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论文(精选5篇)
口述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口述史；口述史学；口碑史学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23）04-0037-04
一、国外口述史学回顾
20世纪40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个世纪后，这门学科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来。时光铭刻于1948年，@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砺前行。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早在1938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求之路的艰辛。
20世纪60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就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为《口述史学通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到20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21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在美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关于口述史实践及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的对象。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美国口述史学著作繁多，内容不仅包括了显赫人物和军政要事，还包括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英国口述史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1973年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的成立。该学会的刊物是《口述历史》，其宗旨是记录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人们的感悟和记忆。他们在关于普通人的口述记录调查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如乔治?伊文特?埃文斯的《犁沟上的马》《农场和农村》，杰里?怀特的《罗思柴尔德大厦：东区廉价住宅区的生活，1887―1920》、罗纳德?布莱恩的《阿肯菲尔德：一个英国村庄的肖像》、拉斐尔?塞谬尔的《乡村生活与劳动》、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的《矿工，1870―1970，检验口述史的一个实例》[1]等都是采用口述的调查方法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是普通人物的真实写照。
其他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也有不同程度发展，且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但在研究对象与主题上，与当代口述史学仍有趋同之势，即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研究。这一特点与早期的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等也开始对口头传说进行分析研究。1965年，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通过了决议，承认口头传说是研究非洲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3]首位将口头传说资料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家是西非历史学家肯?温迪克，他的《1830―1885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大量地运用当地的口头传说资料，该书在研究非洲史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1974年和1987年分别在加拿大和英国牛津成立口述历史协会。
二、中国口述史学回顾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历史悠久，最初主要以收集资料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有关于用口述调查的方法收集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大体上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主要集中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和党政要人口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像《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当时规模最大的要属在总理指示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关于60岁以上政协委员写自传的号召。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文史资料馆收集资料，涉及范围很广，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4]
唐德刚教授是这一时期做中国口述历史的典型代表，他以现代口述历史研究闻名于史学界，是最早对国内重要人物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唐德刚教授与胡适先生一起做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二人共同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留下了唐德刚教授的工作痕迹。1964年，唐德刚教授协助顾维钧先生撰写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并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这些口述历史的典范佳作无疑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唐德刚教授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5]然而，在那风雨交加的十年“”中，众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了影响，停步不前，口述史学也未能幸免。
第二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的口述史学逐渐向国际口述史学靠拢，发展成向文化取向过渡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口述史学，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对口述历史的认识。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6]J?福克斯在《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中简要论述了口述史学相关问题，并指出“自从美国独立200周年以来，口述历史确已成为记录‘人民的历史’的工具。”[7]
“翻译+述评”成为80年代中国史学的一大特征。“口碑史学”曾是“口述史学”的另一种称呼。在《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中侯成德先生梳理了美国口述史学三十年间从诞生到成长的渐变历程，能够掌握国外口述史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无疑对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也使我国的专家学者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1986年，《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箐舜所著的《口碑史学方法评析》，这篇文章论述了口碑史学的重要价值“口碑史学除具有搜集史料、研究历史的功能外，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方法”[8]，并指出口碑史学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需经历“搜集口述资料――对资料进行加工――口述资料的运用”三个步骤，以及口碑史学未来面临的困境，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碑史学的文章，达到了当时人们对口述史学认识的全新高度。在《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中孟庆顺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给予了肯定，并对现代西方口述史学进行介绍。《史学理论》于1987年刊登了《口述的历史》，这是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的理论成果，西方口述史学最新、最前延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出现。《口述的历史》一文对口述史的特质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并明确地阐述了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现状，并对于其前景展开了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钟少华的论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充分地论证了研究口述史学的必要性极其对于史学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中国口述史学，已经势在必行了”，指出要重视口述史学的实践，并提出新见解“口述史重视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口述历史不是历史学中一门分支，而是一种新方法”。口述史学理论开始受到部分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而口述史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该时期的口述史学研究虽然多是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引进、借鉴居多，但为90年代及其以后国内口述史学发展打下了基础。80年代的学者在这一方面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多数观点也被后来学者采纳，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开始走向深化。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从简单的翻译介绍和将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方法引进，转变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关注中国口述史学自身发展，并开始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王庆祥研究员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课题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溥杰、李淑贤、杜聿明在内的跟溥仪有关的家人、族亲、同事等，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同时还收集了相关的照片和手稿等，根据李淑贤的口述，撰写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我》，将溥仪后半生工作、生活的场景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
