖的太太时，虽能耀武扬威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落得不被家人容纳的境地。在第四回“打秋风乡绅遭横事”中，汤知县为了博得一个正直清官的名声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责罚送给他牛肉的回民师傅。无独有偶，在第三十二回“杜少卿平居豪举”中杜少卿问藏寥斋为什么要做廪生时，藏寥斋回答道：“你那里知道！廪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像你这样大老官来打秋风，把你关在一间房里，给你一个月豆腐吃，蒸死了你！”同一些士子做官就是为了“坐堂、洒签、打人”一样，王太太对家人婆娘也是动辄非打即骂，心狠手狠毫不留情。从她的所作所为中丝毫看不到德行、迁善、睦亲等与人为善的儒家传统道德的美好品质。在王太太身上，我们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掌权者的淫威、残忍。王太太的打骂家人同士子的“坐堂、洒签、打人”一样，其实是源于一种权力欲，是心理的扭曲。

　　(5)工于心计的节妇形象------赵氏

　　《儒林外史》中赵氏给人的直接印象是工于心计：她为了摆脱妾的身份，争取到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可谓是机关算尽。首先在严监生的原配妻子王氏病重之际，对王氏照顾得无微不至，不仅白天在病榻旁殷勤侍奉，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每天晚上还在院子里为王氏祈福，这一切都为她在家庭中树立了一个温婉贤良、善良卑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为她取得了王氏些许的信任。而当王氏建议让老爷把她扶正的话刚一出口，她便“忙”把老爷请进来，为自己扶正的事取得严监生的许可，可以看出赵氏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已经很久了。

　　从她不顾王氏已经昏过去的现实依然如一行礼的举动，也可见她对王氏病重的担心并非出于真心，这只不过是她不得已的以退为进的手段，赵氏的城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当赵氏取得了当家女主人的地位后，她对王德、王仁兄弟，还有大伯严贡生的态度则如对自家骨肉的亲兄弟、亲大伯一般，时时想着，银两、饮食总不忘了两位舅爷、大伯。这样的讨好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成效，她的主母身份得到了两位舅爷和大伯的一致承认。

　　赵氏工于心计的性格的形成是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的，那就是封建社会妾赢制度对妻妾不平等的规定。在封建社会妾不仅对丈夫要惟命是听，同时还要在妻的管辖之下，而且妻的权利竟大到可以左右妾在这个家庭中的去留，这就使得妾与妻之间天然的在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妾与妻

　　这个群体的内部之间的得宠失宠、得势失势的竞争中，必然会加剧妻妾之间的猜疑和表面上的貌合神离。虽然赵氏对王氏的病照顾有加，但是从王氏对她的哭诉默不作声和听到丫鬟说她为自己祈福的“似信不信”中可以看出，赵氐和王氏之间表面上亲如姐妹，实际上确实貌合神离，连最基本的信任也没有。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本是急于坐上家庭女主人之位的赵氏，却能够以强大的忍耐力暂时压抑自己心底的热望，而以一副软弱可怜、毫无心机的外在状态示人，因为在她未达到目的之前，装弱小是她保护自己，并试图赢得王氏信任的一个方式，还因为王氏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有权决定赵氏的去留，以及在她去世后赵氏在家庭中的地位。

　　而赵氏财产被大伯的褫夺的遭遇，则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当时世风日下、伦常败坏的谴责。在封建社会儒家宗法制度的规定下，外面的世界对女性是关闭的，再加上封建礼法不断强化妇女要“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对女性来讲她们的选择只能是婚姻和家庭。在家庭中对男性的依赖，又使女性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了男性的手中，就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也只能取决于男性，所以在家庭中有无丈夫可以依靠，以及丈夫对自己的态度，都会从根本上决定女性能否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和生存，及现实处境的好坏，生存上的依附性和族权的权威性是造成赵氏被驱逐出家门的历史原因。而当时世风堕落和伦常败坏的风气则是造成赵氏悲剧结局的现实原因。赵氏独子的突然夭折，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劈雳般的打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的赵氏急忙地想从大伯严贡生那里过继一个小儿子来，不料此时的严贡生出尔反尔，竟说出要把赵氏再嫁出去的话。王德、王仁于此时袖手旁观，开米店的赵老二扯银炉的赵老汉也落得个好好先生。孤立无援的赵氏虽哭天抢地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使她再怎么“自己隔着屏风，请教大爷，数说这些从前以往的话”也是于事无补。经过严贡生的“多方奔走”还是使赵氏要立大伯的小儿子的愿望落空，自己仅分得了三分家私过日子。但即使是为了这仅有的一点财产，赵氏也是要守节的，因为清律例“如寡妇改嫁，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严贡生的虎噬狼贪、仁德舅的忘恩负义都在把已经孤立无依的节妇——赵氏逼往更悲惨的境地。

　　(6)平凡伟大的母亲形象—王母

　　《儒林外史》中还弥漫着一种“母亲氛围”，从篇首的王冕之母到之后的匡超人之母、鲍廷玺之母等，从她们各自的性情和对子女的言教中体现了对功名富贵的淡泊或羡慕，以及她们的态度对子女的影响。

　　在《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母亲是作者最为赞赏的一个母亲形象，在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品格正是作者理想中的人格，同时作者将她放在卷首，更是在她身上寄予了特殊的意义，那就是“说楔子敷陈大义”。王冕的母亲是《儒林外史》中为数不多的是能在贫苦寒微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自身人格高洁与独立的人。在那个唯科举功名至上、唯荣华富贵为宝的社会普遍腐朽堕落的世风之下，王冕的母亲虽身处清贫之境却从不慕富贵功名，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劝过王冕去学八股、考科举。在王冕年幼、家计难支之日，王冕之母对王冕的教导是让他在秦老家诚实、勤勉地放牛，因为这样就“每月可以得他（秦老）几钱银子”，况且又有“现成饭吃”；而当王冕学问已成时，弥留之际的她对依然王冕千万的叮嘱：“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耍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虽然在封建秩序的规范下，女性不可能走向社会的前台，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使王冕之母能够站在社会中功名富贵的漩涡之外，以一种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眼前社会中世风、士风的堕落，以及一种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来理性的思考人的价值和尊严。她的这种独立、自由、摒弃功名富贵的思想正和文章末尾出现的四大奇人的思想遥相呼应，正如裁缝荆元所说的“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倒不快活。”

　　此外，在王冕之母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见一种自尊的、不卑不亢的人格尊严：当王冕要出去躲开知县的纠缠，却又担心母亲的时候，王冕之母非但没有那种一般百姓对权势的畏惧或谄媚，并且还镇静自若、理直气壮的对王冕说“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从王冕之母对功名富贵的摒弃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作者刻画此人物的更深刻的用意：那就是让王冕之母以一个道德老人的口气来“敷陈大义”。

　　王冕之母这种不卑不亢的主体人格和她摒弃功名富贵的思想是相得益彰的。同时王冕之母对王冕的独立、自尊、自由的人格的培养方式和鲁编修对鲁小姐的八股教育方式相对照，更加凸显了《儒林外史》反功名富贵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