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邪教问题的现状

关于对邪教的界定，在西方是指信徒向教主顶礼膜拜，并在教主庇护下过群体生活的膜拜团体。这些膜拜团体大多造成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破坏，对主流社会文化的抵毁。在我国类似这样的组织被定性为“邪教”。邪教绝对不是宗教。邪教是指利用、歪曲某些信仰因素去从事非法活动，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危害的非法组织和邪恶势力。邪教活动是一种反科学、反政府、反人类的极端行为，同时，邪教行综诡秘，类似黑社会组织。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变异，难以彻底根除。邪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科学的旗号，干着种种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勾当。它的最大特征是违背科学规律，否认已有的科学公理，拒绝科学的基础实验，无视科学理论逻辑，坚持唯心论和有神论；它的核心是冒充和欺骗；主要目标是贪图暴利，有其明显的政治图谋。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邪教组织有一万多个，信徒数亿人，以欧美居多。我国近20多年来，滋生涌现的邪教组织也不少，再次成为引起政府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我国部分地区迅速蔓延的各种邪教或准邪教组织大概有四类：

1、歪曲利用西方基督文化的邪教组织。如“呼喊派”、“被立王”、“主神教”、“门徒会”、“新约教会”、“上帝的女儿”等。主要分布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乡村，信徒多为文化程度低且迷信愚昧的农民和小个体工商户，影响范围波及全国大部分省市。

2、歪曲利用我国传统文化及佛教文化的邪教组织。如“观音法门”、“灵仙真佛宗”、“实际神”、“东方霹雳”等。分布状况与前一类的相同。以上两类蛊惑群众达50多万。

3、以练习气功为基础，鼓吹“特异功能”、“成仙成佛”等“现代”伪科学的邪教组织。如“法轮功”等，分布在城乡及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法轮功”是最邪恶的邪教，“大法弟子”在内陆、港、澳、台地区以至海外均有其忠实信徒，习练者人数达百万之多。

4、以“解放人性和自我”为名，通过“职业心理培训”等形式，宣扬腐朽怪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准邪教组织。分布在深圳等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成员多为生存压力较大，精神价值迷失的打工者群体，其影响面不大。

二、邪教组织在农村生存的原因

（一）产生的历史原因

邪教是人类社会机体上的一块“毒瘤”，自古以来就滋生存在。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全世界邪教组织共有一万余个，如美国的“人民圣殿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北美的“太阳圣殿教”等。我国历史上在群众中也有信教、练功的习惯，如元末的白莲教、明朝的黄天教、清末明初的一贯道等。

近年来，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我国先后出现了一些名目繁多的气功，其中不乏打着宗教、健身气功旗号的邪教组织，如“门徒会”、“实际神”、“法轮功”、“全能神”等。他们大多在地域偏僻的农村试探，基层农民成了他们发展的主要对象，他们以神秘主义网罗信教，对其实行精神控制；他们编造“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大灾大难即将降临”等邪说，要求信徒奉献私有财产，供其挥霍和享受；他们在“探索人类”的名义下批判社会，鼓吹反社会思潮。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组织，他们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以传播“九评共产党”和煽动“退党团”为重点，利用腐败、下岗、“三农”等社会热点问题散布恶毒的反动言论，蛊惑不明真相的信徒发泄对社会制度和政府的不满情绪，鼓噪所有信徒一致行动起来展开一系列大规模反宣攻势和破坏活动。他们的所做所为严重危及到了社会平安稳定，给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产生的社会原因

1、农村基层群众文化程度低，思想警惕性不高。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农村群众普遍文化素养比较低，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甚了解，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不能正确理解，在伪科学和现代迷信面前很难分清是非和真伪，自我防范意识较差，很容易被邪教组织所拉拢利用。

2、农村基层群众出现信仰危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多元变化，这使一些人精神生活一度贫乏，产生了信仰危机。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现状，乘虚而入，利用人们练功健身、延年益寿的愿望和对生老病死的关切心里，编造歪理邪说，蒙骗愚弄群众，让人们失去理性，听其摆布。根据对原“法轮功”练习者的调查统计，农村和基层社区的人员占90%以上。

3、基层精神文化建设相对薄弱。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三个文明建设中的精神文明相对较弱，许多人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没有相应得到提升，对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模糊不清，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信仰理念，这给邪教的传播、蔓延提供了条件。