与此同时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进展。1992年由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立项，下辖30余个已趋成熟的子课题，参与者达1 000余人，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500余份。[9]200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课题最终成果《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共包括四册，分别是《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和《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使妇女史与口述史紧密结合，从女性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取得很好的反响。另外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一部典型的人类学著作，她将妇女口述史作为切入点，以黔东南西江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展开研究，为研究妇女文化提供标本。定宜庄于1999年出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为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旗人妇女生活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作者共选择了包括北京和东北的旗人妇女共16位作为研究对象，传递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旗人妇女的生活信息。
在这一阶段，关于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口述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以“口述传记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最为有名，丛书系列中的《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由朱晓整理。该书记录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坎坷经历。通过他个人的遭遇从侧面折射了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世事沧桑，以及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中以口述形式，详实地记录了萧乾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该书由何满子夫人吴仲华整理，通过对何老生平饱受坎坷经历的记载，反映了在极“左”专制集权下，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坚毅的性格。还有《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和《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这些著作用文化人物口述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其蕴含的社会背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四阶段：21世纪至今，口述史研究理论和实践日趋规范化。国外的部分口述史学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口述史研究理论，开始撰文出版，相关成果颇丰。2003年齐小新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鹘淌俊芬皇橛杀本笱С霭嫔绯霭妫该书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资料为研究素材，深入探讨传教活动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以及传教活动对中国的影响。2004年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口述史学典型的理论著作。书中系统梳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口述史学中的道德和相关法律问题，并将口述历史项目作业程序表法律授权书附在文后，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2005年由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23年陈旭清著《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23年李向平、魏杨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等。
《季羡林口述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山西抗战口述史》《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口述史研究的代表作均体现出我国传统口述史对重大历史事件衍生以及精英人物生命历程的关注。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又将口述史的对象关注于社会下层人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由精英走向大众，从领袖人物转向到普通民众。如2006年胡明刚等著的《北漂者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口述实录》，记录了从事各个领域的文化北漂人士的情感故事，展现出这一群体独特的生命史。2009年出版的吕国光的《农民工口述史》，作者对2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记录，细致描述了他们外出务工的过程和自己的真实想法。
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2005年出版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从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中国战俘，为研究日军侵华历史事件提供重要口述资料，是国内首本反映日军侵华集中营的专著。2023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完成，共72卷，近4 000万字，全面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是对日本在南京地区残酷暴行的完整记录。
21世纪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相关著作相继出版。其中，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著）一书中，论述了13位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历练与成长。他们都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或普通，或典型，通过他们真实的口述记录，我们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另外，还有2023年陈墨著的《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从档案学、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视角阐述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应与其他学科互相借鉴，并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口述史研究机构诞生，代表着学者们的思想与智慧的理论文章不断发表。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对口述史的研究手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突破传统的单一笔录方式，结合录像、录音等手段的运用让访谈内容更为真实生动。我国的口述史学发展在新世纪又继续前行，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口述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联性进一步增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认为“人类学家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10]在“如何开展口述史调查”讲座中，王铭铭谈到“通过研究个人的生命历程，将之理解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而反映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大为一个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一个纵向的线索；同时将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横向的线索，来牵扯出不同的个人的命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人类学口述史有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11]
