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本文摘录自 《易经系传别讲》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懂了《易经》的道理，像我们学佛、学禅宗的所说的生死，在中国文化看来都是笑话，那是小问题。一个人怎么死、怎么活、怎么来投生等等，在中国文化中那不是问题。

　　譬如上古时候距离现在几千年前，大禹王就说过“生者寄也，死者归也”的话。生是来观光旅游的，死就是回去，回去休息休息再来，《易经》也是这样说法：“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人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年轻时很调皮，读到这里便报告老师说我懂了!老师很诧异，问我懂了些什么，我说：生是莫名其妙地来，死也是回到莫名其妙那里去。老师哈哈大笑。这虽然是笑话，但懂了《易经》就了了生死。生死本来是两头的现象，像早上太阳上来了，晚上太阳下去了。但是生死也等于佛所说的，是分段生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至于真的生命、太极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这一次你生成一个男的，下次再来你要变成女的;这一次变人，也许下一次变狗呢!这就是分段生死，跟佛讲的六道轮回是一样的道理。分段生死，生来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观光之客，因此产生了文学的境界。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就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天地就是万物的旅店，所谓光阴就是时间，现代人常说的时间隧道。从宇宙看世界几千年，也不过是个小孩子，是很幼稚的、很短暂的。宇宙不止几千万年。逆，就是欢迎。你来了，店老板当面欢迎你。旅，就是旅馆。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种思想跟我们老祖宗《易经》的思想，是一贯来的。所以死生不成问题。

　　庄子以为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怎么生，怎么死。宗教家也在追求答案。宗教家认为，有一个高人创造了我们。哲学家不相信，科学家也不相信。你说他造了我们，我还要问问，他是谁创造的呢?每一个宗教教主又是谁造的呢?其实所有的宗教主都是我们造的!因为我们信他，他才能够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大家都不信他，世界上哪还有他的影子?所以说他是我们造的。不过我又是谁造的?我的妈妈，我的外婆?那我外婆外婆的外婆，最初最初是谁造的呢?先有蛋呀先有鸡?谁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问到最后便完了，那又是哲学、科学院问题了。宗教是不能问的，还管他鸡呀蛋呀!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管你鸡呀蛋呀!一齐加点酱油葱花红烧吃掉算了。中国人个性懒得问这个，西方人却拼命地去追根究底。可是中国古代文化“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承认鬼呀、神呀、仙呀、佛呀、上帝呀、菩萨呀，宗教所信那些看不见的，中国古代文化都说有，那是心物一元的。

　　上次讲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就是讲到了生死。中国文化素来认为：人类活着与死去，没有什么差别，也没有那么多的痛苦。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活在世上等于住旅馆、来这里玩玩、来观光的，观光完了当然是要回去的。所以说，死生如旦暮——像白天与黑夜一样，有生必有死，有夜必有昼。换句话说，这个死生观念不是唯物的观点。唯物观点认为人死如灯灭，中国文化的观念不是如此。它的看法是：死也不是死，有死必有生;生也不是生，有生必有死。用佛家的说法就是轮回，也就是所谓的三世因果。

　　三世是指前世、今生、未来的来世。当然我们现在的生命死了，佛家叫分段生死，是属于整个生死的一小段，所以生死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在那里转。印度佛学跟中国古代的说法一样。所谓“原始反终”，就是现象的变化，经过能生能死的那一个，生命并没有动摇。等于水泡成茶、造成酒，茶与酒虽然不同，却都是由于水的作用而然，但水的性能永远没有变过。所以“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因此，东方文化认为，死生不是问题。西方呢?认为死生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有了宗教。宗教是解决人们死后的问题的。讲到宗教问题，我常说宗教家都是卖死不卖生，都是做“死”人生意的，是告诉大家不要怕死，死了可以上天堂。大宗教家开了自家观光饭店等客人上门。佛教称它的观光饭店是西方极乐世界，基督教称它的是天堂，大家以此来号召。

　　中国文化不站在死的一面看，而站在生的一面，认为人生是生生不已。固然太阳有落下去的时候，但太阳天天都要再升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从来不提死的问题。也有人说西方人认为中国文化不重视宗教问题，甚至说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我说你搞错了!中国文化谈的是生的宗教，不谈死的宗教。你们的宗教是夜里提灯笼走路，鼓励人家去死，死了到你那里去。中国文化不鼓励人家死，鼓励人家生，生生不已。今天太阳落下去，明天又有太阳升上来，后天还有太阳出来。

　　我以往常常告诉那些老朋友，叫大家不要那么悲天悯人，杞人忧天。天下事自有天下人去管，你我要是死了，太阳照旧从东方出来。同样地，我们的历史也一样会延续下去，子孙们过得比我们会更好、更快乐。天地间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我小的时候就听到老前辈们常常说，不得了呀!不得了呀!现在看看，有什么不得了的?我们活得不是比过去还好吗!这也就是生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导 论

