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我们将哲学定义为对超时空与人群的人类根本问题的系统反思，那么中国思想是含有哲学之向度的，并且中国哲学有其表达系统反思的方式。哲学的比较应以不同哲学流派所面对的问题为基础，因为先秦诸子所处理的周秦之变的问题与欧洲现代化早期问题多有重叠，所以中国先秦思想不但有哲学成分，它更是一种以现代性为关怀的政治哲学。通过对先秦思想本质的分析，我们希望重新反思现代性的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相关性。

　　关键词：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现代性;周秦之变;先秦哲学;政治哲学

　　一、中国传统思想何以是哲学?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即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有哲学这个问题，自“哲学”这个概念引入中国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从“哲学”是一外来概念的意义上讲，传统中国自然没有哲学。而只有在这个概念传人并有从事哲学工作的人之后，中国才有了哲学。但是，显然，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有哲学这个问题不是在这种琐屑的意义上谈的。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虽然哲学这个概念源自西方，但是，按照对它的某种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有属于哲学的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要想回答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哲学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哲学，即首先要为哲学划界。但不幸的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曾以为，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或者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应该非常清楚。但是，这么多年的研究，让我们意识到这个界限并不明晰，我们并没有达成对这个界限的共识。如果为科学划界――这个界限在很多人的直觉上讲是显然的――都是如此，我们可以想象给哲学――这个明显比科学的界限要模糊得多的学科――划界的困难。但“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这样的问题，又依赖于对这个界限的准确勾画。为了解决这个疑难，笔者采取一个“建构”式的策略。也就是说，笔者会给出一个哲学是什么的简单定义。如果读者接受这个定义，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看看中国传统思想是否符合这个定义的规范，从而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讨论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是哲学这个问题。

　　这个定义虽然是笔者给出，但它应该尽量地捕捉到我们对哲学的一般理解，而不是完全随意的。我们不希望所给的哲学的界限太窄，也不希望它太宽。如果我们把这个界限放得太宽，它就会包含一般不归类于哲学的东西。如果这个界限太窄，它又可能会把哲学内部的一个流派，或某一时段的哲学当成哲学全部。在西方哲学内部，现当代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经常互不买账，不认为对方所做的是哲学。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而言，一种常见的错误，是有些人把对笛卡尔以降的西方哲学，尤其是对其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某种(片面)理解，当作唯一的哲学方式，并因此而否定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哲学。美国学者Franklin Perkins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也很有趣的例子。他指出，莱布尼兹和黑格尔对中国思想的观察很接近，即西方思想在理论反思上超出中国思想，但是中国思想在实践智慧和生活伦理上超过西方。尽管有如此类似的观察，但两位西方哲学家得出来的结论却很不同。莱布尼兹的结论是欧洲思想在第一哲学上更高，而中国思想在实践哲学上更高，两者应该相互学习。但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臭名昭著的结论是，中国没有哲学，有的只是西方哲学里已经有的、但不入流的东西。其原因，Perkins认为，如当代哲学家Pierre Hadot指出的，从欧洲古典时期直到其近代早期，哲学仍然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到了后来，尤其在黑格尔的哲学系统里面，一种思想如果没有其所谓的第一哲学，就无法再被当作哲学。因为莱布尼兹和黑格尔对哲学的不同理解，所以尽管他们对中国思想的观察近似，但在中国思想是否是哲学这个问题上却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与黑格尔等人不同，一些学者可能认为中国没有(某种特定的西方)哲学，这恰恰是中国思想的优点。郑家栋就曾提到，傅斯年认为，“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对此，郑家栋认为，原本对哲学有兴趣的傅斯年对哲学态度的转变，来自于他对自己所接触到的哲学，即德国哲学的厌恶。近年来引起中国哲学合法性辩论的导火索之一，德里达对中国思想是否为哲学的否定回答，同样是出于赞扬中国思想的角度而言的，其根据也是流行于当代欧陆哲学和美国哲学家罗蒂及其支持者对(西方)哲学的一种特定解释(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些学者虽然没有那么极端，认为中国有哲学，但基于对西方哲学的特殊理解，认定中国哲学绝不同于西方哲学。类似的说法，我们经常在各种谈论中国哲学的场合听到，比如中国哲学乃是一种心性哲学、生活哲学、修身功夫，等等。这些说法有“逆向东方主义”(reverse orientalism)之嫌。这种通过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伍来辩护中国哲学合法性，笔者也以为是不自重的表现。而且这种做法还对中国哲学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对中国哲学的如此描述，明显把韩非子这样的思想家排除在外了。

　　总之，在给哲学划界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在宽窄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度。这是一门艺术，不是一门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但合理的看法，是很正常的。在承认上述所有困难并依据上面给出的一些基本限定的基础上，笔者对哲学给出下面这个定义，即哲学乃是对那些能够超出特定时间(时代)、特定空间(地域)、特定人群的、且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又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简称为哲学问题)的系统反思。哲学不应该是当下行为或是习俗成见之表述，而需要对其有所反思。它也不应该是零散的见解，而应尽可能的成为一个内在一致的系统(即对其反思又有所反思)。它的系统反思对象，不能局限于特定的人群、时间、地域，否则哲学就成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这一对象又关乎人生活之根本，是人不得不面对却又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可以根本解决的问题，已经从哲学里分离出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了。

　　在下一节，我会对中西哲学的共同或共通问题有所阐发。这里，先让我们假设中西思想有共通的哲学问题，那么，中国思想是否有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反思呢?有些人会说没有，因为中国经典多缺乏论证。这种说法假设了对哲学问题的系统反思必须体现为论证，但这个假设本身被论证过吗? 　　退一步讲，即使系统反思需通过论证体现，那么中国经典真的没有论证吗?让我们拿《论语》为例。之所以选择《论语》，是因为认同中国哲学的人多把它当作哲学文本，但比起其他被当作哲学文本的中国传统经典来说，它似乎属于最缺乏论证的经典之一。如果我们能展示它蕴含着丰富的论证，那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展示其他常常被中国哲学之同情者归为哲学经典的文本也含有丰富的论证了。比如，从《论语阳货》中孔子与其弟子宰我讨论三年之丧来看，《论语》中含有既不诉诸权威，也不诉诸习俗的论辩。当然，《论语》中很多对话都非常简约，似乎不能算论证。比如在《论语宪问》中，当被问到是否可以以德报怨时，孑L子对此的直接回应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何以报德?”其后又用八个字给出了自己的立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但是，“何以报德”四个字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以德报怨”这个想法的弊病。也就是说，“以德报怨”听起来很高尚、很宽容，但这种对恶行的宽容，其实是对德行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