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生平及事迹

　　钱学森(1911-2009),中共党员,浙江杭州人,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父亲钱均夫,曾就读于杭州求是学院,学日本;母亲章兰娟,是杭州丝商的女儿.3岁以前,钱学森一直生活在杭州.后来,随父亲到北京上学,就读于北京师大附小和附中.1929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父母又把家从北京搬回杭州老家,寒暑假均在杭州度过,大学期间还因伤寒,回杭州养病一年.大学毕业时,曾在杭州飞机制造厂实习.

　　1934年毕业后,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1935年8月,他从上海乘船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因为当时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并决定师从于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theodore von kármán).从此,奠定了钱学森一生事业的基础.

　　1939年6月,钱学森以《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论文,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任该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并独立从事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同时,作为冯·卡门的助手,指导研究生的论文.这时期很重要的工作是钱学森与马林纳等一起,创建著名的古根海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后搬到阿洛约·塞科).

　　1942年美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当时美海陆空三军技术人员中有不少是他的学生.这时,他还参与了军内远程火箭的研究,包括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先后担任航空喷气公司(aerojet company)的技术顾问和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团员,目睹了原子弹和雷达等多种先进武器的发展.1945年5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钱学森随冯·卡门为团长的科学咨询团先后参观了美国几个最有名的实验室,如rca实验室、naca(美国国家航空委员会)等;之后又去欧洲,观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德国二战后期有关飞机、v-2火箭、炸弹等多方面的技术发展情况.1947年初,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时年36岁.同年初夏,他回国探望父亲,与蒋百里之女蒋英在上海结婚,两人特地到杭州扫坟祭母.

　　1949年,钱学森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及“戈达德”教授,专授火箭技术及喷气推进技术课.这时,钱学森已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知识和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直至1950年前,他先后为麻省理工学院专门培养气动力学研究生,兼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技术实验室教授研究员等职.

　　钱学森很早即接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心怀建设祖国的大志.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但此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1950年7月,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拘留,行动受到限制,并被剥夺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在被滞留的5年中,他完成了《工程控制论》一书,并讲授物理力学.冯·卡门后来在送别钱学森一家回国时,充满感情地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

　　经过党和政府曲折的交涉与斗争,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回到了阔别20年的祖国.10月中旬一家四口从上海回到杭州,带孩子寻根,游览西湖,此后因肩负重任未再回过故乡.

　　钱学森回国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钱学森任第一任所长,钱伟长、郭永怀任副所长.1956年早春,也就是钱学森回国两三个月后,他被邀请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二次全体委员会,并被增补为委员.

　　接着,1957年2月,钱学森又与周培源、钱伟长、郭永怀等著名力学家创建力学研究班,地点在清华大学大学,专门培养力学高级研究人才.钱学森同时还兼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他亲自为学生讲“星际航行概论”.

　　钱学森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并兼任该院一分院院长(该分院后来发展为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1957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后兼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被聘为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由于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诸多技术科学领域以及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使他获得来自国内外的很高荣誉.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6月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4年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2年获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同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

　　著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创建系统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等.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发

　　钱学森早在40年代实验导弹的早期就意识到现代国防武器对国家强盛、民族独立的重大意义.当钱学森回国时,陈赓大将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1956年2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即向国务院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春,周总理亲自领导数百名科学家制定新中国的第一个《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共制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其中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由钱学森主持,有王弼、沈元、任新民共同参加起草.说明书提出“本任务的预期结果是建立并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12年内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以满足国防的需要”.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立,钱学森任第一任院长.1957年11月16日,他又被任命兼任五院一分院院长.1958年5月,聂荣臻元帅与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

　　与此同时,在聂帅统一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新技术局,于1961年组织力学所与动力室和哈尔滨工程力学所合并,钱学森任所长,郭永怀、吴仲华、张从周、杨刚毅、黎映霖、李树诚为副所长,代号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101单位”,负责导弹与喷气技术的先期理论与测试研究.1960年11月,合并后的力学所承担了由国防科委下达的五院课题“导弹壳体(加筋板、壳)强度与稳定性”、“火箭动力系统与燃烧理论”、“火箭再入大气层的气动力特性”、“烧蚀计算与试验”、“特殊条件下固体力学与气动力学特性的实验与测试技术”五大研究课题(称为501~505任务).1961年春,在中国科学院怀柔试验基地由力学所13室与化学所联合建设了硝酸苯胺、液氢液氧火箭推力试车台,1962年春钱学森亲自指导了点火试验获得成功.至1962年底,力学所完成了全部科研报告,送交五院.对此,钱学森曾高兴的对力学所当时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张从周说:“由于保密制度,许多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不知道他所工作的重大意义,但我知道这些报告的分量,即使是不成功的结果,对总体设计都是有指导意义的.这就是科学工作的‘接力赛’,‘大兵团联合作战’,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主战场,1960年11月5日,国防科委系统由聂帅现场指导,张爱萍为主任,孙继光、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完成飞行试验任务.六年后,1966年10月27日,在酒泉发射场,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和爆炸试验圆满成功.