孙庆忠博士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中写道“口述史研究技术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进步，它们丰富了历史学家记录和收集史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进展使得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为社会生活史的建构，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审视‘历史真实’的一种尺度。”[12]很好地诠释了口述史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口述史近年成绩显著，发表学术著作和论文数量如雨后春笋，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视角，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生活，进一步分析挖掘隐藏的时代问题。例如200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一书中，作者余未人借助侗乡乡民的口述和其直观的感悟与论道，将侗乡最为壮美的历史文化画卷徐徐展开。孙立平、郭于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作者运用在西村和骥村取得的口述资料辅以文献资料，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
近些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力开展，口述史调查随之成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先生首次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应用到这一研究领域，他认为：“口述史面对的是活着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就是活着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对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口述史相关研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其中有两套丛书最有代表性：一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先生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民间艺术口述历史丛书，从口述史学科的视角，对美善唐卡、剪纸、年画、皮影戏、泥人、西兰卡普、陶瓷、风筝、木偶、雕漆等民间艺术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研究，将民间艺术活的记忆和技艺进行提炼，记录传承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智慧。二是冯骥才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该丛书共有12册，在全国每个年画产地选择一至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作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地域文化背景、个人的从艺史、家庭年画史以及个人擅长题材。两套丛书都偏文学形式，侧重于客观记录，反映了对口述内容的一般认识。这两套丛书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的先河，这些口述理论和实践成果将给研究人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口述历史问世70年来，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领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这种方法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广义概念范畴所说的“古老”，源于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的远古时期，历史就这样口口相传得以传承；年轻是从狭义上说的，它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而它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近年来才得到较快发展的。口述史与其他文献记载相比有它独特的优势：口述史料具有直接性，对想要了解的对象有更为直观、亲切的认识，使其研究更接近真实，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口述史具有价值中立性，它只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如实的录制、拍摄等，研究者的价值预设不会出现，也不会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多于文献，它既包括叙事者也包括访谈者自己的主观性说明；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的强势，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它的“市场”取决于读者。总之，口述历史拥有其他文献不拥有的独特价值，是各学科都值得借鉴的重要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历史更体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在实践中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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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英国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曾说：“口述历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建构自己的将来。”作为历史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口述史对历史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将其引入音乐史领域是很自然的事情。近年来，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初步取得成效，可以肯定的是，该领域的研究还需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及手段。因为口述历史的目标是为了寻找并采集历史的真实情况，作为口碑史料以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当这种经过口口相传后采集到的史料出现相互矛盾的结论时，就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证实或证伪。这就为口述历史的研究提出了非常现实的问题，涉及音乐口述历史，也会面临诸多相似问题。但截止到目前，关于音乐口述历史方面的学术研讨尚属少数，也可以说对于我国民族音乐未来的建构还没有正式开启。
2023年9月24日，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的举办，进一步对口述历史的研究成果与经验进行了交流；对音乐口述历史的理论研讨，为音乐口述历史的学科建构开启了新的篇章。音乐口述史研究面临的一些问题，如音乐史学如何将口述史研究方法运用于音乐研究、口述史与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具有怎样的关系、口述史研究的观念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具有怎样的影响，等等，都有待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一一给出答案。
概念界定：一门古老而年轻的新兴学科
从学科意义上来说，国际口述史学界将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认为是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
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祥银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讲述了口述历史的发端：1917年，一位美国流浪汉、哈佛毕业生约瑟夫?古尔德声称他自己正在创作一部鸿篇巨著《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记录他在街头巷尾听到的人们的闲谈和自己在村里生活的经历与感受，字数将达900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尔德的故事引起《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等美国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令他一夜之间成为名人。当时有很多人给他写信，信中夹着支票或现金，甚至有人匿名为他提供长期生活资助。可是在美国大众的热切期待和慷慨相助之后，古尔德并没有完成他所宣称的那部鸿篇巨著。直到1957年古尔德去世，这本巨著也依然杳无踪影；尽管在2000年发现了他的部分手稿，而实际上也只是一些零散的日记而已。
尽管这个故事并没有让人们看到那部想象中的《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可是伴随着美国主流媒体对于这个故事的传播，“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这个术语却逐渐进入学术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将近100年后的今天，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数字化与网络化发展产物，2023年《纽约时报博客》甚至宣称我们正进入一个“口述历史时代”。
如今，欧美国家的口述史研究已经广为普及，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我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国际接轨的。
