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毕业论文是每个大学生都必须通过的，毕业论文是一种有准备、有计划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写毕业论文需要注意哪些格式呢？为了让您对于汪曾祺的散文的写作了解的更为全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了8篇汪曾祺经典散文，希望可以给予您一定的参考与启发。

汪曾祺散文 篇一

近日读到汪曾祺先生的一篇写景散文《昆明的雨》，大概是感兴趣于他所描写的也是我正身处其中的城市吧，所以就多读了几遍。

文章以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的画开篇，视角新颖，不落俗套，以素朴的寥寥数笔便清晰地勾画出了昆明雨季的形象：明亮、丰满、浓绿，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使人气闷。接着作者写昆明雨季中的菌子、杨梅、缅桂花，其中写到“最多，也最便宜的牛肝菌”，提到“格调比牛肝菌高”的青头菌，介绍到“菌中之王”鸡枞“中吃不中看”的干巴菌和“中看不中吃”鸡油菌。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一点都不酸！昆明的缅桂是大树！作者不直接写雨，看似与雨无关，实是与此作衬托，将昆明的雨季立体、现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我也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作为一个外乡人在发现昆明雨季特点时满心的惊奇、欣喜与自豪。篇末作者引用典故，直抒胸臆，深化了意境。“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一整篇看下来，自己只感到赏心悦目，但也有些感慨。即使一些老昆明人的生活习俗，如“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被逐渐淘汰，但例如莲花池、“香得像兰花”的缅桂花等自然景观还是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如果你愿意让你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你有一颗善于发现美的心，你会发现身边的现实世界很美，而不是经过别人的提醒，哪怕是名家的提醒，自己就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不要让自己忙碌的脚步，遮住了双眼，更不要荒芜了自己的内心！

汪曾祺散文 篇二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最打动人的是他的语言文风。他的文字质朴简练，却不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反而让人感到一种亲切、一种情调，含蓄隽永，极简却有洒脱诗意。他写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可爱；他写景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对每一寸山河的热爱；他写美食的时候，你仿佛也能感觉到那舌尖上的快乐。

他所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生活——旧时代的高邮小城、西南边城昆明、文化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等，他所描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物——山丹丹、枸杞、槐花、栗子、马铃薯等。可就是这些普通的事物，在他的笔下，也都变得活波、可爱、生动起来。

《我的家乡》中有一段描写：“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扳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都伸出一枝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似平铺直叙的白描，却构成了一幅极富动感的风景、风情和风俗画面，栩栩如生。

正如汪曾祺所说：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质朴的语言，如话家常，读来让人十分放松。在这喧嚣的城市里，沉浸在他所描绘的悠然闲适的场景中，就像阳光明媚的午后，品一茗新茶，听一位老朋友缓缓叙旧般，让人放松。忙碌高压的生活中，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安慰，一种来自文化层次的休息。偶尔停下来，欣赏这个世界的细微之美。

汪曾祺经典散文 篇三

闻一多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一多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一多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一多先生的内心世界。

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闻一多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一多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闻一多先生总不下楼。

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一多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一多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一多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一多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一多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一多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一多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一多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一多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一多先生讲唐诗的妙悟，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一多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一多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汪曾祺经典散文 篇四

瓶花收拾起台布上细碎的影子。瓷瓶没有反光，温润而寂静，如一个人的品德。瓷瓶此刻比它抱着的水要略微凉些。窗帘因为暮色浑染，沉沉静垂。我可以开灯。开开灯，灯光下的花另是一个颜色。开灯后，灯光下的香气会不会变样子？可做的事好像都已做过了，我望望两只手，我该如何处置这个？我把它藏在头发里么？我的头发里保存有各种气味，自然它必也吸取了一点花香。我的头发，黑的和白的。每一游尘都带一点香。我洗我的头发，我洗头发时也看见这瓶花。

