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性表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人的社会特质”。因为只有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三是个人还与单个他人不同，他具有与他人不同的个人独特性，舍此，个人就不是具体的、有个性的个人了。这样看来，个人之所以为个人，在于他是有类特性、社会特性和个人特性(个性)这三种基本的本质特性。

　　其次，他把个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背景下来考察，着重谈论个人全面发展的过去(前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马克思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他把个人的全面发展既看作是一个过程(这时他所谈的全面发展是“充分发展”或“最大限度的发展”，是相对于无限来说的一个极限，因而是一个相对概念)，又把它看作是一个理想目标，这时他用“全面发展的个人”来表达。这一目标的实现在马克思看来是绝对的。

　　最后，他往往把个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定同个人的应有发展、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和谐发展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力图把它们相对区别开来，以进一步说明个人的全面发展。在他看来，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人的类特性、社会特性和个性在个人那里的充分发展，它主要侧重于“变化”及其“程度”，是一个“量变——质变”范畴。在进一步说明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各方面时，马克思分别使用了人所应有的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等概念。在谈到个人的类特性在个人那里的全面发展时，马克思指出这是每个人“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因为每个人按其必然性来说，他必须去发展和实现他应具有的类特性。在谈到个人的社会特性在个人那里的全面发展时，马克思认为，个人的社会特性在个人那里的发展，是指个人所具有的一切社会关系充分得到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和类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个人和他人的关系、个人自身各方面的关系等等关系的充分发展，而这些发展又表现为这些关系在个人那里的和谐发展，即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得到卓有成效和协调一致的发展。他指出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允许他均匀地发展全部的特性”就含有这层意思；在谈到个人特性(个性)在个人那里的全面发展时，马克思往往把它同个人的自由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就个人自身而言，个性发展不仅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这里有一个个性发展自由或不自由的问题，而且个人的自由发展实质上就是个人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即个性得到自由发展，而个性发展的最高成果是达到自由个性。由此可见，马克思是把个人的应有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有机地纳入到他关于完整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体系之中，作为进一步说明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概念。

　　二、如前所述，马克思在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的一个方法论就是：在弄清和认识个人之所以为个人所应具有的类特性、社会特性和个性的前提下，来谈论这三种基本特性在个人那里的充分发展。

　　首先看看个人的“类特性”在个人那里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是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即是人的“类特性”。这表明：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按其必然性来说，他必须追求和实现这种类特性，只有这样，个人才能成其为人。就是说，每个人必须充分发展和实现人的类特性。因此马克思说：每一个人应得到“同样的、合乎人应有的发展”。

　　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在个人那里的充分发展，在马克思那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活动的内容和性质。这是指活动的独立自主性、自由自觉性和能动创造性等各种能力，这方面的发展实质上就是个人主体性及其内在本质力量(能力)的充分发展。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应是他的主体性及其内在本质力量(能力)的充分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最根本的是个人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使人们都成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而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不仅是指智力和体力的结合，还包括共产主义觉悟、共产主义道德和情操。

　　二是活动的形式。这是指从事的是何种活动。这方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实质上是个人的活动充分达到丰富性、完整性和可变动性，活动内容的相对丰富与他所提到的“对象性”问题相关。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条件下，对象在劳动者面前表现为一种非对象性的存在，人与对象的多种多样的关系被抽象地归结为拥有或占有关系。对私有财产即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是对象的“解放”。这种对象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关系，而这样的实践活动也就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挥和活动内容的丰富性。活动的完整性和可变性在马克思看来主要与活动的形式即“职业分工”联系在一起。社会职业分工从本义上讲，是人力的巧妙运用，且通过交换对人有益。然而，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条件下，分工获得了固定和强制的性质，其结果便是：能力片面发展；人及其活动成了碎片、贫乏化了；个性被异化了。但另一方面，由分工所带来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把劳动交换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消灭旧式分工的条件下，原有的劳动分工又为这种劳动变换提供了可能，劳动变换必将带来个人活动的丰富性和相对完整性(即能从事整个劳动过程中的本质劳动)。因此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是能从事多种活动的、在许多部门内发展的和可自由变换其劳动活动的人。

