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贞观政要·卷六·论杜谗邪原文附译文

卷六·论杜谗邪

作者：吴兢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或巧言令*，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事著于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齐、隋间谗谮事，耳目所接者，略与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齐朝良将，威震敌国，周家每岁斫汾河*，虑齐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征谗构伏诛，周人始有吞齐之意。高?有经国大才，为隋文帝赞成霸业，知国政者二十余载，天下赖以安宁。文帝惟妇言是听，特令摈斥。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又隋太子勇抚*监国，凡二十年间，固亦早有定分。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逆乱之源，自此开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祸及其身，社稷寻亦覆败。古人云‘世乱则谗胜’，诚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渐，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前史云：‘猛兽处山林，藜藿为之不采;直臣立朝廷，奸邪为之寝谋。’此实朕所望于群公也。”魏征曰：“《礼》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诗》云‘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又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盖为此也。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愿陛下深慎之!”

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谒路左，盛饰廨宇，修营楼雉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太宗知，召而数之曰：“朕巡省河、洛，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元楷惭惧，数日不食而卒。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致理太平，称为圣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弱冠交游，惟柴绍、窦诞等，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以此而言，复不由染，何也?”魏征曰：“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万民之命，理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但经云：‘放郑声，远佞人。’近习之间，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尚书左仆*杜如晦奏言：“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以论臣等。”太宗谓戴胄曰：“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昔蜀后主昏弱，齐文宣狂悖，然国称治者，以任诸葛亮、杨遵彦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复如法。”于是，流陈师合于岭外。

贞观中，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朕闻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开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闻谏诤。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讦百官，细无可采。朕历选前王，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魏征为秘书监，有告征谋反者。太宗曰：“魏征，昔吾之雠，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竟不问征，遽斩所告者。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考察前代的历史，发现凡是阿谀逢迎，搬弄是非的人，都是危害国家的败类。他们巧言令*，私结朋党。如果君主昏庸无能，就会被他们蒙蔽，忠义之臣就会受到排挤打击，蒙受不白之冤。所以兰花虽繁茂，却被秋风摧折;国君希望英明，却被献媚的小人迷惑。这样的事情在史书中不胜枚举。现在，我把在齐代、隋代年间我所知道的小人的奸邪行径，简略地说给你们听听。斛律明月，是齐朝的良将，他的声威令敌国闻风丧胆，周朝的人每年都要斫碎汾河上的*，因为害怕齐朝的兵马西渡过来，把他们灭掉。后来斛律明月被孝征用谗言加害致死，周朝的人于是产生了吞齐的想法。隋代的高?有治国的雄才大略，辅佐隋文帝成就了帝业，他参与朝政二十多年，天下得以安宁。后来隋文帝听信妇人的谗言，摒弃冷落他，最后，他被隋炀帝杀害，隋朝的国政也就开始衰败了。另外，隋太子杨勇指挥兵士，治理国家，达二十年之久，他早已是当仁不让的太子。可是，杨素欺骗君主，残害忠良，他到处散布谣言，说太子没有才能，于是隋文帝废掉了太子，隋朝灭亡的祸根也由此埋下。隋文帝混淆了嫡出与庶出，结果殃及了自身，*山社稷不久便拱手让人。古人说：‘世道混乱，那么谗言就会大行其道。’这话的确中肯。我常常想，应该防微杜渐，杜绝谗言的根源，只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自己不能觉悟。史书说：‘猛兽在山林中出没，野草不会被人采摘;忠正的臣子处于朝廷之中，奸邪小人只有偷偷谋划他们的诡计。’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啊。”魏徵说：“《礼记》上写道：‘对自己不能亲见的事情要谨慎，对自己不能耳闻的事情要*觉。’《诗经》说：‘要憎恶小人搬弄是非的嘴，那会搅乱四方邻邦。’另外孔子说，‘邪恶善辩的口才会使国家覆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我发现，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被谗言蒙蔽，枉杀忠良，就必定国破家亡。因此，希望陛下要谨慎啊。”

