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分析

　　消费意识形态的运行离不开媒介的支撑，大众媒体的普及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借鉴。

　　鲍德里亚在对西方消费社会的分析中以独特的符号学视角，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牧师”.从时代背景来看，鲍德里亚选择消费作为分析的基点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总体发展状况相关。从现实状况来看，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分析对于今天我们矫正奢侈的消费观念和媚俗文化的袭扰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消费社会”概念的提出

　　“消费社会”作为一个概念，首先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早在鲍德里亚以前，就有一些理论家提出了相关论述。如鲍德里亚的导师列斐伏尔提出了“被消费控制的官僚社会”理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意识形态和创造性行为的意义已经变成了消费意识形态;与鲍德里亚同时期的理论家里斯曼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的革命;布尔加雷斯认为，我们处于一个“丰裕社会”中;对鲍德里亚影响颇深的德波从更深层面上认为消费创造了一个“景观无线积累的社会”.这些理论家从不同角度对于同一个社会形态的论述均对鲍德里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消费社会”概念的提出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有很大关系。消费在生产体系中地位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阶段。工业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稀缺性”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时消费作为一种消耗受到传统重商主义的抑制。19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的稀缺状况逐步得到改变，同时科技的进步及成果转化导致了产品的相对过剩。这样生产者的过剩与产品过剩导致的间歇性的经济危机使得消费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对此，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与消费平衡发展的重要性。此时消费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消耗而存在。20世纪初，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福特主义的兴起使得商品生产速度得以大幅度提升。这种生产线的大量产出要求快节奏的消费。由此，消费不再是一种消耗，而变成了生产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也就是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此时服务业作为一种小规模、灵活性的产业模式大量兴起。服务业对固定资本的要求显着降低，对人力、智力的要求大大增加，这就使得生产者的过剩得到扭转，生产者的收入也有了一定提高。同时服务业又是一种快速生产和快速消费的产业，甚至，很多时候生产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根据消费的需求来进行生产。所以消费的作用就超过了生产，真正成为“作为生产的消费”.由此，消费在生产体系中的主导型地位确立。

　　基于上述原因，鲍德里亚提出，当今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1]29.商品的死亡就意味着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被否定，也就是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新的欲望的形成。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从根本上依赖这种消费需求的不断产生，所以，鲍德里亚指出，在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主人公的传奇已到处让位给消费主人公”,“消费本身构成了生产体系的替代性体系，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主导性逻辑”.[2]即消费不仅主动地作用于生产，而且成为一个体系并结构性发挥作用。他认为这就意味着消费社会的到来。

　　与卡恩、鲍曼等相对客观的描述不同，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具体表述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逻辑的影响。他认为消费社会不仅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品丰盛的社会，更是消费进行驯化的社会。也就是说，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消费社会，客观上的确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丰盛”的物，并在物的应接不暇中增加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把消费看作世俗的宗教去顶礼膜拜，使其带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而这是鲍德里亚批判的重点。他认为通过增长带来的物的丰盛，容易使人们处于一种对现实满足的幻像和眩晕中，加之在政治领域无法获得的自由和平等却在消费领域得到表面上的确证。这就使得消费者找到了舒适的港湾，从而放弃了对消费深层逻辑的探寻，甚至处于消费的虚假性中而不自知。由此，消费的作用溢出经济领域，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发挥作用。故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调节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1]73基于对消费的这种社会驯化功能的认识，鲍德里亚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及运行的分析。

　　二、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

　　首先，鲍德里亚以“杂货店”和“帕尔利二号”为例，形象地展现了消费社会物的堆积、丰盛以及随处可见的过剩。这种丰盛最明显的表现是“看起来你带走了一堆摇摇欲坠的盒装牡蛎、肉、梨子或芦笋，其实你只是购买了其中一小部分罢了”[1]3.因为与物的丰盛相伴随的是物以体系的形式出现，它们已经从杂货店到市场、商业街再到购物中心，构成了丰盛景观。其次，鲍德里亚在描述完消费社会物的丰盛之后，指出了消费社会面临的双重性。一方面，面对人们对平庸生活的不满和对幸福的追求，消费社会能够不断制造出美好的“幻象”和“眩晕”,让人们在对未来的期许中，使得日常生活得以有序进行;另一方面，消费社会受到以节俭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的约束和人自身理性的限制。可见，起初消费的主导地位并不稳固，即“消费社会宛如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威胁的耶路撒冷。其意识形态就产生于此”[1]33.即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是意图掩盖这种双重性，并使“消费暴力”以更隐秘和无意识的状态维护消费社会的合法性地位。