4、农村基层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关系相对滞后，多数农民收入不高，农村医疗条件落后，健康保障制度不健全，使得农民缺医少药现象比较严重，一些打着“治病救人”旗号的邪教组织乘虚而入。近年来农民医药费用支出增长大大超出农民收入增长，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导致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严重不足。那些深受病痛折磨的农民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不得不到教会、神的保佑中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许多邪教正是迎合部分群众企福求平安的心理，鼓吹“祷告治病”、入教可以解除病痛，以诱骗吸引人们入教。

（三）邪教组织在农村持续蔓延的原因

1、大环境所致。农村相对城市文化水平比较低下，相对城市开放比较保守，相对城市进步比较落后，相对城市文明比较愚昧。

2、自身素质所致。部分生活贫困的农民，封建思想严重，在精神空虚之际，相信命运，误入“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后，自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正道”。

3、防邪警示教育未能普及深入。由于农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居住分散，致使反邪教警示教育受到了制约。同时，由于基层工作人员思想认识、理论水平、帮教措施的差异，导致防邪警示教育未能普及深入，农村群众对邪教和宗教的认识模糊，认为不管信什么教都是他自己的自由。

三、农村中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的必要性

当前，“法轮功”邪教组织捣乱滋事活动并没有停止，“东方闪电”、“门徒会”等邪教组织仍在暗中进行活动，他们不断改变策略、变换手法，加之群众的识邪、辨邪能力还不够高，一时难以识破，致使邪教仍有生存空间。因此，必须在农村坚持不懈地开展常态化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实践证明，反邪教警示教育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基础性工作，没有扎实的警示教育活动，就没有广大群众反邪教意识的普遍提高，就没有反邪教的良好社会氛围，就没有社会的和谐与安宁；没有深入持久和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作为重要保证，警示教育的各项要求就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1、一些农村地区邪教活动相当严重。近年来，我地农村各种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层出不穷，发展迅速，其非法活动屡禁不止，有的地方还相当突出。邪教组织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潜在威胁。这些邪教组织大都冒用宗教的名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们以农民群众特别是信教群众为主要发展对象，采取各种欺骗拉拢的手段，甚至暴力胁迫，千方百计地扩大组织。而我们的不少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对宗教知识知之甚少，不能正确识别邪教，有的唯恐违反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遇到邪教问题便束手无策，以致疏于防范，致使一些地方邪教活动相当猖獗，不少农民上当受骗，少数党员干部也卷入其中。

2、农村是邪教组织与我争夺群众、争夺人心的重要阵地。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村是一个政治、经济、管理等工作相对薄弱的地方，特别像我们达州这样的地方，自然条件严酷，不少村民还比较贫困，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基层组织建设相对薄弱，再加上反邪教以来的高压态势，一些邪教头目及其残余分子，为了保存实力，也纷纷把目标瞄准农村，这就使得农村容易被邪教和封建迷信活动乘虚进入。农民是分散的个体劳动者，在遇到天灾、人祸时除了自救，几乎没有其他指望；农村缺医少药，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大多数农民群众看不起病的现状普遍存在，“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农民的“求助”心理和强身健体愿望极易被邪教所利用。

3、邪教对农村的危害极大。一是以“教”代政，影响基层政权的巩固。他们层层设立组织，任命骨干，以“周济”、“善工”取代基层政权，严重影响了基层政权作用的发挥，有的邪教组织还心怀叵测地拉拢基层党政干部，使党政基层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受到严重侵害。二是破坏生产生活秩序。由于部分农民群众愚昧地认为信教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切，于是他们放弃生产，不种地，不养畜，造成土地荒芜，甚至变卖家产，吃光喝尽，准备“升天”。三是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他们宣扬“有病不治”、“祷告治病”，甚至大搞“驱鬼治病”，贻误治疗，致人死亡。四是聚敛钱财，奸淫妇女。五是扰乱社会治安，造谣惑众，制造混乱。

4、对青少年一代的毒害不容忽视。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面的鬼神迷信、伪科学、新有神论及邪教流毒的侵袭，使正在成长中的幼稚的青少年一代在尚未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之时极易受到心灵的毒害，影响和诱导他们的认知出现偏差，甚至走上邪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片面地强调抓经济建设而放松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放松科学无神论的宣传以及海外所谓“新宗教运动”等神秘主义思潮渗透的警觉，致使封建鬼神迷信进一步泛滥。于是，在国内形成了两股思潮：一股是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科学、反理性思潮；另一股是社会上伪科学、新有神论及邪教势力。此二者相互勾结、猖狂作乱、有恃无恐，泛滥成灾，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的身心健康，败坏了社会风气，对青少年一代心灵的毒害尤为严重。