贞观七年，唐太宗巡幸蒲州。蒲州刺史赵元楷督促当地百姓一律穿上黄纱单衣，在路边迎接拜谒，并大肆装饰官署，营建城楼雉堞用来献媚讨好。又偷偷地饲养了几百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馈送朝廷贵戚。唐太宗知道这事后，把他召来训斥道：“我巡察黄河，洛水一带，历经数州，大凡有什么需要，都由官府供给。但你却为此养羊养鱼，雕饰院宇，这是过去隋朝的坏习惯，如今不能再这么做了。你应该体会我的心意，把这套坏的作风改掉。”赵元楷过去在隋朝时就是个奸邪谄佞的官吏，所以唐太宗就讲这一番话来*戒他。赵元楷听后既羞愧又害怕，几天吃不下东西，很快就死了。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太子的老师，自古以来就很难选择。周成王年幼时，以周公、召公为老师，他们都很贤明，使周成王成为一代仁君，天下获得太平。秦代的皇子胡亥，秦始皇很爱他，让赵高做他的师父，教授他刑法。胡亥篡位后，诛杀功臣，杀害亲戚，极其残暴，不久就败亡了。由此看来，一个人是善是恶，的确与他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影响有关。我二十左右就开始结交名士，可是交往深的，只有柴绍、窦诞等人，但是他们不具有孔子所说益友的三个条件：正直、宽厚、见多识广。我继位以来，治理国家虽然不及尧、舜圣明，但也不像三国吴主孙皓，北齐后主高纬那样的*。我没有受到亲近的人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智慧中等的人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恶事，然而拥有上等智能的人是不会受到外界影响的。陛下顺应天意，平定战乱，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使天下太平，柴绍、窦诞这些人怎么能够损害陛下的圣德呢?但是经书上说得好：‘拒绝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挑拨是非的奸邪小人。’这些外在的影响，也不可不谨慎啊。”听后，唐太宗点头称是。

尚书左仆*杜如晦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奏《拔士论》，说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有限，不可以身兼数职。我认为，这是在议论我们这些大臣啊。”看过奏书，唐太宗对戴胄说：“我推行公正的治国原则，现在我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非考虑到他们是旧时的功臣，而是因为他们德才兼备的缘故。陈师合这个人胡乱议论朝政，其目的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过去，蜀国后主刘禅昏庸孱弱，齐文宣王狂妄无理，然而国家却治理得井然有序，就是因为他们毫无疑心地任用了诸葛亮、杨遵彦这些良才的缘故。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大臣，也基于此。”于是，把陈师合流放到边远的地区。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我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能够顺从天意，使天下获得太平，都必须依赖于大臣的辅佐。我希望众大臣广开言路，申明冤情，让我听到诤言。现在，所有上书提意见的人，大都是告发百官，意见非常繁多，让人无法定夺。我发现，历朝历代只要君王怀疑臣下，那么下面的意见就不会传达到朝廷上面，想要臣民们尽职尽忠，是不可能的。而无耻小人，专以诋毁他人为能事，破坏君臣之间的关系，这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从今以后，凡有人上书揭发别人的小过失，应当以诋毁之罪论处。”

魏徵做秘书监的时候，有人告发他谋反。唐太宗非常气愤地说：“魏徵过去是我的敌人，但因为他对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于是我就提拔任用他，现在怎么会传出他谋反的谗言呢?”结果唐太宗不询问魏徵，反而把告发者处以斩首之刑。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负责撰写起居注的工作，近来你们记录我所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呢?”褚遂良说：“朝廷专门设置了史官，君主一举一动都得记录下来。善的既然必须记，过失也一定不加隐瞒。”唐太宗说：“我现在正在认真做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没有我的过失可写。一是对照前代成功、失败的事实，作为鉴戒;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共同办好政事;三是斥退小人，不听信谗言。这三点我会坚持下去，始终不会改变。”

第2篇：《贞观政要·卷六·论慎言语》原文及翻译

卷六·论慎言语

作者：吴兢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百段。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征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是以齐侯读书，轮扁窃议，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此亦不欲劳也。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好自伤乎?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材，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皎然可知。伏愿略兹雄辩，浩然养气，简彼缃图，淡焉怡悦，固万寿于南岳，齐百姓于东户，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太宗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至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译文