天黑了，我的头发是黑的。黑的头发倾泻在枕头上。我的手在我的胸上，我的呼吸振动我的手。我念了念我的名字，好像呼唤一个亲呢朋友。

小学校里的欢声和校园里的花都融解在静沉沉的夜气里。那种声音实在可见可触，可以供诸瓶几，一簇，又一簇。我听见钟声，像一个比喻。我没有数，但我知道它的疾徐，轻重，我听出今天是西南风。这一下打在那块铸刻着校名年月的地方。校工老詹的汗把钟绳弄得容易发潮了，他换了一下手。挂钟的铁索把两棵大冬青树干拉近了点，因此我们更不明白地上的一片叶子是哪一棵上落下来的；它们的根须已经彼此要呵痒玩了吧。又一下，老詹的酒瓶没有塞好，他想他的猫已经看见他的五香牛肉了。可是又用力一下。秋千索子有点动，他知道那不是风。他笑了，两个矮矮的影子分开了。这一下敲过一定完了，钟绳如一条蛇在空中摆动，老詹偷偷地到校园里去，看看校长寝室的。灯，掐了一枝花，又小心又敏捷：今天有人因为爱这枝花而被罚清除花上的蚜虫。“韵律和生命合成一体，如钟声”。我活在钟声里。钟声同时在我生命里。天黑了。今年我二十五岁。一种荒唐继续荒唐的年龄。

十九岁的生日热热闹闹地过了，可爱得像一种不成熟的文体，到处是希望。酒闹人散，庭堂里只剩余一枝红烛，在银烛台上。我应当挟一挟烛花，或是吹熄它，但我什么也不做。一地明月。满官明月梨花白，还早得很，什么早得很，十二点多了！我简直像个女孩子。我的白围巾就像个女孩子的。该睡了，明天一早还得动身。我的行李已经打好了，今天我大概睡那条大红绫子被。

一早我就上了船。

弟弟们该起来上学去了。我其实可以晚点来；跟他们一齐吃早点，即使送他们到学校也不误事。我可以听见打预备钟再走。

靠着舱窗，看得见码头。堤岸上白白的，特别干净，风吹起鞭炮纸。卖饼的铺子门板上错了，从春联上看得出来。谁，大清早骑驴子过去的？脸好熟。有人来了，这个人会多给挑夫一点钱，我想。这个提琴上流过多少音乐了，今天晚上它的主人会不会试一两支短曲子。伙，这个箱子出过国！旅馆老板应当在报纸上印一点诗，旅行人是应当读点诗的。这个，来时跟我一齐来的，他口袋里有一包胡桃糖，还认得我么？我记得我也有一大包胡桃糖，在箱子里，昨天大姑妈送的。我送一块糖到嘴里时，听见有人说话：

“好了，你回去吧，天冷，你还有第一堂课。”

“不要紧，赶得及；孩子们会等我。”

“老詹第一课还是常晚打五分钟么？”

“什么？——是的。”

岸上的一个似乎还想说什么，嘴动了动，风大，想还是留到写信时说。停了停，招招手说：

“好，我走了。”

“再见。啊呀！——”

“怎么？”

“没什么。我的手套落到你那儿了。不要紧。大概在小茶几上，插梅花时忘了戴。我有这个！”

“找到了给你寄来。”

“当然寄来，不许昧了！”

“好小器！”

岸上的笑笑，又扬扬手，当真走了。风技下她的一绺头发来了，她已经不好意思歪歪地戴一顶绒线帽子了。谁教她就当了老师！她在这个地方待不久的，多半到暑假就该含一汪眼泪向学生告别了，结果必是老校长安慰一堆小孩子，连这个小孩子。我可以写信问弟弟：“你们学校里有个女老师，脸白白的，有个酒涡，喜欢穿蓝衣服，手套是黑的，边口有灰色横纹，她是谁，叫什么名字？声音那么好听，是不是教你们唱歌？——”我能问么？不能，父亲必会知道，他会亲自到学校里看看去。年纪大的人真没有办法！