　　其次谈谈个人的“社会特性”在个人那里的充分发展。与旧式分工和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活动的片面性相适应，人的社会生活也呈现出片面性。在扬弃私有财产和旧式分工的条件下，劳动活动将有可能获得丰富完整的性质，由此将要求创造全面而丰富的社会关系来与其相适应。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进步也需要个人的全面发展。因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

　　马克思关于个人的社会特性的发展有如下主要具体内容：

　　第一，个人与他人不仅与社会群体中的某一成员的身分发生相互关系，而且还作为个人发生相互关系。

　　第二，在我和别人的交往中，我把别人当作发展自己力量所需要的对象。在这种关系中，个人彼此间交流经验和知识。

　　第三，个人的主要社会关系(个人和他人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个人和人类的关系等)的和谐发展。

　　第四，个人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多种领域和世界的交往，并发生全面而丰富的联系，尽可能利用全社会和世界的全面生产和关系的成果，来为自己的发展服务，以摆脱个人的个体局限、职业局限、地域局限和民族局限。第五，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他们自己的共同关系并服从他们共同控制，从而使他们获得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最后再来说明个人的“个性”在个人那里的充分发展。在马克思那里，这方面的发展是针对旧式分工和异化劳动对个性的压抑来阐述的，它包括如下具体内容：

　　第一，个人自身中的自然潜力的充分发挥。每个人自身中的自然潜力都有其特殊性，个人的使命就在于将这一特殊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否则就会萎缩。

　　第二，在社会意义上，个人的肉体和心理的完善。个人的肉体完善指一定社会中的个人体力各部分的相对并齐发展，而且达到健康的身体，保证高度的体力和脑力工作能力的技能和品质的训练。心理完善即健全的心理而非病态心理。

　　第三，个人需要的相对全面和丰富。

　　这主要体现为：个人按其自身的特点来发展其积极的需要，由单一片面的需要向相对全面的需要的发展；由低层次需要向高层次需要的发展；由占有和利己性质的消极需要向充实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性质的需要的发展。第四，相对丰富全面而又深刻的感觉。即指由“拥有”的感觉向丰富全面而又深刻的感觉的发展。第五，精神道德观念和自我意识的全面性。它包括思维的全面性、观念的全面性、道德的全面性和自我意识的全面性。其实质是：上述全面性要求反映和创造外部世界的全面性。第六，个性的自由发挥。

　　三、综观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可以看出其思想实质在于：

　　第一，使人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价值和主体地位，以达到自我实现。马克思指出，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只按其本能适应外界就行了，人则不然，人必须靠其能动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来改造外界才能生存下去。不仅如此，人还必须充分发展他的自由自觉活动这一类本性，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他作为人的价值和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才能不断创造和实现他自身。从主体地位来讲，个人实现价值的能力，不仅是价值的创造、生产能力，而且还应该是价值的享用能力。因为，主体之所以是主体，不仅由于他能驾驭客体，而且还由于客体是满足他的需要的对象。如果人被仅仅看作是生产者而看不到还是消费者，那么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主体。马克思曾经痛斥“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在马克思看来，把人仅仅看作“生产力”就是把人当成了“物”，就是“用别的主体代替真正的主体”。当然，人的消费能力的发展也必须是全面的发展，只有在价值的创造和享用能力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发展，人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得到确立，人才能达到自我实现。

　　第二，达到自主活动和保证自己的生存，换言之，是为了达到自由的生存。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的不同还在于：动物只存在着一个“生存”的问题，而没有发展的问题。人虽然也有一个生存的问题，但这一生存必须通过发展自身来实现，否则生存下去将是很难的事。因为人如果不发展自己的能力，他就不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活动和达到创造性活动，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个性，因而他就不能占有社会条件使其为人的自由生存服务，反而被异化。所以，人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是为了占有社会条件(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而这种占有是为了克服异化。

