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腐败的经济危害三篇
金融腐败的经济危害1
这一年,是全面从严治党和惩治腐败的关键一年,数名财经高官落马或被处理,财经领域反腐力度空前。
铲除金融腐败“毒瘤”,国资国企系统加力反腐,打击权力寻租……利剑出鞘,制度的笼子不断扎紧,风险防范意识增强,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今年以来,金融领域债券违约、激进投资等风险事件时有发生,这其中有部分金融机构规则意识淡漠的原因,也与个别手握监管权、审批权的监管人员和少数金融机构“猫鼠一窝”,合谋实施利益输送息息相关。
金融腐败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令市场无法有效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反作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打击难度大,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的危害也大。
对金融领域腐败要坚决查处、严惩不贷。反腐铁拳下,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银监会原主席助理杨家才、中国人保集团原总裁王银成、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原主席助理张育军,均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体现了中央清除金融腐败“毒瘤”,不断净化市场环境的决心。
从违法违纪特点来看,项俊波等人手握大权,但这些权力成了他们寻租的工具,也是金融乱象丛生的重要原因,破坏了金融市场秩序,损害了金融业形象,危害金融安全,更危害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领域之外,国资国企系统反腐败力度也在加码。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张喜武、冀中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王社平、原副董事长郭周克、中国中煤能源原总裁高建军、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蔡希有等均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从审查情况来看,张喜武等人或把手中的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箱”,或把国有企业当作个人的“提款机”,他们精通监管规则,熟悉国资国企运作手法,几乎“一人说了算”,涉案金额巨大,严重威胁国有资产安全。
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提出的坚决防止贱卖国资、违规交易和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行为,决不允许把国有资产装进“私人口袋”,防止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等腐败行为,正是此中要义。
防止腐败,特别要强化对重要权力部门、关键环节和敏感岗位的监督制约,这需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
今年以来,财经领域有关部委纪检组长相继发生变化,赵惠令接替被“双开”的莫建成任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李欣然接替杜金富任中央纪委驻银监会纪检组组长,林国耀接替陈新权任中央纪委驻保监会纪检组组长,徐加爱接替王鸿津任中央纪委驻人民银行纪检组组长……
新的纪检组长如何推进财经领域反腐,将给监管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可以肯定的是,反腐没有休止符,财经领域更是如此,任何人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财经领域作为金钱与权力深度纠缠、利益和资源相对集中的“高地”,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制度上预防履职中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和道德风险,筑牢公私分开“防火墙”,打好公正履职“防疫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范金融领域腐败风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腐败的经济危害2
7月29日,中央宣布对周永康进行立案审查。紧接着的第二天,中石油、中石化等股票分别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有专家对记者称,联系到周永康早年在石油系统的任职经历和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市场对中央反腐措施的认可,已经通过市场行为表现了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上半年增速定格在7.4%上,第二季度的成绩有所回升,但多个省市在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却不容乐观。山西、河北、黑龙江三个省份,上半年经济增速在6%以下,另外更有三成省份财政增幅低于全年预算。
据记者多地采访,不管是政界还是民间,目前的确有那么几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流传:一是“反腐拖累经济”,认为反腐导致来自政府的公款消费锐减而导致内需不足,将造成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二是“反腐导致为官不为”,称让地方官员“无所适从”,丧失工作动力,造成经济发展缓慢。
“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这本就是个伪命题。”财政部长楼继伟在7月份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的记者会上给出了针对性回答,他还称:“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本就是相互作用的,反腐败当然要影响经济,并且是为经济发展起到很积极的作用。”多名经济专家告诉记者。
“影响论”和“矛盾论”
和楼继伟一样,多地省委书记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先后对此表态。
湖北省在今年上半年经济的增幅和总量都保持了增势不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纪委网站案件查处一栏数据中(截止7月29日),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北省有35名官员上榜,仅次于湖南的48人和广东的46人。
