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的价值取向-孔子仁学思想新探（三）

　　摘; 要：的仁学，就是“人学”。孔子认为人类世界与天地宇宙之间，存在着內在的感应和沟通，“人能弘道”。孔子主张“为仁由己”，“人”之“己身”所表现了“人”的志向、意念，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存在， 是具有以反思性、求与他者同一的主体。孔子认为能“克己”、“爱人”、“力行”的“君子”，一定能“为仁”、“成圣”、“齐家”、“治国”、“平天下”。

　　关键词：人学；弘道；主体；反思性；君子

　　《礼记·大学·传》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又云：“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又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又云：“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人自身”，使之“得其正”；其次是正确树立“群体意识”，使之不陷于一偏而“身不修”；再其次是正确处理“家”、“国”、“天下”之关系，“参与社会”、“投身”，而不“辜负人生”。

　　孔子仁学以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为其价值取向。孔子认为“人”应该“知天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应该“为仁”，“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也；“人”之中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仁学的理想人格是“知天命”、通晓人事的圣人；是具有“群体意识”、“克己复礼”的为政者；是“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喻于义”的君子。

　　1、“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先秦时期，中国没有西方现代意义的所谓宗教，但却有对“皇天”、“上帝”以及神灵的崇拜，有完整的、严格的祭祀“皇天”、“上帝”以及祖先神灵的礼仪活动。春秋早期，反映“天”、“人”关系的“人道”与“天道”已经分离，但“皇天”、“上帝”以及鬼神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礼记·中庸》载：“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 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这一段话是孔子对当时“天下之人齐明盛服”祭祀“鬼神”活动的描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说明“鬼神”的确是一种存在。“视之而弗见， 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说明“鬼神”这种存在非一般的现实存在。朱熹注曰：“以二气言，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鬼神无形与声，然物之始终，莫非阴阳合散之所为，是其为物之体，而物所不能遗也”。

　　《论语·八佾》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祭”，祭先祖。“祭神”，祭外神。朱熹注曰：“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又记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当祭之时，或有故不得与，而使他人摄之，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八佾》的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不仅赞同，而且态度十分虔诚。

　　《论语·雍也》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朱熹注曰：“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雍也》这一记载，说明孔子认为“事人”与“事鬼神”是有区别的，“人之事”与“鬼神之事”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人”必须求“知”，“事鬼神”贵在“虔诚”。孔子在“知”的问题上，主张“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能被那些不可知的“鬼神”之事所迷惑。

　　《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朱熹注曰：“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极，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述而》这一记载，表明孔子虽然承认“鬼神”的存在，但对“鬼神”之事的处理，其态度却是非常慎重的。

　　《论语·先进》载：“弟子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朱熹注曰：“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事人，则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而知所以死。”《先进》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事人”、“知生”与“事鬼”、“知死”的态度是不同的，认为“事人”应先于或者重于“事鬼”，“知生”应为“知死”的前提。孔子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是因为“人”与“鬼”、“生”与“死”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存在： “人”、“人之生”是客观的、现实的存在，“鬼”、“人之死”是主观的、精神的存在。关于已故的先人、鬼神，对活着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的存在”，正如《八佾》所载，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用现在话来说，鬼神之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因此，“求所以奉祭祀”，必须充分领略人生的意义，才会理解如鬼神一样的精神的存在。

　　公元前644年，周内史叔兴冲破了将“人道”溶入“天道”神学思想体系，肯定了大自然变化属“阴阳之事”，由“天”不由“人”；吉凶祸福是人世间的事， 由“人”不由“天”。把“天道”、“人道”分离为二。子产在叔兴把“天道”、“人道”分离之后的一百二十年，又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新观念，奠定了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孔子曾经师事过子产，他接受了“天道远， 人道迩”的新观念，认为“人”与“鬼”、“生”与“死”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在“知”的问题上， 他认为应“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而不能被那些不可知的“鬼神”之事所迷惑。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他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以“人”为本的主张，将“天道”溶入“人道”，进一步发展了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的理论。

　　《论语·卫灵公》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注曰：“弘，廓而大之也。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一命题，包含三层意思：天有天道，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能体“道”、守“道”、也能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