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校园欺凌征文3000字精选

　　导语：近年来，校园欺凌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电视。它们如同一个个充满毒液的肿瘤附生在校园里，使美丽的校园变得可怕。下面是小编为您收集整理的作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近日，一段陕西商洛初中女生因衣服同款，被同龄人轮番殴打的视频，再一次让“校园欺凌”这个沉重的话题进入公众的视野。

　　这是一起发生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后，并开始专项治理期间的恶性事件。我们固然不能据此来评估专项治理的实际效果，但这一起事件，还是让我们相信，“校园欺凌”现象并没绝迹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毫无疑问，学校对减少乃至杜绝校园欺凌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一个不容漠视的现实矛盾是， “以人为本”、“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理念本来是针对学生接受知识的。但是在实际工作实践中，“以人为本”变成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学生为本。教育学生本来是教师的职责，但在“一切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下，教师的角色定位，完全被淡化了教育者功能。而“以人为本”也事实上成为了学生的“挡箭牌”和“护身符”。

　　而且更大的的问题还在于，在教师即便是正常行使教育职权时，一旦抵触了所谓的“以学生为本”，教师和学校都会承受十分沉重的代价。如此以来，教育者在被教育对象面前，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弱势者。试问，当教育者自己反而是弱势者的时候，又如何有底气、有力度来管教约束被教育者的行为呢?而当教育者在所有被教育者眼里都成为“自身难保”的`“泥菩萨”时，又有多少被侵凌的受害者会从教师身上寻求帮助以避免受侵凌呢?虽然不能据此认定受害者的沉默和教师的弱势是“校园侵凌”事件发生的主因，但是施暴者的有恃无恐，不是恰恰反证了提升教师教育功效的紧迫性么?

　　每一起“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总有人呼吁要加大对施暴者的惩治力度，直至追究法律责任，这固然是值得探讨的。但是对于一起起“校园欺凌”事件，任何事后的惩戒都不足以弥补“校园欺凌”给受害者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事前防范才是保护学生，才是还校园一片文明安宁的关键。

　　要减少乃至杜绝“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所有学生都对教师的教育认真接受，对学校的规章心存敬畏，如此，才会让学生在校规面前有几分忌惮，而受到欺凌的同学也敢于站出来寻找教师这个可靠的帮助者。

　　当务之急还是要积极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为此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学生家长都付出艰辛努力，在教师的育人上多点理解和支持，少点责难和质疑。在学生面前极力维护教育者的“教育”权，有问题也尽力通过正常途径和方法理性解决，切勿随性对教师横加指责甚或粗暴对待而降低教育者的角色定位。否则，今天，当学生由于犯错被教师批评几句而责难教师甚或大闹校园的话，谁也不敢肯定，明天，这样的学生会不会成为施暴者或是受害者。

　　当整个社会都积极支持和理解教师的教育责权，为我们的校园营造出良好的育人环境时，“校园欺凌”事件就一定会在完善的学校制度、在教育者的正当合法履职中得到减少乃至消弭，我们的校园才会文明和谐。

　　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包括欺凌行为，应当保持必要的宽容和“容错率”，尤其是刑法的干预要保留必要的“谦抑”

　　近年来，频频见诸媒体的校园暴力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关注。在公众普遍的不满与愤怒之下，有一种声音很有市场，即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动用刑罚严惩校园欺凌者。对这一主张，需要认真辨析。

　　客观地说，当前公众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焦虑，某种程度上因为过度关注而被夸大了。西方发达国家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一般均在80%以上，相较而言，我国的校园欺凌发生率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根据笔者今年对全国29个县104825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校园欺凌发生率为33.36%，其中经常被欺凌的比例为4.7%，偶尔被欺凌的比例为28.66%，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当然，超过30%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然而，试图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校园暴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都行不通。在我国，以14周岁为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刑法发展与进步的结果。提高而不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从我国近代第一部刑法典至今百余年来刑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便将刑事责任年龄确定为14周岁，1997年刑法典则进一步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之人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限定为故意杀人等八类。如果以今天生活条件好、青少年发育早作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理论基础，并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是否成熟，除了生理的标准，还有心理和社会的标准。现在的孩子尽管生理发育提前了，但心理发育却并未能同步提前。尽管校园欺凌“可恶”，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孩子之间的互相欺凌乃至实施其他不良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长中”的现象。大部分未成年人在度过青春期后，并不会把不良行为带入成年期，而会“不治自愈”。从这个角度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张也是违背未成年人成长规律的。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包括欺凌行为，应当保持必要的宽容和“容错率”，尤其是刑法的干预要保留必要的“谦抑”。

　　面对校园欺凌现象频发，要更多反思家长、学校、社会乃至国家的责任，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完善。首先，要坚持宽容而不纵容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完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早期干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低龄未成年人，要有“以教代刑”的教育措施，绝不能一放了之。为此，除了要考虑完善和激活已有的责令父母管教、工读教育、收容教养等非刑罚措施外，还要考虑设计更加完善、系统且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教育措施。

　　“熊孩子”的产生与父母的失职密切相关，对于失职的父母要有必要的约束与教育措施。一方面要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对放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父母进行强制亲职教育，教他们怎么做父母，直至给予必要的处罚。学校也要切实履行好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责任，尤其是法治教育的责任，要教育学生尊重生命，树立行为底线意识。社会各界也要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例如对于网络上随处可见、肆意传播的校园欺凌视频，有关部门不应坐视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