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

“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克雷孟梭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中国这几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的失误，当然他是有所特指的。我对这句话的认同来自另一个角度-意识形态语言霸权主义的泛滥。因为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探索一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必须战战兢兢地剔除那些我曾经深信不疑的概念中的意识形态成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一些只是中性意义的词语，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被赋予了善恶美丑的意义：例如对英法革命的评价，长久以来的观点都是褒扬法俄式革命，而嘲讽贬低英美式革命。这个例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澄清自己的一些认识误区。

　　一、革命还是改良（revolutionorreform）

　　中国人对社会变革的态度颇为暧昧。按理说，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求静的成分远大于求变的成分。有帝之后的几千年里，统治者所灌输的是愚民思想，老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但是奇怪的是中国人似乎更亲近急风暴雨似的革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无数人头落地才换来的。远的不说，就近代来说，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法国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人头。人们评价一场社会变革成功的标准似乎更看重的是暴力（当然是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或者说，我们对事物的评价总是处在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中，反映都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上，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割裂与反差（即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而不是一种历史的上顺承。

　　中国人印象中的革命，总是与刀光剑影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还有一种革命，也可以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这种革命可以是从一个人的从容赴死开始的，苏格拉底的死成全了城邦政治，正是苏格拉底的死，从更深的一个层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主制的内在危机。如果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死法，就没有柏拉图对古代民主制的强烈仇视，又由于柏拉图走得太远，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才开辟了另一条政治学路径。这对师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两种社会发展的路径，以至后来两千年政治史几乎就是他们分歧的漫长注脚。这难道不也是革命吗？

　　再看英国革命，1649年英国革命的两次内战的确乏善可陈，最有意思的章节发生在1688年，赶走了一个国王，却迎来了这个国王的女儿、女婿，著名的洛克也随之跟进。然后才有了托利帮与辉格党在议会的争闹，但君子动口不动手，开创了权力不流血更迭的惯例。

　　反观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的革命行为的确轰轰烈烈，但是在砍了国王的头后却没有自然而然地开出民主共和之花。这场以要求自由开始而以滥用权力而告终的大革命到头来却不得不乞灵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在英国革命后，虽然君主制与贵族制都得以保存，然而那时的英国政治体制已经初步实现了近代转型，无论是君主还是贵族都已被纳入了法治的轨道。而经由法国大革命打造出的不过是“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一头政治怪兽。

　　因此是尊重既有制度的社会改良，还是打破现成格局的激进革命是从英法革命的比较中抽象出来的更具普遍性的，更具有讨论价值的问题。

　　应该说，大多数革命的爆发都是有十分充分和正当的理由的。就象法国大革命，人民去巴士底狱是去请愿的，然而监狱守卫却开枪相向。当生存权都受到威胁的时候，再要求温良恭俭让的社会改良显然就是迂腐书生的痴人说梦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发生上具有正当性的革命，却保证不了它在延续上的合理性，换而言之，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不是革命达到目标，获得成功的守护神。这其实也是一个“马上得之”的天下，是否一定要“马上治之”的问题。适当的革命暴力，是革命过程的必须。但是在摧毁了漠视人民权利，自置于革命对象位置的权势者后，如何构建起捍卫人民权利的稳定制度，就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倘仍旧死陷在“革命”的洞穴假象之中，以“不断革命”来满足一种心理上的、道德上的激情要求，那么，革命势必走到自己的.反面：一方面，革命的正当性理由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另一场断送革命的历史活动因此展开。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派的手中的续演，起历史结局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