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这一概念微观指一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宏观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这一动态整体中，生产是基础，消费是终点。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通用11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第1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研究

　　我国政府进行经济发展的决心是坚定的，是不可动摇的。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人民克服了诸多的困难，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开放。目前，结合国内外环境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经济增速会放缓。这一特点是由于现实环境引起的，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内，支持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便是我国丰富的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而随着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不断被消耗，使得这样的“动力”在逐渐衰竭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其次，中国经济会持续增长的态势是不会改变的。由于国家政府不再一味的追求“纯GDP”，而是转向了“绿色GDP”等新兴概念。而相关绿色、低碳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可估量的，而且随着相关科学技术的不断支持，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企业正在逐渐转型，以流水线代替工人的科技密集型企业正在逐渐崛起，正逐渐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最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全球化”趋势将会不断增强。这是由于全球经济化引起的。随着全球经济“一超多强”的局面逐渐形成，全球经济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是一个组织所能够主导的了。新型经济体，例如金砖四国、欧盟、东盟等都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极其强大的影响力，而我国前领导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正是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的精准预测。

　　二、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一)劳动力过剩

　　根据最新的人口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口共计13.68亿，其中农村人口占到了53%，而适龄劳动力人口占到了总人口比重的45%。尽管我国企业众多，但是仍然不能够消化如此的劳动力。也正因此，造成了当前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其中最突出的地区便是珠三角以及西部等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珠三角一直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代名词，其中尤以深圳、珠海为代表，而随着企业的不断升级转型，现代科技逐渐取代了大量的人工劳动，流水线形式的工序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而西部地区虽然人口少，但是由于经济尚未完全开发，大量的劳动力找不到市场，形成了尖锐而又深刻的矛盾。

　　(二)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低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仍然属于以劳动力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国家。而从一些外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只有将科技作为第一推动力，社会经济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科技型企业多而不精，站在顶点的多位国有企业，而一些民营企业例如华为，为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只能说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因此，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低是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如若不加以重视和解决，我国的经济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陷入困境，甚至崩溃。

　　(三)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畸形”限制了总体的经济发展能力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陷入“畸形”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中部次之，西部相对来说较差。而这样的格局就像是一个木桶，短板之处恰好限制了整个木桶所能够容纳的水的总量。因此，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畸形”限制了总体的经济发展能力这一论断是成立的。加上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科教等资源大力发展，这样的“畸形”态势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为我国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的几点建议

　　(一)解决“劳动力过剩”

　　解决劳动力过剩，加强就业一直是我国政府进行社会维稳的方针之一。解决“劳动力过剩”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使之成为社会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其次，鼓励无业人员创业、就业，间接解决更多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最后，积极拓宽海外劳务市场，例如南美与北非，这些地区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经济建设，而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可以完成完美的嫁接。

　　(二)科技兴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放到目前我国的经济建设中来是非常恰当的。作为政府来说，要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我国并不缺科技型企业与人才，缺的是政策环境支持，缺的是氛围，而政府恰恰可以利用体制的优势来完美地弥补这一点。作为企业来说，加强自身的转型升级，以科学技术为导向，加强科学技术的引入与使用，增强核心竞争力，才能够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良好的保障，才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

　　(三)平衡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

　　既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出现，那么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应该回避。笔者认为有如下的解决对策：首先，从国家层面加强对中西部发展的扶持力度，利用税收、政策等优惠来减轻西部的发展压力，同时，加强对西部的招商引资，使得其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其次，从东部地区的角度来讲，要积极帮助西部省市进行建设，积极传授自身的发展经验，使得其能够少走弯路，尽快地缩小差距;最后，作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也要审视自身的不足，通过不断地发展来尽快摆脱这一局面，使得自身的发展最终成为祖国发展的“拼图”，而不至于成为木桶的“短板”。

　　四、总结

　　这几十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以及海内外侨胞的共同奋斗下，我国在未来一定会迎来又一轮的经济建设。全体人民应该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不畏艰苦，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第2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1978年11月，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达30年之久，让全世界瞩目。这3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持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很多发展专家和理论家都在谈论着“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中国发展模式”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美国新桥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单伟建早在2003年在“财经”杂志上就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经常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用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来衡量，中国却是最没有效率的经济体。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匪夷所思的：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最无效率的。

　　单伟建说，“没有效率的经济有可能实现真实的增长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储蓄率，第二是人为的资本控制。假设公民因为某种原因停止储蓄，银行没有多余资金对企业投放时，增长就会停止。如果允许储蓄流出国境，去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增长也会停止。”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像是一个服用了兴奋剂的世界冠军，银行通过浪费居民储蓄来推动经济增长。但这是以长期健康为代价的，是不能持久的。中国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如此高投资水平、高资源消耗、高浪费、高污染和低效率，使得经济成就的代价越来越高。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人的超低工资。表面上，中国的平均工资也一直在增长，但其实大部份流向了垄断行业和高管人员，直接制造产品的工人工资远远低于其它国家。花旗银行在其《宏观中国》研究报告中指出，若不考虑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比美国远为密集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两年前，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富士康”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打工者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还经常不能按时拿到。

　　中国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目前占世界GDP的约5%，然而却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钢铁和棉花，以及将近一半的水泥。中国的煤炭消费量比美国、印度和俄国的总和还要多；10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石油出口国，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国家环保总局承认，中国万元GDP能源消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至11倍。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和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窘境，环保总局承认：中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局部范围内，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空气和水的污染物浓度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损害了人身健康、也造成了农业收成的损失。根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空气和水污染使中国损失了5.8%的GDP。

　　世界上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呼吸着不达标的空气。

　　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度，投资占GDP比率高达40至45%，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承受。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几十倍。如果算上生态成本，中国经济增长将为负值。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正是挥霍本已面临枯竭的生态资源而拼出来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既无法持久，也对世界和后代子孙贻祸无穷。

　　中国经济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基础。

　　尽管来中国的外国投资已超过印度的10倍，且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GDP的40％，而印度的储蓄率只有24％，但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大约为7％，而印度的年增长率则为6％。这说明，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资金利用得更有效率。其实，不光是资金利用效率问题，两国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显着的差别。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外资和出口，而印度则靠的是内资和内需。这就决定了两国发展潜力和后劲的不同。

　　对印度经济贡献最大的是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服务业，占GDP的50%。而中国则主要依靠制造业的出口来支撑经济发展，出口产品主要是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级加工产品，如玩具业、制鞋业与纺织业，凭藉的优势是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这都是牺牲国人利益换来的，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实现转型和提高效益，生产越多，中国人就被剥削得越厉害。

　　而上述这一切恶果的根源，在于权力市场化。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一把钥匙。它贯穿于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房地产开发以及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等一切经济活动中。权力市场化像一头贪婪而凶猛的野兽，30年间一刻不停的啃噬着中国社会上本已单薄的公义。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失去了正义的基点，而后引发的各种问题再加上它在改革过程中一直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其权力集团牟利，使社会公义在中国一步步泯灭殆尽。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所进行的对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灰色收入，高达5万亿，主要来源于五个渠道：行政审批、金融腐败、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收入。目前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富人，靠个人奋斗起家的私人企业家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富人，主要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着权力或直接、间接与权力有关的人。这也恰恰是人们对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

　　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中国几乎所有的所谓改革，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等，其实质就是向社会甩包袱，把改革的负担，改革的代价全都由加在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上。