　　所谓生死观，顾名思义，主要指对于生与死的基本看法，其中包括：如何看待生命、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看待生命进程中必定会降临的死亡等一系列问题。人生在世，无论贫富贵贱，不管职位高低，也不论年龄大小，生死问题是谁都无法逃避的[①]。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新技术日益更新换代。近年来，尤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的历史在发展上出现了飞跃，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文明越来越进步，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远远超过了所有这之前人类史上所创造的物质价值。过去人的梦想甚至是幻想，在科学发展的今天，被一个个实现了，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甚至传说中的“常娥奔月”在现在看来都早已不足为奇。宇宙之迷被一个一个地破解掉了，理性与科学似乎成了万能。

　　科技使人类获得了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人类俨然就成了世上的神，然而，人类事实上还并非是神，而万能也不等于是全能，当人面对自身的问题——人类的生与死的问题时，科学却丧失了自身强大的威力，一向以“理性动物”自命的人类，终究摆脱不了“动物性”的局限，生来便陷入了智慧与愚昧的矛盾的困扰之中。

　　生死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最切身、最根本的利益，对它的解答是人们决定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死之迷的破解较之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等现实问题，显得更为现实，更为重要。

　　其实，早在人类文明发韧的初始，人类就受到了生与死的问题的侵扰，按《圣经》上的记载，人类史上第一个死去的人——亚伯尔，成了第一代人类的困惑，人类自古就在不断追问人的生来死去：人的生命究竟渊源于何处?人是一死永灭还是有来生后世?任何人，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不论帝王将相抑或平民百姓，也不论英雄领袖还是江洋大盗，只要他理智健全，无不有各自对生死问题的答案，即使有人并不承认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生与死的问题必定在他的潜意识中萦绕盘桓过。人类的老祖先们打起初就开始了对生死之迷的破解，也提出了广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答案。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毕竟没有人带着记忆从生前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在死亡后又重返世界。总之，人类拿不出直接自明的证据证明人生前死后的状况。因此，生死之迷便成了人类文明征途中一道无法逾越的洪沟，而现代人所崇尚的、冠以“万能”的科学，在研究科学的研究者时，显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关于生与死，中国古代的先辈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些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死问题，但在中国历代以来，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于时至今日，中国人仍在骨子里接受着这些观念。在这个科学巨人与道德侏儒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在逐步滑坡，或许，只有生与死的警示才能重新唤醒人类内在的道德意识。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生死观，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人关于生死之认识的剖析，来探寻生命的意义，以期唤醒人们对生死的意识。

　　一、敬始、慎终、追远，追求道德超越，提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儒家生死观

　　数千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导。虽然从先秦至今，历朝统治者对待儒家所采取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儒家文化却无疑深深地渗透于每一个朝代，贯穿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指导着甚至制约着历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思、言、行、为。

　　众所周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历史上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一事件为儒家来说无疑于一次毁灭性的灾难，表面看来，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在秦朝似乎没有了活动的市场。然而，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焚书坑儒”只是秦始皇执行法家中央集权政治的一种必然结果，秦朝的“焚书”与“坑儒”，其直接目的是在限制儒生，使其就范，而并非要消灭儒家，相反，作为新的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就需要他必须利用各学派中他视为合理的因素为其统治思想服务，而孔子的忠、孝、节、义思想为当时的统治是再适宜不过的了。因此，儒家思想在秦代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②]。到了汉代，一向自认“以马上得天下”而鄙视一切儒生的汉高祖刘邦，到后来也不得不改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而至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进一步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史上的统治地位。

　　与其它各家各宗派相比，儒家的得势显然得益于其思想中鲜明的入世思想。儒家即孔子创始之时，就主要关注于社会和人伦问题，强调政治与伦理的教化。同时，由于对原儒思想的继承，儒家思想也包含着浓厚的宗教性氛围，礼教性与宗教性在孔子的思想中互相交连在一起[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的统一。这里的“仁”指的是合同，亦即使各种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相亲相爱;而孔子所谓的“礼”则指的是别异，亦即依血缘关系亲疏厚薄以区分上下等级的观念[④]。“忠恕之道”与“克己复礼”是儒家提倡的人的一生的人格追求。忠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的内涵中积极的一面，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的内涵中消极的一面。“仁”与“礼”是人一生的最高道德理想，是人一生的追求。延伸之，对待人的死也同样要施之以“仁”和“礼”。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认为死与生没有区别。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尤其在对待人的“身后”的葬礼和祭礼中，“仁”与“礼”的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⑤]。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生死的问题上明显表达了重生、乐生而讳死的倾向，当孔子的弟子季路向孔子请教有关“事鬼神”的问题的见解时，孔子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进一步请教有关“死”的道理，孔子答说：“未知生，焉知死?”[⑥]表面看来，孔子对于“事鬼”和“生死”问题采取了一种避而不谈的回避态度，但事实上，孔子的话语中明显透露着一种重视人生的生死观念。《说文解字》上说：“人所归为鬼”，也就是说，所谓鬼，也就是人死后，灵魂的一种存在状态。那么，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事实上讨论的只是一个问题，即人的生与死的问题。从孔子的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始终把“人”的“生”放在首位，孔子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生与死同为生命的一个整体，死不过是生命的一部份——生命的终结部份。因此，了解了生必定就可以了解死，同样，要透彻死，则必须先知道生。朱熹曾引用程颐的话说：“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也。”[⑦]由此来看，在儒家史上，不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还是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抑或是荀子的“内圣外王”观点，都无不透着对生的重视。