5、借鉴历史经验，从源头抓起。总结同“法轮功”邪教组织斗争的经验，反思工作教训，要求我们必须把工作“关口”前移，在防范上做文章、下功夫。大力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就是要让广大群众了解邪教的危害，增强免疫力，避免上当受骗、误入歧途；大力开展农村警示教育，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举措；大力开展农村警示教育，对进一步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农村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的对策措施

由于农村经济贫困和地域偏僻，宣传通讯设备落后，使科学和法律知识普及工作难以到位。在一些地区由于小学生辍学严重，老一代文盲还没扫净，又出现了新一代文盲，使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缺少了解，一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邪教便成了他们传信的主体。

我们要结合农村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坚决打击“法轮功”及其他邪教组织，挤压邪教赖以生存的土壤，把一切邪教消灭在萌芽之中。

（一）发挥农村党组织作用，构建农村防邪工作格局

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班子和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政治敏感性强、综合素质高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保证基层党组织在与邪教斗争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是建立严格的领导责任制度。农村基层组织领导特别是村支部书记要负起与邪教斗争的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农村反邪教工作，上一级党委要直接向基层组织下达任务，随时进行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建立严格的领导责任制度；发现邪教人员的违法活动，要立即查清基本情况，并制定帮教制度加强防范，实行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配齐配强专（兼）职人员，保证警示教育活动事事有人抓，时时有人管，做到层层负责，一抓到底。

三是不断加强警示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防邪意识。必须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基层党员、干部对反邪教警示教育的认识，明确警示教育活动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把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使警示教育工作以制度化、规范化的形式固定下来。

（二）把握基层农村特点，开拓农村反邪教工作举措

一要加强宣传工作，用科学的无神论占领农村阵地。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弘扬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人民群众对邪教组织危害的认识，揭露邪教组织在科学的外衣下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实质。在宣传工作中，我们要充分运用宪法赋予的职责，即公民有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不得歧视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大力向群众宣传科学无神论。

二要加强信息收集和传递。建立完善信息网络，加强信息收集、分析、排查、处理的能力，为做好反邪教警示教育日常工作、制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快速准确收集信息是农村反邪教工作的关键。一方面由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和思想过得硬的村民组成信息收集小组，重点将信息源建在组上；另一方面由基层公安民警和乡镇驻村干部组成信息收集小组，每个村都要明确专人负责，把主要精力放在维护地方治安和了解村情民意上，有效地及时掌握邪教组织的活动。

三要及时处置，不能让邪教或其它有害社会的教派在农村发展。必须从机构、人员、网络建设等多方面下功夫，全面提高信息反馈速度、质量和分析、处理能力。一旦发现农村出现了邪教组织或其它有害社会的教派要及时上报，并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及时制止，该抓的就抓，该教育的就教育，从而维护农村的稳定和避免其对农村农民的危害。

（三）依靠农民群众优势，健全农村反邪教工作网络

一是密切联系群众，形成完善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网络。各地的乡村干部要经常深入村组、深入群众，认真开展邪教组织排查工作。要把反邪教工作与群众性工作结合起来，走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经常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是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要把它很好地与反邪教工作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是切实依靠群众，构筑全方位防范网络。在与邪教组织的斗争中，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全方位防范网络，营造一个“人人参与，家家拒邪”的良好防御氛围。要建立信息员和联络员制度，做到乡、村、组均设1至2名兼职情报信息员，形成情报信息网络，推动反邪教工作纵深开展。

三是深切关心群众，建立反邪教教育工作网络。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积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对已转化的邪教组织成员要继续进行跟踪帮助教育，巩固教育转化成果；对中毒较深，比较顽固的人员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采取分期分批小规模办学习班的方法，耐心地有理有节地向痴迷者讲解邪教组织的危害、反动本质以及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使他们早日脱离邪教组织。为了防止已经脱离邪教组织的人员出现思想反复和行为反弹，还要建立帮教的长效机制，树立帮教到底的责任意识。只要我们时刻心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始终依靠群众，组织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就能在农村的反邪教工作中取得重大的胜利。

篇二：反邪教警示教育片观后感心得体会

一、大学生成为邪教易感人群的原因

（1）大学生人群的心理特征。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在思想上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情绪和行为上也具有易于极端化倾向，冷静理性不足。这使得大学生一旦面对邪教渗透影响时，容易为邪教的形式美好的宣传所蛊惑，对邪教极端行为方式相认同，这就造成了大学生的邪教免疫力不足。