　　第三，求得个人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使人类社会朝着有利于个人和个人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迅速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在私有制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是分离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是通过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形式来实现的，而个人的发展是不顾社会利益的。这既不符合人性，又在一定历史阶段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前进，必然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采取个人能力全面发展这一最有效的形式，即使人类社会向合乎人性和个人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快速发展。因为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必然要克服人类社会发展同个人发展的分离和对抗；另一方面，个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为了获得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和占有社会生产力，进而同人类社会发展取得一致。马克思指出，那种只为自己利益而不为人类社会利益的个人发展是不伟大的，而不顾个人利益只顾社会利益的发展则是不人道的。

　　针对上述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将会有一种社会形式来取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社会，这就是“自由人联合体”。与资本主义阶级对立社会不同，这一联合体的本质特征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其一，在这联合体中，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地发展自己能力的关系，即“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原则。其三，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和人类社会发展(即一切人的发展)相一致的。就是说，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以牺牲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代价，而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借助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或者说，只有具体落实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它才能真正得到最后实现，它才具有现实性、普遍性、彻底性和人性。换言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有效的社会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或离不开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其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只有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且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有效形式时，它才具有价值和意义，才会得到社会的肯定。

　　总之，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实质，从内容上讲，是为了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应有的价值和主体地位，是为了达到自由的生存，是为了求得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和谐一致，是为了论证和描绘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自由人联合体”的无限美好的前景；从理论上看，则是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篇2

　　亚当·沙夫（AdamSchaff）曾担任过波兰统一工人级别党中央委员、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后因宣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被清除出党，一度被迫流亡国外。波兰统一工人级别党失去政权以及随之整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旗帜倒下后，正当一些人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唯恐避之而不及之时，他却坚定地一再向世人宣布：“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不仅不追逐现在的时尚，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而且完全相反，我竭力反对宣称马克思主义破产的观点”。他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评述沙夫所作的论证，说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的当代功能。

　　一、沙夫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甚至理论框架。在他看来，在这一层次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时效；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哲学方法。在他看来，在这一层次上的马克思主义，即作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哲学观、哲学方法，要比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甚至理论框架，具有更大的价值，至今仍是“不可超越的”，沙夫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论证，或者说对自己为什么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回答，重点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哲学方法的现实意义的阐述上。

　　在他看来，欲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有现实意义，首先得了解哲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功能。他那篇专门回答他为什么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便是“没有哲学不行”。

　　他指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虽然只是间接地与人的活动有关，但没有它们人便无法活动。活动的主体是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教育强制性地获得动机的。如果主体是有一定知识的人，那么环境的影响会因主体自觉地接受某种世界观和它所包含的价值体系而削弱。知识水平越高，这个过程发生得就越自觉。他承认，哲学家有时过分地沉溺于空洞的言论，从而有人竟说“哲学的历史是人类愚蠢的历史”。但他接着就指出，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某种哲学，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地接受它，没有人能行得通”。其原因很简单：“为了弄清自己生存在什么样的世界，为达到所期望的目标应该怎样行动，人必须拥有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活动中应该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

　　他进一步指出，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陈词滥调，用不着表白一番。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即使智力发达的人也要受到一些价值观念的约束，因为它们便是如‘以太’哲学所说的所谓人的结构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即使是最原始的人，都是不自觉的哲学家”。于是他得出结论，“我们这个世界哲学家并非太多，而是太少”。

　　从“没有哲学不行”这一理论前提出发，他进一步作出推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行”。在进行这样的推论时，他强调了这样两个基本观点，以作为推论的中间环节：

　　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或者说主要是哲学。他坚决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做法。有些激进派基督教思想家，沙夫曾同他们有过很好的合作，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却把它的哲学内容分离出去。沙夫说，尽管自己一直在与他们进行交往，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同它的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上，多年以来我同他们的观点一直不同”。否定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在基督教思想家那里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笃信基督教教义，当然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对于他们来说，真理来自天启，他们不必像我这样绞尽脑汁去思索真理的来源。像我这样的人必须仔细思考知识的起源，而教徙们则直接用天启来解释。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帮助我们有意识地活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包括哲学内容的、没有割裂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用价值的因素对我们是重要的”。他说，令人不解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轻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他们只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与社会活动的要求有关的部分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这样做，只能说明其害怕甚至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念，正因为如此，他们实际上没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再三强调，与这些人相反，“我只接受作为一种世界观或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

