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的起源

　　楹联的起源

　　楹联，俗称对联、对子、联语等，是由两串等长、意思完整和互相对仗的汉字序列组成的独立文体。楹联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传统文化形式，它讲究对称平衡、音韵和谐，充分展示了汉语的对称美和韵律美。楹联有着悠久的历史、鲜明的特色、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楹联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艺术规律，日益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楹联的起源，最早可追溯于避邪的桃符。远在周秦时代，民间就有了在门前挂桃符的习俗，以用于驱鬼除邪。《后汉书•礼仪志》载：“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止恶气。”据传，古代东海度朔山有一棵大桃树，树下有神荼、郁垒二神，主管万鬼，如遇见鬼祟，他们就把它捆起来喂老虎。后来，民间便在春节时用桃木板画上二神像，以去鬼瘴，这一风俗被人们继承下来。到了宋代，人们已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将乞求吉祥或驱鬼避邪的联句写在纸上，贴在门上，这就是延续了几千年的门贴。

　　楹联的根本特点是对仗，它的.生命源泉是汉语和汉字。因此，楹联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上古书籍中的对偶句的影响。对偶句式、句法，早在先秦之前就已形成。如《尚书》中有“满招损，谦受益”的对句;《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对句;《易经》中有“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的对句;《论语》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对句;《道德经》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都是工整的对偶句。秦汉瓦当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对句，对工极巧，令人叹止。自觉将对句艺术应用于创作作品中，则始于西汉的司马相如等赋家。赋是一种半文半诗的文体，很讲究文采和韵律，尤其是骈偶对仗。到了南朝，诗人以做诗工稳为胜。齐、梁时期，著名诗人沈约创造了“永明体”。“永明体”严格要求对仗和声律，并有了“四声八病”之说(“四声”即平、上、去、入四声;“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曾说道：“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这为以后楹联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楹联究竟起于何时，楹界对此有多种说法，一般都认为最早的楹联是五代时蜀主孟昶的桃符题词。关于孟昶题桃符版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张唐英的《蜀梼杌》、黄修复的《茅亭客话》、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以及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识》等都有所载。《蜀梼杌》一书中说：“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个中玄妙，恐非天意。又据《宋代楹联辑要》所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兵部尚书王瑶题句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园林楹联了。

　　但近年有人提出，五代时期除夕题联已成习俗。最早的楹联当属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他妹妹刘令娴所作。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记》记载说，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一联于门上：“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妹也作一联：“落花扫仍合，从兰摘复生。”虽然联句欠工，但语句皆为骈丽，又题于门上，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最早载于史书中的楹联了。而这比后蜀孟昶的那副楹联要早四五百年。

　　不少学者认为，楹联的成熟时期应为隋唐。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梁朝初年永明体的产生，为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但作为一种文学品类，并未形成体系。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虽对“声律”、“丽辞”做过精辟的见解，对诗、骚、赋、乐府、颂赞、祝盟、铭、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诸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数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却未提到楹联，这说明楹联虽有早于刘孝绰者，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

　　到了隋唐时期，格律诗日渐兴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品”的时风。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所以，有人认为，楹联最直接的渊源是律诗。

　　宋代书桃符已风行一时。蒋于仲、蒋平仲《山随随笔》载：“京口韩香除夜请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无钱请退之’”(上下联皆切韩姓，韩擒虎是隋朝大将;退之为韩愈之字)。朱熹一生题联很多，《朱子全集》卷后附载不少，可见南宋楹联之盛。其他如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宋代话本中穿插不少楹联，都可说明宋代楹联运用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