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范文精选3篇(全文)

和平与发展篇1

论文关键词:状态;问题;目标

论文摘要:鉴于有些学者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怀疑和争议,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既是大战可以避免,各国能够抓住机遇发展、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的状态,也是一个和平面临霸权主义威胁,发展受到国际经济旧秩序阻碍的严峻问题,因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应付出艰辛努力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我们如此全面地看待和平与发展,则不难理解“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关于和平与发展民间与学界有许多争议,甚至有人怀疑“和平与发展是否仍然成为时代的主题。”我们认为,这些争议和疑虑主要缘于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理解不全面。那么如何全面理解“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呢?

一、和平与发展是一种存在状态

邓小平在论述和平与发展问题时,首先是一种存在状态,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可以避免的一种和平状态,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利用这种和平的国际环境去搞好国内经济建设的一种和平状态,是要我们抓住世界大战还打不起来的时机,加快发展中国经济。

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威胁世界和平,双方的争夺战一日也没有停止过,但这些争夺、对峙乃至危机一般都被严格控制在“只扩大势力范围和遏止对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导致大国本身的全面战争和世界范围的紊乱”的战略意图内。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专门阐述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理由: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都还不敢打。一是双方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二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三是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I2。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仍然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1989年3月,他指出:“经过多年的奋斗,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2]z91990年3月,在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动乱的情况下,他仍强调:“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脚的。”他还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得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冷战结束后,世界总体局势趋于缓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各国为了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构筑有利于自己的地位,纷纷调整了对外政策。最为显眼的是各大国建立起的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10月,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中俄、中美伙伴关系的推动下,中日两国于1998年11月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欧在1998年4月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另外,美俄、日俄、美欧、日欧,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在各国纷纷调整对外政策,大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世界形势总体趋于缓和的情况下,各国都抓住机遇努力发展本国经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大多数国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上。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艰苦的谈判后加入了wT0,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水平融人世界经济,正在努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的领导集体又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战略都是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党的英明决定,是符合这一时代主题的决定。

二、和平与发展是一个问题

和平与发展是一个问题。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国际经济旧秩序阻碍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危险已经根除、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也并不意味着世界实现了共同繁荣,因为现实中和平与发展仍存在着严峻的挑战。

冷战时期,由于各种原因,美苏虽然不敢打世界大战,但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分属东西方不同势力范围的其他国家,使这些国家在对外关系中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它们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不得安宁、矛盾加剧、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进入20世纪70年代,各个国家都遇到了经济发展的问题,发展经济成了他们共同的任务。然而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还是南北问题,即南方发展中国家同北方发达国家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关系到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指出:如果“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而南北问题是因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发达国家利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支配和剥削发展中国家。

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们仍然是威胁整个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不但继续用西方的人权民主价值观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还企图用它“重塑第三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北约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就大国关系而言,也还存在诸多矛盾。中美之间一方面“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对华奉行接触加遏制战略,因而“问题”又特别多——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1999年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2001年出现“撞机”事件,在台湾问题上竭力维持不统不独现状,又默许“台独”势力不断生事,还炮制日美安保体制,将台湾纳入其势力范围。这些都是美冷战思维、霸权主义的表现,损害着中美关系,威胁着世界和平。中日关系因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领土问题、台湾问题而徘徊不前。美俄关系也由于北约东扩等难以成为真正的伙伴,日俄因北方四岛问题举步维艰。另外,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出来,造成严重的局部冲突和动荡。同时,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冷战后,随着经济和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的提高,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愈加突出,数字鸿沟越来越深。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资金转移和贸易优惠与发展中国家是否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社会价值西方化挂钩,动辄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和封锁,使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的解决面临更大的困难。总结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三、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