　　早在1953年钱学森就研究了星际航行理论的可行性.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为了动员全国科技力量,在学术上作好准备,自1961年6月至1962年底,在钱学森、赵九章倡导下,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与技术科学部组织数、理、化、天、地、生及, 声、光、电、半导体、遥感、自动化、医学等多种学科,多种高新技术领域的高层专家持续进行了十二次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在第一次会上作“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报告”.之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说:“现在我国弹道式导弹已有一定基础,现有型号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100公斤左右重量的仪器卫星.…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研究.”在研制过程中,钱学森亲临实验场,指导关键技术问题,1970年4月24日,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与李福译等人在酒泉卫星发射场指挥,发射了重量为173公斤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响彻世界的东方红乐曲宣告了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当年的“五一节”,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了钱学森.

　　钱学森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自1965年2月15日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8年兼任中国空间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970年6月12日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7月任高级顾问).

　　1979年钱学森获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the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1985年钱学森因对我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与屠守锷等人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6月29日,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 f. 小罗克韦尔(rockwell, jr.)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做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全军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7年,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评选钱学森为年度人物5).该刊说:“2007年航空航天领域的最重大变化莫过于中国加入太空大国的顶尖行列”.美国《华盛顿时报》说:“2003年,中国成为第三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2007年初,北京试射了一枚反卫星导弹.《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认为,此举显示‘中国掌握了先进的探测、跟踪和轨道精确控制技术,而此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具备这些能力.’10月(指2007年),中国又发射了一颗探月卫星.”该刊在宣扬冷战的同时,也不得不尊钱学森为“中国航空工业之父”.

　　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钱学森天资聪慧,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勤奋好学,勇于开拓.在20世纪30年代,他所从事的火箭事业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神秘的事业,远未被纳入传统科研的范畴.选择它作为严肃的研究对象是冒着很大风险的.钱学森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没有持之以恒的坚强动力,是作不到的.这一动力来源于钱学森全心全意献身于科学,推动工程与技术发展的使命感和为中华民族争光争气的民族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他在美国长达20年的科学生涯中,无论获得了多么高的荣誉和多么难得的机遇,他念念不忘的是回国报效祖国.他没有在国外存一分钱,为自己不留一分后路.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钱学森把作为一个科学家严肃、严密的科学作风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胆识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作薄壁圆柱壳失稳问题时,他认真踏实地操作,观察和分析实验结果,反复计算,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才取得正确的结论.他最后发表的论文虽然只有10页,而其手稿仅现搜集到的就有800多页!他善于在复杂的现象中努力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他不满足于仅仅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哪怕这些问题有多么重要.他总是在研究了这些问题之后,随即提出前瞻性极强、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并立即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为未来工程技术的发展指出新的方向.他源自流体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全面观察二战后迅速发展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实践,提炼出指导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理论和方法,从而创建出一门新的《工程控制论》是又一实例.

　　钱学森领导科学活动的特点就是倡导学术民主.他传承了哥廷根学派的优良学风,特别重视学术交流和自由讨论.他身体力行,讨论中与大家一律平等,实事求是,错了就改.他组织的各种各类讨论班经久不衰.如1960～1963年他在力学所组织的每周六学术汇报讨论;1986年组织的“系统学讨论班”等,通过这些活动,许多新方法、新概念、新体系、新学科由此萌生,无数的青年人由此成长起来.他特别重视学会的工作,认为学会是打破部门界限,推进学科发展,活跃学术思想,促进科学与工程技术紧密结合,培养青年的重要平台.在他的亲自扶植下,像力学学会、航空学会、气动学会、自动化学会、航天学会等等都及时建立并茁壮成长,为繁荣科学做出了贡献6) .

