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物自体”设定

　　与黑格尔的泛理性主义不同，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则是一种非理性主义，但他们同样是从批判康德哲学开始的。他们首先承认康德对人类理性局限性的看法，所以叔本华才会说：“‘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13}但是对每一个人而言，还有另一个真理即“世界是我的意志”{14}。世界除了表象与意志这两面以外，“一个自在的客体（康德的‘自在之物’可惜也不知不觉的蜕化为这样的客体），那是梦呓中的怪物”{15}罢了。因此，所谓的“物自体”的世界要么是人所不可认知的，要么是人们虚构的。总之，“事物本身”的存在是毫无证据且可疑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关于世界本来面目的什么真理，我们只需要遵循自己的生存意志或者权力意志去创造我们认为正确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了。即对他们而言，康德指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是对的，但明知理性的无能却还要为它拼命辩护则是多此一举了。尤其在尼采看来，作为客观的自然科学知识或者真理来源的“物自体”世界固然只是虚妄的，康德所提倡的道德也是虚伪的，人类所有的真与假、善与恶都不过是权力意志的结果罢了。一句话，“权力就是真理”！于是，在西方哲学中非理性首次战胜了理性，人们心中由于妄自尊大而产生出来的欲望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了。对此，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在评价尼采时说：“他的语言引起了共鸣；然而也因此引起由他的影响而招致的灾祸，他的影响不但未能治好反而加重了时代的疾病。”{16}应该说，尼采确实把握住了当时时代的脉搏、预见到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那个非理性的趋势，但是由于他对理性的蔑视和否弃令他的思想不仅没有纠正这一趋势的不良效应，相反还助长和加速了它在疯狂的歧路上越行越远。
　　可以说，后来者们要么过分夸大理性的力量（例如：黑格尔），要么否定或贬低理性的价值（例如：尼采），他们实际上都是非理性的，都没有充分理解康德“理性批判”的意义就在于认清理性的限度，从而回应那句古老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当人们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时，他们才能逐渐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的确时刻生活在“柏拉图的洞穴”中，那是我们作为人所必然的困境——“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因而，康德批判哲学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不仅仅是将认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掉转过来（即强调主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客体的刺激，而是主动地发挥自觉能动性去把握客观的知识），而且是将人类认知过程中必然具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完全呈现出来（即“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作为人认识结构中的“原罪”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人们会习惯于将自己所处的地球看作是宇宙的中心那样，人们也会自然地将自身作为认识世界的中心。不同的只是在于，地球毕竟是可以与人分离开的（例如：我们可以从月亮上看地球），但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却不可能为了中立客观而与主体性的自己完全分开。这正是关于其他自然事物的科学理论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最大限度内）可以被克服，而涉及到人自身的哲学认识论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却不能被摆脱的原因所在。当然，尽管它作为一种困境使我们不能超出自身能力以外去认识世界，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自暴自弃地忽视自己理性中先入为主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相反我们应当时刻对这个真相保持一份理解与警惕。而一个不可知但可思的“物自体”之存在则可以始终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从而防止我们走向极端的理性主义或者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这就是康德的“物自体”概念设定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第二，既然“物自体”成为了人类知识以外的对象，那么它就为人类的道德与信仰留下了地盘，同时也为其他道德哲学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开辟了道路。正如康德所看到的那样，即使人们明知“物自体”或形而上的“本体”等东西是不可知的，但是他们仍然难以完全放弃对这些超越人类经验的东西的思考。从前面对“物自体”概念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康德亦不否定人们对它们进行思考的权利，更不会认为这些思考是毫无意义的。在康德那里，人们对“物自体”的思想至少对于人类的“实践理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他才会告诉我们：“纯粹理性批判”的另一目的就是“扬弃知识，以便替信念留有余地。”{17}这里的“信念”（Glaube）可以是道德信念也可以是宗教信仰。可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物自体”（例如：意志自由）偏偏赋予人类以道德实践的依据，难道它不可以是非道德的吗？关于该问题的回答便导致了对人类道德和信仰的非道义论，它包括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解释以及道德虚无主义的解释等。
　　源于英国的功利主义与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都反对康德道德哲学中具有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它们都希望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人类的生存本能与社会性结合在一起来解释道德与宗教信仰的作用。换言之，它们并不否定道德与信仰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只是不能忍受那个超越于人以外的神秘的“物自体”来对人类进行压迫或者发号施令。它们认为，道德产生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道德或者是对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满足，或者是对实现人的最大幸福有用，归根到底它是源于人类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这种解释既满足了被认为是“科学的”自然主义的要求，又满足了深藏于其中的人本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需要，即以客观理性的面目来伸张人们主观非理性的情结，通过两者的统一从而使后者合理化。如此一来，康德设定的“物自体”就成为了无意义之物。因此，尽管现今学术界仍然有不少人在理论上支持康德的道义论，但是从日常生活层面来说，怀有和采取功利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立场的非道义论的人应当比较普遍。当然，这种思想倾向对于崇尚“科学”与“人权”的现代社会而言倒是无可厚非的。
　　与此相比，另一种从唯意志论哲学中产生出来的道德虚无主义则对人类的道德和信仰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这主要与尼采说的“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有关。康德设定“物自体”是为了给人类的道德与信仰留下空间，使人的非理性的一面能够在理性的驾驭之下得到平息与慰藉。但是，起源于启蒙运动的反神权的人本主义发展到了尼采的时代已经急不可待地要与上帝的信仰彻底决裂。而没有了神的意旨，人们为什么需要遵守世俗的道德呢？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伦理道德规范是正确的，以什么为标准去判定它们的正义性呢？这就是宣布“上帝死了”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正是在这种对道德信念充满怀疑的气氛之下，尼采便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自然，通过他的批判和评估，先前被（西方）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各种道德价值观念都被判定为虚伪的。他认为，在一切道德背后隐藏着的只是权力意志，即没有什么“道德”与“不道德”之分，只有强者与弱者对权力的争夺。因此，道德的本性并非康德所讲的“自由”，相反它是对自由的仇恨与专制。所以他说：“我是第一个非道德主义者。”{18}于是尼采就将人类的道德虚无化，道德只是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或者是强者统治弱者的手段，或者是弱者联合起来阻止强者前进的枷锁。此外，“道德”再无其他任何意义了。这种非理性化的道德虚无主义被许多人认为是后来导致德国纳粹上台、二次大战爆发以及犹太人被大屠杀等人为灾难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