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李红梅认为，口述史，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者运用录音、访谈、叙事等方式收集整理被调查者的口传记忆、口述材料、个人观点，并以此展开的相关历史研究。口述史学的诞生是伴随着录音技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门古老而年轻的新兴学科。“古老”体现在其所具有的悠久文化和历史传统，因为口述历史源于远古时代的民间传说或者口头传说；“年轻”则是指该学科采用了独具特色的、科学的（与新技术结合的）研究方法，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将历史研究纳入了新的发展轨道。有一句话非常好地表达了口述历史的作用与特征：口述历史对理解过去和今天以及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方法。因为它填补了重大历史事件与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从理论上对音乐口述历史提出了三种做法：一是音乐学口述历史，这有点像过去的音乐采风，记录并收藏民间音乐资料，尤其是采访和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是音乐史口述历史，这就不仅是采集民间音乐资源，还要记录民间音乐的传播，同时还要采集民间音乐人，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碑史料，作为音乐史家的研究资源；三是音乐人口述历史，也就是与音乐有关的个人的口述历史。音乐人的概念有两个含义，首先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人，其次是与音乐相关的人。
以上三种做法并不是相互隔绝，更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即后面的做法可以兼容前面的做法，具体说就是音乐史可以兼容音乐学口述历史，而音乐人口述历史则可以兼容音乐学和音乐史。此外，从事口述历史工作，除了经费等限制之外，同时还受到观念的限制。
陈墨提出音乐人口述历史的概念，有一个重要且迫切的原因，那就是音乐可能是人类最早的传播信息符号系统，恐怕早在人类发明语言之前数万年就已经存在；与此同时，音乐不仅是一种“社会化艺术语言”，即人人都懂得且人人都能欣赏；而且，音乐或许还与身体的语言/细胞的语言，即生物信息系统相通，证据是，一段音乐不仅能愉悦心灵，同时还能愉悦身体：细胞与神经。进而，音乐信息不仅与人类身心有关，甚至可能与大自然的传播信息有关，证据是：一方水土滋养着一种音乐。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想，有待科学研究的证实或证伪。
学科发展：口述还原历史仍需时日
近年来，口述历史研究在中国迅速兴起，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认为，口述历史理论先天不足并严重滞后、口述历史实践缺乏工作规范、口述历史研究缺乏必要的深度，缺乏比较专业的研究队伍。为了切实推进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要强化口述史研究的规范化建设；要加强口述历史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要加强口述史专门人才培训，并组建专业化的口述史研究队伍；要推进口述访谈的普遍实施；要筹建中国口述史资料档案库。
目前，中国口述历史工作的最大隐患是口述访谈实践缺乏工作规范。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初步制定了一套关于口述历史采访、出版、研究的规范、章程和工作规程，在口述访谈前期准备、访谈过程、后期整理、访谈规则、操作技巧、权利协议等方面，对口述历史访谈工作进行了规范，尽量减少版权纠纷。
同样，音乐口述历史的学科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比如近现代中国音乐历史当事人逐渐离开人世，随着他们的离去，许多音乐史实的细节也消失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宋瑾认为，采访重要音乐文化当事人、梳理相关口述史的工作已经处于紧迫状态。例如，蔡继琨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音乐史的重要当事人之一，他是上海国立音专首任校长、我国台湾交响乐团创办人及首任首席指挥、菲律宾马尼拉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多次出任国际音乐赛事评委；改革开放后回国，创办福建音乐学院。他在20世纪中国音乐创作、指挥、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经历者、见证者，并掌握了丰富的相关资料。宋瑾多次呼吁福建音乐界采访蔡继坤，做相关口述史记录。遗憾的是此呼吁未被及时采纳，近百岁的老人仙逝了。为此，她希望音乐口述史的工作有组织、有规划、有专人和专项经费的支持，及早开展。
对人物进行访谈式的口述资料收集，在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中并不鲜见，但还多停留在传统史学研究的资料收集环节，对于这部分资料的运用多被视为以文字性史料为主的补充。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彭丽说：“时至今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仍是一部部分精英事迹写就的音乐史，我们的音乐历史研究仍是粗线条的，需要更多历史细节的描述与研究。口述历史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与借鉴。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环境时，希望透过这扇窗，能够看到更加真实的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博大精深的“口耳相传”口头传承的传统。这也是中华民族各民族音乐文化赖以传承的基本方式。纵观中国各地区的民歌、戏曲、曲艺以及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均可以说是中华各民族对于自身文化口头传承自觉的结果。尤其在民族音乐的范畴，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鲜活的节奏、唱腔等赖以沿袭发展，都是靠“口耳相传”的传承体系来支撑的。
但是，口头传说、口头传承与当代所言的口述史学科有着本质的区别。李红梅认为，“前者是社会发展中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文化自觉存在、自发流传的一种形式。而后者则特指当代的一种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以访谈记录的形式直接面对被研究者，参与观察他们的社会生活，将不同的声音完整记录，并结合多元的视角，进行深层阐释的一门学科。我国学科体系的建立基本源自学习、效仿西方的学科体系，口述史学科也如此。将口述史学引入音乐研究领域，形成音乐口述史的完整学科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上世纪20年代初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对于民歌的收集，以及5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族音乐收集整理，都采录了大量的口头音乐资料。但多是服务于音乐创作，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即把口述历史事件当做一个专门学科，则是从80年代中期民族音乐学学科兴起之后开始逐渐发展的。近年来， 随着口述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引进，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运用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使得民族音乐领域中的口述史研究获得较大的进步与突破。学者们在重视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民族音乐口述史的分析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音乐学界对口述史研究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还存在许多疑惑与误解，对口述史的价值、地位、特征等还认识不足。口述史的研究优势并未被音乐学科全面采纳。”
可见，音乐口述史研究从研究范围和研究主体来看，仍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音乐口述历史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建构还需要民间音乐研究人士付出更多的努力。
研究方法：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互证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阳认为：“所谓口述史是由学者通过与学术相关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对话与系统陈述，将一些相关事项进行回忆与还原的过程，这可立此存照，为社会留下不可多得的珍贵‘活态’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应用价值。如不能很好地挖掘整理，损失不可弥补。口述史作为一种学科理念与方法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采访。所采录的相关史料是否有深层价值，既取决于被采访者所参与、亲历与掌握事件的典型性与深度、广度把握，亦取决于采访者或称口述史写作者的知识结构与学术敏感，在对话过程中能够不断抓住学术闪光点，在相对丰富的对话中择取最具史料价值、最具典型性意义的部分加以整合。所以，口述史是当事人与写作者的有机结合，如此使记录下来的文献或成果更具学术价值。”
一般来说，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理解和运用有三种不同形态。李红梅将这三种形态概括为：第一，作为史料工具。主要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等现代电子设备，将历史亲历者或知情人对相关事件的回忆，通过口述的方式复现并记录下来以供历史研究参照的史实凭证。第二，作为历史研究方法。这一形态的口述历史主要是指利用口述史料来拓展和丰富研究对象以解答历史问题的研究方法，其重点在于让口述者担当历史叙述主体。第三，作为史学分支学科。这一形态的口述历史主要是与文献派史学相对而言的。文献派史学恪守“不存在文献的替代物，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而口述历史则强调要纠正对历史资料来源的传统偏见，认同历史研究中不同的主体性及多样性。可以说，前两者是作为构建口述史学科的两大至关重要的基础，即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而第三者是最终的目的。