冷战结束后,国际相互依赖关系迅速发展,全球性问题,如核战争威胁、国际恐怖主义、世界资源短缺、生态平衡、环境污染、粮食危机和人口爆炸等,在国家相互关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取决于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解决。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所以要维护世界和平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邓小平指出:“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相当严峻,争取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并非现成的,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坚韧的毅力才能达到。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1984年5月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将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第三世界人民一道,进一步倡导和推动多极化。冷战后,尽管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但世界还很不安宁,和平与发展仍受到挑战。中俄都认为这是由于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结果。中俄两国都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反对单极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两国都主张坚决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中国和欧盟一道倡导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共同反对美国单极世界图谋。欧盟力争“构筑多极世界,使欧洲成为其中一极。”在多极化问题,中日都主张多极世界,但日本主张的是“日美欧”三极世界,中国主张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极世界。多极化本质上是对美国企图建立霸权的制约,促进多极力量发展就是反对霸权主义,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美国的单极霸权,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中美关系,使之健康发展。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具有最大影响的国家。因此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无论是对中国国内建设,还是对外关系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鉴于半个多世纪中美关系的经验教训,我们一方面应该正确利用两国问的共同利益,扩大和加强合作,另一方面应该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在力量对比悬殊,强敌对我进行战略试探的情况下,应当避其锋芒,挫其锐气,韬光养晦,善于周旋,才能有所作为。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是反对它的霸权政策和霸权行径,而不是同美国搞对抗。“我国将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中国将和第三世界人民一道继续推动南北对话,改善南北关系,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谋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四、结束语

总之,和平与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实现的存在状态,各国要抓住机遇,共同发展,同时和平与发展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和平面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发展受国际经济旧秩序的阻碍,因而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争取和平与发展的目标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坚韧的毅力。我们坚信“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终究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要辨证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和平与发展是状态、是问题、是目标,不能把它们孤立起来、割裂开来,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新晨范文网:

和平与发展篇2

台湾问题的由来源于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海峡两岸因此分隔数十年。然而从2008年以来,两岸出现了自1949年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这是被两岸及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即在于两岸“大三通”的实现及两岸双方都接受“九二共识”,前者是交流的基础,后者是政治的基础,没有这两个基础,也就不会有现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率团参访大陆,国共两党领导人签署“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正式确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路。2008年中国国民党在岛内重新执政,“五项共同愿景”因而从两党共识有了两岸共识的意义。在“五项共同愿景”之下,同年两岸正式实行“全面大三通”,两岸关系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九二共识”是由两岸正式授权刚体所达成,而非国共两党之间谈判达成,其核心就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正是在此共识之下,两岸两会随即成功地举行了“汪辜会谈”,以及此后进行的一系列商谈。2008年两岸两会重启中断近10年之久的协商谈判,两岸两会制度协商机制的重新建立,及其后签署21项协议,皆是在此政治基础之上得以达成。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是否会有起伏与反复,个人认为是会有的。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变与不变,若作为交流基础的两岸“大三通”和政治基础的“九二共识”被变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会发生倒退,这是两岸同胞所不愿看到的。但这不等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会终止,“和平发展”是大趋势,是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自2008年民进党败选后,始终没有很好地反思,更没有实质性检讨,更逞论其大陆政策的转型。其实民进党清楚地知道,走向重新执政的“最后一哩路”核心在于大陆政策,在于怎么面对“九二共识”。民进党也承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却又在继续坚持“台独纲领”,从这一点讲,两岸关系又一次处于关键的选择阶段。要选择“一个中国原则”,还是选择没有了政治基础的“和平”?“九二共识”是和平发展的应有之义,没有了“九二共识”的和平发展就不能叫作“和平发展”,只能称为一般意义上的“和平”。如此,又怎么能走向“和平统一”?

“和平发展”是走向“和平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也许会很长,要消弭几十年两岸分隔造成的隔膜,消除长期敌对状态下造成的不信任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在统一之前,两岸有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彼此的“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过程,很多问题,很多矛盾,很多不适,都会在这过程中消弭,最后的统一必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和平与发展篇3

论文关键词:发展 和平发展

和平与发展

论文摘要:“和平发展一外交战略提出后,学术界就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存在着把“和平发展一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当中的“发展”混为一谈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就这两个概念的联系-5区别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土会场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并领导课题组对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这一重大课题,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做了深入研究。2004年4月24日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在《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的主旨演讲中,又将“和平崛起”这一提法改为“和平发展”。笔者在研究与“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有关的一些问题时,发现学术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和平发展”中的“发展”与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的“发展”混为一谈。在笔者看来,这两者中的“发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一、“和平发展道路”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两个概念的提出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下,在对“文革”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改革:允许试验,一项措施取得实效,就加以推广;失败了,另辟蹊径。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结果是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道路—这就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的前提条件和依据。正是因为邓小平做出了世界上“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的判断,才会有一系列与这一时代主题相呼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出台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出现。因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我们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如果25年前的时代主题不是和平与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也许跟今天一样,但是指导我们进行建设的方针政策也许就不是今天邓小平理论所涵盖的内容,而是别的什么其他的内容。