　　其二，在各种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优秀的，它代表了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不仅因为它是哲学，而且因为它是最优秀的哲学。他说，他也算是一个行动时进行哲学思考的人，而且作为这个领域的行家还知道，在这个领域有许多种哲学和相应许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了解它们，很长时间以来熟悉它们，并且必须在它们中间作出选择。他说道：“就我而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选择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它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他还说道：“我知道，有些人的决定与我的决定完全相反，我也知道，我无法说服对手，让他们信服我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决定。我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这种选择能使我比对手更好地理解环境，并按照自己的目标对环境施加影响。”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其他一些哲学流派一一加以比较，说他“尊重所有这些流派对解决一般哲学问题的贡献，并试图把它们当中的一些内容融入自己的世界观”，但并没有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或新实证主义者，或是别的流派的信徒。他说：“我之所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比这些流派更好的世界图景，并且开辟了更广阔的活动可能性和活动范围。”

　　沙夫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它是一种哲学的论证，不但与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相一致，而且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种重要倾向遥相呼应。目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是，从过去多为单学科的研究转向整体的跨学科的研究。这种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而在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核心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其他的部分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类实际上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实际上是哲学—历史方法与用这种方法研究社会现实所得出的结论的关系。这种倾向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它强调，就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由于它已成为人类思想遗产，现在已不是人们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它已客观存在必然对人们产生影响的问题。正是因为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他的名字已和耶稣等联系在一起，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时时处处在影响着人们。

　　沙夫以及现代西方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地位的说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论证，应该说是言之成理的。诚如沙夫所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构成其灵魂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要比结论甚至理论框架具有更大的价值。恩格斯有句名言：在一切哲学家那里，体系都只是暂时的东西。体系是暂时的，可贯串于体系中的真正有价值的方法却可以永久开启人们的心智。结论总会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它们会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趋于不合时宜，需要修正。但正确的方法却不会过时，它反过来还会指导人们去检验和修正趋于过时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普列汉诺夫说过，方法永远先于结论。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看法完全可以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可以说，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充分估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乃是苏东剧变后沙夫以及国外特别是西方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进新探讨的一个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颠扑不破和其味无穷，也可以从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老反对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中得到反证。他们为抵毁马克思主义写下了那么多的著作。通观这些著作不难发现，他们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时是那么“振振有词”、“心安理得”，而一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显旬如此色厉内荏，理屈词穷，苍白无力。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微言大义，他们几乎不能说出一点能打动人的反对意见来。这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动摇。

　　二、关键在于，沙夫所说的至今仍闪烁着真理光辉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哲学方法究竟是指什么。

　　沙夫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和人道主义方法。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哲学方法现实意义的论证，实际上可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观和人道主义方法现实意义的论证。

　　沙夫从60年代初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系统地论述了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中心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国际上著名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苏东剧变以后，他一方面继续坚持自己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则致力于阐述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现实意义。他说，面临苏东剧变后新的形势，他的全部理论活动就是要“讨论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关于自治人道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部分”。

　　他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个人是对社会问题进行任何恰当的分析所不可缺少的出发点的基本原理；

　　其二，个人是社会关系总和和产物的观点；

　　其三，人是其社会现实的创造者的观点。从这种观点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自治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观点，它把拥有多方面利益要求的人放在中心地位），它使任何非人力量的干预成为多余的东西。与它相反，他治的人道主义，尤其是以宗教信仰为依据的人道主义，完全是以来自非人（超人）力量的戒律、戒条为基础。

　　他说，这些论点看似简单，但其含义是深刻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国存在主义者看到这些内容，并公开讲述它们。遗憾的是，某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理解这些观点，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作非人的解释，把这些论点视为禁忌。