　　(一)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

　　鲍德里亚认为，基于差异性需要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直接导致了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同列斐伏尔、巴特等人一样，鲍德里亚也看到了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以外的东西的追求。不同的是，鲍德里亚将这一发现普遍化，并从这一角度出发来阐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凡勃伦曾指出，欧洲上层阶层在展现其社会地位的同时存在一种对奢侈品的消费，即“炫耀性消费”.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下的社会中也存在一个“实际上仍旧服从于这种挥霍机制的阶层”.只不过他们是，“通过消费的方式，通过风格，他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从炫耀到审慎(过分炫耀),从量的炫耀到高雅出众，从金钱到文化，他绝对地维系着特权。”

　　[1]40也就是说，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下被界定为“模范”性商品或“地位性商品”的种类在不断变化，对这种商品的追求却没变。随后鲍德里亚又指出了与“炫耀性消费”相对应的普通民众的模仿性消费。20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流水线生产的普及，消费社会的物越来越丰盛。这就使得普通民众不只可以“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更有机会占有本属于某些特权阶层的物。如仆人可以穿一件与主人同款式的裙子，员工可以与老板享受同样优雅的就餐环境，等等。也就是说，工业化使得普通人也能占有本属于贵族的物品。

　　通过这两个例子，鲍德里亚想确证的是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对物的意象性的追求，并且在这个层面似乎实现了真正的平等。而事实恰好相反，当人们产生这种想法时消费的意识形态就开始产生了。因为一方面当下的商品往往是以成套的形式出现，单个商品的占有没有意义，只有成套的商品才能显现出意义所在。另一方面，消费社会是系列商品与模范商品交互作用的过程，系列商品在形式上类似模范商品，但这是以牺牲其品质、风格和韵味为代价的。所以，消费社会仍然是一个不平衡发展的社会，并以不平衡为其发展的动力。那为什么人们对消费仍是趋之若鹜呢?原因在于通过对商品引申意义的宣传，通过强调其符号价值，使得人们沉浸于商品的意象性所创造的拟像中，把商品在意象上的平等或虚假的平等当做真正的平等。这也正是消费意1一无二的高贵形象，掩盖了商品与商品之间以及消费本身的不平等，并不断把人们引向消费，在消费中用新的方式进行社会阶层的建构。

　　(二)消费意识形态的运行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关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并不是指某种虚假的意识，而是意指一种社会逻辑。消费意识形态的运行主要体现的是消费在建立社会结构、促进社会交流、提供社会合法性基础等方面的作用。

　　其一，通过对物品的差异性占有，消费在其中起着区分阶层和构建社会结构的功能。对于消费的这种社会区分功能，马克思曾做过阐述。鲍德里亚的独特之处是从物品的符号层面来进行相同的区分。

　　首先，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由于物的丰盛性，致使人们对物的符号价值的追求超过了使用价值。特别是当物以成套和体系的形式出现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其实是一个由符号意义构成的体系，这种意义体系往往意指的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所以，鲍德里亚指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做能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

　　[1]48可见，通过物的意象性和符号体系的运作，人们在对成套物的占有中获得了一种期望的社会地位。这样消费实际上在进行着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区分，并在这种区分中提出一套新的社会建构的方式，即通过消费，通过物来建构新的社会差别次序。这样的结果就是“通过物体，每个人与每个团体都在寻找他/她在秩序中的位置，所有的人都根据个人的轨道来尽力贴近这个秩序。通过物体，一个分层的社会在言说着，就像大众媒介那样，物体似乎在对每个人言说，但那是为了让每个人保持在特定的位置上”[1]39.即消费成功地通过自身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但由于这种划分是通过对物的占有来实现的，所以消费社会的阶层划分并不具有稳定的结构，而是呈现出变动性。

　　其二，消费提供了一种社会交流方式，缓解着社会矛盾。消费不仅构建了社会等级系统，也为大众交流提供了重要方式。里斯曼指出，文艺复兴以来倡导艰苦奋斗的内在性社会性格，随着科技发展和服务业的兴起已经让位于他人导向型的社会性格。

