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简介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名官奴。官至中书令，他在书法上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二王”。王献之在王羲之以后又创造了一种更妍媚流便的书体。唐张怀瑾称：“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子敬幼时学于父，其次学张芝，他五、六岁时习字，父亲潜于背后，猛抽他的笔，竟然没有抽脱，叹道：“此儿当会有大名气。”写《乐毅论》与他作范本，习后，能写极小的楷书。他的传世墨迹有《中秋帖》、《十二月帖》、《鸭头丸帖》、《廿九日帖》《玉版十三行》等等。《玉版十三行》是王献之小楷代表作，被誉为“小楷极则”，笔划隽秀挺拨，结字萧散逸岩，顾盼有致，盛名千年不衰。《廿十九日帖》同其它墨迹有所不同，此帖在书体上楷、行、草书混杂，分外谐调，有寄情翰墨，自由抒怀之风尚。《中秋帖》被人称为“一笔书”之祖，世传张芝“一笔书”到晋代仅有王献之独得其法。畅快淋漓的笔法叹为观止。

　　人物生平

　　唐寅《王献之休郗道茂续娶新安公主图》王献之，字子敬，小名官奴，为右军将军王羲之第七子。他少负盛名，高超不凡，放达不羁，虽终日在家闲居，但形貌举止并不懒散，才华气度超过时人。

　　他曾与兄长王徽之、王操之一起拜访名士谢安，两位兄长多谈世俗事，王献之只随便说了几句问候寒温的话。离开谢家后，客人问谢安王氏兄弟的优劣，谢安说：“小的优。”客人问原因，谢安回说：“大凡杰出者少言寡语，因为他不多言，所以知道他不凡。”后迎娶北中郎将郗昙之女郗道茂为妻。

　　王献之最初出任州主簿、秘书郎，转任秘书丞。后来，他被挑选为新安公主司马道福的驸马，屡辞不得，遂与郗道茂离婚。已经执政的谢安十分敬爱王献之，请他担任自己的长史。

　　太元五年（380年），谢安因功进拜卫将军，王献之仍担任其长史。不久，授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入朝担任中书令。

　　太元十年（385年），谢安病逝后，有关他的封赠礼仪在百官中存在着不同意见，只有王献之、徐邈共赞谢安对朝廷有忠心与功勋。王献之上书极力陈述谢安的功绩，晋孝武帝以隆重的礼仪封赠谢安。

　　王献之长期服散致疾，为了避娶新安公主，曾灸足心，导致落下后遗症。太元十一年（386年），病逝，时年四十三岁。

　　隆安元年（397年），王献之之女王神爱（即晋安帝安僖皇后）被立为皇后，安帝便追赠王献之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号为“宪”。

　　主要影响

　　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并不守旧，且与父不同，字身喜带长形。王献之家学渊源，学习勤奋。其诗文书法，为东晋后起之秀。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父亲王羲之，父子合称二王。

　　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书迹有宋米芾临的《中秋帖》等。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谢安曾问他：“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怎样？”王献之道：“当然不同，各有所长。”谢安道：“旁人评价不是这样。”王献之道：“旁人哪里知道。”

　　王献之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的楷书父子闻名之世，唐宋以下的书家们，写楷严整俊美，媚俏的笔调。他们父子俩的楷笔，真可是千古不朽，万世流传，有不可磨灭的吸引力。桓玄很喜爱他们父子的书法，做了两个书袋，分别装着他们父子二人的字画，放在左右欣赏。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但是北宋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张怀瓘在《书估》中评其书法为第一等，并评其真书第四、行书第二、章草第一、草书第三，与其飞白书都为神品，他的八分书则被列为能品。庾肩吾《书品》将王献之的书法定为上中品，而盛熙明在《法书考》中则将其书法列为上品。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唐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