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论文范文第1篇

一、经济法实践课教学国内研究现状

总体上，我国的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经济法学课应开展实践教学。但是，学者们对法学课程的任务驱动法研究甚少，有研究者也仅限于刑事案件处理能力训练、公司法方面，而对合同法、经济纠纷解决、财税法、市场秩序法等方面还没涉及。虽然近年来市场上也出现了《法学实践性教学与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课题以及《经济法实务》方面的教材，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法学专业学生而言的，而且大多是建构在实训基地建立、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校外实习、实地观摩、义务法律咨询等层面上，实训的设计及组织等问题谈及较少。学者们通过研究非法学领域方面的任务驱动法教学模式及它带来的正面影响，进而将非法学的任务驱动法教学模式应用于公司法、刑事诉讼法、环境法法学课的教学过程中。这是对法学领域实践教学模式的一大创新。但是，这一创新对非法学专业(主要是经济类专业)学生法学教育的合理性和实效性值得商榷。首先，这种将任务驱动法应用于法学课堂的研究都只是理论，没有付诸实践。其次，法学课的任务驱动法教学模式是照搬别的学科的任务驱动法的设计方式进行的，而对是否适合经济类专业学生没有研讨。再次，法学知识能否用任务来驱动以及实际效果如何值得商讨。

二、对经济类专业学生经济法教学的思考

本研究试图将这些纯理论教学或大篇理论教学的模式用任务驱动方法进行替代，进而详细分析任务驱动法与经济类专业学生经济法课程的适用性与实效性以及如何实施等问题。特点是:(1)以实训为重点，重新组合经济法教学内容;(2)在实践的方式上不拘泥于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实习实训、实地观摩等方式，而是以任务驱动为主线，有效结合“案例导入、问题引出、分组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根据所学知识特点灵活运用这些方法;(3)在学生知识的获取上，与时俱进，结合经济前沿新现象或典型案例，争取每块知识都能用线条直观地表现出来。为此，本课题重点要研究的是适应经济类专业学生的经济法课程内容设计以及经济类专业学生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方式改革两大问题。课题组成员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进行调研，以学生“有所学、有所用、有所悟、有所知”为目标，以“合理、适度”为原则，设计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为以下四大模块:(1)企业法模块:主要包括企业设立实训、企业机构治理实训、企业合同管理实训、企业用工管理实训;(2)财税法模块:主要包括政府预算实训、政府采购实训、企业涉税(缴税实务与节税实务)实训、基础会计记账实训、审计实训;(3)市场秩序法模块。主要包括竞争法实训、产品质量法实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训;(4)经济纠纷解决模块。主要包括谈判实训、调解实训、仲裁实训、民事诉讼实训、行政复议实训、行政诉讼实训。教学方式确定为:以“针对性、实践性、灵活性”为原则，以“任务驱动”为主线，“案例导入、问题引出、分组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相结合的方式。实训的组织行式是:大模块情景假设/问题引入———子模块之间的关系———子模块实训环节(认识子模块———子模块情景假设———学生讨论———法律分析———角色扮演———实训评价———作业回顾)———总结大模块所学知识。

作者：祝华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2篇

经济法论文1500字(一)：试论经济法中权力主体的经济法律责任论文

摘要：经济法律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对规范经济市场秩序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在经济法律责任认定与归责中，权力主体承担责任的形式比较单一，并且存在经济法律责任失衡的情况，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经济管理和经济法的公信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探究经济法中权力主体的经济法律责任优化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法；权利主体；法律责任；经济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23）13-0199-01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特殊性

通过对比经济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从责任目的上，经济法律责任更加强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非单一的个体；二是从归责原则上，所有权力主体在法律地位、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上，保持公平和一致，适用于公平归责，这与其他法律中采用的过错归责等有明显区别；三是从责任形式上，除了要求行为人提供经济补偿外，还会以经济法律作为后盾，强制实行限制或剥夺经营性资格的方式，予以补偿。这样就更好地维护了受害人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一种变相的司法救济。

二、权利主体承担经济法律责任中的问题

（一）权力主体经济法律责任重心偏移

在经济法律责任的归责中，确定责任主体是首要任务。我国经济法中关于责任主体的限定，主要以政府工作者为主，即具体到个人。但是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政府工作者虽然享有法律赋予的经济权力，但是本质上只是一种“人”。在经济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中，如《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权力主体的说明，都强调了政府部门要承担受害人的赔偿责任。

（二）权力主体的经济法律责任形式有限

现行的经济法下，采取的追责方式主要有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等几种。从受益对象上来看，责令改正、消除影响的受益者为权力主体，而没收违法所得的受益者是国家。权力主体所承担的经济法律责任，并不能直接对受害者给予补偿。从法律层面上来看，虽然权力的主体客观上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也承担了不法行为的应负责任。但是作为受害人，遭受的实质性损失没有得到彌补，这对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显然是不到位的，与我国经济法中适用的公平责任原则不符。