我要是送弟弟去，就会跟她们一路来。不好，老詹还认得我。跟她们一路来呢，就可以发现船上这位的手套忘了，哪有女孩子这时候不戴手套的。我会提醒她一句。就为那个颜色，那个花式，自己挑的，自己设计的，她也该戴。——“不要紧，我有这个！”什么是“这个”，手笼？大概是她到伸出手来摇摇时才发现手里有一个什么样的手笼，白的？我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在船上。梅花，梅花开了？是朱砂还是绿尊？校园里旧有两棵的。波——汽笛叫了。一个小轮船安了这么个大汽笛，岂有此理！我躺下吃我的糖。

“老师早。”

“小朋友早。”

我们像一个个音符走进谱子里去。我多喜欢我那个棕色的书包。蜡笔上沾了些花生米皮子。小石子，半透明的，从河边捡来的。忽然摸到一块糖，早以为已经在我的嘴里甜过了呢。水泥台阶，干净得要我们想洗手去。“猫来了，猫来了。”“我的马儿好，不喝水，不吃草。”下课钟一敲，大家噪得那么野，像一簇花突然一齐开放了。第一次栖来这个园里的树上的鸟吓得不假思索地便鼓翅飞了，看看别人都不动，才又飞回来，歪着脑袋向下面端详。我六岁上幼稚园。玩具橱里有个Joker至今还在那儿傻傻地笑。我在一张照片里骑木马，照片在粉墙上发黄。

百货店里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我们幼稚园的老师。她把头发梳成圣玛丽的样子。她一定看见我了，看见我的校服，看见我的受过军训的特有姿势。她装作专心在一堆纱手巾上。她的脸有点红，不单是因为低头。我想过去招呼，我怎么招呼呢2到她家里拜访一次？学校寒假后要开展览会吧，我可以帮她们剪纸花，扎蝴蝶。不好，我不会去的。暑假我就要考大学了。

我走出舱门。

我想到船头看看。我要去的向我奔来了。我抱着胳臂，不然我就要张开了。我的眼睛跟船长看得一般远。但我改了主意。我走到船尾去。船头迎风，适于夏天，现在冬天还没有从我语言的惰性中失去。我看我是从哪里来的。

水面简直没有什么船。一只鸬鹚用青色的脚试量水里的太阳。岸上柳树枯干子里似乎已经预备了充分的绿。左手珠湖笼着轻雾。一条狗追着小轮船跑。船到九道湾了，那座庙的朱门深闭在透迄的黄培间，黄墙上面是蓝天下的苍翠的柏树。冷冷的是宝塔檐角的铃声在风里摇。

汪曾祺散文 篇五

也许很多人不知汪曾祺，也许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现代难见散文大家。这是一种误读，更是一种谬论。

《汪曾祺散文》是我01年时偶在市集中买到的，记得还是盗版书。当时对汪先生所知甚少（应式教育的后果），只知汪先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著名作家。

闲暇之余，开始是以一种慵懒的心情看《汪曾祺散文》的。哪知，一读之下竟不能放下。

读《汪曾祺散文》，如同是听一位经历抗战、解放战争的历史老人在向我们娓娓动听地述说生活小事，而在倾听之中，这种生活小事似乎更是一种无形中的人文和历史教育。

在《汪曾祺散文》中，我们看到曾经的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风采，我们读到当时人们对于政治、文化的评判，我们如同读一位历史老人的故事。