　　时尚、大众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指出，文化工业已变为资本主义实施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而鲍德里亚想说的是人们通过消费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人们可以自娱自乐，但是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了(这种‘孤立’只是消费者的幻觉，而这一幻觉受到所有消费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心维护),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相互牵连。”[1]71在消费社会，不同的人被分为销售者和购买者。而流通、购买、销售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语言，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谈。社会矛盾在这种交流中被化解，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活力。

　　其三，消费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的神话，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基础。鲍德里亚认为，由于在政治领域的失意，“民主原则便由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该术语的全部意义)的平等转变成了物以及社会成就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这就是地位民主，电视、汽车和音响民主，表面上具体而实际上又十分形式的民主。”[1]34也就是说，人们在获得物面前的平等缓解了在能力、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这种通过占有物获得的平等又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即一种由增长和绩效而来的合法性。在这种社会要做的“就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即所有人的福利的一般水平，以此来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1]35也就是通过量的增加和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结构的不平等，从而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

　　(三)消费意识形态的深化

　　消费意识形态的运行离不开媒介的支撑，大众媒体的普及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鲍德里亚所说：“每日广播并非听上去那么杂乱无章：其有条不紊的轮换强制性地制造了唯一的接受模式，即消费模式。”

　　[1]130鲍德里亚认为，媒体和广告并不是某种简单的花言巧语的推销，它的作用在于让人们感觉到整个社会是迎向你的，让你觉得自己的主体性得到无与伦比的确证。因为“过去的道德规范希望个人去适应社会整体。但这是生产时代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消费时代，或一个自称如此的时代，是整个社会前来适应个人”[3]191.所以在媒体的广告中，我们并不是被它的形式或内容异化了，我们只是被它的关怀所攻陷。这种关怀加上商品的象征意义成功地削弱了人们对商品功用性的甄别，从而鼓励人们购买可能并不迫切需要的商品。所以，透过媒体铺天而来的广告，不仅大大增加了人们消费的频率和可能性，而且也深化了消费意识形态的控制。

　　同时，在媒介和广告的包围中，特别是在对时尚的不断制造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让位于其符号价值。虽然鲍德里亚一开始就指出，人们消费的不是现实的物，而是物品所象征的意象和符号价值，但大众媒介的崛起使得符号的作用更加重要，可以说使符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因为现代媒介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创造了一个商品的符号世界，在这里商家通过广告费尽心思向人们展示的是该商品所蕴含的符号价值。人们消费的也不再是商品，而是符号-商品。正如波斯特所说，在鲍德里亚这里变成消费对象的是能指本身，而非产品。

　　透过媒介，不仅商品的符号价值越来越凸显，甚至现实世界也日益被符号化。因为通过技术支持，广播、电视、网络等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剪辑。“它们被剪辑成了连续、承接、不矛盾的信息---可以与广播节目抽象时空中的其他符号进行并置组合的符号。”[1]131也就是说，现代媒介通过二元符号“0”和“1”的编码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经过剪辑的符号世界，并且由于经过剪辑的世界更符合销售者及消费者的愿望，所以人们更愿意沉浸在这种虚拟世界之中，而真正的现实原则反而容易被搁置起来。这也正是鲍德里亚力图创新的地方。如果说马克思通过万物商品化来批判大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鲍德里亚则试图用商品符号化、万物符号化来超越马克思的批判逻辑。这种尝试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媒介的崛起和符号大行其道时代的到来，同时也为其符号操控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超越意识形态---消费社会符号化

　　符号思想其实从一开始便隐藏于鲍德里亚的分析逻辑之下，他在《物体系》中讨论物的功能性系统时指出：“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的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

　　[3]2也即是说，鲍德里亚一开始关注的就是物的客观性以外的东西，物的符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是鲍德里亚分析物的真正目的。对于鲍德里亚的这种思路，张一兵教授评价道，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其实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只在那个效用性的物的彼岸去划界符号，或者说不是简单地直接从物的塑形走向观念性符号，而是从物的有序功能体系本身来深究物的非物性象征意义。