三、经济法中权利主体法律责任的优化措施

（一）在经济法中凸显权力主体的法律责任

通过完善立法的形式，在经济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政府部门承担主要甚至是全部的经济法律责任。如可以坚持市场规制权力主体的责任本位性，侧重于国家的经济赔偿。从违法程序方面分析，其方式、实际作为的行政行为存在于市场规制中，在实行国家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后，能够对市场主体的不作为加以合理控制。在这种规制的实行中，能够防止执法权和管理权行使中为受害人带来经济的损害。

（二）继续引进多种形式的经济法律责任

针对现阶段存在的经济法律责任主体赔偿形式单一化，导致受害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所得损失无法得到赔偿的问题。应在经济法中继续增加其他形式的责任追究机制，如增加强制赔偿、司法救济等形式。此外，也要具体到各个行业、领域，对于食品、药品等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且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行业，国家政府部门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经济法中，明确界定权利主体的法律责任，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失，要求权利主体及时做出相应的赔偿，体现了经济法的公平责任原则。现行经济法下关于追责形式的设定还比较单一，下一步还需要继续引进更多追责形式，维护受害人权益及市场经济秩序。

经济法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经济法课程改革创新研究论文

摘要：高职经济法课程教学必须立足教学实际，认真研究存在的问题，实施教学改革创新，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切实提升的综合素养和专业技能，保障学生快速就业，稳定发展。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法；教学改革；问题；策略

就业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高职经济教学需要认真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切实提升的综合素养和专业技能，强化学生的社会性能力训练，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保障学生快速就业，促进学生终身发展，也实现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一、高职经济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课程教学缺乏明确的针对性

高职经济法专业课程教学很多都是没有明确的专业划分，教学内容非常统一，教学模式较为单一，孤立地对学生进行经济法教学，很多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应用统一的教案教授不同专业的学生，不能体现学生的差异性和专业的特殊性，不能把经济法教学与专业学习和行业发展有机结合，不能立足学生的专业基础，也不能很好地服务学生未来的就业和从事行业的发展，学生学习起来兴趣不高，对学生的教育意义和影响较小。

2、岗位适应能力不够突出

高职经济法教学意在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引导学生结合行业性质、经营环境、岗位性质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学生毕业以后根据专业学习和行业性质，选择具体的工作岗位，工作岗位性质要求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法律知识，不同的工作岗位对经济法的要求各不相同，而高职经济法教学不能针对学生未来的工作岗位性质，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无法培养出真知胜任岗位需要的具有较好法制应用能力的符合型人才。高职经济法教学需要真知结合学生的岗位性质，注重基础理论和应用能力培养，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行业环境学习经济法，能够强化学生的法律应用意识和能力，突出高职的应用性特征。

3、缺乏教与学的积极互动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积极互动过程，教师和学生形成良性互动能够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能让教师根据学生的信息反馈及时调整教学节奏、教学策略、教学内容，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学生和教师互动能够真正感知教师的教学思路和特点，提高学习效率。但是，高职经济法教学不能形成和学生的良性互动，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教师的提供的知识，对于教学中的案例能参与其中讨论，也就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不能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工作需要提供问题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

二、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经济法课程改革策略分析

1、立足高职院校实际，强化就业发展导向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不断增强；我国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人才竞争的趋势日益明显，给高职院校的办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要想更好地发展，必须重视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切实提高就业率，以此更好地服务学生发展，也实现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作为教育管理机构和教师必须树立就业意识，坚持以保障学生就业、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为主要教学目标，制定完善的教学计划和管理制度，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教学和实习实训体系，切实保障学生的综合应用技能。并且还要紧跟时展变化，做到学校教学与社会发展需求相接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就业的核心能力是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最主要的是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个能力必须在实践中才能获得，为此，必须充分注重实践教学，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践指导，强化学生的应用技能和创新能力。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经济法教学要求做好企业的密切联系，通过校企合作更好地保障教学质量，和企业联合制定适应社会发展教学目标和计划，立足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变化实施人才培养，构建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保障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根据学生就业发展需要设计教学内容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经济教学模式改革，需要真正立足岗位需求，结合市场发展，制定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教学、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改变单一的理论教学，更多地侧重学生的具体应用技能训练，围绕学生专业学习和行业发展实施项目教学法，把教学内容设计成不同的学习发展项目，构建有利于学生岗位能力提升的课程体系，对学生实施系统项目教学。课程项目化改革能够真正体现职业教育的本色，根据企业或者行业实际工作内容和过程进行教学分析，根据工作岗位需要把教学内容分成若干个项目，形成不同的模块体系，以此为基础对学生进行综合化训练，切实培养学生的岗位意识、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真正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进行培训，实现教育和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促进学生更好地就业。

3、突出案例教学以增强课程的实战性训练

经济法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更应培养学生的法制意思、法律思维和法律处理能力，案例教学法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最好方法之一，结合学生的专业选择典型案例，让学生结合案例感知具体的法制现象，透过表象感知法理脉络，分析经济现象背后的法律问题，引导学生结合具体实际来感知经济法的有關知识，强化学生的应用意识，真正提高他们的分析能力，帮助学生结合具体案例来处理相关工作，以此更好地维护权益，遵纪守法。

4、注重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强化学生的综合能力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3篇