在《汪曾祺散文》中，我们读到中国文人不屈的傲骨，看到中国学者在艰苦的环境中对思想与学术的孜孜追求……。

汪老以一种充满人文色彩的笔调，向我们讲述着曾经的往事，向我们传来种种可供学习的精神与思想。

读《汪曾祺散文》，如同在读历史，更如同在向众多先贤和在世的思想老人学习为人处世！

读汪老的书，相信大家都能明白，其实中国不缺乏文化大家和散文大家，我们只是缺乏学习和认知的机会。读此书再说中国无散文大家，也许会是一种笑话！

汪曾祺之书，不读后悔，读不遗憾！

汪曾祺经典散文 篇六

祁白水是日照文化学者，他在《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的名家侧影设有专栏。而我又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想从现代名家学起的人。白水老师从侧面介绍名家，我就从正面学习名家。一侧一正，就全面了。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岂不两全其美。慢慢地，我就形成了无法改变的习惯。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我先后跟着白水老师学习了流沙河、何立伟、阿城、王兆军、刘玉堂、赵德发、鲁迅、汪曾祺、周作人、孙犁等现代当代名家的诸多作品。而让我最感兴趣投入全部精力最深入学习的有鲁迅的杂文、赵德发的小说，还有汪曾祺的散文。

汪曾祺老先生在小说、散文、绘画、戏剧、美食、书法等方面皆有较高造诣。他的作品大多数是谈饮食，谈草木，谈文化，谈民俗，谈花鸟虫鱼、叙师生情，写凡人琐事，雅俗共赏，有着“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

汪老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深神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说过：我希望把散文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老的散文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说话，虽百事杂陈，但饶有兴味。

汪老在《蒲桥集》自序上说：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常常道：我是歪才，善能胡诌。

他善于以个人的细小琐屑生活为背景，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他善于以平实委婉而富有弹性的语言，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抨击了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名士风散文的魅力。汪老的文学主张让真善美来自生活，恬淡和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局面，功不可没。

他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写出来的文章却发人深思。他的作品无论是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再到花草虫鱼，瓜果食物，无所不涉，都能信手拈来。文如其人，源于汪老心境的淡泊和他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情释然。

喜欢汪曾祺就要多读他的作品，先去了解他的家世。汪老的祖父是清朝末期的拔贡，拔贡就是可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祖父文章写得很好，喜欢收藏古董字画。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祖父就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开了两家药店，信儒学佛。汪曾祺的父亲是温尔文雅、恬然随和的人，很少见他发脾气，从来不对子女疾言厉色的。他是画家，画写意花卉，会刻图章，初宗浙派，更喜欢藏石。父亲是心灵手巧的人，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所不通。

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学生。他的创作风格是受沈从文影响的。他俩都是小说见长，善于写人状物，善于把自己的情感深藏在人和事之中，具有天然的随机性。小说创作“要贴着人物走”，小说里人物才是主要的、主导的，不能离开人物去抒情、发议论。所写之景，既是作者之景，也是人物之景，也就是“气氛就是人物”。还有两个人对话越平常，越简单越好。

汪老曾说：我是极为平常的人，我没有深奥独特的思想。我写的小说都是平常事、普通人、小人物，因为我对这些人和事比较熟悉。什么是现实主义？就是真实地写出自己所看到的生活，不要搞得太复杂。想象和虚构的来源还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积累，二是对生活的思考。写作题材是可遇不可求的，具有偶然性。

他的散文代表作有《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矮纸集》《旅食小品》《汪曾祺小品》等。其中《逝水》一文，就是看着平淡似水，却能暖暖地流入读者内心深处。汪曾祺曾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是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不会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从小小的“熟悉”到大大的“熟习”。这都源于他深厚的国学底子，出色的古文修养，还有对民间文化的天然亲和。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传神妙笔，直接垫高了他的创作高度。

《汪曾祺小品》由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用韵文想》《吃食与文学》《小说的散文化》《七十书怀》等。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并不是自娱一己的性情，而是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对社会人生有益，决不要把个人和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

汪老的小说创作充满了中国味儿。他对传统文化有着痴迷的热爱，在创作上追求现实主义，让他的作品融入民族传统中。他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美的品质，他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在展示美与健康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喟叹，对那些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也有针砭，但同情与悲悯多于批判。汪老常说：我的小说多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在咸菜缸里腌一腌就出来了。小说代表名篇有《受戒》《异秉》《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

《汪曾祺：文与画》是一本艺术小品合集，内有大量优美飘逸的字画。他的书法和图画，疏朗清淡、赏心悦目，图文互为补充，彼此添色，相映成趣，更增品位。汪曾琪作画萝卜白菜，俱收笔端，自娱自乐，陶醉于“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的花鸟画作，如岭上白云飘逸，高洁、空灵。汪老也有遗憾，遗憾的是自已没成为画家。

