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人的好处有哪些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耀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下面是范文站小编收集整理的文学对人的好处有哪些，欢迎阅读。

　　一、文学使人类的存在有了意义

　　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

　　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给予意义，是对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神曲》、《浮士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有屈原、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障人类的精神永远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即理想。

　　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

　　人们通过阅读，以至聆听和观看文学，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概莫能外。

　　至于在今天，类似于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已经很少见了。

　　无论学生还是成年人，都在忙于读实用的书籍，比如各种秘诀之类。

　　一些想读文学而又没有耐心的人，则去读网络文学作品，或是读那些所谓“新锐作家”的私人写作、肉体写作或青春写作。

　　在新锐作家的视野中，人生不是忙于挣钱就是忙于吃喝玩乐，生活很没有意思，看不到任何方向感。

　　但是还有能给人以温暖的作品。

　　贾平凹的《秦腔》《高兴》是在不动声色的日常生活描写中传达出对生存的热爱和对生活意义的寻找;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和铁凝《笨花》，都是对大的社会背景中小人物的人性挖掘;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右派和孤儿的非人生活，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喷薄欲出的人道主义激情，具有罕见的震憾力;老张斌《小艳史》和《说走就走》是一种以小人物表现大历史的举重若轻的写作，《小艳史》写一个右派在政治利剑威胁下的爱情史，达观而又坚韧，《说走就走》写战乱年代一个儿童眼中的各色人等，实际上则表达了中国民间的英雄观价值观。

　　这些作品所表达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的信任，以及对人类普遍价值的信任，足以对普通读者形成真正的文学影响力。

　　另外，《英格力士》《藏獒》《兄弟》《等等灵魂》《羊的门》《城的灯》等都是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

　　而像张洁的《知在》、张炜的《刺猬歌》和稍早的《能不忆蜀葵》、阎连科的《受活》虽然读起来比较累，但却可以证明确实有作家从未忘记理想和责任。

　　文学不一定非要像大时代的宣传品一样被人人诵读，但文学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中，总会让人懂得生活并不是茫无头绪的存在，而是充满着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的过程。

　　二、文学帮我们建立价值系统

　　文学史证明，在人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

　　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

　　而在官方律令和家人的言行之间，可能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广泛一些。

　　比如中国人都比较熟悉的《史记》的人物传记部分，其实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

　　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

　　《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提供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

　　《史记》所确定的价值尺度对后世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形象塑造所产生的样板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平民性、道德取向而非成功取向，包括它对权威和既定秩序的批判性态度，都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和中国文学的细节中。

　　至于外国作品，我们熟悉的《老人与海》、《鲁宾逊漂流记》、《唐吉诃德》、《十日谈》，包括《基督山恩仇记》《一千零一夜》《吉檀伽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明确地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即生活细节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

　　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

　　而我们，在阅读书籍，听民间说书和观看戏剧——这些都是文学——的时候，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了的价值观，我们就成了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三、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

　　文学给虚悬着的人类精神建设起一个支点，即理想，它使我们觉得活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文学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使我们有了具体的生存目标和方向。

　　但根据哲学家们的说法，人类的存在毕竟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某一刻可能会显得非常的陌生非常的不可思议。

　　如果一个社会在总体上陷入这种迷茫的状态，则可能导致价值观的紊乱和文化秩序的失常。

　　在这种时刻，又往往是文学可以挺身而出，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机制(功能)。

　　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机械化生活秩序的批判。

　　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像今天一些对生活毫无所知的时髦的学者所说的“伪理想主义”。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耀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

　　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

　　文学一直存在着先锋性与大众性共生并存的特性，先锋性似乎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大众性似乎是只关心老百姓而不关心更高层次的精神探讨的。

　　其实，文学的先锋性就是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及对新的文化可能性的探索，而当这种批判性探索性的努力逐渐被社会理解甚至接受的时候，文化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蜕变，一种可能只属于少数人的精神演化成了社会性的共识。

　　所谓文化的大众性，其实就是把精英的探索传达给大众的过程。

　　所谓文化的自我修正，就是指这些文学的努力文学的叙述以其对生活的直观感悟默默地温暖着读者的心灵，于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生长脉络，从而也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个合适的方向或目标。

　　已经失去方向的当代文化也就在不经意中回到了它的正常发展轨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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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１９３２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