　　但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孔子就曾站在滔滔东去的大江边感叹生命，光阴似箭，时不再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的生命也就如同滔滔江流一般，一去不再复返。如何看待这转瞬即逝的“一生”和转眼即至的“死亡”呢?宋朝张横渠在他的《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也;没吾宁也。”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努力尽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也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既然生不由己，死亦是命，那么，人只能善

　　用自己所能把握的生，活出自己的价值，因此，乐天知命便成了儒家的信条。在这一点上，儒家是明智的。

　　然而，毕竟“死生亦大矣”。死亡，对于禽兽来说都是一种痛苦，天地之际，那哀鸣的孤雁、独立的野鹤，不能说它们体会不到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何况是人呢?面对生命的短促与人追求永恒价值的矛盾，儒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抗拒。

　　儒家对于死亡的抗拒的方式，首先是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左传》上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实现道德圆成，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⑧]。儒家崇尚生命，热爱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便对死惟恐避之而不及，相反，当面临生死与仁义、生死与名节之间的重大抉择时，儒家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赴死。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⑨]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其后的荀子则更进一步发挥说：“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者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⑩]为什么“不可以生而可以死”呢?这正是儒家思想核心所不遗余力地坚持的思想及其政治原则——“仁义”的要求。立德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远在生命之上，当道德的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就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的这种“成仁”、“取义”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造就了历代一批批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而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赴汤蹈火所在不惜的仁人志士，为铸就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与爱国主义的灵魂起了积极作用[11]。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儒家这种“立德”精神的典型写照。次之，所谓“立功”指做出辉煌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孟子·离娄上》说：“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所谓“立言”指著书立说，即留下自己的思想给后人作为精神财富，这样也是有功，堪称不朽了[12]。

　　其次，子孙家族的嗣续也是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中表现得最为贴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没有能力或自己不尽结婚生子职务的，便是对父母祖上最大的不孝。因而，若一个妇女不能生育或没有生出男孩来，便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的卑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正是出于对家族传续的需要，“母以子贵”也基于此。而相反地，“断子绝孙”便成了中国人最恶毒的咒语[13]。

　　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是“重生”而“安死”。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14]人的生与死是生命的两个端点，都是生命的部分，二者合为完整的生命。“善始”，要人看重现实的生活，珍重生命，善待生命，谨慎处世，不轻易论死。但死毕竟是不可避免的，生与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是不可违抗的天命，因而，对待死亡又要“善终”。荀子在《礼记上》上说：“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因此，儒家要求要“慎终追远”。所谓慎终，指举丧要尽其礼，而所谓追远;则指祭祀父母要尽其诚。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5]这是作为子女应有的基本孝道[16]。面对死亡，中国人有着一整套复杂的丧葬和祭祀礼仪，而这些繁琐的礼节仪式所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悲恸情怀，更重要的是要为人的“身后”作好妥当安排，也要为人的灵魂的归宿和以后的生活作好充分准备。

　　丧葬礼即儒家所谓的“慎终”，是指安葬、哀悼死者的一系列活动。人们采取丧葬礼仪的最终目的是即要使死者满意，也要让活人安宁[17]。整个丧葬礼仪，从人刚死之时的初丧礼仪到礼仪的高峰——墓葬礼仪，从证实人确已离去的“属纩礼”到使人“入土为安”的“下葬礼”，事实上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亡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尤其在丧葬礼仪中，从上古的陪葬到后的人殉，再到后

　　来的饭含、覆面、摔盆等礼节直至延续至今的扎纸马、纸人，甚至纸汽车、纸电脑等和撒纸钱等一系列活动，无不饱含着希望人死后灵魂依然平安富贵的深切含义，同时也证明了生者对已亡者的一片孝心。

　　对于亡者、祖上的祭祀礼，即儒家所谓的“追远”。丧葬活动并不随着死者的埋葬而结束，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虔诚地祭祀死者亡灵的活动，它是人世社会在鬼域社会的一种折射。《太平广记》上说，鬼魂是不会忘记人间的，他们与活着的亲眷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死者的魂灵需要后辈的香火与供品的奉养;同时，生者又受到死者的监视与保护，一切的葬后祭祀礼仪正是肇因于此。

　　敬始、慎终、追远。儒家对于生死的观念有着一整套符合“仁”与“礼”的完整体系，重生而不贪生，讳死而不惧死。

　　二、“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道家自然生死观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主流之一，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派，道家和道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人心理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道家”和“道教”的区分是有必要的：道家是一个哲学性的学派;而从道家衍生出来的道教则是一个宗教性的教派。多数学者认为，老庄的道家是哲学性的，它与道教追求肉体长生不老这一核心目标有着本质的区别[18]。不过，二者毕竟同出一源，在观念和目标上又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因此，为了便宜起见，我们不防将二者的思想合称为“道学”。