“对于口述历史学而言，不能仅局限于对口述史料的原样记录，还要对它们进行整理、分析、比较，与文献史料互证，如此方具学科研究意义。”菏泽学院音乐系副主任程晖晖通过对女乐文化研究的解读，提出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古今史料互证的重要性。她说：“女乐研究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学术热点之一，近年来涌现出许多相关主题著述。由于女乐事项已经消亡，学界常规方法主要是借助文献，并往往将之归进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范畴。在女乐群体定位上，有争议的是女妓和女乐之关系。因人们谈‘妓’色变的社会文化心理使然，大家不敢遽然把女乐群体定位为女妓，学界出现《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女乐”问题研究综述》《再谈“女乐”与“娼妓”》等探讨女乐性质的著述。而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学者都发表出版了很多关于民国青楼女子的调查访谈口述史料，其中不少涉及民国女妓的音乐技艺和习艺经历，因此可以将此种资料引进学术视野，将其与文献史料进行互证比对，证明女乐和女妓的关系。对民国女妓口述史的史料挖掘，是由今推古、回溯式研究历史的新史学方法；把古今史料进行互证，是‘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引入处于社会底层的民国女妓之口述史料，也是口述历史学所强调的重视下层民众的观点。”
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对于口述史这一范畴，李红梅更多地是运用作为史料工具与历史研究方法的口述历史，来为其课题研究做支撑。她在做博士论文《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乐考察与研究》时，曾10多次赴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参与了成吉思汗祭祀的春、夏、秋、冬四时大典、新年大祭、哈日苏勒德龙年威猛大祭、巡祭等大型祭祀活动，多次参与成吉思汗文化论坛的学术会议，收集到成吉思汗祭祀相关的文字资料、传说资料、口传音乐资料、田野采访对话录音资料、专家采访录音资料，成吉思汗祭祀仪式现场的音像、图片、采访笔记等可靠、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口述文本、书写文本和现场文本对话机制下成吉思汗祭祀中“圣主祭祀”与“苏勒德祭祀”仪式展演实录文本。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工作与文献检索的方法、口述史、音乐民族志的书写以及文化阐释与互文性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都有一个大前提，即要根据研究方向与学术主旨，在采访、描述、记录的过程之前，详尽设计访谈内容与问题，力求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引导被访问者准确、客观、真实地再现记忆，倾听、记录该族群的不同声音，才能实现客观的文化阐释的学术主旨。
当然，对口述史的研究，除了方法，观念也很重要，正如西安音乐学院教师高贺杰所说：“口述史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中叶兴起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口述史亦广泛应用。对口述史的理解，必须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心态――口述史研究的意义并非将田野对话直转写为田野报告的文本，而是史料的、言语的、情境的，亦是选择的、经验的、交流的一种历史文本。”因而，“口述史”研究的是一种“社会记忆”，更是一种最趋于“真实”的历史情境。
文化认同：音乐学中“口述史”的意义
口述史作为一种学科理念近年来逐渐兴起，成为学科则有论域、方法论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音乐学界对此进行相关研讨，说明这是以学科方法论认知，并以其独立性的学术视角显现研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口述历史对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有了音乐口述历史，散落在中国地方民间老艺人珍贵的记忆将不会随着他们年华的逝去而随之消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桩桩学术公案，可能会因为有了掷地有声的证言，而昭然于天下；中国音乐教育的课堂，可能因为有了音乐当事人的讲述，而变得更加形象、深刻、生动；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因为有了音乐当事人的现身说法，而打通审美创造和审美接受的文化路径。”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丁旭东透过口述历史对于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的意义，也提出了深切的期望：“希望我们音乐界能有大批的志士同仁投入到抢救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活态文献抢救中来，进入到中国音乐口述历史发掘和研究工作中来，并将我们的工作积沙成塔，建立起属于全人类的中国音乐人的口述历史资源库，从而能让子孙后代在翻开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音乐历史的时候，仍然音容可见。”
项阳认为，作为学科意义的口述史，有完整性的表达，既可以就一个专题、一个学术对象有多人、多视角、多层面地把握与描述，使其呈现立体化样态；亦可就一个事项、一个事件由当事人完整地讲述自己的所知、所感。以口述史为学科意义者，当然可以各自独立地运用多种方法使其既有线性表述，又有多层次与多层面的立体显现。作为工具的口述史，是指既可以其方法论独立地以学科面目存世，也可以将这种具有方法论指导下的学术成果完整展现之后，拿来作为另一学科对象的有机构成。诸如在音乐史学科以及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等学科之中成为学术方法论之一种，或为一种学术工具的意义。
自中国音乐史发端以来，音乐历史的口述行为成为贯穿整个音乐发展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中国音乐源远流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延绵不断的乐人传承，其记录了整个音乐教育史的全部过程。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马东风认为，口述史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流传在民间的音乐史超越了传统的历史文献与研究范畴，匡正了不少“正史”所不能“证史”的错误。同时，正因为音乐艺术具有实时性特征，使得音乐历史事件一旦完成就消逝在循序渐进的时间空间里，很难通过文字描述将其完整再现，这一特性就更要求音乐史学科找到更快、更好的记录、记载音乐历史事件的方法。口述史学的相关研究理论让历史接近了现实，这正是解决了传统史学研究面对的难题，以此通过便捷、有效的方法给后人留下一个真正的可听、可视、可读的音乐史。音乐史学科与口述史学科的结合已是大势所趋。同样，正因音乐教育史具有的传承与如何传承这一独特视角，借鉴口述史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更为直接有效，为音乐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与构建提供更为周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方向指引，直观地反映出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实践以及相关行为的历史变迁。所以，音乐教育史研究的“加盟”已经成为这一学科的重要发展要素，也终将成为音乐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
传统音乐所处的地方社会，其区域的历史文化都会与当地族群之间形成联系，并使得这种文化及其群体本身产生内、外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内外关系的作用下，传统音乐文化如何维系其历史传承性，并保持音乐文化的传统性？
李红梅认为，将民族音乐置于口述史学科视野的研究，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形态与事件的描述，而是注意到了整体事件与相关语境、叙述主体、音乐结构与音乐历史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这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由此深入地发掘民族音乐学具有的深远的人文价值。目前，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方法的运用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研究的趋势，未来，随着口述史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新理论、新框架、新观点和新方法能够使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视野更为广阔，为服务地方音乐研究、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及地方性非遗保护等层面提供全新视角和理论参考。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赵书峰则认为，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常被学界称为缺乏历史文献的音乐学研究，甚至称为只关注当下鲜活的音乐文化事项，对其历史发展变迁的现代结局缺乏“历史地认知”。特别是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汉族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致使少数民族音乐文献极其缺乏，很少在历代的经史子集中以及民间的文献史料中出现。比如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相关历史古文献史料十分匮乏，因此，为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历史文献的挖掘，以及弥补文本文献资料的缺失问题，在相关的研究中有必要加强口述历史文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从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丰富与弥补少数民族音乐文本史料匮乏问题，对于进一步历史地认知与阐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口述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唐德刚先生，作为海外华人中从事口述史的开拓者，其口述史著作众多，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口述史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其从事口述访谈到口述资料的整理、撰写等一套的方法，对当下从事口述史实践尤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唐德刚先生；口述史；认识；方法；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23）05-0111-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23.05-056［本刊网址］ http：//www.hbxb
