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对朱子学的推崇与研究

　　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①，对儒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此背景下，却有不少学者推崇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朱子学，并且以一种与传统学术不同的现代研究方式持续而深入地进行朱子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扎实而重要的学术成就。民国学人对于朱子学的推崇，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从学术层面看，以为朱子学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第二，从社会价值看，以为朱子学为救世之良药;第三，从现代性看，以为朱子学内涵现代科学精神。事实上，正是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民国学人对于朱子学研究的主要动机。

　　一、朱子学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

　　民国时期对于朱子学的研究，至少应当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所述“宋明理学时代”第九章“朱晦庵”对于朱熹伦理学思想的阐述。该章在最后的“结论”中指出：“宋之有晦庵，犹周之有孔子，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也。”在这里，蔡元培将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并明确称二者皆为“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他的这部著作在民国时期影响之大，其中对于朱子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肯定，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者大都称朱子学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

　　1914年，汤用彤发表的《理学谵言》提出“进朱(朱熹)”，并指出：“紫阳之学，继程周之后，致广大尽精微，直可综罗百代，……是以先生之学，受于前贤而集其大成，流于后世，振酿百世之文教。”1923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传经史略》，对朱熹的经学著作及其在后学中的传授路径作了叙述，并且指出：“集我国学术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于学无所不造其极，于吾国之国粹无论矣!”1925年，赵兰坪根据日本高濑武次郎《支那哲学史》编译而成的《中国哲学史》称：“朱子不但为宋代学说之集大成者，实为中兴儒教之人也。”。1926年，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认为，朱子是宋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哲学是“集周、邵、张、程的大成”。同年出版的李石岑《人生哲学》指出：“朱晦庵的哲学，可以说是集周、张、二程之大成。”“朱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好像康德在西洋哲学史上的地位一般。朱子是中国哲学之集大成者。”1927年，黄子通发表的《朱熹的哲学》指出：“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在有宋一代，他是一个集大成的人。”1929年，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指出：“集宋儒道学之大成者，朱子也。”同年出版的贾丰臻《宋学》说：“晦庵可为宋代哲学的大成者。”1930年，常乃德的《中国思想小史》以“理学的大成和独占”为题阐述朱熹理学，并且认为，朱熹最大的功绩“不在他对于思想内容的建树，而在他的综合工作，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1931年，吕思勉的《理学纲要》也说：“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宋学之集成者也。”同年，陈钟凡发表的《两宋思想述评(七)十二章“朱熹之综合学说”》指出：“朱熹学说之特色，在网罗古今，融会贯通，自成系统。……括囊大典，承先启后，集近代思想之大成者也。”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开宗明义便是：“朱子之形上学，系以周濂溪之《太极图说》为骨干，而以康节所讲之数，横渠所说之气，及程氏弟兄所说形上、形下及理气之分融合之;故朱子之学，可谓集其以前理学家之大成也。”这一说法后来融入了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1937年，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认为，朱熹“是一个集自来学问的大成的学问家，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思想家”。1941年，蒋伯潜、蒋祖怡的《诸子与理学》指出：“朱子不但为闽学之宗，实集宋代理学之大成。”1947年，钱穆发表的《朱子学术述评》认为，朱子的最大贡献，“不在其自己创辟，而在能把他理想中的儒学传统，上自五经四书，下及宋代周、张、二程，完全融成一气，互相发明”，“集孔子以下儒学之大成”，并且还指出：“以整个中国学术史观之，若谓孔子乃上古之集大成者，则朱子乃中古之集大成者。”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称朱子学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不仅限于推崇朱子学的学者，即使是那些对朱子学持批判立场的研究者，也有不少认同这一说法。1935年，李石岑②的《中国哲学十讲》第八讲“什么是理学”有“晦庵思想的批判”一节，其中说道：“晦庵的思想是融合儒、道、释三家思想而成的，又为周、张、二程诸人思想之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界确实是个有数的人物。”后来，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九编第二章“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和朱陆两学派的对立”，在批判朱熹学说的同时，认为朱熹“可算是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第四篇第十四章“作为宋学集大成的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及朱陆对立的阶级与哲学意义”，既认为朱熹是“南宋商工业阶级的思想家”，又认为朱熹的思想为宋学集大成。

　　二、朱子学为救国治世之良药

　　民国初期，为挽救民族危亡，救国思潮盛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及科学救国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于是，学者们反对空谈心性，甚至有些学者排斥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潮，将理学与科学对立起来。对此，汤用彤于1914年发表的《理学谵言》就明确提出：“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把宋明理学看作是治国之良药，予以大力推崇。

　　在《理学谵言》中，汤用彤推崇理学，尤重朱熹、阳明，认为朱、王为理学中之巨子，因此，既要“阐王”，又要“进朱”。汤用彤还说：“欲求实学，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国，舍朱王何以哉!”然而，就朱、王而言，《理学谵言》更为推崇朱子学，不仅讲朱子学“受于前贤而集其大成”，而且认为“朱子之学，理学中之最细密者”，“为最完全最安全之学术”。同时，就当时社会时势而言，该文认为，朱熹穷理之说要比阳明良知之说更近于社会现实，还说：“行阳明之学，不如行朱子之学为安也，非必朱子之胜如阳明也，时势则然也。”又说：“今日之救药在乎收放心，不能用阳明之精微，莫若行朱子之深切。”这就把朱子学视为救世之良药。该文还明确指出：“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之学。”还说：“治朱子穷理之学者，后日成功之张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