他的文学评论集《晚翠杂谈》，1988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小说家谈小说”丛书。内有部分作品自序、小说笔谈、小说创作随谈、小说技巧常谈，还有关于小说语言、浅谈杂书、我和民间文学等篇。

他是京剧剧本《沙家浜》《范进中举》的主要编者之一。他的文集有《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等。

汪老不仅是在散文、小说方面颇有建树，对饮食文化也颇有研究，在参与实践过程中不断创新。他说：大菜名菜，写的人不吃，吃的人不写。我是寒士，就写平民百姓喜欢吃的，写乡土味很浓的风味小吃。小到各地的咸菜、豆腐、实菌、面食，无所不通。他喜爱喝酒，酒后就会文如泉涌，抽起烟来更见其神韵风度，俗话说“烟出文章，酒出诗人”，这也与他的豪爽、洒脱的性格有关吧！

“人走魂在”，汪老已经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汪老人格魅力为什么超过他在世的时候，感召着后人？他的作品为什么能打动着我，为什么能让我静下心来读懂它，这与他作品的内涵是分不开的。经过二十多天的学习，我认为是汪老的文学作品不脱离当今社会，有着时代性与亲民性。汪老的人格操守影响着我们。他的作品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充满了鲜活强劲的生命力。为推动了文学真正回归人学、回归生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功莫大焉、

江苏省高邮市成立了汪曾祺文学研究会，为保护汪曾祺这一文化品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上海的施行老先生成立了“汪曾祺之友”微信文学沙龙，为全国各地的“汪迷”在一起研究讨论汪曾祺的人品、作品，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当我把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浪博客后，意外的是“汪曾祺之友”的文友看到并给我留下评论。在茫茫的博海中，我们能够相遇，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让我深深地惊喜着、感动着！

更为惊喜的是，汪曾祺夫人施松卿的侄子———85岁高龄的施行老先生知道我是“汪迷”后，我们加了微信好友。我把《走近汪曾祺》和《随遇而安》两篇文章发到他的邮箱里，施老看后给我提了二合一建议，鼓励我修改好后再发给他。这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激动和自豪呀！

喜爱读书，让我有了最好的遇见。不期而遇的相逢最真最美。让我们静下心来读书吧！读书就是和高尚的人说话。我的读书才刚刚开始，我读汪曾祺只是冰山一角，所了解汪老的人品、作品也微不足道。今后的日子里，我还会在施老指引下，和广大“汪迷”在一起，学习研究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不为别的，只为内心里的喜欢。可以这样说，我是发自内心真心地喜欢敬重汪老。

汪曾祺散文 篇七

本周，我读的书是《汪曾祺经典作品》。这本书分为小说和散文两大类。小说有《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寂寞和温暖》、《大淖记事》、《七里茶坊》、《职业》、《陈小手》、《安乐居》、《陆判》等。散文有《花园》、《冬天》、《夏天》、《我的家乡》、《北京的秋花》、《草木春秋》、《淡淡秋光》、《翠湖心影》、《泡茶馆》、《昆明的雨》、《观音寺》、《天山行色》、《湘行二记》、《皖南一到》、《泰山片石》……全书共283页。

这个小说集的第一篇就是《异秉》。由于我忘看书，全书我也就只看这一篇。

《异秉》的主人翁叫王二，很可能是王二小的爷爷。这个“王二小的爷爷”原先是摆一个熏烧摊子的。这个熏烧摊子什么都卖：卤豆腐干，牛肉，蒲包肉，猪头肉，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后来还添时令的“羊糕”，“五香兔肉”……

可是，经济不景气，周围的摊子都渐渐败落下来，不过，王二的摊子却办的越来越红。接着，王二把他的摊子搬到一家店铺那里。金银财宝哗哗哗的往王二家里流。

王二富裕。他便去听书，但我猜他啥也听不懂。王二还爱赌博，书上说，王二输的时候不多，这表示王二肯定是个大老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太会算计……