　　但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却低的可怜，中国仅仅为7.4%，而美国是42%，英国49%，加拿大则高达52%。联合国对世界医疗体系的两项排名，一个是医疗卫生体系的实际效果的排名，总共排名国家是192个国家，中国排在144位。第二个是医疗体系公平性排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排名是188位，是倒数第四名。也就是说，中国的医疗体系是最贫富分化的，连很多非洲国家都不如。

　　有人感叹：我们失去了公平，却没有得到效率；我们失去了理想，却没有得到现实；我们失去了“鱼”，却没有得到“熊掌”。对中国来说，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现状。

第3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2023-2023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战略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表明，目前对于宏观经济的这种特征来讲，我相信国家统计局已经将所有的这些数据发布出来，我们通过这张表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整体经济的一些变化，应当说从GDP、从投资、从消费、从出口，以及从货币和价格指数表明整体的状况是低迷的。但是我们认为目前简单地用低迷来总结中国宏观经济还不是很确切，因为低迷的程度今年和去年可能有质的一些变化。更重要的就是在低迷中我们会发现一些结构性的深度变化，而在结构性的深度变化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一些希望，也会看到我们的一些迷茫。

　　1.高杠杆或债务困境

　　今天的债务问题究竟到达什么水平?整体的债务(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个人)加在一起达到GDP的280%，大约总额是118万亿。与全球的债务比起来也已经达到第一行列。

　　非金融公司的债务是其中最麻烦的部分，根据最新估算，这部分已经达到125万亿人民币，差不多是GDP的百分之两百了，几乎是全世界第一了。日本、美国、欧洲，很多其他国家债务比也很高，它们的杠杆率主要集中在政府，企业的债务率并不高。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企业如此高的杠杆率和债务率，中国是否会出现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当年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1990年、1991年的时候，日本有很多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后来日本陷入了所谓的衰退，主要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今天我们制造业企业，多数的负债率已经超过65%，房地产的负债率已经到达73%，部分企业已经超过80%。过去，我们拉动一块钱的GDP可能需要一块钱的债务，今天我们拉动一块钱的GDP至少需要四块钱的债务，拉不动了。

　　客观来讲，高杠杆高负债本身意味着投资难以为继，GDP的增速必然持续下滑。面对日益恶化的金融风险，如果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是所有投资者、决策者、监管者面前的难题，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人们对所有资产相关的强烈担忧。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高度应对。

　　由于中国特殊的体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财政驱动，看起来好像金融和财政是可以分开，但本质上很难分开，看起来是信贷驱动、债务驱动、货币驱动，但是背后本质上还是财政驱动。财政的钱从哪里来?我们今天必须要反思这个模式。债务的问题是所有问题的聚焦点。

　　2.房地产导致楼市泡沫

　　房地产到底有没有问题?买了房的，买了很多房的人很高兴，没买房的人怨天尤人、沮丧，但我们研究经济的人，不能靠情绪驱动。中国房地产面临两大看似截然相反，本质却是一样的风险，一个是大型城市房价飙涨，投资氛围浓厚，二是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楼市去库存压力巨大，部分城市有价无市和市场持续低迷，即正泡沫与负泡沫。

　　中国房地产面临三大依赖症，一是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二是家庭过度依赖房产财富;三银行过度依赖按揭和开发贷款。从某种意义上说，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这话有道理。中国的省会城市里面，有一多半省会城市本地的财政开始依赖卖地的收入，有的地方超过百分之八十。土地财政收入是比糊涂账，没有人们代表监督，每年公布个大账，所以地方的首脑用起来很开心。家庭为什么过度依赖呢?我们今天中国全部的财富里面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是房地产，从宏观资产的比例来看，这是有问题的。银行，我刚说过了，超过百分四十的贷款是跟房地产相关的，更不用说房产抵押，虽然按揭贷款大家看起来比例不高，但是最近增长得很快，已经超过20%。三大透支：政府透支财政，家庭透支消费能力，银行透支信用。

　　3.人民币汇率贬值

　　汇率问题很简单，今天大家担心汇率会不会贬值可以理解。因为经济遇到很多困难，更重要的是资产价格跟全世界相比，都高得太多。

　　汇率的贬值面临客观的压力，特别是十月一号以后，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客观上面临“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定律，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的汇率和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三者只能取其二。

　　但中国还是有能力实现人民币汇率相对的稳定，或是平稳的波动。我有一个建议，希望货币当局能够更加明确地告知，汇率政策的目标，不要让大家去猜。我的结论是，基于我们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人民币账户不会出现剧烈的贬值，当然，在管理上，面临的压力非常巨大。

　　4.民营或私营经济缺乏活力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说几句话。为什么今天民营企业的活力至少不足?很多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对未来看不清。老问题又回来了，过去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最基本的成功经验到底在哪里?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叫政府主导+市场竞争+后发优势，最基本的经验，我认为是市场的活力不断地深化。

　　如果对这问题没有极其明确、肯定的回答，民营经济的活力怎么能激发起来，这是我们面临的特别大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应该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议上，让市场在里面起决定性作用，但今天我的感觉不是太好，现在的很多做法似乎在偏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方针。

　　中国经济实现第二次历史性跨越的体制和制度必须是市场主导+科技引领+创新驱动。

　　5.经济正在逐渐“脱实向虚”

　　最后，关于脱实向虚，监管部门政府部门应该采取一些办法解决这问题。多年以前我就提出批评，为什么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什么都能让它干，今天很多大型企业，你不知道它主业是干什么的，银行有、信托有、证券有、房地产有。上市公司融到资之后，应该是做大主业，它不，它去控股银行，控股证券公司，收购金融机构，买理财产品，这是我们监管的极大失策。

　　过去近40年，外资企业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赢得了惊人的增长和利润，今后，中国愿意继续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在座的许多企业家拥有丰富的对华合作经验，相信各位一定能充分利用中国市场所提供的新机遇，在不断开拓中取得新的成果。

第4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一）困难挑战增多，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走势？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稳步复苏，前两个月出现积极变化，但进入3月，受乌克兰局势变化和国内疫情影响，回升势头承压。

　　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如何确保实现5.5%左右的全年增速目标？

　　总体看，首季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平稳开局。当前成绩，实属不易。

　　支撑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总体平稳。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7万亿元，同比增长4.8%，高于去年四季度4%的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高于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财政收入平稳增长，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外资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国际收支总体稳定，外汇储备保持在3.2万亿美元左右。

　　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多项指标彰显“进”的态势。

　　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4.2%和8.1%，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均增长1.4倍；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8.8%；单位gdp能耗继续下降，改革开放持续深化。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困难挑战明显增多。

　　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没有改变。国内疫情多点散发，一些城市按下“慢行键”，封控管理区域部分停工停产，产业链供应链遭遇堵点；部分行业企业困难加大，小微企业面临运营困难；旅游住宿、交通出行、餐饮娱乐等接触性聚集性消费活动受到制约；重点群体就业难度增加，部分行业就业人数减少……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从中央到地方，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加快落地，尤其近期进一步发力，与疫情竞速，和困难赛跑，在助力经济爬坡过坎中不断释放“稳”的力量。

　　当前我国发展仍具有诸多战略性的有利条件，经济体量大、回旋余地广，又有超大规模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我们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二）统筹防疫与发展，如何算好大账？