　　在他看来，正是这些看似简单的论点，具有非凡的实用功能。渗透于这些论点中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工具，而他本人则定会得益于这种渗透于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不借助于它们，他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就不会取得任何成就。他说：“我要强调，如果没有上述论点作为理论前提，我的社会研究工作和活动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我相信，我比没有这种理论前提的竞争对手处境优越。”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谈到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现实意义，不能不涉及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说，异化理论曾被错误地认为只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它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马克思自始至终坚持异化的观点。由于这种理论作为批判分析的工具可以不加限制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制度，它便引起一些人的恐惧。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实用价值。他还指出，目前世界上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这一点，值得深思。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不仅在存在主义者和社会学、社会分析学派代表人物那里得到认同，而且被善意地收进天主教的正式文献。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第一个通喻《人的救赎者》中，在分析社会时很大程度上以异化理论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被广泛接受，正是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道，连教皇也把这一理论作为分析、批判现代社会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理由拒斥这一理论？

　　如果说上述沙夫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乃

　　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论述，充其量重复了他在60、70年代的一些观点，只是他基于苏东剧变后新的形势，更强调了其现实意义而已，那么，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凸现出来，则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反思。在他看来，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现实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现实生命力则又充分展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点对当代人实践的导向作用上。

　　沙夫近年站在现象学方法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进行现代解析，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新内涵。他认为，马克思是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类整体的未来发展这三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方面来揭示人的本质的。他把马克思所揭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表述为：人具有类的本质特性，人类的现实性和特殊性本质要求每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本质对象化，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要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谐一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把作为主体的人彻底摆脱了外部世界和自身的束缚，它始终处于自由状态之中。这样，个人才能真正实现本质力量对象化。个人实现本身力量的对象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还进而论述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的三层含义：人的“类”特征在个人中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特性在个体中的全面发展；个人特性在个体中的全面发展。其中他尤其注重第三方面，即个人特性在个体中的全面发展，如：个人自身中的自然潜力的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需要的相对丰富性、全面性和多层次性；相对丰富、全面而深刻的精神感觉；道德观念和自我意识的相对全面性。

　　沙夫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这种新的研究，得出结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钥匙。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既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观察分析人与社会的方法。他强调，这种观念和方法在当今世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用它来评判现代资本主义；二是可以用它来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三是可以用它来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来赢得人民的支持。他呼吁，世界上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左派都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高扬人的全面发展的旗帜。

　　沙夫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确实值得商榷。但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索和基于对苏东剧变后新的形势的观察，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分析当代社会的一种主要观念和方法向人们推荐，应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现在确实是到了重新估价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时候了。一是重新估价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诚如沙夫所言，在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是贯彻始终的主题，而统摄这两个主题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应该把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解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上。二是重新估价这一理论的当代意义。越来越清楚的事实表明：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掌握群众的真正力量所在，也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别，规划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制高点。在这两个重新估价中，对前者，即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定位，尚可进一步探讨，但对后者，即这一理论的当代意义，则是不容置疑的。

　　三、下面我们就顺着沙夫的思路，集中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的当代意义。按照沙夫的说法，唯有这一理论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最能说明为什么我们至今仍需要马克思主义。先来看看这一理论在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象征，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沙夫认为，只要当今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内在矛盾，只要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们仍然非常痛苦，那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观念和方法可能引起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相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功能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

　　早在苏东剧变即冷战结束之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像沙夫这样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的现实性的研究。

　　他们提出，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其一是像《资本论》所做的那样，主要批判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主要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认定，这种批判方法已不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自动化生产，在自动化生产条件下，随着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人数的减少，“蓝领工人”在其中的作用的大大降低，越来越可以把价值创造源泉归结到自动化设备本身。既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坚持机器只能转移旧价值，活劳动方能创造新价值，那么它便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价值创造问题。而随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过时”，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告吹”了。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拘泥于用“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必然会看不到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之所在，甚至因为根源于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阶级矛盾的消失，而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太平盛世”。

　　其二是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以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造成人的崎形发展，如何摧残人性。他们认为，正当前一种批判方法因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失去战斗力时，后一种批判方式越发显示出其“后劲”。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矛盾消失了的世界”，而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分析，所看到的一是派栋折榱崩、世风日下的景象。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批判者，显然，这种批判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批判。