文章的最后一段写出王二的“异秉”，先解小手，后解大手……真的是因为“异秉”使他发达的吗？恐怕是因为他的勤劳和精明使他的生意红火起来的吧。而且，价钱公道，有诚信也是他留住“老主顾”的主要原因吧。

这堆鸡毛蒜皮的小事，作者也给说出来，可见作者特别啰嗦。可也正是他的写作手法与众不同之处。

汪曾祺经典散文 篇八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坟主的后代大都已经式微或他徙了，联大征用了这片地并未引起麻烦。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连下雨，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为东西两区。

路以西，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爱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昆明气候温和，冬天从窗洞吹进一点风，也不要紧。宿舍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和墙垂直，各排了十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我没有留心过这样的宿舍共有多少间。我曾在二十五号宿舍住过两年。二十五号不是最后一号。如果以三十间计，则新校舍可住一千二百人。联大学生三千人，工学院住在拓东路迤西会馆；女生住“南院”，新校舍住的是文、理、法三院的男生。估计起来，可以住得下。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让双层床靠墙直放，向右看齐，不少人给它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字，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结邻而居的，多是谈得来的同学。也有的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学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号宿舍住的时候，睡靠门的上铺，和下铺的一位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他是历史系的，姓刘，河南人。他是个农家子弟，到昆明来考大学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担行李走来的。——到昆明来考联大的，多数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乘滇越铁路火车来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来的。物理系有个姓应的学生，是自己买了一头毛驴，从西康骑到昆明来的。我和历史系同学怎么会没有见过面呢？他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我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床睡觉。一般说，学生搬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从来也没有办事职员来查看过。有人占了一个床位，却终年不来住。也有根本不是联大的，却在宿舍里住了几年。有一个青年小说家曹卣，——他很年轻时就在《文学》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过小说，他是同济大学的，却住在二十五号宿舍。也不到同济上课，整天在二十五号写小说。

桌椅是没有的。很多人去买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个肥皂箱就够用了。上面一个，面上糊一层报纸，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书橱、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来学士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

宿舍区南边，校门围墙西侧以里，是一个小操场。操场上有一副单杠和一副双杠。体育主任马约翰带着大一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马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衬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条猎裤，从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鬈发。他上体育课不说中文，他的英语带北欧口音。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我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

操场上有一个篮球场，很简陋。遇有比赛，都要临时画线，现结篮网，但是很多当时的篮球名将如唐宝华、牟作云……都在这里展过身手。

大路以东，有一条较小的路。这条路经过一个池塘，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成为一个岛。岛上开了很多野蔷薇，花盛时，香扑鼻。这个小岛是当初规划新校舍时特意留下的。于是成了一个景点。

往北，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惟一的瓦顶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一堆学生在外面等着。一开门，就争先进去，抢座位（座位不很多），抢指定参考书（参考书不够用）。晚上十点半钟。图书馆的电灯还亮着，还有很多学生在里面看书。这都是很用功的学生。大图书馆我只进去过几次。这样正襟危坐，集体苦读，我实在受不了。

图书馆门前有一片空地。联大没有大会堂，有什么全校性的集会便在这里举行。在图书馆关着的大门上用摁钉摁两面党国旗，也算是会场。我入学不久，张清常先生在这里教唱过联大校歌（校歌是张先生谱的曲），学唱校歌的同学都很激动。每月一号，举行一次“国民月会”，全称应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可是从来没有人用全称，实在太麻烦了。国民月会有时请名人来演讲，一般都是梅贻琦校长讲讲话。梅先生很严肃，面无笑容，但说话很幽默。有一阵昆明闹霍乱，梅先生劝大家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说：“有一位同学说，‘我吃了那么多次，也没有得过一次霍乱。’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开国民月会时，没有人老实站着，都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发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太阳竟是十三只角（按规定应是十二只）！