“和平发展道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后,在秉承邓小平“中国外交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这一宗旨的同时,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且明确提出了新的外交理念:在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关系的同时,完善“以周边外交为首要、大国外交为关键、发展中国家外交为基础”的外交格局,为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打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平发展”这一概念是继“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后,新一届政府针对“中国威胁论”提出的。如果说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是在“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指导下,默默从低起点发展起来的,那么,在今天成就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则不能不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动。诉诸历史,尚没有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近代历史上,凡后兴大国的崛起,走的都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因此,在海外对中国崛起后果的各种评估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不信任,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然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卜的中国崛起又势不可挡。一贯奉行“不称霸,不当头”外交理念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追求和平的发展环境作为谋求自身发展的目标。这种不信任的存在势必构成中国发展的阻力,长此以往就有可能演变成中国发展的敌人。因此,提出和平发展战略构想,其实质就是向世人表明,中国不仅要继续发展,更要坚持和平的发展观。

二、“和平发展道路”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两个概念的区别

1.产生的时间不同。“和平发展道路”产生于改革开放25年后,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产生于25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时至今日,虽然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内涵与邓小平提出它的时候有了不同,但现在的时代主题仍旧是和平与发展,因此,它仍旧是现在我们必须坚持的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之一。同时它要求我们的对外战略要与今天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内涵相一致,而不是与邓小平提出它的那个时候的内涵相一致。当今旷时代主题虽然没变,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是“9" 11”以后,随着美国国际战略的改变,它的内涵同过去相比有了一些不同,因此我们也必须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通我们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墨守成规、固步白封。以往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的变化、跟上时代的步伐才会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2.提出的条件不同。“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是基于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外交策略。其内渡中包含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内容,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其宗旨是为了发展自己,增强白身的实力。实际上是邓小平“韬光养晦”外交策略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是与现在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相适应的一种外交战略。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则是国际社会不同利益取向的力量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要想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认识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需要提出者对国际社会的全局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智慧。

3.两者的历史使命不同。“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是出于我国外交战略的需要,它的目的是为了回应“中国威胁论”,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继续坚持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是邓小平对国际社会洞悉后提出来的,它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土义道路产生的国际条件,是指导我们制定内外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

4.实质不同。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质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1/4世纪里建立起来的强大物质基础的必然结果,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实质是对国际形势的一种切合实际的判断。

5.内涵不同。“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在于我们中国坚持的是一条与国际社会的主题相一致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即争取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和平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来发展自己,赶超发达国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内涵是:整个世界虽然局部战争仍旧此起彼伏,但总体来说和平是土流,要求和平、争取和平的力量是主流;各个国家都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发展自己,而第二世界国家的发展由于关系着未来整个世界的发展而显得尤其迫切。

三、“和平发展道路”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两个概念的联系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和平发展道路”产生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后者是以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为前提和必要条件,同时对外更强调中国继续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进行,其目的是为了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即“和平发展道路”既服务于时代主题,义坚持了时代主题。两者既是层次不同的两个概念,但又一脉相承于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因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和出发点,因此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四、结论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领导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来自于十一届二中全会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和对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止确判断。即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最初背景是世界总体局势是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战争、中国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和国际潮流都要求中国发展自己,而不是准备战争。就在中国在实践中摸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道路的进程中,苏联和东欧发生了剧变。这时,国际社会主义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要求中国出来代替苏联充当社会土义的“老大哥”,挑社会主义这杆大旗。邓小平针对冷战结束初期的国际形势,再次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仍旧扫一不起来,中国的内、外条件决定了中国的任务还是理头发展自己,而不是学前苏联。为此,他提出了中国“不当头’,、“不扛旗”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从苏联解体到现在,又过了巧年,经过这巧年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比冷战刚结束时有了更长足的进步。中国的变化使周边国家和世界上的大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强大了,于是“中国威胁论”开始泛滥。针对这种状况,胡锦涛上台后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的实质是为继续坚持邓小平的发展观,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对外战略取向是采取和平方式继续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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