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硬核剖析论文

　　摘要：从经济学方法论史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蕴含的理性主义的三个“硬核”，即确定性的、轨道世界的经济社会观、理性经济人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只不过是关于终极实在的形而上学想，既不可能又无必要对其做直接检验，抛弃它便会导致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辙。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也正在挑战这种以把“牛顿范式”应用于研究社会现象为基础的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模型，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也可以窥见经济学走向“真实世界”的滚滚潮流。

　　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主义；经济人；个体主义

　　如果以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作为标志，经济学诞生之时正值理性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占据统治位，此时理性主义也开始长驱直人经济学领域。此后，经济学理性主义尽管在其发展演变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理论阐述，却又存在着将其联系起来的“共同信念”，它们构成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这种经济学理性主义“硬核”由三条形而上学的共同信念组成，即确定性的、轨道世界的经济社会观；理性经济人；个体主义。

　　一、确定论轨道世界的经济社会观

　　经济学产生于理性时代——一个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并向各个知识领域胜利进军的时代。受其影响，经济学在其产生之初就确立了一种“确定性的、轨道世界”的理性主义经济社会观，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力学”经济学体系。基于牛顿力 学的机械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统摄和对经典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尊崇，人们普遍形成了一种关于科学的理性主义模式。首先，它是一种凭借因果律揭示普遍法则的、与客观性相一致的，因而是真理性的知识。其次，科学是精确的和具有确定性的认识。科学解释应是必然性的和可定量化的，对任一状态都可以做到尽可能精确的描述。

　　再次，科学命题在可控制条件下应可重复出现，接受经验检验。最后，由于科学具有上述特点，因而它是人们的行动指南和社会规范，科学等价于理性。简言之，科学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恒正确的普遍法则的追寻。可以看到，从李嘉图、瓦尔拉斯、马歇尔，一直到德布鲁一阿罗。他们大都坚信社会经济的运行像机械系统一样具有某种内在的规律性，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找寻这种能够提供完备知识的确定性规律——社会经济运行的能量守恒定律。具体地说，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永恒和谐、符合人性的惟一制度形态，它是静止不变、没有发展的；经济运行的轨迹是“无条件的历史趋势”，任何对趋势的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 义“硬核”剖析离都是暂时的例外。同样地，萨伊凭借“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信条论证_『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危机运行的稳定均衡状态。边际主义创始人之一，英国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杰文斯则明确表示要创立“效用与利己心的力学”，并提出类似于动力学中的速度、加速度概念的边际概念，通过边际分析得出经济系统的稳定均衡秩序。

　　另一位边际主义奠基人瓦尔拉斯也认为，“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 ，它应当被建设成像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一物理”科学。新占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同样指出，对于经济学与力学的相似之处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经济学首先应考虑的是类同于力学观念的均衡，尽管他认为经济学进一步的研究必须更多地涉及生物学观念的均衡—— 个人的成长和衰亡、民族的兴起和毁灭、工商业的发展和衰落等等。而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精品的一般均衡理论更是牛顿经典科学思想在经济学中典型的移植和应用，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牛顿力学的局限，只形式化地研究了经济系统的均衡和最大化问题，突出地体现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机制及恒定的世界同一性的存在的坚定信仰与不舍追求。总之，就像经典物理学认为有作用力就一定有反作用力、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趋于均衡一样，正统经济学认为，在市场中通过供求力量的作用各种经济过程必然也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均衡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而各种“偏离”和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意外情况。

　　二、“理性经济人”：

　　经济学的“阿基米德点”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理性经济人”不仅是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的一把钥匙，也是其庞大经济学体系的重心和支点。在许多人看来，“与人类行为的其他模式比较起来，‘经济人’模式和‘理性行为’假定也许是一个(解释人类行为)最普遍、最有效、最成功的工具” 。遗憾的是，依托“理性经济人”这一支点，经济学家们并不能“撬动”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和整个的经济学大厦

　　1．重释“斯密问题”