　　传统上来说，老子理所当然地是道学的始祖。他是道家的始祖，道教的教主。据传，当老子做周朝宫廷守藏室的史官时，深为王室的衰微而沮丧，于是辞官西行，路经函谷关时，关令尹喜恳请他将自己的学说写下来，于是老子留下了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道德经》又称《老子》，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道家即因此而得名。

　　与儒家注重政治教化与个人品格修养的“入世之学”相比，道家是“出世之学”，主要内容是宇宙人生，其作用偏重于个人，而且偏重于个人的精神层面。“道”是老子思想中的最高范畴，用以观察和认识客观世界，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宇宙本原，是有与无的统一，无为而无不为[19]。在老子看来，“道”包含着世界万物的道理，它没有形状，没有声音，没有实体，并且永恒不变。

　　道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庄周，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也同样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但庄子又进一步认为，“道”是无名无形、非无质的东西，它超越了认识的范围，是不可知的。

　　老庄的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清静无为、全性保身、达生知命、物我同一，乃至消极避世。在生死问题上，相对来说，儒家的重视生命并不是首要的，因为在其上还有一个仁义、道德的价值取向及符合理想道德的名节，而道家则不同，道家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且视功名礼仪是非如粪土。老子就认为，所谓仁、义、礼，都是道被破坏之后的产物，他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20]老子重道轻礼，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认为其有损道的完整性。道家把求得生存与保存生命视为第一要义，因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身处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先秦时期，天灾、人祸使人们大量夭亡或被杀戮。因此，如何全身保命便成了他们最关切的话题[21]。

　　老子认为，人生在世，处处都充满着危险，生命的存在随时都受到威胁，稍不注意便会堕入

　　死地。他说：“出生入死，生之途十有三，死之途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22]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有可能达到长寿，而大多数人，无论是自然的或是人为的，都会由于种种原因提前夭亡。因而，相对于其它一切来说，生命便显得尤为贵重。老子说：“名与亲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一连串的提问，老子肯定了人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存在的重要，与之相比，无用的虚名与虚假的物质财富便算不得什么了。名誉地位，物质享受更显得微不足道。庄子更进一步发挥说：“至乐活身”，“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事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3]因此，庄子认为，为了追求外在的事物，无论是名还是利，都是不值得的。当楚王派使者带着重礼来找正在钓于濮水边的庄子，欲聘他为相时，庄子毅然回绝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是啊，相对于生命来说，眼前的利与身后的名又有什么意义呢?

　　道家的“重生”观念首先表现为老庄的“全身保真”思想。在《老子》中有多处讲到“贵生轻利”，如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24]，“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25]都有轻物重生的意思。庄子进一步说：“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26]庄子认为，木材之所以被砍伐，正是由于它的有用，“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而那些自身“无所可用”的木材，倒可以免去被伐。由此来看，对别人的无用倒正是对自己的大用。因此庄子总结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枝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一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自己啊[27]!庄子最后将各种保全自己的方法归结为一个总的原则：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28]。

　　但这样还远远不够，这一切只是外在的因素，而若要做到延年益寿，自身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老子又提出了一套以养神为主的养生原则，老子十分强调：法天则地，天人合一，形神一体。人必须以天地及自然法则为准绳，而天地的根本法则是清静，所以养生的关键是“清静为天下正”，即养神。老子认为，养神的原则有三个，第一个是“致虚极，守静笃”，即以清静为本;其次要“少私寡欲”、“去甚，去奢，去泰”;第三要力争做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在尘世中保持内心平静超脱。庄子则进一步要人把一切的烦恼都加以模糊、淡化，甚至忘却，对于得失、毁誉，都“两相忘而化其道”[29]，并要努力使自己的精神舒畅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30]，“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31]。这样，人的心态必会获得安宁、充实与永恒地愉悦。庄子又把养形与养神结合起来，提出“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32]庄子相信，通过形神、内外的修养，必定可以使人长寿。

　　到了后来，老庄道家的全身养生思想被后期道家，尤其是东汉发展起来的道教推向了极端。虽然道教在形成之初派别众多，但追求长生几乎是道教诸派的共同理想，并逐渐从开始对老庄道家养生、长生思想的继承一直发展到了后来的成仙、升天说。

　　长生，首先必须以身体的健康为基础，只有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足够的资本去修养和修炼，否则便一切免谈。因此，祛病除灾，一开始就成了道教修炼的主要内容。而要祛病除灾，最主要、最直接的办法便是行医，所以有不少道士本身就是著名的医生或医药学家，对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葛洪的《抱朴子》一书，收录了很多对药物性质功能的记载，《时后备急方》便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部极有价值的医药学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是中国第一个记录天花病和提出可用免疫方法治疗狂犬病的人;陶景弘是南北朝时一位著名的炼丹家和医学家，他所著的《本草经集注》对我国的医药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孙思邈更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和炼丹家，他的《千金方》是中医药史上的经典著作，后人称他为“药王”[33]。