　　3月以来，本土疫情波及30个省份，既有上海、深圳等万亿级gdp强市，也有吉林等农业大省，辐射区域广链条长，经济下行压力阶段性放大。

　　一些境外媒体和机构频频质疑中国严格防疫“代价高昂且不可持续”，社会上也有“躺平”“与病毒共存”等论调。

　　疫情防控是“国之大者”。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算的是大账、生命账。防控工作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第一位，这是判断防疫成效的首要标准。

　　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传播速度快、感染人数多，脆弱群体风险大。我国14亿多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亿。如不及时从严防控，势必令易感人群感染风险加大，一旦形成规模性反弹，将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更严重损失，极易丧失前期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反观，今年初，许多国家和地区陆续放松防疫政策，但结果是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激增。目前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超5亿，死亡病例逾619万。英国疫情3月以来感染水平已升至历史最高。有英国媒体人指出，与新冠共存政策“无异于一场豪赌”。

　　再来算经济账——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是为中国发展赢得主动。

　　2023年，正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才最终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2023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位置。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实现动态清零难度进一步升级。封控措施不可避免带来短期经济冲击，但中国抗疫实践进一步印证：一时的“管”正是为了更好的“放”。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政策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不误农时保春耕。中央财政下达资金200亿元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署投放100万吨国家钾肥储备……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春播粮食已完成意向面积的19.4%，进度同比快1.2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争分夺秒抓复工复产。深圳，从按下“慢行键”到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开始有序恢复，用时不到10天；山东，3月29日宣布自2月底以来的这波疫情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复工复产进入“快车道”；吉林，4月14日宣布实现社会面清零，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上海，本轮疫情传播指数已由2.27下降到1.23，4月16日发布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

　　一方面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另一方面坚持科学精准防控，防止层层加码“一刀切”，二者统筹兼顾，才能确保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三）应对空前压力，就业能否稳得住？

　　经济下行压力，首当其冲影响就业。

　　最新统计显示，受多重因素影响，今年就业前两个月温和开局后，3月波动明显。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5%，其中3月为5.8%。

　　招聘机构数据显示，本是传统旺季的3、4月，就业市场走势低迷。在今年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就业能否稳得住？

　　从就业需求看，总量压力在加大。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近16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1076万人，二者均为近年新高。

　　从岗位供给看，不少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加、招工放缓，甚至减员、裁员。原本吸纳就业较多的房地产、教育培训、互联网及接触性服务行业，招聘需求明显下滑。

　　从供需匹配看，“就业难”“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青年缓就业、慢就业现象增长，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问题突出。3月，16至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16%，为近几年同期最高值。

　　稳就业，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至今，一个鲜明特征是就业优先导向进一步强化。稳就业被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充分体现在各项政策中。今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617.58亿元，比去年增加51.68亿元。

　　抓基本——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实施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政策；显著提高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最高可提至90%；允许地方再拿出4%的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用于技能培训，并向困难中小微企业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千方百计稳企业、稳岗位。

　　保重点——研究出台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举措，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百万见习岗位募集、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等专项行动；组织实施“春风行动”为农民工、脱贫人口提供就业服务……多管齐下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拓空间——加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完善灵活就业政策，在北京、海南等七省份及七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补齐权益保障短板，更好发挥灵活就业“蓄水池”作用。

　　在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的同时，还应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政策储备，全力以赴稳住就业基本盘。

　　（四）释放内需潜力，投资消费“双引擎”如何提振？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消费构成内需，是经济增长“主引擎”。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宏观政策发力重点。

　　总体看，投资增速较快回升，规模继续扩大。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9.3%，好于去年全年的4.9%。

　　从结构看，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三大领域表现“冷暖分化”。

　　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5%，增速比前两个月加快，比去年全年加快8.1个百分点。预计铁公水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6360亿元，川藏铁路稳步推进，年初以来下达铁路、民航、公路等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计划467.5亿元……基建投资的稳经济“压舱石”作用凸显。

　　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5.6%，比去年全年加快2.1个百分点；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0.7%，增速回落。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效益水平下降以及疫情等因素，或将对扩大有效投资带来影响。

　　消费，对稳定经济大盘具有基础作用。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居民消费基本稳定。网上零售较为活跃、新国潮消费快速增长、“一老一小”消费需求增大以及冰雪经济热潮等，显示出居民消费提质升级蕴藏的巨大潜力。

　　疫情之下，消费恢复也面临较大制约因素。

　　相比前两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3月份指标为负增长。其中，旅游住宿、餐饮娱乐、交通出行等接触性聚集性消费受到明显冲击——3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下降3.8个百分点至46.7%，清明假期国内旅游收入不足2023年同期四成……

　　内需拉动经济的后劲，既取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力度，也取决于促进消费恢复的程度。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正加快发力——截至3月末，今年3.6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中用于项目建设部分已全部下达；“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正抓紧推进，各地已储备7.1万个专项债项目，全年水利工程和项目可完成投资约8000亿元……

　　促进消费恢复的举措接连出台——已出台的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纾困政策正在落实到位；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保障物流畅通；扩大重点领域消费，促进医疗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支持社会力量补服务供给短板……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更深层次，为扩大内需注入强大动力。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巨大内需潜力更意味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必将坚定不移，内需拉动经济的“引擎”需要更加强劲。

　　（五）多重压力下，外贸外资能否延续高增长？

　　外贸、外资，中国经济去年表现亮眼的两个指标，今年一季度仍有不错表现，双双以两位数增长实现“开局稳”。

　　一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9.42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实际使用外资3798.7亿元，同比增长25.6%。面对国内外疫情反复、国际局势新变数增多，两个指标在去年高基数上继续稳增长，实属不易。

　　外贸稳住增长，原因何在？

　　贸易“朋友圈”更加多元——一季度，东盟超欧盟重新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持续增长。“西方不亮东方亮”。更多新市场，也意味着更大增长空间。

　　更多经营主体有力支撑——一季度，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43.2万家,同比增长5.7%。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4.52万亿元,增长14.1%,占比达到48%,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压力下，外贸主体的增长，正是韧性与活力的最好证明。

　　当然，与去年同期分别接近30%、40%的高增长相比，今年一季度外贸、外资增速各有所下降。

　　这主要受到了去年高基数、国内外疫情反复、俄乌冲突复杂演变等因素影响。不少一季度订单还不错的外贸企业，坦言二、三季度压力会加大。疫情对生产、运输的冲击，加上高昂海运费对利润侵蚀，影响会进一步显现。

　　为稳定外贸，一系列政策举措及时发力——减税降费、畅通物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发展外贸新业态等举措加快落地，给企业送来“及时雨”，为稳外贸保驾护航。

　　考虑到高基数原因以及当前一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外贸延续去年高增长有一定难度，但外贸“开局稳”恰恰印证了我国外贸有稳增长的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备，企业自身也在努力，加上助企纾困、稳外贸政策落地，各方共同努力，外贸实现保稳提质的目标未来可期。

　　稳外资，同样有基础和信心——

　　中国美国商会近期报告显示，疫情等因素影响下，仍有超六成受访企业计划今年加大在华投资，超八成在华美企不考虑移出中国。近来，多家知名跨国公司围绕低碳业务加大在华投资和布局。

　　一季度，中国吸引外资在“稳”的基础上继续“进”，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超50%，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更是接近60%的增长。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迸发的新机遇，正是外商投资的掘金点。

　　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诸多政策举措也在积极发力：进一步强化外资服务保障，协调解决外资企业复工复产；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