　　苏东剧变即冷战结束后，随着一大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从东方到西方，在全世界范围内奏起了歌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赞歌。正是在这关键时刻，沙夫以及其他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挺身而出，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康物阜”只是表面现象，而掩盖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他们继续运用那种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批判方法，揭露冷战结束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

　　在这种新的形势背景下，他们更加推崇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方法。他们确认自50、6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法，而只有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批判方法才具有生命力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种抓住了人的根本的理论。通过对它的深入理解，可以发现这种理论的生长点就在于人的存在状态。它不仅关心人的物质生活状态，而且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状态；不仅关心人的现实状态，而且关心人的潜在状态、发展状态。在这种理论看来，人的存在状态全面合理化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意味着社会的真正进步。他们认为，一方面由于加深了对这一理论所蕴含的深刻意义的认识，另一方面鉴于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被经济至上、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蒙骗，就更加坚定了用人是否全面发展作为评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

　　沙夫富有感情地指出：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无论资产阶级怎样炫耀自己的价值观念，它们所拥有的精神遗产无论如何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目标和追求方向。没有两极分化，生活有保障，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充裕的同时，精神生活也非常充实，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见义勇为，先人后已等社会状况，与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两极分化，尽管物质生活充裕，但精神上极端空虚，用精神上的堕落换取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人不但成了“劳动机器”，而且又是“消费机器”，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社会状况相比，无论如何要崇高得多，永恒得多。他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在各方面的充分或最大限度的发展，是指由片面到全面，由畸形到完善，由贫乏到丰富，由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而且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资本主义进入当代资本主义阶段，人离开全面发展的要求越来越远。如今，不仅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片面地畸形发展，而且资本家自身精神也扭曲、颓废。

　　当然，苏东剧变后，国外特别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评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苏东剧变前比，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比较一下，起码有以下四点不同：

　　其一，如果说在苏东剧变前主要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像沙夫这样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评判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准，那么在苏东剧变后，包括原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左派人士，都热衷于这样做；

　　其二，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派人士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对作为这种批判的理论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了新的阐述，大大丰富充实了其内涵，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也包容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之中，这样，他们相应地也就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批判与对这一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批判结合在一起；

　　其三，苏东剧变后的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左派人士不但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出发点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提出要用这一理论作为社会目标，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如法共理论家吕西安·塞夫指出：要通过向人民群众提出反对金钱至上和金钱社会的资本主义，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等社会目标来重新争取人民群众。法共的另一理论家拉扎尔也指出，如果仅仅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确实大不如以前，但如果从整个社会尤其是精神方面看，马克思主义要做的事情很多，资本主义主义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法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统治状况，吸引人民群众，借此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

　　其四，苏东剧变后的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左派人士一方面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评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通过剖析这一理论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来说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近年在西方召开的一系列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其鲜明的主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以此来表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活着”。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沙夫等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苏东剧变后，更加注重用这一理论来评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把此作为社会目标来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无可厚非。

　　四、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性不言而喻，那么，这一理论在像中国这样的正在致力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具有现实性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意义，是否也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导向作用？

　　对此，沙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就某些方面讲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它。国外特别是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德国的费切尔就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的能力能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人的积极性能充分地调动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欧代表团在“访欧纪要”中谈到，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这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理论，他们以各种方式委婉地告诫说，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这一方面理论的指导作用。

　　但是，在我们中国有些人不这样看。他们不但否定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否认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远。当前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物质生活水平高度提高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中国提倡人的全面发展现在还远不是时候，一定要等到将来经济真正赶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才可谈及人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将来要做的事放到当前做。在中国当前就提倡人的全面发展，会严重干扰人们聚精会神地抓经济建设，而且也不可能达到人的全面发展之目的。这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臆想”，至于因单纯重视经济建设，引导人只注重改善物质生活，从而出现的人的精神沦丧、畸形发展等现象，那不必大惊小怪，这是完全正常的，是经济发展必定要付出的代价。不这样中国是富强不起来的。蝴蝶是由毛毛虫嬗变的，中国要成为“蝴蝶”必定要经过“毛毛虫”这一阶段。只要中国真正在经济上强大起来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真如沙夫等人所指出的，这是一种标准的唯生产力论、经济主义。这种理论的发明权其实是属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的。但遗憾的是，在我们中国，一些人竟把这种理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宣传和推广。他们把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混为一谈，并且似乎在当前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主要是坚持这种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国的意义也主要体现于这一理论的功用上。