　　此外，为了保持健康，延年益寿，运动锻炼也是必要的方法之一。《庄子·刻意》上就曾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熊经鸟伸”就是学着熊、鸟的样子来锻炼身体，这似乎类似于后来华佗的“五禽戏”，想来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健身操”吧!《吕氏春秋》上认为，有病之后才吃药，这只是扬汤止沸，而只有加强锻炼，使精气流通，才是釜底抽薪、治本的办法，养生必须治本，这样病才不会发生。

　　然而，以上这些正如庄子所说的，“为寿而已矣”，不过使人达到正常的寿限而已，而这为道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自古王侯悲短寿”，生命是太短暂了，几十年的时间转眼即逝。因而，道家所要追求的是尽可能地长寿，甚至不死，于是人便开始寻求神仙的帮助，秦皇、汉武都做过类似的事，时至今日，在日本某地，还树立着秦始皇所派寻找神仙的徐福的纪念碑。可是神仙终究没有找到，反而留下历史上著名的“梵书坑儒”事件。秦皇汉武寻找海外神仙失败后，便没有人再去做这个梦了，但人们又不甘心，于是又开始了另一条长生之路：既然找不到神仙，那就只能靠自己了。怎样做呢?寻找不死药。起初的不死药是从普通药物发展而来的，主要是植物药，如灵芝等。古代服药的理论认为，人们服食某种药物，就是把药物的某种性质转到自己身上，那么问题又来了：所有植物药都是要死的，既然植物药自己没有不死的本性，又如何能使人不死呢?显然，要长生不死，必须服食那些自身能长生不死的药。于是人们想到了金和玉，金和玉都是长生的。可是，自然界的金是有毒的，不能直接服用，必须经过烧炼之后才能服用。由此便产生了炼金，即后来的炼丹运动。服丹的结果又如何呢?由于“食物中毒”，从唐太宗到唐宣宗，服丹而死者不计其数。事实证明，“金丹”不能带给人长生，相反，不少人却因此而夭亡。人们不得不去考虑：哪儿错了呢?于是又有人提出，炼丹并没有错，错的是炼丹的原料和方式。其实，“金丹”不必外求，一切都在自身，“铅汞原来在自身，自误何须怪他人。”因为人都是从元气成身，而一切万物也由元气所生，因此，一切外物，人身中皆已自备，只要修炼自身的元气就足够了。于是各种形式的气功便出现了。

　　纵观道教的整个长生史，也许会觉得荒谬可笑，不过，这也正是人性的真实表露。肉体长生的成仙信仰，出于对人生、人间的挚爱，植根于华夏民族挚爱人生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希求长期地、无限期地活于人间，饱享人世间的各种幸福当然是出于对人生、人间的肯定和眷恋。不过，道家对生命的极端重视，对保全生命、养生长生的种种理论与方法并不妨碍他们对死的问题的思索。

　　老子崇尚一种自然的人生态度，同样也主张以一种自然的平常心来对待生死，认为人不应该为了出生而欢天喜地，同样也不要因为死而呼天抢地。无拘无束地来，无牵无挂地去，不忘记自己的来源，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一切顺应自然。“死而不亡者寿”[34]，在老子看来，如果人生顺应自然，那么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庄子更认为，人的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与散的形式转化而已，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的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转化的回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庄子·大宗师》中说：“死也，命也，其有夜昼之常，天也。”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35]既然生与死的大限是人所不可避免的，那么便只能顺应自然，因此才有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一种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

　　三、“根尘幻化，业不可逃”的佛教轮回生死观

　　相对于儒家的乐天知命和道家的顺应自然的生死观，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的生死观与二者大相径庭。在生死问题上，佛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尤其在对于死亡的研究上，儒道两家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大体上都认为生是可贵的，而死却也并不可畏。佛教却认为，生

　　与死是人生循环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二者都是苦，人所要追求的，是要摆脱生死的束缚，不再执著于生与死，超脱轮回，从而达到涅槃的极乐境界。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他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比中国的老子、孔子要早一些。悉达多以当时自己对人生生老病死的所见所感为出发点，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提出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因此，佛教徒尊称他为“佛陀”，即觉悟者。

　　佛教在汉朝时传入中国内地，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通过依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矛盾冲突，最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中国本土化，终于在隋唐以后，为中国文化所吸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净土宗”中的净土法门和在中国兴起的“禅宗”，由于其教义的简便易行，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佛教的基本信仰，即在于说明人生是苦，这集中表现在佛陀提出并由后代佛教加以发挥的“四谛”说上。“谛”是真理的意思，所谓“四谛”即指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是痛苦，“集”是原因，“灭”是寂灭，“道”是途径方法。“四谛”说阐述了四种真理：人生的痛苦现象;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指明解脱人生痛苦的境界;以及解脱痛苦实现境界的途径。“四谛”说集中反映了佛教的人生观[36]。