　　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更便利的营商环境，让更多外资企业在中国留得住、扎下根。

　　（六）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国内物价是否会大幅上涨？

　　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通胀背景下，我国物价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季度，我国cpi同比上涨1.1%，其中3月上涨1.5%，涨幅较前两个月扩大，但仍属于温和范畴，也低于国内3%的预期目标。3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8.3%，涨幅连续5个月回落。

　　cpi与ppi“剪刀差”进一步收窄。2023年全年cpi与ppi“剪刀差”为7.2，今年3月份为6.8，表明保供稳价效果持续显现。

　　3月份ppi涨幅虽然回落，但仍处较高水平。这与国际输入性影响密切相关，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带动国内石油、有色金属等价格上涨，中下游行业企业面临较高成本压力。

　　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及时采取供需双向调节、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等措施，平抑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稳定市场预期，促使ppi涨幅连月回落。

　　当前，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供给充裕，有效应对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能力显著增强，保持全年物价平稳运行仍具有较好支撑。

　　cpi指标关系百姓“菜篮子”“米袋子”等的价格。

　　近期，蔬菜、汽油、柴油等与日常生活相关度较高的部分民生商品价格涨幅较大，上涨面较广，导致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感受较为强烈，数据和百姓感受存在“温差”。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cpi“篮子”商品中，猪肉价格占比较大。今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大幅下行，3月同比下降41.4%，拉低了cpi涨幅。

　　今年以来，国内部分民生商品价格有所上涨，主要是受国际形势变化和疫情等因素影响，并非我国市场供给基本面发生变化。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ppi向cpi传导的趋势或将延续，一般日用品价格将小幅上涨。此外，随着猪肉市场由供求基本平衡向紧平衡过渡，预计到二季度或三季度，猪肉价格或将进入上行通道，拉动cpi温和上涨。

　　综合来看，全年物价涨幅或将比去年有所扩大。针对物价短期上涨压力，要进一步完善价格调控机制。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应加强价格监测预警，适当降低价格补贴启动条件，避免价格大起大落影响基本民生。

　　（七）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如何打通堵点卡点？

　　工业品物流占社会物流总额90%左右，生产供应链全流程的90%以上处于物流环节。疫情导致部分原材料和产成品运输受阻，影响向生产端延伸。

　　同时，一些工厂因疫情停工停产，原材料价格高位攀升，企业成本走高……多重因素叠加，引发人们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担忧。

　　当前国内供应链部分受阻，影响产业链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一方面，物流效率有所降低。俄乌冲突扰乱国际物流秩序，中欧班列、国际航空运输等受到影响；疫情导致部分地区跨区域、疏港运输不畅。另一方面，供给面临一些制约。如上海拥有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集群，也是不少加工制造企业的来料仓储、产品总装基地。疫情不可避免对相关行业造成影响。

　　虽然挑战增多，但更多是因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产业链总体运行仍然平稳，及时控制住疫情，细化实化各项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举措，就会为正常运行增添稳定性和安全性。

　　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齐备配套优势明显。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3月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7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工业经济自身韧性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坚强支撑。

　　当前，关键要聚焦堵点卡点及时疏通，避免短期困难演变成长期趋势，把“链”上的企业保护好，不被眼下问题拖垮。

　　保物流是当务之急。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十项重要举措，要求努力实现“民生要托底、货运要畅通、产业要循环”。公布全国统一式样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切实保障重点物资和邮政快递通行、优化防疫通行管控措施……严格落实防疫政策的同时，一系列部署加快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稳生产是关键之举。全国多地稳定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白名单制度正加快建立；工信部前方工作组赶赴上海摸排企业情况，集中资源优先保障666家重点企业复工复产。

　　聚焦当下，做好原材料保供稳价，落实落细减税降费、金融信贷等惠企政策，缓解企业运行压力；着眼长远，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中国需要在补链强链上不断发力。

　　（八）稳住市场主体，如何更有力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

　　本应是纺织旺季的3、4月份，不少纺织厂老板却心里发慌。受疫情影响，部分服装贸易批发市场暂时停业，纺织厂纷纷减产。

　　一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下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指数均在景气临界值100以下。

　　当前，很多中小微企业面临订单和营业收入减少、拖欠账款增多、原材料价格高涨、人工和运输成本攀升等挑战，“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矛盾突出，企业间分化持续扩大。

　　为中小微企业纾困是当务之急。

　　一方面要在运营成本上做“减法”，减税降费是首选。今年退税减税规模约2.5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为使资金直达企业，中央财政已下达首批用于小微企业留抵退税专项转移支付4000亿元。4月起，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正式实施，11天内就有1557亿元退税资金落到20.3万户纳税人账上。

　　另一方面需在现金流上做“加法”，信贷支持可谓“雪中送炭”。一季度，小微企业贷款需求进一步释放。3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和授信户数，分别同比增长24.6%和42.9%。

　　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全面降准0.25个百分点，并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5%的农商行，再额外多降0.25个百分点，以增强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信贷投放能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人社部等部门陆续推出纾困举措。人民银行新设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加大对物流通畅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金融支持……

　　同时，江苏出台“40条”措施、广东出台“47条”措施、湖南出台“36条”措施……从房租减免到发放补贴，各地因地制宜推出更具针对性的纾困举措；企业也在想方设法积极“造血”自救。

　　及时回应中小微企业新困难新诉求，确保减负纾困“组合拳”尽快落地显效，把真金白银用在刀刃上，才能更好稳定中小微企业预期，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

　　（九）防范化解风险，如何引导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目前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3月，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趋稳；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0.7%，比1至2月份回落3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规模大、链条长、涉及面广，对国民经济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23年，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6.8%。

　　在疫情多点散发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整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从供给端看，一季度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土地购置面积分别下降17.5%和41.8%，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缓慢；从需求端看，受资金紧张、个别头部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显现等影响，市场预期转弱，购房者延缓入市。

　　今年以来市场分化更加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一些热点城市市场回升预期逐步增强，部分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市场仍在低位运行。

　　应对新情况新挑战，各地以支持首套刚性购房需求、合理改善性需求、租赁住房需求为着力点因城施策。100多个城市的银行根据市场变化和自身经营情况，自主下调了房贷利率；部分城市对生育二孩、三孩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的租房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已达到40%以上。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租房需求，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有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基本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投资总额预估约8500亿元。

　　引导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必须牢牢守住“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

　　需要指出的是，各地针对房地产市场不同情况所作出的相应调整，并非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翻转。要保持调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精准性协调性，努力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

　　当前，个别头部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仍然存在。对此，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正依法依规开展风险处置化解工作，以“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为首要目标，合力缓释房地产企业风险。

　　保持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关乎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关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正是复杂形势下中国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体现。

　　（十）多重挑战下，粮食和能源如何保供稳价？

　　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对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至关紧要。

　　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冬小麦晚播面积占到三分之一，目前一、二类苗比例已与往年基本持平。部分地区封控管理下，农资下摆、秸秆离田、农机手返乡不同程度受影响。

　　农资价格上涨。4月第2周，尿素、磷酸二铵、氯化钾批发价每吨同比上涨35.5%、17.9%和82.4%，农用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中国钾肥消费量近三成进口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受俄乌冲突影响，两国出口受阻。

　　国际市场风险增大。去年我国进口的玉米、大麦近三成来自乌克兰。俄乌的小麦、玉米出口量占全球贸易量的29%、19%，俄乌冲突引发国际粮价上涨，加大我国进口难度和成本。一季度我国进口大豆2028万吨，数量同比减少4.2%，金额却增长20.9%，凸显进口大豆价格的上涨。大豆、玉米作为饲料原料，直接关联养殖产业，容易影响肉类价格。