　　钱学森一贯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他常说:一个有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应当把科普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钱学森以极大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促进科技界的新陈代谢,爱护和提拔青年优秀人才.直至他进入耋耆之年,行动不便之时,仍然始终坚持以清秀、端正的小楷亲自书信,尽一切可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钱学森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6年4月～1989年3月,钱学森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6月～1991年5月任第三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关于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思考

　　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301医院作了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创新人才怎培养: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钱学森当选“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是这样的:“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于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和他的家族

　　钱学森乃名门之后,家中独子.父亲及岳父都是近代进步人士,夫人蒋英是音乐教育家.钱学森与蒋英育有一子一女,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2008年,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夺得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又一位闻名世界的华人.

　　父亲:钱学森启蒙老师

　　钱学森父亲钱均夫(1880——1969)祖籍杭州,据考证,他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嗣,第32代世孙.

　　据了解,钱均夫的父亲在杭州经营丝绸,钱均夫是这位没落丝商的第二子,幼年得到了家庭良好的教育,早年就读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899年肄业.1902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地理学和历史,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1908年毕业.后来,他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挽救中国.

　　1910年,钱均夫毅然回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教授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1911年、1913年钱均夫两次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校长,旋赴北京教育部任职多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员,著有《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

　　钱均夫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父亲.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博学多才、谦恭自守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母亲:给儿子以规范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的女儿,因其父很欣赏钱均夫的才华,便把她许配给钱均夫.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聪颖过人.

　　她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女性,她的一言一行,给了儿子以规范,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她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她心灵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善针带刺绣,她随手绣出的金丝珍珠鞋,可称之为巧夺天工的工艺品.

　　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和连绵不断的影响”.

　　岳父:助女婿实现理想

　　钱学森生前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个是自己的岳父蒋百里.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陆军上将,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他在少年时,因深感甲午战败之耻,1901年留学日本,4年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名列全校之冠.翌年回国,即投身军界,一生以建立现代国防为志.1906年赴德国研习军事.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38年5月起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1937年初,他在自己的军事论著《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蒋百里曾经帮助钱学森化解与父亲的纠纷,助其实现理想.1936年11月,蒋百里夫妇飞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专门看望老友儿子钱学森.这一年是钱学森负笈美国的第二年,拿下了硕士学位.他见到蒋百里如见亲人,说出了与父亲的争论:他打算下一步攻读航天理论,其父回信说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认为西方国家航空工业非常发达,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若从事飞机制造业研究,很难超过西方国家.掌握了航天理论,则能跨越式发展,有超越西方的可能.蒋百里回国后即去杭州拜望钱均夫,他说:“学森的想法是对的,你应该改变陈旧的观念,支持他研究航天理论,回国后发展航天事业.”钱均夫尊重老友的意见,致函儿子,表示理解他的想法.钱学森如释重负,从内心感激蒋百里.

　　妻子:使艺术与科学相结合

　　蒋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是一位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中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她1947年与钱学森在上海结婚.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

　　在一般人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甚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在美国的5年软禁生活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弹一把吉他,两人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除寂寞与烦闷.虽然说竹笛和吉他的声音并不那么和谐,但这声音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它是一种力量,它代表了这对不屈的夫妇的一种意志,一种品格,他们从这音乐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信心和动力.在回国以后的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喜欢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老总能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于是,他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他甚至总想对人们高呼一声: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堂侄:诺贝尔奖获得者

　　2009年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获得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他是钱学森的堂哥钱学榘的儿子,也就是钱学森的堂侄.得知这一消息,当时正在家休养的钱老听说后,很是高兴,并表示祝贺.“永健虽然出生在美国,但他父母都是堂堂中国人,因而此次获奖既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我们钱家人的光荣,可喜可贺.”

　　钱老之子、钱永健的堂哥钱永刚教授介绍:钱学森与钱永健父亲钱学榘为同一祖父,后因钱学榘家中途没落,作为叔叔,钱学森的父亲负担起了钱学榘姐弟的学费,钱学榘与钱学森两人一起从上海交大毕业,并赴美国留学,两人成绩优秀,而且都从事航空研究.钱学森回国后,钱学榘凭自己的努力,曾担任过美国波音公司的总工程师.

　　“钱学榘有三子,钱永健是老三.至于我们的名字,还特别有个讲究呢.”钱永刚说,由于钱家支脉较多,故曾有家规,从第30代孙起启用家谱——“继承家学,永守箴规”,而这八字箴言也成为钱学森一家的家训.“永健的子女,至今还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命名的”,这也可以看出钱永健在观念上仍深深扎根中华传统文化.当时钱永健在获奖后说:“因为我是华裔,可能很多中国人受到很大鼓舞,希望更多中国年轻人也能投身到基础理论研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