近年来，国内各种媒体、网络、和图书出版等都出现大量关于口述史方面的节目和书籍等，涌现了一股“口述史热”。在深入追溯这一股热潮背后的领军者时，让人不得不提起作为海外华人中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开拓者——唐德刚先生（1920——2009年）。作为海外著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很多，如《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但使他蜚声海内外和富有开创性的是他口述史的研究及其著述，其口述史著作有《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顾维钧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史》等。大陆史学界很早就直接或间接地把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口述史翻译介绍进来了。笔者学识浅薄，谨以此文，欲在唐德刚先生口述史学及其方法论上有个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和总结，以就教大方之家。
一、唐德刚先生对口述史之认识
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长期从事着口述历史的实践工作。从他所做口述史对象来划分，其口述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系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和事件的口述史。有《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亦云回忆》和《张学良口述史历史》；一类是能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人群。有《战争与爱情》和《桃园县的“下中农”》。
经过多年做中国近现代口述历史的实践，唐德刚先生对口述历史涵义也有着自己的阐述，他说：“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诚然，依唐德刚先生的表述，在口述部分之外，口述史家要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以所得口述资料为凭借，结合已有的文献资料，积极构建口述历史。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他在比较史学的视野下进一步总结了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的异同，他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对口述历史的作用，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口述历史’的好处，便是让历史上的英雄们自己现身说法，去说个痛快淋漓，信不信由你。”而且，唐德刚先生善于从我国传统史学和西方传统史学中探求“口述历史”的传统。在我国传统史学中，他认为《史记》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是我国最早的“口述历史”实例。又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把我国有记录的“口述历史”的源头最早追溯到孔子作《春秋》算起，并且认为《论语》也是由孔子口述、其学生或其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也是一部口述史。在西方传统史学中，他认为从古希腊、罗马的荷马、希罗多德的作品到《马可•波罗游记》等，都是“口述历史”。在论述口述史与文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时，身为海外著名的史学家，他兼容并包，大胆、批判性地吸收我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中有益主张。我国传统史学有“六经皆史”、“文史合一”、“诸史皆文”、“史以文传”等主张；西方史学很早也有“二经皆史”之说（二经为《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史学发展到当代，在西方更涌现了“史学若文学”等主张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浪潮。虽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种种缺点和不足，如强调叙事中的虚构性等，但在历史的叙述中加强文学性是值得借鉴的。在口述史的叙述中，他积极用生动、幽默、诙谐的笔法来写口述史，增强了口述史的可读性，他说：“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二、唐德刚先生口述史之方法
唐德刚先生作为海外华人学者中从事口述史学的开拓者，其从事口述史的方法、技巧和
则对当下从事口述史工作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学识有限，试着从口述史访谈、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等方面对他的口述史方法做进一步的探求和总结。
（一）在口述访谈方面
一部口述史著作的产生，口述访谈是其至关重要的部分，否则就不能称其成为口述史。唐德刚先生长期从事口述史实践，其形成了自己一套访谈方法与技巧。
首先，在口述访谈的方式上，他采用的是口述史访谈中最为流行的一对一的访谈，即访谈者与受访者一对一的交流。从他目前流行于世的口述著作文本中可以窥见其当时访谈的方式。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有“唐君，你还要我说什么”、《张学良口述历史》中随处可以见到“我跟你说一个人”、“我跟你讲”等这样的说话方式。从这些口述著作中留下的当时访谈痕迹可以看出其所采用的访谈方式为一对一的访谈。他之所以采用这种访谈方式，这一方面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对他所指派的要求，人员有限，只能一对一；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与受访者有很好的个人情谊，易于一对一的访谈。而且，这种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易于互动交流信息，可以更好地让受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在访谈的技巧上
他所做的口述史都大多是个人生命史的口述史。唐德刚先生由于熟稔中国近现代转型社会的这一段历史，他把所做访谈对象一生的经历，按逻辑结构和时间顺序，划分为若干专题，编成访谈写作大纲，每次访谈都围某一专题的重大事件与受访者进行访谈交流，有的放矢。这种技巧是他从做胡适、李宗仁口述史中总结得来的。在做胡适口述史时，据他自己记述：“我先把各章的情节研究一遍，找出个有系统的小‘节目单’，并把这些节目有关的资料和情节稍加汇编。‘访问’之时，我就根据这个单子和资料，向胡适发问，或请胡公自动叙述。”从他一生著作中“用功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的访谈技巧中更可以窥见其口述访谈技巧的娴熟。据他自己记述：“我把他一生光辉的经历，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兴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
而且，他口述访谈的技巧还表现在，虽其有很深的史学功底，但他每次访谈前都事先准备详细，而且在访谈中很有技巧性地从旁提示资料，让访谈者能回忆所经历的历史场景，说出自己的故事。据他自己记述，他在做李宗仁的口述访谈时，都先把每次访谈专题的客观背景讲清楚，然后再请受访者讲述自己在这段历史史实中所扮演角色，然后说出自己的故事。不仅如此，他很善于和受访者在口述访谈之外交谈、交心，聊些“无记录的谈话”，他说：“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这个技巧是他从做胡适、李宗仁口述访谈中得来的，屡试不爽。
（三）在口述史访谈原则上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能静静地、认真地倾听受访者的心声，这也是口述访谈中最重要的原则。像李宗仁、胡适、张学良辈等，晚年生活在异乡，英雄坐老，孤寂难以排泄，唐德刚先生对他们所做的口述史，正好是他们排遣苦闷的方式之一。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唐德刚先生能静下心来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很难说出自己的故事，他也很难写出当代几部寥寥可数的畅销口述名著。据唐德刚先生自己记述，他在做李宗仁口述访谈时，经常“天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四）在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方面
唐德刚先生在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总结：
首先，在口述资料的整理、筛选上，他有一条重要的方法，即把口述访谈资料与文献、图书资料相互印证。遇到受访者所述史实不正确时，他都是回头及时整理并把正确的资料加进去，以求符合历史事实。这条重要方法是他多年从事口述史实践、研究的经验之谈。他说，“口述资料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资料加以印证补充。……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而考证而成的。”他在整理
、筛选李宗仁口述访谈资料实践就是这条方法的最好实践明证。据他自己记述，“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会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他所用的补充资料都是“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报章杂志的记载”，这样就可以“考据出确信无疑的历史背景”，竟而“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部信史”。
其次，在口述史的撰写上，他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在口述史的撰写中，他尽量保持其口述访谈史料的语气和原貌，做到原汁原味的口语化风格但又不失其真实性。从目前他出版发行的口述史著作中不难看出这样的撰写特点。据他自己记述，他在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中，“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这样就有利于保持口述历史的原貌和真实性。