　　尽管“经济人”这一词语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率先提出并引进经济学的，人们却总是将“经济人”假设的创立与亚当斯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而，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便是一道横亘在

　　“经济人假设”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面前共同的原始方程式，不解开它，就无法厘清正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意阈。最早由l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发现和提出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是指l8 世纪英国著名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1759)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没，把源于人的同情心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而在《国富论》中，斯密却把人性奉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利他主义社会道义沦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便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作为思想家的斯密的理论体系之中。所谓“斯密问题”本身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问题，作为 个“现代性”问题，其真正意义在于如何认识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内在紧张。事情并不完全像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那样，是斯密自己制造了“自利”与“利他”之间的人格分裂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价值紧张。相反，在斯密那里，“自利”与“利他”原本只是一种人性二重性事实的本真反映，“经济人”与“道德人”都只是人性之一面。由此，“斯密问题”所真正蕴涵的一个深刻的现代性问题便凸现出来：在商业社会里，是否能够或是否应当将人类经济行为与其道德行为完全分离开来?经济学与伦理学能否完全隔离?显然，按照斯密的理论体系，如间完整的人格难以被截然分裂为所谓的“经济人”与“道德人”一样，人类的经济行为与其道德行为在终极Ft的的意义上也难以截然分开；同样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明确分工”也是站不住脚的。人性有善有恶(“利他”与“利己”)的原始事实，尽管有可能导致人格的分裂，但真正具有健全理性的人是不会如此的。因此，“如果对亚当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与理解，自利行为假设的信奉者和鼓吹暂足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 。这就是，为着“科学的”信念，伴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日趋技术化

　　甚至机械化，因之丧失了许多必要而丰富的人文价值资源，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

　　2．“一只眼的理性”

　　斯密之后，约翰穆勒依据西尼尔所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对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进行了形式化的处理，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经济动机— —财富最大化的动机，奠立了“经济人”假设的第一块基石—— 自利原则，并提炼出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经济人就是会计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则承接了边沁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确立了经济人假设的另一基石——极大化原则，并将经济人假设归结为约束条件下的求极值问题。此后，经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的修缮，在现代正统

　　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标准解释是：在理想情形下，人们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简言之，理性经济人就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是非理性的。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对于怀着“科学”信念，努力使经济学向科学逼近的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进而构筑能够“以少释多”的人性公理假设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走的一步。约翰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1844)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应将人类活动的经济方面抽象出来，并作出定义，以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并不讨论社会状态所塑造的人的全部本性，也不讨论人在社会中的全部行为。它把人仅仅看作渴望获得财富的人来研究，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财富最大化动机，而把“每个人的其他激情和动机完全抽象掉”。至此，自利原则及经济人假设得以基本确立。在边际革命之前，“经济人”已逐渐失去了哲学伦理观的内容。随着边际革命的出现，“经济人”的伦理色彩更是几乎全部丧失。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精雕细琢下，经济人假设的抽象化与理想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即经济人日趋被抽象为数学晶体)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理性被膨胀为仅仅是一种数学计算，即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的概念，即目标函数的极大化。依据“戈森定律”，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等边际主义者提出了有关消费者的理性假说，导出了消费行为形式逻辑上的效用“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将消费行为在某种预算约束下扩大到边际平衡点。随着这一公式的确立，“需求”作为所有价格的一个函数在经济学的框架里便具有了逻辑意义，把经济的“一般均衡”加以公式化也成为可能。此后，在帕累托对效用度量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希克斯把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结合起来，将偏好变为一个可以最大化的指数，从而提出了由两曲线相切点而确定的最大化满足的消费结构，避免了对“满足”的价值判断。到了萨缪尔森那里，他不仅提出了“显示偏好理论”，试图将消费者行为理论从“心理”束缚中解放出来，还给出了对经济行为者的“理性选择”进行经济分析的“菜单”。