　　佛教断定，人世间是一大苦难，人的一生即是苦。“苦谛”说明人生有着不可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和五受蕴等八种苦难，因此，可以说，人生皆苦，苦海无边。既然如此，那么死亡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佛家却又认为，人的死亡并不必然使之摆脱苦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达到真正的觉悟，死亡依然是不可摆脱的痛苦。在“集谛”中，佛教说明了造成人生苦难的根源，那就是人的欲爱，包括对淫乐、长生、权力、金钱的欲爱等等。欲爱有常，可世界的本质却是无常，因此，欲爱永远得不到满足，也不可能持久，由此便产生了一切痛苦，又因为有欲爱便会有行动(包括思想动机和实际行为)，有行动便会造成一定的后果，即佛教所称的“业”，今生造业便结来世轮回之果，于是因果不断，生死轮回不已。由此，要想消灭苦，超脱生死轮回，关键便在于消灭欲爱，欲爱消灭了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没有轮回果报，这样就会达到不生不灭绝对宁静的涅槃境界，即通常所说的“极乐世界”，这就是佛教所称的“灭谛”。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太难了，为了达到涅槃，人必须放弃一切的欲爱，但追求涅槃本身就是一种欲爱。“道谛”是佛教提出的达到涅槃的修炼方法，主要有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和正定。八正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人控制调节自己的心念，不为外界一切所动。因为在佛教看来：境由心造、物由心造，外界的一切是否会在你心中掀起波澜、诱惑你神魂颠倒，归根到底是由你自己的心造就的，只要你能控制自己的心念，那么苦难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总的来说，佛教认为，在人达到真正的觉悟之前，人的生与死一直是一个循环、轮回的过程：死后再生，生后再死，但还不仅仅是人的生与死的重复，在轮回的过程中，根据个人生前所造的“业”，来生也会有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等六种不同的情况，佛教又称之为“六道轮回”，这便是佛家常说的“因果报应”，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佛教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指一种超越生死轮回，进入永恒寂灭的精神状态。不过“涅槃”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因此，如何恰当地加以诠解：它究竟是一种彻底的断灭，还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喜乐的存在，佛教思想和佛教研究者们迄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37]。

　　从教义上来说，佛教并不强调生与死孰轻孰重，不过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佛教对于生还是更为重视的，因为很显然，无论是为了来世的幸福而强调今世的“善业”，还是为了达到涅槃境界所行的苦修，都无非是要求得生活的宁静与幸福，特别是融入中国儒道思想的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强调生活的体验与生命的活泼自在情趣，明显表现了热爱现实生活、珍惜生命的观念。比如，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对佛法的解释就是“平常心”，他说：“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后来成为禅宗大师的慧海在回答他人如何修道时也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眼”。后期禅宗临济宗总结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这种顺乎自然、随遇而安、自由自在而又充实地处置每一件事，并能通过直接的感觉去体悟日常生活中如此这般的情趣的态度，在禅宗看来就是把握了佛性，进入了涅槃真如的境地。同样，对于大自然，禅宗也抱有特殊的亲切感，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以禅宗要求人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进一步体悟佛法，去感受生命的内涵，在自然、坦然、多变而生动的生活中获得永恒[38]。

　　总的来看，中国佛教的思想内涵，虽然也讲“四谛八道”、“六道轮回”、“涅槃”，但这一切显然都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因为无论人世间的苦也好，觉悟后的“涅槃”也好，或者处于“三世”中的“六道轮回”也罢，都是在追求一种生活上的宁静与幸福，这生活即包括现世的，也包括来世的。因而，中国佛教便不只注重讲“生死”，“生活”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四、儒释道三家生死观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困惑

　　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即有不断的争斗，也有相互的融合，在中国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如《西游记》、《白蛇传》中，都很明显地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这种杂融。在此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中，三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就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发展的历史。三家的生死观念更是深深地引导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也固定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思想模式。当今社会上广大普通百姓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繁琐的婚、丧、嫁、娶等诸多礼节和种种风俗习惯，便是这种影响的真切体现。比如，由于受到身体头发受之于父母不得毁伤和“完尸”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历来认为解剖尸体是极大的罪孼，因此，尸检率即使在大城市仍然很低，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也因此，死后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也是很难得的。再比如，由于受到“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即使有政府的高压政策，火葬仍然很难推行，中国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将亲人付之一炬这一不肖行为。或者即便迫不得已，将亡人火化，骨灰仍要举行隆重的土葬礼仪，场面花销比单单进行土葬远远要多，真是得不偿失;并且，从古至今，坟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如果一家的祖坟遭到侵占，就算再没有势力，他也会情急拼命的。因此，在中国的土地规划中，坟地便成了一项重要难题[39]。我们很难去评说中国的这种杂融思想的好与坏，毕竟它适应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也同时引导了中国人思想的发展。

　　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成就是物质的发展，而物质发展所引起的直接后果则是人类的堕落。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的精神文明却恰恰与此相反地每况愈下地变得越来越贫乏，尤其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于现实的生命不知有其价值，对于眼下的生活不知有其目的，因而常常感觉内心空虚，人生渺茫，恐惧而无所归处。“吃好、喝好，死了拉倒”成了人们生活的座右铭，很多人以追求刺激和满足情欲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空虚，从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最终只有懵懵懂懂地虚度一生，甚至过早地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社会风俗的低下、道德的败坏，显示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