不仅如此，他还根据各个受访者的综合素材和实际情况，在口述史的撰写上对各个受访者的口述史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在胡适口述史的撰写中，他创设了一种受访者口述和访谈者注释的综合模式。从《胡适口述自传》可以看出，唐德刚先生的注释部分在整部口述史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朱旭晨对唐注总结的那样，“从内容看，这些注释涉及中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有的指出正文所提问题的参考书目及出处，有的对各种学术及制度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对胡适及其他人物、事件、观点等进行评论等等，不一而足。”更值得一提的是，唐德刚先生还把他在做其他口述史中所得到的口述证据通过注释的形式补充进去。如，他在撰写胡适口述认为1915年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是中国外交部故意泄露于世的这一史实时，他就在注释中征引了他1960年做顾维钧口述史的口述资料以证明这一史实。其撰写中区别对待的例证还有，他在撰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时，是先写中文稿后写英文稿，他说：“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上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综上所述，从以上总结可以看出，从他对口述史的认识，到口述访谈到口述资料整理、撰写，唐德刚先生都给后世从事口述史实践和研究的工作者留下来宝贵的方法财富。唐德刚先生口述史的认识与方法为当下不断发展的口述史学提供了借鉴的理论与思路模式。总之，作为海外华人学者中从事口述史学的开拓者，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史的认识与方法，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和口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
［2］唐德刚．胡适杂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3］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口述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口述史教育史学研究方法
1 关于口述史的回望与发展
口述是人类传递经验、传承历史最古老的方式。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的说就是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的一种传承、回归历史的活动。口述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在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自八十年代始，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在史学界也有所体现。最早涉及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北京大学张继谦对西南联大的口述采访，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 年开设的“口述史学研究”课程。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着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口述史一方面能够为历史学提供生动的文字描述, 另一方面还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最主要的就是它推进了史料的搜集，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及当时在白区的活动等。（2）让传统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平民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比如妇女儿童状况、秘密组织等。（3）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但就整个口述史学界而言，也的确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具有不可靠性的。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第三，口述者的记忆受到现实及生活经历的影响，造成口述者个人心理的变化。其次就是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口述历史是一个容易沾惹是非的领域，因为它除了叙述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对他们的主观评价，而主观评价却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还有一点就是口述历史虽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过程，但是它必然涉及对第三者的褒贬性评价，当这种评价一旦公开，免不了要遭到第三者本人或是其子孙后代的抗议，严重的就有可能牵扯到法律诉讼的问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教育口述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接下来的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当今时代，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与频繁，我们必须要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自身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与之相关研究间的关系探讨。
4.1.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自传、教育回忆录
一般来说，自传和回忆录是以个人回忆为主要内容，以个人自身的成长为主要线索的一种文体。概括地说，二者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而教育口述史研究则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之上的一种研究范式，当事人的回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来说明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内容。
口述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口述历史；完整性；地方特色；运用形式
口述历史被称为是“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有着文献等文字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能为地方党史研究提供宝贵的素材，是记录和反映党的历史活动、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我们在编写地方党史正本中可尝试运用口述历史，从而更好地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和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特殊作用。
一、口述历史在编写历史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
口述历史是相对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文献史）而言的一种历史表现形式。它是由准备完善的采访者，使用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向受访者提问，收集、整理他们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它需要记录者结合文献资料加以考证、补充、完善。在中国，有记载的口述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专门设史官记录历史，史官分左史和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里的“言”就是口述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传世经典《诗经》、《楚辞》、《论语》中都有口述史料。汉代司马迁所著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集口述史学和民间文献资料之大成的巨著。在西方，《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马可·波罗游记》，都是典型的口述史书。
口述历史资料与传统史学所常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它在记录历史和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是其他史料所不能替代的。口述历史发动大众普遍参与记述历史，突破了以往专家治史的框框，使得史学家们著述的“平面”历史成为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 “立体雕塑”，从而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传统史料留给我们的只是事物事件的一部分，或颂或贬，或捧或伐，都只是其中的一面，我们很难窥见全豹。通过“口述历史”的办法再去采访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者，听他们娓娓道来，听他们将那些台后的、背面的、隐藏的，甚至见不得人的历史信息和盘托出，我们据此才得以了解一部真实的历史，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访谈双方可以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
口述历史，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者和历史工作者的采录者共同完成的，是在明确保存历史真相的指引下 “主动存史”的学术价值行为。由于是有备而来的采访者，口述历史工作者能够事先准备好摄影、照相、录音等现代器材，将受访者的音容笑貌完整地记录下来，能够根据自己的学术意愿，多角度、多层面、多客体来获得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相关史料。在这一点上，传统史学是无法企及的。换句话说，口述史料的实质是“历史学家希望给历史留下什么”，而传统史料则是“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什么”。 口述史的开展，为党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不仅拓宽了资料的征集渠道，也使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突破。