“这其实说明反腐败力度大,对经济是有促进作用的。湖北的经济过去是‘怕冷不怕热’,现在这一情况已逐渐得到扭转。”湖北省政府的一名人士分析,“宜昌、襄阳都是省内位居三甲的城市,两个地方出现了多名市领导落马,宜昌今年上半年的增速位次在全省得到了提升,襄阳更是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GDP增幅均居全省第一。”和湖北的情况类似,湖南、江西同属处于反腐败高压态势的省份,两省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均超过了9%。
观察人士分析,上述省份取得的反腐败成效和经济业绩,离不开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的鼎力支持。7月19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公开表示:现在有人担心高压反腐影响干部士气和队伍稳定,有的认为严管干部影响发展环境,虽然饭不敢吃了、礼不敢收了,但事情也变得难办甚至不办了,这样下去会影响地方的形象和发展,“这几种认识都是十分错误的”。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经济增速超过10%,另有5项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贵州日报》在7月27日适时刊发了省委书记赵克志在调研时的要求――继续整治“为官不为”,坚决扫除反腐败斗争影响经济发展的论调。
媒体人褚朝新表示:“这样的话很有针对性,不过由此也基本可以判断,反腐可能遇到了一些阻力。所以,部分立场鲜明的官员,都陆续站出来公开批判相关言论。”
“需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反腐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增速相对较慢的省份,比如有人说山西今年经济压力大,是反腐败力度大造成的,我是绝对不赞同的。”山西省政府一名干部分析,“山西属于资源大省,一直面临转型升级的任务,但由于煤炭等资源价格持续下跌,行业整体表现低迷,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下滑也是意料中的事。”
避免频繁“打点滴”、“施肥料”
中纪委原副书记干以胜曾回忆过:“当年在办远华案时,有人就说厦门经济要倒退10年。事实上,这个案件从查处的头一年开始,海关税收大幅上升;从第二年开始,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逐年上升。”
西部某市纪委研究室主任则称,“央行2008年6月的一份报告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贪官携带款项达8.6万亿元人民币。办案追逃肯定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坚决纠正唯GDP用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发展决不能等同于增加GDP”……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考察足迹及其表述,处处透露着对经济转型的渴望与决心。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霞辉看来,中央的想法很明确,就是把中国经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不再不断“打点滴”、“施肥料”。
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在不久前的一份报告中,得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经济中的一些结构在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去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正在稳步提升。
从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如此。今年年初,给经济增长“挤水分”,成了各省市自治区今年在制定经济目标时的一致动作。
比如广东在上半年东莞扫黄时强打“保护伞”,并且在全国较早开始整治“裸官”,配合中央纪委查处万庆良,反腐败高压态势如火如荼。在半程经济总结时,广东经济虽然增速比预期低了1个百分点,但还是首次超过3万亿大关。在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朱遂文看来,上半年全省投资结构向服务业和民生领域调整,产业及行业结构优化向现代、高端方向调整。下半年,广东的增速会继续提升。
大部分专家认为,反腐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反腐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谁在唱衰反腐败
“反腐败的确会影响到经济。”西部某市经信委副主任王伟时称,“当然这种影响是在初期的影响,最简单来说,公务消费下降了,高档餐饮娱乐场所收入下滑得非常厉害,很多都开不下去了,但这些本来就是暴利行业,也不是老百姓生活离不了的必需品。”
“其实,最着急的是国外那些奢侈品公司。”有专家对记者表示,“自‘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国外奢侈品在中国销售额大幅度下滑,如瑞士手表、玛莎拉蒂在中国的销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有的则已经被迫开始缩减对华业务。”
近年来,人们发现葛兰素史克这些本享有良好声誉的国际公司也在中国进行行贿等腐败活动。上述专家称,前不久,更有外媒频频出台所谓的“分析报告”说,反腐败会拖累中国经济多少个百分点。言外之意就是说,反腐败要适可而止了。“他们其实是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以腐败推动的经济,只是病态的经济,反腐是在为良性的经济开路。”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反腐败建设,撰写了《双重悖论》一书,指出忽略腐败却拥有较快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增长极不稳定,还将拉低政府质量。
不过,在记者多方采访中,也听到了坊间的一些不同声音,认为“反腐阻碍了地方上的一些项目进展”。比如,一部分民众就依然“怀念”一些问题官员在地方主政时期的高投入、大建设;有的则“坚信”是因为刘志军的落马,才造成高铁规划和建设的一度停缓。
“这种只求政绩,不问债务的做法,已经多次在实践中证明是有很大隐患的。腐败官员往往是最热衷于推动大项目上马建设的人,因为项目越大、项目越多,就意味着投资越多,其腐败的空间就越大,或政绩可能会更‘显著’。”国内知名评论员王亚煌表示。
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提出了到2023年全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这一目标比2007年5月重庆市委提出的时间提前了5年。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有关专家认为,薄熙来提出的这一目标过于强调快,没有切合实际,地方政府由此形成了大量的债务。而在张德江主政之后,对于地方债务问题进行了专门调研,并且结合重庆的实际情况,和市长黄奇帆一起,调整了不切合实际的全面小康目标。