　　西方基督教思想认为，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他的尊贵是因为他是上帝赋予的;中国古人也承

　　认人生命的价值，《孝经·圣治》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也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40]宗密《原人论》说：“三才中惟人灵者，由于心神合也。”这些都是对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不过在这里，人的尊贵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价值是内在于人类本身的。简单说就是：正因为人是人，人类的生命才具有神圣性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因此，中国的儒、道、佛思想更注重的是现实的利益[41]。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享乐主义越来越突显出来，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突破也在不断升级。而相反地，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却在不断地向下滑坡，以传统儒释道思想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礼仪之邦”随着西方科技的输入与发展，越来越变得“礼崩乐坏”，中国这个“央央大国”已走到了道德危机的边缘，而那些被称为蛮夷的“野蛮民族”相对于我们的“天朝上国”却要文明得多。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怎么了?神州怎么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

　　五、结论

　　贪生怕死，几乎是所有动物普遍共具的天性，从猪犬等被宰时的嚎叫挣扎，人们大概不难体味出它们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眷恋，即使低等到小爬虫，也有逃避死亡、保护自家身命的本能，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呢?

　　生死之迷的破解是基于人内心的需要和感情的信仰。儒、释、道三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它们对于生与死的界定从根本上诠释了他们对于大千世界的不同认识，也显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深层认识，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与参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在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中，无论是儒家的“敬始、慎终、追远”的理性平安，还是道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自然之道，都表达了对待生与死的一种自然心态：“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生与死皆是人生问题的极限，所以最好还是看开一点，有情便是苦，无情方能悬解和自由。不过，究其深处，我们也不难看到在这种乐观思想背后所隐含着的对人生的悲观与无奈：人永远无法与造化之功抗衡。道教对长生追求的失败便是最好的证明。佛家的涅槃境界虽然可以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要摆脱世间生命这无期的生死流浪，简直是不可能的。“轮回”是一个美丽的令人眩晕的词，不死的灵魂可以因此而不断再生，但它却同时又意味着无法摆脱的无尽痛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在高中教材中,有这样几篇传统篇目:《渔夫》《报任安书》《兰亭集序》《赤壁赋》《〈指南录〉后序》、《五人墓碑记》,作者都直接或间接谈到自己如何看待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是贯穿每个人生命的首要问题。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只是局限文本的讲解与分析,而不是将作者的思想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来分析思考,结论往往肤浅而不能真正给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启示,甚至会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

　　对生死的不断追问从有生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生死观带来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不同的学术流派,即使信仰不同,对生死之谜的关注却是相同的。我们只有将中国文人的生死观的形成与他们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才会更加深刻的分析作品中体现的不同的生命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基本任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死观做一个基本的梳理与剖析:

　　一.生死的意义与抉择

　　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来自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儒学思想也一直是中国主流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精神倡导士子积极入世,读书人的首要任务是要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体现在生死观上,儒家希望在身后留下美名。《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德修养实现道德圆满,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提倡在积极进取不断完善之中去创造永恒与不朽,用这样的方式达到永生、达到所谓的虽死犹生,生命不朽的境界。

　　在《渔夫》中,我们深深的感到屈原在选择自沉汨罗江之时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当他预知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达成时,便以死亡来保持自己高洁的情操。可以想象,当屈原选择自沉汨罗江的时候,深受儒学思想浸染的屈原,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如何被置身世外的渔夫所知晓。渔夫可以在“世人皆浊”时“扬其波”,但是,屈原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就是屈原的选择。他不能完成建功立业的愿望,就只有通过完美的道德修养来达到生命的永恒。我们同情屈原生不逢时的遭际,敬佩他上下求索的执著,赞美他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但是,作为今天的学子,有着更强烈的个性觉醒思想的新时代的青年,是不必学屈原那样做无谓的牺牲的。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个体意识的觉醒来要求屈原尊重个体的生命,但是,我们可以因此考虑自己的生命意义。

　　在《〈指南录〉后序》中,文天祥的那种求生也难、求死也难的处境,令无数后人为之动容。在自序中,文天祥叙述了他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回到南宋想要报效朝廷时,发现已经没有人相信他,也没有人需要他,在他被元军追杀,被自己人怀疑的情况下,依然坚守拯救国难的政治理想。“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这样的文字,凄楚无比。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文天祥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懂得他一腔热血赤胆忠心最终化为一缕青烟?怎懂得他历经磨难终于可以站在南宋的土地上时却已经江山易主?怎懂得此时的“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的哀叹?作为臣子,国君已经投降,此时,自己即使死了也不足于挽回君王的颜面。作为儿子,自己无数次历险冒死,所谓“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是对父母的不孝。于是,不管文天祥如何努力,却难以逃脱不忠不孝的阴影。文天祥觉得自己有着深深的罪恶感。这是一颗永远痛苦着的灵魂。“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于是,他希望有澄清自己的机会。但是,那种既不能为国君雪耻又不能告慰父母的现实使他痛苦万分。“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像自己这样的人,死在哪里也是一样的。如今,唯一庆幸的是,可以回到南宋,能够将自己的遗骸安葬故土,也算是对自己如此历经艰难险阻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交代了。最终文天祥只能用慷慨就义来向世人表明心迹。

