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 于敏获共和国勋章颁奖词
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5篇)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希望大家喜欢!
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篇1
一个绝密长达近30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越神秘,人们越想了解他。
今天,让我们走近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镁光灯下,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6年前的1999年,于敏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隐形”长达近30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对荣誉,于敏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黄沙百战穿金甲 功在当代壮国威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千倍。
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决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于敏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积雪,应邀来到了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的办公室。
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
钱三强非常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他的名字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突破氢弹原理,上级将黄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组中的30余人一起调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但迟迟未得要领。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作为参与会战的五十分之一,两鬓染霜的蔡少辉老人至今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他回忆,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军。
“别人从纸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识。”蔡少辉称赞于敏,总是能透过现象触及事物本质。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蘑菇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然而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又是一个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魂系国防情更急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
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但他分析,其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这好比百米赛跑,要将成绩在10秒基础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长时间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说,当时我国还处于爬坡期,进步潜力还很大。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
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老朋友邓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
几经反复,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
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议下,我国ICF终于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863计划,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篇2
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篇3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篇4
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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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1926 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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