　　由此出发，他们即便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现实性，也反对运用它来指导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这里涉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行不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引向何方。

　　关键要明确中国进行的是在代表极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它不是完全要重走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根本不同之点在于，它固然也致力于发展经济，但绝不把发展经济视为目的，而是当作使人得以更好地发展即全面发展的手段和条件。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生产是人的目的，人的发展要服从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情况正好相反，人的经济生产的目的，经济的发展要服从于人的发展。也就是说，不是一切工作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而是一切工作包括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中心。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的问题。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人们在个性、需要和才能发展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是经济发展远不能加以解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竞赛，不应被看作是一场经济水准和物质财富的比较与竞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主要体现在更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上的，而是体现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种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指导。

　　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忘记了这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丢在一旁，实施“单纯经济增长”战略，那后果是可怕的。尽管人们现在对这种严重后果尚未完全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感觉到其负面效应的。现在人们普遍有这样一种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发展经济，好像两者在做同一件事。只是前者比后做得更早、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可以很有理由地说，瞧，我们发展得多好，你们不行，你们走社会主义的路走错了，回过头来还得照我们的一套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当然会有人去附和这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要解决这个问题，把经济搞上去当然是一个前提。但如果仅限于此，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明我们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事情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真的把经济搞上去了，一些人也会说，这是由于实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套的结果，所以还是把经济搞上去的功劳记在资本主义的头上，还是体会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所在。

　　不错——蝴蝶是由毛毛虫嬗变的。但一切美丽的东西必先在某一阶段是毛毛虫吗？中国的富强必定要以人的“精神沦丧”、“畸形发展”为代价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否一定得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面吗？中国必须要富强，中国必须要把经济搞上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一定要等到国家富强了，经济发展了，再去解决各种精神方面的问题，再去考虑人的全面发展？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既发展经济，增长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能够做到使经济与其他领域协调地共同发展。再说，经济的发展本来就不是与其他领域的发展对立的，人的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本来就不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冲突的，我们完全可能做到“鱼与熊掌兼得”，在哲学上讲，这里有一个历史主体的主动性的问题。当历史的主体已经有了自觉的意识——必须走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以充分地实现自身、发展自身，那为什么不主动地驾驭历史发展的主动权，而还去受盲目必然性支配呢？

　　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演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进步。但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如果真正欲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那起码得做到以下两点：

　　其一，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要忘记经济建设仅仅是手段，它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是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服务的。应使经济的发展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

　　其二，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要忘记尽管经济发展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主要的手段，但为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还应有其他手段，因此必须让经济发展这一主要手段与其他手段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经过上述分析应不难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像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这一理论对正在努力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于正企图改变“物质丰富，精神沦丧”现状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因沙夫他们重点是论述这一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性，从而对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性只是提及而没有完全展开，所以笔者不胜其烦地在此多议论了几句。

　　以上是沙夫从其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论述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具有现实意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的全部内容。我们不否认他的论述中有不能自圆其说，甚至错误之处，但是他的论述会给人们诸多的启发，这是无可争辩的。特别是他使人们真正看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功能。正因为在沙夫看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性，当今世界仍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从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前途充满了信心。让我们转述他在他的文章中所举的一件“怪事”来结束全文。他说，如今的世界“有许多怪事”，“怪事”之一就是：原苏联和东欧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现执政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坚定的反对派，他们把许多年轻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经济学者送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让他们去学习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其他方面的理论，希望他们回国后用它们来指导本国的实践。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中不少人回国时却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沙夫企图用这一“怪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巨大影响和不可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