　　当前我国稳住粮食的基本盘并没有改变，国家正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强储备。粮食总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存比例超70%，防范风险能力增强。

　　保产量。目前小麦苗情转化好于预期，粮食意向种植面积稳中有增。各地抓紧春管春播，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钾肥等供给。我国加大玉米、大豆保供力度，扩大东北地区大豆种植面积，推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确保完成大豆油料扩种任务，并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加强储备调节，保持供需平衡。今年冬油菜面积增加、长势好于上年。

　　保产能。我国今年将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加快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加大盐碱地综合利用力度，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受俄乌冲突等影响，国际能源价格高涨，对外采购油气面临的风险上升。一季度天然气进口金额同比增加68.7%，但实际进口量减少5.1%。

　　多方正采取措施推动国内石油、天然气、煤炭增储上产。一个好的趋势是，一季度国内规模以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0.3%、4.4%、6.6%，发电量同比增长3.1%。今年国家要完成原油产量重回2亿吨、天然气产量持续稳步上产的目标，并加快建设在沙漠、戈壁、荒漠规划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立足国情，强化煤炭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国家能源局近几个月已批复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多个煤矿项目，优质煤炭产能正依法合规加快释放。近期全国煤炭产量保持高位水平，2月中下旬以来，日产量在1200万吨以上，同比增长超过10%。

　　缓解煤电企业经营压力。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后，今年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促进煤电上下游协同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通过能源储运能力建设，能源供应链的弹性和韧性也将得到加强。

　　确保粮食能源安全是重大战略性根本性问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将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更好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第5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1.高杠杆或债务困境

　　今天的债务问题究竟到达什么水平?整体的债务(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个人)加在一起达到GDP的280%，大约总额是118万亿。与全球的债务比起来也已经达到第一行列。

　　非金融公司的债务是其中最麻烦的部分，根据最新估算，这部分已经达到125万亿人民币，差不多是GDP的百分之两百了，几乎是全世界第一了。日本、美国、欧洲，很多其他国家债务比也很高，它们的杠杆率主要集中在政府，企业的债务率并不高。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企业如此高的杠杆率和债务率，中国是否会出现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当年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1990年、1991年的时候，日本有很多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后来日本陷入了所谓的衰退，主要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今天我们制造业企业，多数的负债率已经超过65%，房地产的负债率已经到达73%，部分企业已经超过80%。过去，我们拉动一块钱的GDP可能需要一块钱的债务，今天我们拉动一块钱的GDP至少需要四块钱的债务，拉不动了。

　　客观来讲，高杠杆高负债本身意味着投资难以为继，GDP的增速必然持续下滑。面对日益恶化的金融风险，如果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是所有投资者、决策者、监管者面前的难题，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人们对所有资产相关的强烈担忧。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高度应对。

　　由于中国特殊的体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财政驱动，看起来好像金融和财政是可以分开，但本质上很难分开，看起来是信贷驱动、债务驱动、货币驱动，但是背后本质上还是财政驱动。财政的钱从哪里来?我们今天必须要反思这个模式。债务的问题是所有问题的聚焦点。

　　2.房地产导致楼市泡沫

　　房地产到底有没有问题?买了房的，买了很多房的人很高兴，没买房的人怨天尤人、沮丧，但我们研究经济的人，不能靠情绪驱动。中国房地产面临两大看似截然相反，本质却是一样的风险，一个是大型城市房价飙涨，投资氛围浓厚，二是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楼市去库存压力巨大，部分城市有价无市和市场持续低迷，即正泡沫与负泡沫。

　　中国房地产面临三大依赖症，一是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二是家庭过度依赖房产财富;三银行过度依赖按揭和开发贷款。从某种意义上说，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这话有道理。中国的省会城市里面，有一多半省会城市本地的财政开始依赖卖地的收入，有的地方超过百分之八十。土地财政收入是比糊涂账，没有人们代表监督，每年公布个大账，所以地方的首脑用起来很开心。家庭为什么过度依赖呢?我们今天中国全部的财富里面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是房地产，从宏观资产的比例来看，这是有问题的。银行，我刚说过了，超过百分四十的贷款是跟房地产相关的，更不用说房产抵押，虽然按揭贷款大家看起来比例不高，但是最近增长得很快，已经超过20%。三大透支：政府透支财政，家庭透支消费能力，银行透支信用。

　　3.人民币汇率贬值

　　汇率问题很简单，今天大家担心汇率会不会贬值可以理解。因为经济遇到很多困难，更重要的是资产价格跟全世界相比，都高得太多。

　　汇率的贬值面临客观的压力，特别是十月一号以后，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客观上面临“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定律，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的汇率和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三者只能取其二。

　　但中国还是有能力实现人民币汇率相对的稳定，或是平稳的波动。我有一个建议，希望货币当局能够更加明确地告知，汇率政策的目标，不要让大家去猜。我的结论是，基于我们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人民币账户不会出现剧烈的贬值，当然，在管理上，面临的压力非常巨大。

　　4.民营或私营经济缺乏活力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说几句话。为什么今天民营企业的活力至少不足?很多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对未来看不清。老问题又回来了，过去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最基本的成功经验到底在哪里?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叫政府主导+市场竞争+后发优势，最基本的经验，我认为是市场的活力不断地深化。

　　如果对这问题没有极其明确、肯定的回答，民营经济的活力怎么能激发起来，这是我们面临的特别大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应该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议上，让市场在里面起决定性作用，但今天我的感觉不是太好，现在的很多做法似乎在偏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方针。

　　中国经济实现第二次历史性跨越的体制和制度必须是市场主导+科技引领+创新驱动。

　　5.经济正在逐渐“脱实向虚”

　　最后，关于脱实向虚，监管部门政府部门应该采取一些办法解决这问题。多年以前我就提出批评，为什么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什么都能让它干，今天很多大型企业，你不知道它主业是干什么的，银行有、信托有、证券有、房地产有。上市公司融到资之后，应该是做大主业，它不，它去控股银行，控股证券公司，收购金融机构，买理财产品，这是我们监管的极大失策。

　　过去近40年，外资企业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赢得了惊人的增长和利润，今后，中国愿意继续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在座的许多企业家拥有丰富的对华合作经验，相信各位一定能充分利用中国市场所提供的新机遇，在不断开拓中取得新的成果。

第6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根据数据表明“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但是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经济增长率。因此，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的影响，很多发达国家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种情形。

　　虽然我国在稳步发展中，但是也存在了不少问题。首先，我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因此面临大规模、突发性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这已成为了我国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安抚好失业人群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面对大规模结构调整和失业，国家大量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支付结构改革成本，购买社会稳定。其次，“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

　　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因此，扩大内需主要是要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提高居民消费主要是提高广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要提高农民的消费需求，必须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则必需提高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只有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有可能富裕农民。

　　我国有着很强的发展前景，首先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仍然巨大。我们既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又有比较充分的发展要素供给条件。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创造了新的市场最终需求。城市化进程加快，使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应当逐步得到合理调整，人民群众将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实惠。影响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在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变动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持续增长，恩格尔系数将进一步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改善。第三，分阶段基本实现工业化，并使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这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重要目标，也是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鲜明标志。这两个目标一旦实现，将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大里程碑。第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应当取得重大进展。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和技术进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进一步转变，有可能具备比过去更为有利的体制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经过“十一五”期间乃至更长时

