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写长恨歌的原因
白居易写长恨歌的原因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读到最后两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深陷入了那段悲伤却又流传百世的感情漩涡中，诗人为什么要表达出这样的情感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白居易写长恨歌的原因，供大家参考。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篇传诵古今、脍炙人口的诗篇《长恨歌》。这是他在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任县尉时，和友人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而吟写的。仙游寺原位于周至县城南三十里的 黑水峪口。隋代仁寿元年，隋文帝杨坚到这里消夏避暑，见此地风景优美，便下旨在这里修建一座行宫，名为仙游宫。到了唐代，仙游宫改为三个寺院，一个寺院已经无存，留下的两寺分隔在黑河南北两岸。南岸的就是仙游寺，亦称南寺，明代曾改名为普缘禅寺。清朝康熙年间重修寺院，又恢复了仙游寺的旧称。仙游寺四周山清水秀，峰峦环峙，环境清静幽雅，白居易任县尉时，常与文友到此把酒谈诗论文，纵谈天下国事。据陈鸿《长恨传》记载，元和元年十二月，白居易为周至县尉时，与王质夫、陈鸿游于仙游寺，因话及昔年玄宗与杨妃的爱情悲剧，相与感叹，并请白居易作歌以传其事。白居易应命写《长恨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不朽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就在这里写成。对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究竟是赞美唐玄宗与杨贵妃坚贞不二的爱情，还是讽刺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或者是谴责杨贵妃祸水红颜?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众多的评论中，方超和丁毅在《苏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发表的《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将《长恨歌》是白居易借用对历史人物的咏叹，以寄托自己感情的作品。该文根据《白居易世系家族考》和《白居易生活系年》等书中得知，白居易年轻时与一个叫湘灵的女子相爱。因为湘灵出身寒微，受当时社会的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而不能结婚，成为他毕生的“长恨”之事。缠绵凄恻的相思和孤独苦闷的心境，使白居易在漫漫长夜中“孤灯挑尽未成眠”，仰望着“耿耿星河欲曙天”。白居易用他的生花妙笔，沾着用热泪磨成的墨汁，写了《冬至夜怀湘灵》、《寄湘灵》的诗。还写过一首《潜别离》，其中说：“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难怪他的好友陈鸿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方超和丁毅的文章中，认为白居易是在结婚前几个月写出《长恨歌》的，他是为失去湘灵而痛苦，于是就把“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诗句，来寄托自己对爱情的哀思。白居易的其他诗作中，有许多是对爱情的'冀求和赞颂。如《长相思》、《潜离》、《寄湘灵》和《冬至夜怀湘灵》等。这都可以认为是他对自身爱情憾事耿耿于怀的反映，而《长恨歌》则更是把自己带进其中。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谈到白居易有几个侍姬，其中有桃叶、樊素、小蛮、紫绡、红绡等。他说白居易身体有病而遣返了侍姬樊素，因此写诗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老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攀素归去后，白居易不能忘怀，又写下了“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金羁骆马近贳却，罗袖柳枝寻放还”，“觞咏罢来宾阁闭，笙歌散后妓房空”等诗句。洪迈说：“读了这些诗后，感叹白居易不能忘情，禁不住凄然于胸。”由此可见，白居易是一个“多情种子”，所以说他以写《长恨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是不无道理的。
拓展阅读： 简介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此诗可分为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从“九重城阙烟尘生”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段，写马嵬驿兵变，杨贵妃被杀，以及此后唐玄宗对杨贵妃朝思暮想，深情不移。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共四十六句为第三段，写唐玄宗派人上天入地到处寻找杨贵妃和杨贵妃在蓬莱宫会见唐玄宗使者的情形。[1]
《长恨歌》的中心思想是批评唐玄宗重色误国导致安史之乱，同时又同情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歌颂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全诗的艺术性较高。其一是对原有史料的选择和运用。唐玄宗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诗人在写他们的罪恶一面时，注意点到为止，尽量不太损伤他们的形象，从而保证了悲剧故事前后的和谐统一。其二是故事中浪漫色彩的加入。爱情可以使生者死，可以使死者生，这样的力量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描写过。其三是有关人物形象、人物心理活动的精彩描写。其四是对离别之苦、相思之情的正面描绘，它不仅占的篇幅大，而且角度多、变化多。其五是语言的精美，既生动、形象、凝练，又婉转、流利、韵律性强，使人传诵不绝。元代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明代吴世美的传奇《惊鸿记》、清代洪昇的传奇《长生殿》等，在构思上都曾受到《长恨歌》的启发，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作者简介
白居易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与元稹常唱和，世称“元白”。有《白氏长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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