　　历代的统治者是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忠臣良将来为那些末世王朝尽忠效死,以此作为后世将相的楷模的。儒家要求士人能建功立业,为君王效力是以对君王尽忠为基础的。所以,屈原多次劝解楚王能够回心转意接纳自己的治国之策却不能时是不会为自己寻求任何一种出路的。文天祥九死一生始终不忘的是拯救行将灭亡的南宋。

　　二.生存的苦难与追求

　　《孟子?离娄上》说:“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所谓“立言”指留下自己的思想给后人作为精神财富,这样也是有功,堪称不朽。这样的教诲,司马迁铭记于心。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身受凌辱之后经历了一次生死抉择。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被视为罪有应得。生死难题时刻折磨着司马迁重创的灵魂。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才能不朽。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的著述,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追求不朽的抱负与极大的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千古绝唱。只有那些功成名就之人,道德高尚之人,那些能够名垂青史的人,他们的死才会重于泰山。这样的生死观成为了后代士人衡量生死的重要准则。司马迁的深深耻辱感虽然来自于一种狭隘的荣辱观,虽然司马迁最终战胜了心理的耻辱感而选择了生存,但是,这样背负着沉重包袱的生存是异常艰难的。他留下了那本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史记》,也留下了那种坚韧的毅力、伟大的人格、超人的勇气和无与伦比的才情。

　　三.生命的短暂与永恒

　　虽然在中国古代,儒道两家思想基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处于社会主流的始终是儒家思想。体现在生死观的问题上,虽然道家思想更为合理而更符合人性,但是,始终只是士人们一时的情感需要,却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集体意识。

　　与儒学思想相比,道家摒弃功名利禄,在意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儒家所信奉的道德理念在道家看来是可笑的。所以老子崇尚自然,体现在对生死的态度是一切顺其自然,不因生而喜,不因死而悲。所以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因此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的思想,应该更具有个体觉醒意识。

　　在《赤壁赋》中,苏子既感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同时也深知“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生命哲学。因此而更有了一种超然自适的乐观、豁达的生死观。告诫人们,不要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得与失,不要局限于一人一物的变与不变,不要太在意尘世而忘却享受清风明月。但是,苏子真的做到了如庄子般的潇洒自适,乐观豁达了吗?他的《赤壁赋》中借主客之间的问答,凸显了自己内心对于功名对于生死的心理矛盾。

　　在《兰亭集序》中,王羲之深感生命短暂,人生无常。“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生命如此短暂,人生要有忧患意识,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无限价值。所以,他不似魏晋时期那些士族文人以庄子的“齐物论”为借口,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对社会人生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他明确指斥“一死生”、“齐彭殇”是一种虚妄的人生观,明确肯定生命的价值。王羲之因为有着这样不同于众人的思考,也才会有出神入化的书法艺术。如果没有积极的人生观,怎么可能有如此的成就?

　　在《五人墓碑记》中,张溥通过对五位平民“激于义而死”的充分肯定,提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生死观。五人用他们挺身而出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赢得无数仁人志士的尊敬与膜拜。作者认为,这样的为大义而死比老死家中更能体现生命的意义。也因此而流传后世。所以张溥一再强调,这五人死得其所,他们舍生取义,虽死犹生。张溥将死后扬名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这样的生死观可以说是贯穿中国士人始终的主流意识的。今天,我们仍然非常认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厚重。

　　四.理性的光辉与智慧

　　中国古代士人,不管是生,还是死,他们以为的最高境界就是要青史留名。中国的士人看重的是在别人眼中的价值,能够被人称道被人怀念被人效法的人生是最成功最有意义的人生。因为如此,所以,屈原可以“形容枯槁”,徘徊于汨罗江畔实现道德完美;司马迁可以忍受他认为的奇耻大辱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文天祥可以出生入死为救国难。“五人”可以慷慨赴死而意气扬扬。

　　屈原绝不随波逐流坚守操行的气节,司马迁追求生命永恒不朽的执着顽强,王羲之珍视生命价值的积极进取,苏轼超越生死的旷达乐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情怀,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生死观的主旋律,成为我们民族历经千百年而积淀成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那些远去的伟大灵魂时,心中总不免感觉伤感与凄凉。屈原“吾将上下求索”的呼唤依旧萦绕耳边,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自己难以坚持的那个瘦削孤独的背影;文天祥“不指南方誓不休”的豪言依旧荡气回肠,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为末世王朝散落的一缕孤魂;司马迁的“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哀叹依旧如雷贯耳,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身心疲惫的跋涉者艰难的步履。其实,身体的受辱如何能掩盖灵魂的高贵!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具有更为自由而开放的思想时,我们可以穿越历史的层层迷雾,我们不仅可以从先人的生命意识的体验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养料,也可以用理性与智慧为自己的人生准确定位。让我们的生命更充盈而厚重,珍视我们鲜活的生命,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提升我们的人文情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