　　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应当使我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质量和效益有较大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较大增强。第五，人力资源应当得到更好开发。在继续保持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规模的前提下，应当把提高人口素质，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充裕的优势，作为未来社会发展领域的战略重点。第六，社会和谐程度应当有较大提高。构建和谐社会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应当在不同发展阶段提出有限目标，在现有物质基础上，重点应是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方向。首先，应当使农村现有的贫困人口实现温饱，建立起有效的返贫应对机制。其次，及早建立适应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比较健全的养老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并逐步提高养老保障和社会救助水平。再次，中等收入阶层应当明显扩大，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手段应当逐步健全起来。最后，需要对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呼声进行有效的化解和适当的疏导，使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有平等的表达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第7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美国消费—中国投资”。中国作为生产方，其经济增长逻辑与现在的美国截然不同，却与1929年时的美国极为相似，表现出鲜明的生产相对过剩特征。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实施了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扩张计划，形成了2009–2023年的经济过热周期，同时刺激起房地产市场。2023年后，当经济步入紧缩周期后，私营部门缩减生产、步入萧条，各类资本先后进入股市、P2P、房市，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就虚特征。伴随着城市化的速度放缓，生产相对过剩的后果也将愈加明显。

　　一、中国经济研究方法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利润生产完成了统治中国社会的大业。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化生产的范围从2001年加入WTO之前的一国扩大到了全球，十几年来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中国的经济已经同全世界结成统一整体，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和“中美国经济体”的重要一环。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并未改变，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生产活动、财富、知识产权和社会权力。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以普通民众消费的一般商品为主，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单价高，但总量很小，对全社会生产的拉动作用很有限。由于两极分化程度较为严重（中国基尼系数高于美国），同时财富效应2又不如欧美明显，总体上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相对较低。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超过50%下降到2023年最低为33.8%，近年来又逐渐回升，到2023年为39.3%。这一比例在全球都是比较低的，目前全球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平均为58.3%，美国为68.8%，拉美平均为65.0%，英国、希腊等都超过60%，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国也都超过50%。

　　二、不同阶段中国经济的表现

　　生产相对过剩由“可能性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6，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条件。第一，机器大工业的确立及其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第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第三，信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公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市场经济时期，上述三个条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个条件是在1992年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建立的；第二个条件是十四大后大力开展城市商品市场建设后建立的，到1996年以全国性生产资料批发市场为枢纽、区域性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流通网络和各类消费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形成；第三个条件是90年代初覆盖城乡的商业银行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具备的。因此综合判断，中国发生全面的生产相对过剩只能是1996年之后。

第8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浅谈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与转型调整

　　中国经济在2023年实现7.4%的GDP增速并在近五年来呈现下行趋势，已进入“新常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高速将取代此前的高速增长。要素驱动及投资驱动是此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但由于消费局限性及经济环境新特点，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投资趋于饱和、出口增长难以为继的巨大压力，同时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需要逐步转变形成。自九五计划我国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但回顾20年的转型调整，对于调整方向的明确性及调整的有效性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同时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常态”阶段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经济转型调整之痛，但发达国家如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通过建立相应标准从而确立在世界上的经济核心地位，以此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情形下，我国应如何面对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既摆脱粗放式发展的增长限制，又能通过转型发展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寻求一席之地，从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现代化强国梦?

　　一、增长极限论

　　罗马俱乐部梅多斯[1](1972年)提出“增长极限论”迄今已40余年，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五大因素限制，经济应最终趋于“零增长”，以避免经济崩溃。近年来世界经济举步维艰，似乎也印证了该论断。

　　1972年世界人口约为38.49亿，其后基本按年平均约8000万数量增长，至2023年底约为72.82亿。人口数量激增首先带来的问题便是资源短缺，包括人均耕地的减少、粮食供应短缺、水资源匮乏等，同时也引起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健康医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本追逐增值的本质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从未像这个时代如此频繁、大规模跨越众多国度，由此造成的金融风险及动荡，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世界经济蒙上了难以挥去的阴影。

　　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的扩大虽然创造了规模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挑战，诸如碳排放、低碳经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也屡屡成为世界各大经济论坛、各国政要晤面所商讨的关键主题，为各国日益所重视。而诸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开采与衰竭也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各国所面临的不争的事实，因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2]

　　遍观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欧美日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近几年受金融动荡或债务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呈现增长率低、就业率低、通货紧缩的特征。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风暴中虽独善其身，但付出的代价是一味通过资源消耗扩大规模，从而造成部分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并且放弃和错失了产业调整及升级的空间和时间。[3]在外部市场需求不足、内部市场消费缺乏新亮点情形下，中国经济也面临增长拐点，直接体现便是GDP增速的下降。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

　　美国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欧洲国家首当其冲，席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印证了这种后续效应。尽管德国作为欧元区主力，依靠厚实的工业底蕴，依然维系着欧盟的统筹发展，但中短期内也无法改变低通胀给整个欧盟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中国经济在2008年制定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投资方向及落位的偏差，但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中国经济在当时的不利形势下陷入泥潭，此点从2007―2009年我国的GDP增速中可见一斑，分别为11.4%、9%和8.7%(见图1)，依然维持了较快的增速，但至2023年止整体处于日渐下降趋势。

　　基于我国国情，GDP需要保持在7.2%左右的增速才能满足当前居民收入、消费的需求及缓解就业的压力。尤其是改革开放37年以来，中国经济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极，我国经济的增长及发展态势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结论

　　“新常态”面临新困难、迎来新机遇、亟须新动力，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化解增长中的矛盾、消除成长中的烦恼，对经济变化的国内、国际局势作出认真的剖析，是认识把握、适应引领“新常态”经济的关键。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及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变化是经济增长受到制约的外因，内因则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发展方式的不合理、创新驱动的不就位带来的下行压力。

　　创新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外交战略，体现了新的外交理念，将“一带一路”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双翼，以“互联互通”作为经脉，辅以“长江经济带”以及“京津冀一体化”两大区域发展战略，构成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新型经济发展战略，体现了国内外市场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的新型治理创新。

　　在此战略下，如何真正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式、低碳可循环经济发展，依靠的是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却是一个正确的同时也必须按此进行转变的方向。中国不能被排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外，工业4.0的智能化趋势将是我国经济赖以增长的核心技术动力，在此基础之上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带来的严峻挑战。深化改革的进程没有终点，政府只有完成正确的职能转化，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治理，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也必须能够为实体经济的扬帆出海保驾护航，并在此过程中生成汲取养分的载体与土壤。

第9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一、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面临的挑战

　　 （一）我国经济正处在向“自主稳定增长”转换的重要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实施一揽子计划后的“强劲反弹”转向“自主稳定增长”的重要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央实施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我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进入谷底后强劲反弹，当前正处于向自主稳定增长的转换过程中。2023年下半年是一个转换期，经济增速从一季度11.9%和二季度10.6%逐步放缓至略高于9.5%的增长平台，2023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分别增长9.6%和9.8%，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增长9.7%和9.5%。从一些先行指标看，经济增速还有放缓的迹象。这种向下的调整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预期目标，是主动调控的结果。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和由此带来的需求因素的变化，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其内在合理性。我们不能将政策刺激下两位数增长率作为一种常态。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减缓物价上涨压力，也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从全年看，我国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虽然一些经济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但经济的基本面仍处于正常状态。当前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如果没有政策的适度收紧，物价形势会更加严峻。