　　在他看来，经济学本身就意味着最大化行为：消费者使效用最大化，生产者使利润最大化。最后，经济人假设在弗里德曼等人那里又获得了工具主义的`属性。弗里德曼曾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如果能够生存下来的话)的消费行为最终会被迫停止于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因此，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这就为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运动扫除了一切“后顾之忧”。这样，我们看到，从亚当斯密的本体论人性假说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经济人”已涵盖了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甚至所有的人类行为主体，他们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仔细的权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最优选择。

　　然而，这一个个的理论模型尽管“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却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阿罗指出，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是极为虚弱的，它的合理性和显而易见的力量仅来自于一些补充性假设，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质性假设等等。尤其是经济行为者个人之间的同质性假设“是特别危险的，它否定了经济的根本假设，即经济是建立在个人差异引起的交易的收益之上的”④。因而，经济人假设尽管消解了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硬核”剖析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难，能够产生“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⑧，从而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却也同时否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存在的基础。

　　3．一个简单的评论

　　作为一个古老的经济学概念，“经济人”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争论的漩涡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种假设的非现实性来源于简单的自利假设对社会规范及个人——社会关系等重要方面的“误视”与“忽视”。按照正统经济学的狭隘“理性”概念，一切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都是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精密计算，而利他主义行为却是“非理性”的。

　　基于这种“理性”概念，是不可能有效说明“为什么利他主义行为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之下都得以生存”的问题的，因此，消极地固守自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于经济学的存在和发展有害无益。正如科斯所指出的：“个人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人歧途”，经济学应“从现实中的人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 。

　　现实中的人，是自利的或不自利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多种形态的人。抛弃理性经济人假设，倒塌的只会是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框架，而不是经济学这门学科。

　　三、个体主义

　　西方主流经济学建基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之上 ，是其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按照传统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观，似乎只有从个体或原子式的个人出发，“理性”才能把握现实的世界图景，才能建立起逻辑上一致的、可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1．从个体出发

　　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个体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只是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功利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它才开始渗透到社会科学中来。而关于经济学中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哲学来源，哈耶克认为有两个来源值得重视：其一，近代哲学家洛克、休谟的思想；其二，笛卡儿和卢梭的思想。前者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个体主义首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后者影响了“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 。

　　在亚当斯密那里，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被视为在交换过程中彼此发生冲突的无数个人愿望和追求的结果，而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出来的某种自发秩序协调着个人利益的冲突。劳动分工、货币发明、经济制度等等都是在个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效仿牛顿力学模式，斯密确立了“原子”社会经济观，试图把一切社会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个人的行为。这样，“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自然地成了斯密的理论出发点。

　　斯密之后，李嘉图秉承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和主体，社会应完全从属于个人，并完全溶解于个人的存在之中，个人利益是社会行为的准则。约翰穆勒则认为，“社会现象的规律是—— 也只能是—— 人类的行为和情感”，而“人不会因聚集在一起就变成了另一种物质—— 带有完全不同特征的物质”。这就是“个人人性法则” 。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被视为以稀缺和竞争为前提，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之上的一门学科。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理论必须从个人开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作为逻辑原点的“经济人”，只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是能够“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是一个个数学方程式中的数学符号，它们的“计算”与“组合”演绎出现象世界的完整构架。

　　在现代经济学中，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被推向了极端。他们把个人变为孤立于世的不属于社会的“原子”，把个人看成是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认为分析“鲁滨逊”，就可以寻求社会发展规律，所以，经济分析的基点应放在孤立的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这种欲望的条件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个先验的有启发的假设应绝对予以坚持。可以说，以个体主义原则来建立包括所有经济学命题在内的统一的公理化理论体系始终是西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努力方向。然而，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总是从个体出发考察一切，将个体的有目的性行为放在突出的位置，他们却没有对个体目的或偏好进行明确阐述，甚至根本否认个人偏好有一形成或塑造过程。虽然许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承认个体的偏好或目的是可以改变的，但为了“科学的”经济分析的目的，他们却假定偏好函数是稳定的，个人效用函数是永远恒定而无可争议的 。