　　在具体的转化中，鲍德里亚受索绪尔、巴特的影响颇深。索绪尔将符号分为所指与能指，代表概念本身和概念的意义。巴特在索绪尔的基础上作了很大改进，尤其是他对符号的分层深深地影响了鲍德里亚。鲍德里亚基本上仍是按照巴特的这个层次理论来阐述符号的出场逻辑的。如图，第一层中某一商品是能指，它的象征意义是所指。如玫瑰是能指，它的象征意义“爱情”是所指，二者构成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仍是玫瑰，它象征着爱情。同时作为符号的玫瑰又构成了第二级的能指，它对应的所指是某种暗示，即爱她就给她玫瑰，或给她玫瑰才是爱她。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是受到这种心理暗示去买玫瑰，但此时人们买的不是物的意义上的玫瑰而是符号意义上的玫瑰。由此鲍德里亚想要说明的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消费的很多物品并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而是符号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是建立在这种物的符号意义之上的。这一点在他的《消费社会》中也得到了确证，他认为从消费领域开始“正是因为符号的结构成为商品形式的核心，商品才能直接成为意指---这种意指不是商品的一种附属产物，而是作为一种‘信息'或者一种内涵，因为商品的形式使其最终成为一种中介，一种交流体系，彰显出所有的社会交换”[1]142.最后作为符号的物透过媒介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即今天除非能够被解码为一种符号，任何事物(物、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等)都不能被生产和交换，从而达到了符号理论的第三层次。此时符号由消费的前提条件变为必要条件，由方法性论述转为本体性论述，实现了符号控制一切的目标。由此实现了由消费意识形态到符号操纵的转向。

　　如果我们从社会的发展演进来看鲍德里亚的这段话更容易理解。在消费社会的发展中，人们使用符号最初是为了促进消费，提高商品的交换价值。

　　但发生于20世纪中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促使现代媒介依托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进步而快速崛起。媒介的发展让人们处于一个信息丰盛的时代，尤其是借助于媒介符号开始大行其道，正如大工业带来商品的繁荣一样。而我们知道商品堆积造成“商品链”,并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用下导致了商品对人的统治，那么符号的这种丰盛现象导致符号对消费乃至现实生活的操控也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当人们消费商品时，人们便会不断制造商品，最终陷入商品的逻辑中。而当消费符号时，又通过媒体、广告和时尚等不断制造符号，其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关键原因不是丰盛，而是社会的结构性匮乏及对匮乏的克服，即维护统治的需要。对于这种现象，马克思是通过商品来阐述资本主义拜物教对人的统治，而鲍德里亚意图通过符号拜物教来完成相同的批判。

　　在符号化社会中，由于符码的全面操纵，物、人、需要以及消费逐渐丧失了其客观性和自主性，从而最终走向消解。而人的符号化与需求的符号化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在消费社会，物的丰盛使需要已经脱离了个体的真实诉求，转而服务于生产体系的扩张性要求。生产体系通过媒介的宣传将自身扩张的需要加之于消费者身上，以刺激消费的增长。所以在消费社会，需要不是个体的真实需要，而是符号化的、虚假的需要。随着需要的符号化，人自身也成为遵从符号逻辑的主体。人的需要也离开了人的本真欲求，成了符号系统发展的动力系统。所以，鲍德里亚推断出了符号化的最终结果，那就是符号依据自身的差异逻辑存在，而物、人和需求都在符号化中被消解。在符号统治下，最后的结果就是文化的虚无化。即“所有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价值标准，具有道德、美学、实践判断力的整个文明的标准，都在这种图像和符号的系统中消失了。一切都变得不可判定，这是代码统治的典型效果”[4]7.但从现实发展来看，这个过程将相当漫长，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乌托邦。因为就当下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还远未达到鲍德里亚所说的阶段。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的符号化倾向正在一步步的推进。

　　总之，鲍德里亚通过“消费社会”的概念，从历史层面、现实层面和符号层面递次布展，深刻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趋势与存在的问题。当然，作为一种试图超越的理论，鲍德里亚值得批评的地方太多，从对生产地位的否定到由象征交换导致的虚无化倾向;从对消费社会的消极看法到所谓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这些都受到了质疑和批评。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早年的田野调查经历的话，鲍德里亚的理论也能从微观角度来解释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一大批新贵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加上良莠不齐的国外文化的涌入，致使各种消费文化充斥着当下的消费市场。尤其是对于国外舶来商品的盲目崇拜和对媚俗文化的推崇，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整体价值取向。作为普通人，我们毋须如鲍德里亚那样深刻和极端地揭示其背后的虚假性，但身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对于当下一些打着诱人符号而又缺乏思考的消费主义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

　　参考文献：

　　[1](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仰海峰.消费社会批判理论评析[J].长白学刊，2004,(3).

　　[3](法)让·鲍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和死亡[M].车瑾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