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所谓身份认同,简单地讲就是每个人对其自身的身份和角色的理解与把握,它是个体进行社会活动的基础。准确地认定他人的身份和稳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是社会成员之间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动的基础。而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则可以理解为农民在与城乡居民交往互动中,基于城乡及城乡居民差异的认识而产生的对自身身份的认知、自己感情归属或依附、未来行动归属的主观性态度,并且这一主观性态度是可以随自身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既是他与城市之间互动融合的基础,也是其市民化程度的反映。换言之,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考察农民工与城市之间互动融合状况和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本文以实证研究为主。资料主要来源于2004年底,天津市流动人口办公室联合进行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该调查分为“流动人口调查”和“当地居民调查”两部分,调查涉及了天津市和平区、南开区、河西区、东丽区、西青区、大港区等六个城区的16个街道。调查中,每个街道在进行流动人口调查的同时也进行当地居民调查。“流动人口调查”的对象是非天津市户籍的外省市流动人口;“当地居民调查”的对象是具有天津市区户籍的常住人口。调查共发出“流动人口调查问卷”1400份,回问卷1211,“当地居民调查问卷”共发出660份,收回621份。调查包括了农民工的个人情况、城市生活状态、城市生活感受与市民意识、以及心理认同等诸多方面。流动人口调查中,农民工占88.6%,城市籍流动人口占11.4%。
　　
　　1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
　　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不同的维度。而阶层认同、地缘认同、人际认同、组织管理认同、生活方式认同等等都包含在身份认同的概念之内。但将农民工置身于从农民向市民转变这一过程中考虑,农民工的身份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目前的身份意识和未来的身体、身份归属意识。农民工由于制度身份与自身的职业角色产生了错位,所以其身份认同也呈现出自我感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随着农民工阶层自身的分化,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并受到农民工城市生活经历的影响。
　　1.1 农民工的身份意识不统一
　　对于农民工而言,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明确自己到底是市民还是农民工。但另一方面,制度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自我认同与他者定义的差别,又使农民工的身份选择出现多个选项,是市民、是农民、还是既是农民也是市民,又或者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工都可能是农民工的选择。而调查也显示,农民工的身份意识是比较混乱的。有9.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市民,有44.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有22.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即是市民也是农民,而有11.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另外还有9.6%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楚。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工的身份意识并不统一,各种身份认同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最多,说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以制度身份为主,而不清楚和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农民工也达到了两成多,则说明有部分农民工出现了身份认同的混乱。
　　1.2 农民工的身份意识受城市生活经历的影响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基于城市生活经验产生,因而城市生活经历不同的农民工其身份认同也不相同。调查显示,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就业状况、社会交往、在津生活时间等都对农民工的的身份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农民工的个体差异如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对农民工的身份意识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城市生活经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份意识较明确,更倾向于认同自己市民的身份。
　　从表1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收入对农民的市民认同并没有影响,但是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农民的比例较低,而认同自己市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的比较较高;而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则是认同自己是农民的比例较高,认同自己具有农民工与市民双重身份的比例是比较低;说明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认同自己具有一定的市民身份。而且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楚自己身份和认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的比例明显高与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农民,说明收入低的农民工出现身份认同迷惑的可能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收入越低农民工无法确定自己身份的比例就越高,而是中高收入( 800-1000元)的农民工身份归属意识最不明确。从收入看,这一部分的农民工高于一般的农民工,但又与城市居民存在着不大差距,因而他们从心理上倾向与脱离农民工身份,但是又无法确定自己的市民身份,所以会出现身份意识的迷茫。
　　其次,职业身份高的农民工身份意识明确,更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从表2统计结果看,有近六成的有雇工的老板认同自己具有市民身份或具有市民与农民双重身份表明他们更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另一方面,有雇工老板中不明确自身身份归属的不到一成,大大低于其他农民工,表明他们有比较明确的身份意识。而其他农民工中,认同自己具有市民身份和市民与农民双重身份的比例要明显低于有雇工的老板。没有雇工的老板和临时雇员更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管理人员和普通雇员认同自己农民身份的比较少,但是不能明确自己身份的则相对较多。显然,临时雇员和没有雇工的老板的基本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与城市主体社会也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因而他们认同自己是农民的比例较高。而管理人员和普通雇员一方面工作状况比较接近市民,另一方面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他们整体的生活状况却与市民仍有着不少的差别,因而他们既不认可自己是市民也不认可自己是农民工和说不清楚的比例就想对较高。
　　再次,在津生活时间较长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认同自己具有市民和农民双重身份。
　　从表3统计结果看,来津一年以下的农民工中认同自己是农民的最多,而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和说不清楚的也占到了四分之一,说明在城市生活时间短的农民工认同自己市民身份的比较少。而在津生活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农民工则更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但他们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在津生活时间长的农民工的身份意识比较明确,也比较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总的来说,在城市生活时间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农民工的市民认同。但由于现实存在的农民工化的制度与制度障碍,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越久,就越能感受到与市民的差别,所以他们是在不否认自己农民身份的基础上,市民身份意识有所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