（2）大学生管理的自由与放松。与小学、初中、高中那种严格到吃饭、走路和睡觉的学校管理相比，大学的学校管理要自由得多，主要实行学生自治式的管理。加上，大学一般与家庭相隔距离远，父母的监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致使大学生处于家庭教育管理的真空之下。如此两相作用，使得大学生面对邪教影响主要靠自身的警惕与抵制。而大学生思想单纯，社会生活参与不足，社会经验缺乏，对邪教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恰恰又警惕性不高，因此很容易被邪教的宣传所迷惑。

（3）大学生经济不宽裕。目前，我国大学教育负担在家庭，每名大学生的学费在大学自费而奖学金又不足的情势下，对家庭来说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对来自农村的农村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大学生有相当部分都处于经济不宽裕状态，在个人开销花费上都处于紧张状态，邪教分子往往利用这一点，以勤工俭学为名，通过提供经济利益诱使在校大学生帮助和参与到邪教宣传当中来，如：发放光盘、张贴宣传单等等。更有甚者，利用当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情况，以高工资、高待遇为名，诱使大学毕业生参加邪教组织，并加以人身控制。

二、目前大学反邪教教育现状

总体来说，大学对反邪教教育重视程度不高，思想认识上原因有三：一是大学管理层认为认为大学为学习研究机构，反邪教教育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与大学的目标宗旨不相符，是大学的一项“业余”工作任务。二是对大学生为知识青年盲目自信，认为大学生文化素质高，对科学的理解认知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对邪教具有很强的免疫力，无需在教育上继续加强。三是认为“邪教”侵害的主要社会管理秩序，挑战的是政府的权威，是政治范畴，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象牙塔，不是邪教的侵害主要目标和对象，无需加强对邪教防范。

与大学管理层思想上对反邪教任务重要性低估相应的是，实践上大学的反邪教的教育主要有以下几个薄弱：一是只在政治思想教育上，泛泛而谈，在理论上蜻蜓点水地作一介绍，既缺乏实践的结合，又没有很好地针对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加强教育，更缺乏常Www.0279.NeT态化、系统化的规划。二是缺乏专门性教育人才，往往当做一项次要工作，安排班主任、辅导员对学生提一提、讲一讲，学生会干部贴贴宣传画，宣传宣传。三是在学生干部的选任，党员的政审以及学生、研究生的录取上，将反邪教这一硬性指标定义为只要不参与邪教组织，没有公开的邪教言行即可，放低了反邪教这一门槛。

三、改进大学反邪教教育的方向与方法

在大学加强反邪教教育对于维护大学教育管理秩序，保障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大学自身特点和大学生的青年心理习惯，要加强大学反邪教教育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日常教育与专题性教育相结合。可将反邪教教育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对政治导师进行反邪教的专门化培训，形成常规化的反邪教宣传教育师资队伍，并将反邪教教育纳入到常规化的教学目标中进行考核，实现反邪教教育日常化、常态化，使大学生充分认识邪教的性质与危害性，脑中始终绷紧对抵制邪教的思想弦。同时，要针对性开展专题性反邪教教育，通过老师指导，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现身说法等方式，对大一新生和大四毕业生，组织开展集中化的反邪教教育，强化敏感期与敏感人群对邪教的特殊免疫力。

二是思想引导教育和反面警戒教育相结合。正面引导教育可以通过专业性老师和非专业老师共同协调开展，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和人生信仰，及时开导大学生的心理障碍，并可通过学生会、班委会等组织，由学生之间互帮互助，在思想上交流沟通，坚定政治信仰和价值理念，不给邪教思想渗透的空间。同时还要结合现实中的案例，组织观看记实性记录片，并在条件可能下组织曾参加邪教而又悔改的相关人员现身说法，让大学生切身感受到邪教的危害性和违法性，接受警戒，保持对邪教的高度警惕。

三是预防性教育和救治性教育相结合。在一般性反邪教教育上，应着重于预防层面，通过理论授课，帮助青年大学生澄清思想认识，提升大学生应对抵制邪教渗透的能力。另外，由于青年大学生心理还未成熟定型，可塑性强，因此对那些已经被邪教影响和控制的问题学生要以救治性教育为主，而避免以罚为主，慎用通报批评、开除、留校查看等处置措施，而要着重在人性化的角度上，建立起能够动员家人、亲友、同学多元化教育机制，在一种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的近距离教育氛围中，对问题大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塑，使其重新回归健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