二、编写地方党史正本应重视运用口述历史
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由于档案文书的保密性原则，许多编史者难以看到反映历史真相的材料；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档案材料也未必能反映出真实的历史，甚至一些历史档案被销毁，真正的历史可能被掩盖了。我们常说，当代人不修当代史，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记录执政历史，总结执政经验，探讨执政规律，必须开展党史工作。口述历史所记述的多是口述者的亲身经历，口述者根据自己的回忆或自己保存的有关史料撰写而成的回忆材料，往往涉及一些重大事件的重要情节，很多历史的真谛就隐藏在个人叙述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正是我们接近历史真相的关节点，可以从中发现被以往那些历史记载忽略或掩盖了的鲜活史实，弥补档案史料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我们开展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资料，编写地方党史正本应该重视运用好口述历史。
（一）口述历史有利于增强地方党史正本的完整性
资料是基础，只有掌握丰富及真实的资料，才能把党史第二卷编写好。社会主义时期的档案虽然比较完整，但大多以会议、文件、报告、批示的形式展示，内容较为抽象、概括，对历史细节（过程）的反映较少，有关基层干部群众实践活动的记载更是不多，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寻找会议、文件之外的材料，发掘留存于当事人记忆中的、带有时代特征的鲜活素材。例如，我们可以查阅到影响过历史进程的某次重要会议的决议或相关文献，但却无法查阅到决议或文献出台的台前幕后故事，这些隐藏于事件背后的“信息”，非当局者无以知晓。但是，当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再去采访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者，听他们将那些台后的、背面的、隐藏的历史信息讲出来，我们据此才能得以了解一部真实完整的历史。可见，口述历史资料对于历史档案和文献具有辑佚、补遗、缀合作用，可以校勘、考订、鉴别其真伪，考察其源流和特征。将档案文献与口述历史资料配合使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集中说明一个问题，使记载更加接近事实本身，能够全面、准确地展示历史的演进过程。
建国后的29年是一段相当复杂曲折的历史，有很多重大事件及许多重大战略的决策过程的细节没有留下完整的或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以致影响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时期，有的档案被销毁，有的地方党组织开会不做记录，领导讲话不留讲稿，部署工作不发文件，重大活动不公布，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资料。存留的一些档案资料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例如1975年2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对工业、农业及教育各战线进行整顿，而省、市档案馆却查找不到潮汕地区进行各项整顿的文字资料，我们在党史二卷编写中，就只能通过采访当事人和查阅其他记载（个人的日记、信件、回忆录；揭发、交代和批判材料；上书材料等）来发掘具体资料，以弥补档案史料的不足，确保党的历史的完整性。
（二）口述历史有利于增加地方党史正本的地方特色
突出地方特色是编写地方党史的重点，一部缺乏地方特色的地方党史不能算是成功的党史。地方特色，是在自然、人文、历史等地情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征，是当地党组织在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部署下因地制宜贯彻实施中产生的具有独创性的、典型性的工作特色、活动特色、事物特色和政策特色。征集口述历史资料的过程，有利于编写人员跳出“文山会海”的老套路中，留意到地方党委在贯彻实施中央决策过程中的差异性和创造性，对口述资料进行合理取舍，再深入研究总结，写出地方特色。譬如：揭阳县是解放初期广东省3个试点之一，编写人员可以通过采访时任广东省工作团揭阳分团副团长的吴南生等重要决策者、组织者、实施者，详细了解运动前的准备、具体政策的贯彻执行、实施步骤、各阶层人士的不同反应等细节。在编写时既体现这段伟大社会变革的辉煌成就，也反思了极“左”思想的影响，全面反映揭阳县的历史实际，使得这个时期党史的重点和特点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三）口述历史有利于增添地方党史正本的生动性
现在许多史学著作，往往是由冰冷的历史事件、一长串的统计数字等材料僵硬地组成，缺少生动性和可读性，而摆在地摊上的一些有关“揭密”、“内幕”等党史题材的书刊却销量很大。这就说明大家有强烈了解党的历史的意愿，但又缺少耐心去研读枯燥的论著。“历史本来是充满革命斗争的激情、动人的画面的”，如果能够把历史的细节真实地写出来，历史将比任何小说还要生动。口述历史多为口述者的亲身经历。口述者或参加过某一事件，或与某一人物有过往来，根据自己的回忆或所存有关史料撰写而成的回忆录，所记事情的情节具体生动，读起来令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身临其境之感。我们在编写地方党史正本时如果能合理利用口述历史资料，像胡乔木同志所说的“从大量的史料中去选择、去剪裁。在书中有一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直接镜头，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一种历史再现的感觉”。这样写出有人物、有事实、有生动情景的党史正本，“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不但用正确的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的情操陶冶人”。
三、口述历史在地方党史正本编写中的运用形式
党史工作承担着记录党的光荣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提供历史借鉴的重要使命。地方党史正本是完整、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述地方党组织产生、发展和带领当地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经验教训的史书。陈云同志曾强调过，编好党史，“首先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一要广泛收集，做到“详细占有材料”；二要对所占有的材料进行研究、整理、鉴别，精选出准确可靠的资料，作为编写党史和进行党史研究的依据。文献资料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是了解历史的重要资料；口述历史资料不仅弥补文献资料记录的不足，还纠正文献记载可能存在的偏差，留存文字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精彩瞬间。党史部门不但要重视文献资料的征集整理，还要积极组织编纂真实可信的口述历史。我们在编写地方党史正本的时候，应该将文献资料和口述历史资料结合起来，合理地运用这两种资料，弥补各自的缺陷：把口述史资料融汇贯通，融进党史正文，补充档案文献遗漏、缺失的内容，或给文字资料补充血肉，使其立体、生动起来。此外，口述历史资料还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述历史的差误，或为回忆人遗忘的部分做接续和补白。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成辉，勾勒出史事的背景，并做出客观的记述。另外，在编写党史正本中也可尝试采取以下三种形式来运用口述历史资料，让地方党史正本更多地展示出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细节内容，发挥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特殊作用。
一是在篇目中设置分目，精选口述片段载入，丰富地方党史正本记述的细节。可尝试在地方党史正本中章、节、目后设置“难忘的岁月”、“当事人话当年”等栏目，选择与正本内容相适应的口述片段载入，确保史书内容翔实、生动，有立体感。例如通过当年的“走资派”、 “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 的集体记忆来展示当年在“五七干校” 进行“劳动锻炼”和“学习改造”的场景，让年轻的读者从刻骨铭心的回忆中读懂那段悲情的历史。
二是精选口述事件附录在章节后，补充分析遭受挫折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编写地方党史正本必然会涉及成功与失误或者失败，对于敏感问题和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要本着严肃、慎重的态度和“宜粗不宜细”的精神表述，可尝试在该章节完成后附录“事件记忆”，精选口述事件载入，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补充正文记述的情节，重现历史。如1952年和1957年汕头地区二次反“地方主义”，可载入老“分子”的口述，让读者了解运动的特点、方式、根源、后果。另外，对于一些没有把握、有待于历史进一步检验的问题或者争议较多而暂时难以定论的问题，地方党史正本编写时一般不作评论或下断语，此时也可附录不同个体的口述片段，相互印证，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让历史去作结论。
三是将篇幅较长、对当前党的工作有着重要启示的口述历史附录在史书后面，作为资政专题。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配合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的推行，各级卫生主管部门不断培训“赤脚医生”， 1976年潮汕农村的“赤脚医生”已达到1.2万余人，为农民提供防病、治病、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服务。我们可在正本附录中载入《农村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的口述专题，通过对卫生部门管理者、赤脚医生和受益群众三个层面的访谈，反映了当时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卫生管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行医和教育培训、医患关系，以及有关的社会政治背景、经济制度和村落文化。透过这被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为当前探索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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