“不管怎样,没有人希望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腐败之上的,也没有人会相信腐败可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性。”新加坡国立政治学大学郑永年教授表示。
金融腐败的经济危害3
摘要:金融腐败表现多样,原因也是多面的,严重影响社会信用,危及社会稳定,制约经济的健康运行。防治金融腐败要不断深化改革,多管齐下,让金融行业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关键词:金融;腐败;危害;防治
中图分类号:F832;D2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23)35-0046-02
作者简介:窦星辰(1994-),男,汉族,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乌訢洋(1991-),男,汉族,河北唐山人,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近年来我国金融腐败案频发,产生了恶劣影响,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防治金融腐败,让金融行业保持正常的发展态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势在必行。
一、我国金融腐败的表现
总结现象是为了更好地查摆原因,找出对策。金融腐败的涉及领域愈来愈宽,形式也是五花八门,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利用职务便利以权谋私
有的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在金融行业的职务便利和职责范围内的漏洞,通过制造假的凭证、单据等手段挪用、侵占、窃取国家公共财产,更有甚者伪造银行单据,借用户头恶意侵占他人的财产,贪污、挪用公款。一些管理人员更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坑害人民群众利益。如姚刚利用担任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的职务便利,在救市期间违规把巨额资金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与境外合谋做空中国股市来谋取巨额的经济利益,造成中国股市严重暴跌,危害中国股市的正常运转和中国股民的合法利益。
(二)利用核心机密换取“腐败收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与能力的日渐提升,我国对金融系统的监督与管理日益严苛,加之金融市场的竞争强度一日胜过一日,因此,金融行业的机密便成为了某些不法分子的“摇钱树”。
(三)参与洗钱等金融犯罪
洗钱犯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违法所得在地下钱庄或者其他机构经过运作将“黑钱”变成“白钱”,将赃款变成合法的收入,这也是我国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洗钱活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后果,不仅破坏经济活动的公平公正原则,破坏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也扰乱金融机构的和正常运行,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二、我国金融腐败的原因分析
金融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也有社会原因和道德原因。
(一)权力是腐败之源
一方面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腐败。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金融机构领导干部权力过于集中,而且缺缺乏有效的监管,形成了绝对权力,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金融腐败应运而生便成为了自然。另一方面是权力寻租诱发腐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金融资源的稀缺是各类资源之首,银行业处于融资垄断地位,拥有资本配置权的企业和个人可能会寻租,银行负责人也可能会利用职务之便主动寻租设租以获取非法利益,这种情况下,腐败的可能性被放大了出来。
(二)金融行业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洗钱犯罪在我国愈演愈烈,我国目前形成了反洗钱的基本法律框架。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比较宽泛,许多问题和新生事物没有被囊括,例如对互联网金融的管理和监管。只靠法律这“一只肩膀”的效力明显不足以抗起整个金融行业的重担。
(三)金融监管不利是金融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管部门审批权的过于集中又缺乏必要的监督,透明度不够,审批腐败是证券业腐败的主要表现。保险业腐败主要是贪污、挪用公款和虚假理赔骗保。受利益驱动、内部管理制度不严密、监管不严是主要原因。银行业主要是国内银行的信用文化和管理制度存在问题。缺乏监督监管的权力势必产生腐败。
(四)不良文化的影响是滋生金融腐败的土壤
一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影响久远。一些领导干部深受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等人治文化的影响,个人专断,搞法外特权。二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使一些人在钱本位价值观的腐蚀下,丧失原则,唯利是图成为拜金主义的牺牲品。三是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使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发生矛盾和碰撞,市场经济的求利性、腐朽的价值观等导致道德约束的软弱无力,在金融行业突出表现为金融道德风险。
三、我国金融腐败的危害
金融腐败最基本的表现是货币资金这种稀缺性资源的垄断性配置,它既表现为金融机构资金交易的市场性腐败,也涉及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性腐败。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核心地位,金融腐败不仅具有一般腐败行为的破坏性,更具有对国民经济的强大破坏力,甚至会危及国民经济的安全。
(一)金融腐败降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抑制经济增长