　　 （二）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在经历了危机的剧烈动荡后进入缓慢复苏的轨道，但今年上半年以来，复苏势头有所减弱，主要经济体增速均低于年初的预测。第一，美国经济复苏内生动力仍显不足，失业率小幅攀升。受政策刺激效应减弱、私人需求疲弱，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明显放慢，一季度环比折年率仅增长1.8%，明显低于去年四季度3.1%的增长率，失业率从4月份开始重新回升，6月份升至9.2%。第二，欧元区经济出现明显分化，整体经济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德国及其周边国家增长强劲，一季度德国经济同比增长4.8%，是带动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希腊和葡萄牙经济同比分别下降4.8%和0.7%。失业率持续走高，过去几个月维持在9.9%的高水平。第三，日本经济受地震和核危机拖累，短期内难有明显好转。日本经济一季度环比下降0.9%，同比下降3.5%。目前产业链尚未完全恢复，电力供给不足，灾后重建和事故赔偿使债务率持续攀升，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第四，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加大，经济增速回落。6月份，俄罗斯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9.4%，巴西上涨6.7%，印度上涨9.4%。这些国家被迫加大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势头。一季度俄罗斯经济同比增长4.1%，巴西增长4.2%，印度增长7.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调低为4.3%，比4月份预测值降低0.1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无疑对我国稳定外需将带来不利影响。

　　 从下半年看，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第一，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美国公共债务已突破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如果出现债务违约，对全球金融市场将形成巨大的冲击。第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蔓延。近期，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债务风险增大，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如果出现债务危机，波及范围和影响深度将明显增大。第三，全球通胀压力继续加大。美国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5月份上涨3.6%，欧元区连续7个月突破2.7%的禁戒线，其中6月份上涨2.7%。在经济增速放缓、通胀持续攀升的情况下，滞胀的风险加大。

　　 （三）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趋紧等方面。

　　 第一，物价高位运行。6月份居民小幅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1至6月份同比上涨5.4%。这一轮物价上涨成因较为复杂，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成本推进和外部输入的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前，由于经常账户顺差过大和外汇占款持续增加，流动性过剩问题就十分突出。从M2和GDP的比值来看，我国与主要国家相比都是较高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遏制经济增速下滑态势，我国出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和2023年实际信贷规模达到18万亿元左右。虽然这是应对危机必须采取的措施，但也推动了流动性扩张，增大了后期通胀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资源要素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成本上升正在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加之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输入因素明显增大。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增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使稳定价格总水平的任务更加艰巨。除了消费和服务价格外，资产价格同样受到广泛关注。目前房地产价格仍未出现“拐点”，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44个，环比持平的14个，环比下降的12个。虽然环比涨幅和降幅都有所收窄，表明商品房价格正在向平衡价格靠拢，但从二三线城市价格攀升的情况看，房地产市场调控任务仍很艰巨。

　　 第二，经济增速放缓。虽然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因为国际金融冲击而发生大的起落，2009和2023年仍然实现了9.2%和10.3%的增速，但这是在超常规大力度政策刺激下实现的。今后一个时期，2009年投资超常规增长和2023年出口大幅反弹的因素已不复存在，政策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增速呈现放缓态势。从投资需求看，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项目进人尾声，加之信贷规模收紧、资金成本提高和房地产市场降温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减弱。从最终消费看，加强房地产调控特别是限购力度加大，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保持强劲势头。从外部需求看，出口增长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出口总体增长24%，但呈现逐月回落态势，主要因素就是，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出口企业也面临生产成本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贸易环境恶化等各方面压力。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50.9%，连续3个月回落，预示着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速还可能放缓。

　　 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2023年消费率下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3.8%，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8%，均处于过去五年的最低点。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47.5%，仍低于资本形成的贡献率5.7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2023年第二产业增速12.2%，高于第三产业增速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2%，高于第三产业贡献率18.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长11%，仍高于第三产业增速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提高，“两高”行业增长仍然较快，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从收入结构来看，今年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增长31.2%和28.7%，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0.4%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13.2%的增幅，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继续下降。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第四，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趋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明显提高，一些地方电力供求矛盾加剧，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和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效益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逐月提高，前5个月达到40.1%，比1至2月份提高17.9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宏观层面上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三方面挑战同时并存，使得短中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宏观调控面临短中长期三方面任务，从短期看，能否有效控制通胀和物价上涨；从中期看，经济增速能否稳定在合理的区间；从长期看，在全球再平衡中，经济结构调整能否取得明显成效，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四）关于我国全年经济走势的几个判断

　　 第一，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尽管一些指标的增速在放缓，但是经济的基本面仍处于正常状态，不会出现“硬着陆”，更不会出现“滞胀”，总体上仍处在一揽子计划拉动向自主稳定增长转换的阶段。

　　 第二，全年4%的目标通胀率有可能突破。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下半年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左右。

　　 第三，房地产市场不会急剧下滑。只要保持现有的政策力度，房地产市场回稳态势下半年会有所显现，部分城市商品房价格“去泡沫化”过程将逐步实现。我们既要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也要尽可能减小房地产降温对经济增长和银行体系的负面影响。

　　 第四，节能减排压力明显增大。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9.6%，但电力生产增长13.5%，说明高耗能行业增速较快。今年单位GDP能耗下降目标是3.5%，实现这一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总体上看，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下半年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33.8%，明显高于固定资产平均增速，表明市场自主投资力量正在增强。支持消费增长的有利条件仍然较多，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工资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带动下持续上升，这将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增强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综合考虑经济上行和下行两方面因素，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

　　 经济增速适度回调有内在合理性。通常认为，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更加接近潜在增长水平，有利于减缓物价上涨的压力。经济增长速度过快，需求过旺，必然引发物价上涨，形成通胀压力。相反，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到合理区间，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物价上涨就会得到有效控制，通胀压力就不会那么大。经济增速适度放缓，还有利于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引导到调整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效益上来。经验表明，在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下，增长速度过快，提高居民消费率、提高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等结构调整目标很难落到实处。

　　 二、自主稳定增长的政策和战略选择

　　 当前，宏观调控的核心是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的关系，以控物价为重点。三者互为影响，相互制约。比如要控物价，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这会引发经济增速下滑；稳增长，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增大物价上涨压力；调结构，需要强化倒逼机制，加快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这又会增大物价上涨压力，并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使经济增速受到影响。如何在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之间找到“平衡点”，兼顾总量和结构、当前和长远，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

　　 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总体来说，宏观政策取向还没有必要进行大力度调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政策过早放松，有可能回归到危机前的增长模式。要以牺牲一些速度为代价，来减缓通胀压力，倒逼结构调整。同时，又要考虑政策的累积效应和市场变化因素，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进行微调。