　　这样，对个体偏好的形成或塑造有着重要作用的文化与环境因素便被逐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个人被置于一个机械的世界里，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便随之确定，个人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从而，个体的理性行为 礼会经济运行便可以被“理性”地预期到。

　　2．个体主义的理论陷阱

　　一直以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受到了与之对立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猛烈批判@。但是，即使不是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二，人们也可以发现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所导致的诸多悖论。按照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前提，从“原子式”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与行为出发，运用最大化原理，达到了一系列的最优化与均筏状态的统一。这样，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合乎逻辑地证明了，个体“理性”必然导向整体“理性”，个体最优状态必然自动导致总体最优状态，从而成功地跨越个体到整体的桥梁。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太多的“不可能性定理”已给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的完美契合撕开了道道裂口。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如果能够把个人的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得到社会福利函数(即社会无差异曲线)，则可以在无数帕累托最优状态中进一步确定出那些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状态，那么，在新古典框架里完全竞争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便可得到彻底解决(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街、帕累托最优三位一体)。显然，其中的关键是能否从个人偏好(无差异曲线)合乎逻辑地导出具有相同性质的社会偏好(社会一致选择)。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阿罗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阿罗认为，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阿罗指出，在非独裁即尊重每一个个体自由的、理性的选择的前提下，社会偏好是无法通过个人偏好加总得到的。由此看来，能否与如何从个体出发，从现实存在的个体出发，成功地过渡到宏观整体，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应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关键。一个明确的事实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的“加总”努力已彻底失败。

　　事实 ，整体与部分之问的关系有加和性和非加和性两种特性。加和性是指整体和部分之问存在质的承续关系和量的守恒关系；非加和性则是指整体与部分之间质的区别性和不守恒性。 牛顿时代的成就就是对守恒规律的研究，加和性也就成为牛顿范式所重视的简单性之一。但科学的发展又不断地向人们揭示出非加和性的存在和意义。在复杂系统中，元素问存在着非线性相f作用，从而使整体的性质不再是元素问的简单加和关系，而成为元素间相互制约、彼此耦合的非加和关系。因此，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中，除r“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模式之外，“整体小于部分之和”以及“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模式也都是存在的。显然，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具有典型的非加和性。

　　经济学所要处理的是人的问题，但不是单个的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人、群体的人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学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说明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问题。个体主义“理性地”假设个体之间理性行为存在一致性。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工具主义”地谈论个人选择和个体理性行为，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据此认为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宏观行为必定是“理性”的。从社会整体出发，我们才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一个社会经济可能长期锁入“低水平重复”的陷阱，说明“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

　　四、结束语

　　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确定性的、轨道世界”经济社会观、理性经济人假设和个体主义原则是紧密相联的。一直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坚信，经济世界是理性的，其“自然秩序”是，经济社会的一切事物均处在严格的逻辑秩序中，而且按精确的数学规律合乎逻辑和理性地运动，其运动的轨迹是有序的、稳定的、确定的。

　　同样，这个世界里的活动主体也是理性的，他们严格按照“理性原则”进行选择和行动，他们总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而行动，而且能够以最合乎目的的方式行动。这样，从原子式的理性个体——经济人出发，借助各种辅助性理性工具(如数学方法)，经济学家便能够在其行动的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推演出种种更为具体的理性行为模型；在这些较为具体的模型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就能较便利地解释或预测理性个体在特定情景下可能采取的具体行动，同时演绎出这些行动的社会总和所导致的一般社会状态和整体图景。因而，以理性方法建立起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事物必然是”或“应当是”的知识，从而就是“科学的”。显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被研究的东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硬核”剖析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 ，是虚拟社会里的虚拟人的虚拟“理性行为”，而不是真实世界里的人类行为。

　　由于“硬核”是关于终极实在的形而上猜想，既不可能又无必要对其作直接检验，抛弃它便会导致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折。所幸的是，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已对那种以把牛顿模式应用于研究社会现象为基础的，在各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注重探寻确定性永恒规律的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模型形成釜底抽薪式的破坏。由此，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学走向“真实世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