“一二·一惨案”（枪杀三位同学、一位老师）发生后，大图书馆曾布置成死难烈士的灵堂，四壁都是挽联，灵前摆满了花圈，大香大烛，气氛十分肃穆悲壮。那两天昆明各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于途。

大图书馆后面是大食堂。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因此饭有木头的气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八个人一桌，四个菜，装在酱色的粗陶碗里。菜多盐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还有一种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凉粉似的东西。

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丁丁当当地响。教室里放着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制的。右手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随便搬动，从这间教室搬到那间。吴宓先生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有女生没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颇有骑士风度的男同学于是追随吴先生之后，也去搬。到女同学都落座，吴先生才开始上课。

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有的教授授课是很严格的。教西洋通史（这是文学院必修课）的是皮名举。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我有一次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皮先生在我的地图上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学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这样两学期平均，才能及格，这怎么办？到考试时我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坐在右边的同学姓钮，左边的那个忘了。我就抄左边的同学一道答题，又抄右边的同学一道。公布分数时，我得了八十五分，及格还有富余！

朱自清先生教课也很认真。他教我们宋诗。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要交读书笔记，还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这样讲唐诗，别的大学里大概没有。闻一多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

唐兰先生教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

西南联大的课程可以随意旁听。我听过冯文潜先生的美学。他有一次讲一首词：

汴水流，

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冯先生说他教他的孙女念这首词，他的孙女把“吴山点点愁”念成“吴山点点头”，他举的这个例子我一直记得。

吴宓先生讲“中西诗之比较”，我很有兴趣地去听。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系图书馆是开架的，要看什么书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这些麻烦手续。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夜里，系图书馆很安静，只有哲学心理系有几只狗怪声嗥叫——一个教生理学的教授做实验，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经结扎起来，狗于是怪叫。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墙外一派鼓乐声，虽然悠远，但很清晰。半夜里怎么会有鼓乐声？只能这样解释：这是鬼奏乐。我确实听到的，不是错觉。我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因此我和历史系那位姓刘的河南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事隔近五十年，我对这一警句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有一个“冬青社”（联大学生社团甚多），颇有影响。冬青社办了两块壁报，一块是《冬青诗刊》，一块就叫《冬青》，是刊载杂文和漫画的。冯友兰先生、查良钊先生、马约翰先生，都曾经被画进漫画。冯先生、查先生、马先生看了，也并不生气。

除了壁报，还有各色各样的启事。有的是出让衣物的。大都是八成新的西服、皮鞋。出让的衣物就放在大门旁边的校警室里，可以看货付钱。也有寻找失物的启事，大都写着：“鄙人不慎，遗失了什么东西，如有捡到者，请开示姓名住处，失主即当往取，并备薄酬。”所谓“薄酬”，通常是五香花生米一包。有一次有一位同学贴出启事：“寻找眼睛。”另一位同学在他的启事标题下用红笔画了一个大问号。他寻找的不是“眼睛”，是“眼镜”。

新校舍大门外是一条碎石块铺的公路。公路两边种着高高的柚加利树（即桉树，云南到处皆有）。

公路北侧，挨新校的围墙，每天早晨有一溜卖早点的摊子。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煎鸡蛋饼。一个瓷盆里放着鸡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摊在平铛上，煎熟，加一把葱花。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鸡蛋饼煎得两面焦黄，猪油吱吱作响，喷香。一个鸡蛋饼直径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馋。

晚上，常有一个贵州人来卖馄饨面。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拨在汤里下面。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贵州老乡毫不迟疑地说：“桃花面！”

公路对面常有一个卖水果的。卖桃子，“面核桃”和“离核桃”，卖泡梨——棠梨泡在盐水里，梨肉转为极嫩、极脆。

晚上有时有云南兵骑马由东面驰向西面，马蹄铁敲在碎石块的尖棱上，迸出一朵朵火花。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这8篇汪曾祺经典散文是来自于小编的汪曾祺的散文的相关范文，希望能有给予您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