一是金融腐败招致各类寻租行为,提高了融资成本。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腐败研究》的调查显示,就全国而言,企业每获得10万元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其非正常的申请费用就接近4万元,农户和个体工商户平均每l万元贷款的申请费用接近60元。加上正常的贷款利率,企业和农户拿到贷款的实际利率高达15%-16%。二是金融腐败阻碍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本形成过程,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当前我国金融运行存在一种非常奇特的两难现象,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很大,显示资金极为充裕,但另一方面企业和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没有缓解,极大地抑制经济增长。
(二)金融腐败会造成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
金融部门腐败渎职案件或经济犯罪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恶性案件,而且,犯罪分子为了满足各种欲望,将公款用于个人及家庭高消费,或用于营利性活动,甚至用于“黄、赌、毒”等非法活动,致使公款无法收回。有的金融犯罪人员携款外逃,如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副行长许超凡、会计股长许国俊贪污盗用中国银行公款4.5亿美元外逃等等。
(三)金融腐败影响社会信用
金融是当代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经济的中枢,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其发展的前提。部分地方政府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虑,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使得银行在债权债务诉讼中“胜诉率高、执行率低”。因此,金融信用环境的恶化在严重影响金融业的同时,也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
(四)金融腐败破坏正常的金融秩序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与命脉,也是与金钱和权力纠缠最深的领域,尤其是当代,一系列复杂金融工具、金融产品以及衍生产品的出现,使得金融更加成为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杠杆与关键环节。股市波动和证监会高层落马,正说明金融不仅涉及经济增长,而且事关国家安全。金融腐败已成为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巨大隐忧。
(五)金融腐败破坏社会稳定
金融腐败会侵蚀国家经济命脉,而且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受到损失后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进而将经济问题放大,因此,金融腐败产生的恶劣后果不仅是国家经济上的巨额损失,还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四、防治金融腐败的对策
(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加快培育金融系统内部竞争机制,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各种投资主体投资金融产业,打破垄断,实现主体的多元化;二是用市场手段调节配置金融资源,加快推进去行政化;三是加快推行和完善股东代表大会制度和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四是改进金融机构管理层的决策方式,可以由票决制取代现行的会议制,更大限度的发扬民主,避免“一言堂”现象。
(二)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
一要加快金融立法,及时制定如《银行业监督法》、《保险业监督法》、《证券业监督法》等重要的金融法规,不断完善金融法规体系。二要加强与洗钱犯罪相关的配套金融立法工作,在《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中,增加反洗钱的内容,真正形成银行、保险和证券机构反洗钱的完善体系。三要加大对腐败洗钱的惩治力度,科学划分洗钱罪的刑事管辖权,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使我国刑法更加严密。四要健全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则、民主生活会制度、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坚持集体决策,不搞一言堂,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五要健全反洗钱的审查和检查监督机制,健全对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六要完善金融机构员工培训制度,以增强反洗钱的意识,提高业务素质等等。
(三)加强金融监管
一是建立反腐败监督制约机制。不仅要把党内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加强职能部门的监督,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此外,还要加强多维、多角度、多方面的监管体系建设,形成全面无漏洞的连锁监管体系。二是建立廉政评价体系,对廉政建设的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准确评估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的状况与绩效。
(四)加强金融廉政教育
把反腐倡廉教育同理想信念、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宣传等结合起来,加强金融廉政的伦理道德建设。在内容上,把诚信、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反腐倡廉教育全过程,注重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业务,贴近群众,树立正确的地位观、金钱观和义利观,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在形式上,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载体,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等新兴媒介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廉政文化,让廉政文化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50.
[2][英]阿克顿.权力与自由[M].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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