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诗句沾衣欲湿杏花雨的下一句是什么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扬柳风”出自于宋代一个叫释志南的和尚之手。你们沾衣欲湿杏花雨的下一句是什么吗？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经典诗句沾衣欲湿杏花雨的下一句是什么内容，欢迎阅读。

　　沾衣欲湿杏花雨的下一句是：

　　吹面不寒杨柳风。

　　原句是：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意思是：丝丝细雨，淋不湿我的衣衫；它飘洒在艳丽的杏花上，使花儿更加灿烂。阵阵微风，吹着我的脸已不使人感到寒；它舞动着嫩绿细长的柳条，格外轻飏。

　　这句话出自志南的《绝句》，原文如下：

　　古木阴中系短篷， 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⑴系（xì）：联接。短篷：小船。篷，船帆，船的代称。

　　⑵杖藜：“藜杖”的倒文。藜，一年生草本植物，茎杆直立，长老了可做拐杖。

　　⑶杏花雨：清明前后杏花盛开时节的雨。

　　⑷杨柳风：古人把应花期而来的风，称为花信风。从小寒到谷雨共二十四候，每候应一种花信，总称“二十四花信风”。其中清明节尾期的花信是柳花，或称杨柳风。

　　我在高大的古树阴下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走过小桥，恣意欣赏这美丽的春光。

　　丝丝细雨，淋不湿我的衣衫；它飘洒在艳丽的杏花上，使花儿更加灿烂。阵阵微风，吹着我的脸已不使人感到寒；它舞动着嫩绿细长的柳条，格外轻飏。

　　这首小诗，写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诗前两句叙事。写年老的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阴下，他上了岸，拄着拐杖，走过了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诗人拄杖春游，却说“杖藜扶我”，是将藜杖人格化了，仿佛它是一位可以依赖的游伴，默默无言地扶人前行，给人以亲切感，安全感，使这位老和尚游兴大涨，欣欣然通过小桥，一路向东。桥东和桥西，风景未必有很大差别，但对春游的.诗人来说，向东向西，意境和情趣却颇不相同。 “东”，有些时候便是“春”的同义词，譬如春神称作东君，东风专指春风。诗人过桥东行，正好有东风迎面吹来，无论西行、北行、南行， 都没有这样的诗意。

　　次两句通过自己的感觉来写景物。眼前是杏花盛开，细雨绵绵，杨柳婀娜，微风拂面。诗人不从正面写花草树木，而是把春雨春风与杏花、杨柳结合，展示神态，重点放在“欲湿”、“不寒”二词上。“欲湿”，表现了濛濛细雨似有若无的情景，又暗表细雨滋润了云蒸霞蔚般的杏花，花显得更加娇妍红晕。“不寒”二字，点出季节，说春风扑面，带有丝丝暖意，连缀下面风吹动细长柳条的轻盈多姿场面，越发表现出春的宜人。这样表达，使整个画面色彩缤纷，充满着蓬勃生气。诗人扶杖东行，一路红杏灼灼，绿柳翩翩，细雨沾衣，似湿而不见湿，和风迎面吹来，不觉有一丝儿寒意，这是耐心惬意的春日远足。

　　历来写春的句子，或浑写——“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或细写——“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徐元杰《湖上》），志南这首诗将两者结合起来，既有细微的描写，又有对春天整个的感受，充满喜悦之情。诗写景凝练，意蕴丰富，读来使人如闻似见。尽管在此之前，“杏花雨”、“杨柳风”这样的诗境已广泛为人们所用，但真正成为熟词，不得不归功于志南这两句诗。元代虞集脍炙人口的《风入松》的名句“杏花春雨江南”所描绘的意境，除了受陆游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影响外，或许也曾受此启发。

　　志南这首诗，语语清淳，从容不迫，在写景时充分注意了春天带给人的勃勃生机，富有情趣，所以为崇尚理趣的朱熹所赞赏。

　　志南，南宋诗僧。志南是其法号，生平不详。代表诗作有《绝句志南》。

　　志南的生活状态已不考，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没有“中兴四大诗人”以及“二泉先生”（上饶二泉）诸人的风头那么前。但就这短短的一首诗，就以其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把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宋代诗史。

　　宋人赵与《娱书堂诗话》卷上曾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朱熹激赏其诗，所使用的标准是有无“书生气”，实际上是宋代诗学理论探讨的问题之一。苏轼在《赠诗僧道通诗》中说：“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自注：“谓无酸馅气也。”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命题。他评唐代司空图“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二句说：“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荫满庭，不见一人，惟闻其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书司空图诗》）便明确表现了这一倾向。他的对僧诗书生气的反对，也得到了不少诗人的赞同。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说：“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考察书生气的内涵，大约是指感情的枯寂，境界的寒俭之类，这本是与僧家生活和精神紧相联系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特定的“林下风流”，似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说：“东坡言僧诗要无书生气，固诗人龟鉴。今时误解，便作世网中语，殊不知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尽洗去清拔之韵，使与俗同科，又何足尚！”元好问在《木庵诗集序》中更直截了当地说：“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书生气在耳。”（《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的确，如果我们承认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话，那么，对那种最能反映诗僧生活状态的书生气又有什么理由不加以认可呢？苏轼诸人的说法其实是要把一切诗歌创作都纳入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标准中，而抹杀其应有的独特性。这一点，甚至和苏轼本人经常在诗歌理论中所表示的对多样化的追求也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们宁可理解为是他的一时之言，因为，从他的一些具体作品来看，也是并不缺少“书生气”的。话又回到志南的这一首诗，朱熹称赞其没有书生气，也是从士大夫的立场说的。这说明志南是诗歌创作上的多面手，不管有无书生气，僧人都能写出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