作者：佚名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坐朝理政，每讲一句话，都要想想这句话是否对百姓有好处，所以我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起居注史官杜正伦进言道：“君主办什么事，讲什么话都要记录在起居注里。我的职务是兼修起居注，所以不敢不尽忠职守。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常理，那么，即使在千年之后都会损害陛下的圣德，所以这不仅仅只会对当今的百姓造成损害。希望陛下慎重。”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赏赐他**绢帛一百段。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言语是表现君子德行的关键，因此，讲话怎能草率随便呢?庶民百姓，一句话讲得不好，就会被别人记住，遭到耻笑损害，更何况是作为万乘之主的君主呢?君主决不能讲出不妥当的话来。这样做的损害是极大的，君主岂能和普通人相比?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刚到甘泉宫的时候，那里秀丽的山水泉石让他称心如意，但他却责怪没有萤火虫，便下令说：‘捕捉一些萤火虫到宫里来，以供晚上照明用。’于是，主管部门马上派几千人去捕捉，后来从各地送来五百车萤火虫到宫中。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大事?”魏徵回答说：“人君位居四海之尊的高位，行为如果有所亏失，古人认为如同日食和月食那样，人人都能看见。陛下的确应该有所*戒啊。”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每次和各位公卿大臣谈到古代的治国之道，必然要反复责备辩论。散骑常侍刘洎也上书发表见解，他说：“帝王和平民，圣哲和凡夫，一上一下，如有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极其愚昧的人想要成为圣哲，极其卑下的人想要成为至尊之人，都是不可能的。陛下降下圣旨，大发慈悲，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但还是担心臣下不敢直言，更何况陛下要求臣下谈论天人之际，旁征博引，还要文辞华丽，这叫一般的凡夫俗子如何应对呢?臣听说苍天把不说话看做尊贵，圣人把不说话看做美德。老子认为‘真正善辩的人像是言语迟钝一样’，庄子认为‘大道不须用文采修饰’。这都是不希望多说话的意思。所以齐桓公读书，轮扁私下议论，认为徒劳无用;汉武帝仰慕古风尊崇儒学，汲黯讥讽说这是外表施行仁义而内心欲望过多;这是不希望他们耗费精神。而且多记事就会损伤心思，多说话就会损伤元气。在内损伤心思、元气，在外损伤形体、精神，即使起初察觉不到，将来一定会受连累。应该为国家爱惜自己，岂能为兴趣损伤自己呢?如今天下升平，都是陛下精心治理国家才实现的。想要它长久保持下去，不是靠雄辩能办到的;只能忘掉那些爱憎之情，谨慎进行现实的取舍，做每件事都要踏踏实实，一心为公，像贞观初年一样就行了。至于秦始皇善于强辩，由于自傲而失去人心;魏文帝富有辩才，由于言语空洞而失去声望。这是口才和雄辩带来的拖累，结局是非常清楚的。希望陛下少和别人争论，而要修养浩然正气;少看些古代书籍，而要恬淡轻松。自己像南山一样长寿，把国家治理得像东户时代一样太平，那么天下就特别幸运，皇恩也就遍及天下了。”太宗亲笔，写诏书批复说：“不思考就不能统御臣子;不说话就不能阐述自己的想法。近来和臣子谈论过于频繁，恐怕因此产生轻视别人的骄傲态度：身体、精神、心思和元气，倒不怕劳累。如今听到你忠诚正直的言论，我一定虚心改正。”

第3篇：贞观政要卷五论仁义原文及翻译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黄门侍郎王?对曰：“天下凋丧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风，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给事中杜正伦进曰：“世必有才，随时听用，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治乎?”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阅武库*仗，胜隋日远矣。”

太宗曰：“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便是朕之*仗。隋炀帝岂为*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命。”王?顿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译文：

贞观元年，太宗说：“我看古代的帝王，凡以仁义治理国家的，都国运久远。用严刑酷法统领*的，虽然能挽救一时的弊端，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既然我们看到了前代帝王成事的方法，就可以把它们用作统治国家的典范。现在，我们要以诚信、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希望这有助于铲除近代的虚伪之风。”黄门侍郎王?回答说：“天下荒废凋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陛下在天下积弊之时统领国家，弘扬古代圣贤的遗风，实乃万民之福。但没有贤才是治理不好国家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太宗说：“我求贤若渴，即使夜晚做梦都梦到贤才。”给事中杜正伦说：“哪个时代都有人才，随时等候陛下的发掘任用，哪里用得着去梦傅说，遇吕尚，然后才治理天下呢?”太宗十分赞赏他的话。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原来认为在离乱之后，民间的风俗习惯会很难改变，近来我发现百姓逐渐懂得了廉洁和羞耻，官员庶民都能遵守法纪，盗贼一天比一天少，我才知道民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风俗习惯，关键要看施政是治还是乱。所以，治理国家，必须用仁义来抚慰百姓，同时还要显示出朝廷的威信，顺应民心，废除苛刻的法令，不做背离道义的事情，这样社会自然会平定安静。你们应该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贞观四年，房玄龄上奏说：“最近，我检查武器库里的铠*兵器，发现已远远超过隋朝了。”唐太宗说：“整修兵器防御寇乱，虽然是紧要的事情，但我要求你们把心思用于治国之道，各自务必竭尽忠贞，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我真正要的铠*兵器。隋炀帝难道是因为铠*兵器不足，才遭到灭亡的吗?正是由于他不修仁义，群臣才会怨恨叛离他。你们应该理解我的想法啊!”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树林广袤就有飞鸟栖息，水域深广就有鱼儿游弋，多施仁义百姓自然会归顺。人们都知道恐惧而躲避灾害，却不知施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仁义之道，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要不断地将仁义推行下去，如有片刻懈怠，就会远离仁义之道。这就好比用饮食来滋养身体，要让肚子经常吃饱，就能够维持生命。”王?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些道理，真是天下的大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