　　 从政策层面看，我个人理解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从比较意义上理解，今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政策力度上应比去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所收紧，比如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和新增贷款应该低于2023年。当然，在这个基调下，可以做一些结构性调整。比如信贷方面，在既有信贷规模的前提下，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在建项目和新建项目之间，要做到合理配置。第二，适当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在稳增长和调结构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稳增长方面，我国公共债务率相对较低，最近审计署公布地方融资平台10.7万亿元，与西方国家比较，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相对较低，说明财政政策的空间比较大。一旦经济增速下降过快，采取扩张性措施是完全有条件的。在调结构方面，财政也能发挥作用，比如实行结构性减税，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当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要慎重。第三，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也是当务之急。要继续发挥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鉴于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1.5%的高位，而自2023年2月以来实际利率一直为负，可进一步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此外，我国部分商品价格较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间环节和物流成本高，要降低流通和物流成本。同时，还可以适度渐进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来对冲输入性因素的影响。第四，坚持不懈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调控决心不动摇、方向不改变、力度不放松。同时，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逐步提高保障性住房的比重，促进房地产市场缓慢降温。第五，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努力实现“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两个同步”的目标。第六，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一是推进重化工的优化重组，建立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二是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培育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提升产业价值链。三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七，鼓励扩大民间投资。认真落实《新36条》，抓紧出台民间资本进入能源、铁路、金融、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具体措施。逐步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目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根本上还要靠发展民营中小银行来解决。第八，保持出口稳定增长。适度扩大买方信贷适用范围和规模，帮助企业争取出口订单。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强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出口企业间的协调配合，帮助企业积极应诉，解决贸易争端。

　　 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要把握好三个关系。第一，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合理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从而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宏观环境。第二，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很多看是短期的现象，其实背后有长期的影子。要做到远近结合、统筹协调，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当前尤其要注意防止片面追求速度的倾向。第三，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但不能将应对金融危机时期政府更大程度地发挥调控作用作为一种常态，更不能因此忽视培育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后危机时期，政府应适当地退出，培育自主增长的力量，激发经济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二）自主稳定增长的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的一条主线，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外部需求扩张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高度依赖。第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第三，在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第四，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情况下，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高度依赖。第五，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改变城乡不平衡的发展格局。第六，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情况下，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转型的体制环境。

　　 三、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和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年～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9.9%，明显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也一直高于国际组织最乐观的预期。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2023》预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从1985年～1995年的9.8%降低至2001年～2023年的6.9%，但事实上，2001年～2023年我国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十一五”中后期，我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十一五”年均增长率11.2%，比“九五”和“十五”还要高，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既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重视基础教育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中，这三重特征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特征。

　　 （一）从中期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相比，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加之城市化加快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较大和深化改革的巨大动力，从中期看，我国完全有条件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态势。

　　 第一，内需市场加速扩展。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我国国内市场正在加快成长，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近年来我国国内消费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刺激消费的政策，有效促进了国内市场规模扩大。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据瑞士信贷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2023年中国的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将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第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研发水平仍然不高。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仅占6.5%，研发经费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61%。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比重小，且知识产权质量不高。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有条件在主要产业领域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新人口红利”加快形成。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加快，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与此同时，人均人力资本投入将有所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取得重大进展，每年毕业大学生约670万人，超过北欧国家芬兰的总人口。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保持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本的较快增长，就完全可以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

　　 第四，城市化加速发展。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2023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9.7%，但仍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就可以创造出城镇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巨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

　　 第五，区域回旋空间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但在客观上也形成了要素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大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内地转移。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低成本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而继续保持，如珠三角、长三角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环渤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渐次转移，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生命周期得以明显拉长。

　　 第六，深化改革的潜力巨大。深化改革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比如，放宽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可以使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资源价格改革可以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开发节约资源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比例，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由此可见，如果体制改革得以加速推进，就可以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二）从长期看，我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储蓄率逐步下降，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放缓，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经济增速难以保持在过去30多年接近10%的平均增速，但这个过程将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

　　 第一，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将发生向下调整。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23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2.6%，比1978年提高14.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6个百分点。今后一个时期，决定储蓄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抚养比上升带来的支出增加，以及体制政策调整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减少。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过去30多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而发生改变。与此同时，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性储蓄趋于减少。这些变化将促使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下降，依靠投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难以持续。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逼近峰值，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难度较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如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体制变革，但对处在高速增长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转移，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通常情况下，第二、三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5～6倍。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率持续下降，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减弱。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而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和体制条件制约，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第四，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23年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32.4亿吨标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年～2023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3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将对经济较快增长形成明显约束。

　　 从国际机构预测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经历一个缓慢下降过程。据世界银行专家预测，2023年～2023年我国年均潜在增长率将为8.4%，2023年～2023年下降到7.0%。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加快，今后一个时期储蓄率将有所下降，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速将逐步放缓。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2023年～2023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之间。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继续缓慢下调。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后，不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经济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在生产结构中，农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在支出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在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同样，我国经济结构也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发生新的变化。但是，经济结构调整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必须以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创新为重要前提。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关系当前，也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转变发展方式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来30多年，我国在经济领域实现了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二是由人口大国变为了经济大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向未来，我们还要实现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根本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就能够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工业化现代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否则，结构性矛盾还会加剧，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将持续强化，经济可能出现大的起落或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种前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开创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第10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开始于2023年，以当年7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开端，2023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新增了数字创意产业。2023年，数字经济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经过近些年来的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正不断向纵深领域扩展，当前发展已进入快车道。

　　一、数字经济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为31.3万亿元，2023年为35.8万亿元，2023年为40.5万亿元，同比增速13.16%。截止2023年11月，开通5G基站139.6万个，占全球5G基站总数超过70%，5G终端用户达到4.97亿。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自进入5G时代以来，正在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转变。在我国新基建全面展开、大规模实施的有力推动下，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促进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已经扩大为45.8万亿元。

　　二、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数字经济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得益于以下有利条件：

　　1、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全力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并采取灵活的监管措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2023年以来，我国政府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技术、商业模式的出现与发展采取了“先发展、后监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灵活监管策略，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

　　数字经济创新性的特点，是指其具有快速迭代试错、用户深度参与、创造消费需求等特点，是技术、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等多种创新的综合体。在实践过程中，互联网企业往往具有高度敏感的市场感知能力，一旦捕获需求便循序启动研发工作，在产品尚不成熟时便将其推向市场。

　　然后根据客户反馈快速迭代开发，不断完善产品，推动创新。而在此过程中，互联网企业通过不断试错逐步摸准市场脉搏，找准产品正确发展方向。

　　在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监管往往滞后实施，就为创新提供了足够的发展、试错空间。正是由于政府监管给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才在数字经济时代孕育出了拼多多、今日头条、美团、滴滴等诸多互联网巨头。

　　2、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建立起庞大的市场规模，并拥有数量众多的消费者

　　基于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一有利条件，在庞大消费群体的推动下，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出来，由此促使我国互联网企业及其商业模式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产业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梅特卡夫效应，是一种依靠规模化实现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经济形态。互联网企业通常采取免费的模式推出服务，随着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将引发梅特卡夫效应，即网络价值与用户规模的平方成正比，进而使企业价值实现指数级增长。

第11篇: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2023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尽管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是总的看，经济运行总体稳定，有望保持发展质量稳步提高的态势。

　　一是国内需求有望继续扩大。

　　从消费来看，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提升消费能力。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9%，连续2个月加快。其中，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随着社会保障逐步完善，疫情防控形势改善，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带动作用也会进一步显现。

　　从投资来看，产业升级发展、民生投入增加、“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有利于支撑投资的稳定增长。前10个月，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8%，比1-9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长16.5%。同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也有利于扩大投资规模。前10个月，民间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8%，比1-9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

　　二是高水平开放红利继续显现。

　　我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积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成效将不断显现。

　　前10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2.2%，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增长达到23%。前9个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9.6%，同时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将助力对外经贸合作。

　　三是改革创新的动能增强。

　　“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营商环境逐步优化，市场活力动力增强，市场主体持续增加，活跃度保持在较高水平。

　　新业态新模式也加速成长壮大。前10个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创新发展势头良好。前10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5%，绿色智能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总的看，我国经济仍然会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今年能够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