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中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法律现象和问题的学科,著名的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法律的经济学分析”,西方理论界习惯称之为“法学与经济学”。这恰当的说明了其内容是一种法学与经济学融合形成的法律体系和法学流派。经济法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政府为了弥补市场运行的缺陷,充分履行经济管理职能,从而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长效发展,由此产生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靠市场已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为了达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迫切需要将法律手段纳入到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规制当中。

二、二者的相互关系

(一)二者的相同点

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都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都研究法律制度与经济运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二者都有同样的理论基础。二者都巧妙的将公平正义与效益理论相结合。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效益,这正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其对法律的研究以效益为核心,强调使公正观念等价于效益观念。法经济学家科斯和波斯纳都对“经济效益”在法经济学中的具体定义有所论述。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阐述了经济效益的本质,他通过普通法中规定的妨害问题指出:1、当交易成本为零时,社会资源不会受到有无赔偿责任的影响;2、当存在交易成本时,经济制度运行会受到是否规定了合法权利的影响。总体而言,科斯认为要将社会的整体效果考虑到赋予法律相应权利时,要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多的回报。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了效益的含义,效益作为根本标准用来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是否适当,更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价值最大化的具体实现”。效益理念在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观点之中都有所体现并贯穿其中。从古至今,人们对法律价值的基本判断就是法律应符合公平正义,而法经济学开辟了新领域,把效益加入到法律价值体系,认为法律除了将正义作为目标以为还应当注重效益,效益与正义一样都可以作为分析和评价法律问题的原则。其主张无论是在立法过程还是司法过程中,都不可忽略法律制定、法律执行和法律实施中蕴涵的经济效益。研究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应将效益作为法律制度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并最终使法律朝着促进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所有法律制度的制定废止和法律活动的进行,都应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尽量将社会财富增加到最大限额。

经济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法学的价值观念,即公平和正义,其研究的目标是在经济法上实现公平正义,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理论体系,但这一观念似乎与效益思想相矛盾。但是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应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公平代表着社会分配绝对公平,即个人收入实现均等化;另一方面则是公平具有的普遍含义,即效益。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资源是有限的,对资源的浪费应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正如波斯纳的理论认为,将能否有助于实现社会财富增加的目标作为判断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善恶的最高标准应该是是否追求效益。总之,对于波斯纳而言,效益作为判断行为和制度好坏与否的标准,其目的是追求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财富最大化,即是最高的公正。显然,波斯纳将效益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替代了传统公平正义的法律概念。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包括效益原则,也就提供了明确的经济价值,即要在经济性的基础上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公正必须考虑其本身价格,放弃不具有经济性的公正。因此,应当将效益作为选择和评价法律制度的首要标准,如何确定法律责任和分配权利义务,都应当成为实现效益的重要考虑因素。从而使资源从生产效益低的领域向生产效益高的领域转移,赋予经济发展足够的空间,使其在更高层面和长远意义上实现公平和正义,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说,效益与公平是可以协调的。

(二)二者的不同点

1、学科性质和调整对象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法律的形成、体系和运作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法律学科,著名法经济学家波斯纳的理论研究认为,法经济学是“把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统运用到法律体系分析”的学科。由此,笔者认为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论述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的理论法学学科。法经济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又包括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几乎所以法律部门。经济法学是研究探讨经济法理论问题以及经济法规律的部门法学,其主要是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它着重于运用法律原理和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研究对象是特定经济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调整和规制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时产生的经济关系,不调整其他经济关系或非经济关系。经济法的目的是使国家干预经济在适度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因而通过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的进行规制。因此,通常认为它区别于行政法,行政法主要调整的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虽然经济领域或者具有经济性内容在行政管理中有所涉及,但其本身是一种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它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有本质差异。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所产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并且在原有法律体系中没有部门法与之相适应,因此只能通过经济法进行调整。

2、研究方法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释法律概念、法律体系和法律运行等具体法律问题,对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进行经济分析,因其研究方法独特,从而形成独立的法学流派。经济法学是通过规范性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判例和法学学说为研究来源,运用法学理论方法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其研究方法并没有特殊之处。虽然二者都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边缘学科,但是其运用的理论基础与原理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用到的研究方法也不同。由于法经济学的特殊性,使其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法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成为独立的法学分支。而经济法学属于一般部门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方法并无太大区别。

3、研究目的不同。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在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边缘性、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和法学流派,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完善和变革经济法体制甚至整个法律制度。法经济学服务于对法律的经济分析,运用经济原理和分析方法思考法律相关问题。经济法学是以具有经济法性质和基本特征的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部门法体系,其主要以解释经济法现象并发现运行规律为研究目的,是对经济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进行调整。经济法学着眼于运用法律制度规范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有效规制国家的行为,保护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利益。

三、结语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4篇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契约的衰落，美国权威的私法学者干脆宣告了“契约的死亡”，[2]主张由侵权法吸纳古典契约法。正当法学界宣告契约死亡时，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把“契约分析”开发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不得不令人愕然。契约真的死了吗？死亡的是什么契约？死亡的契约能由侵权法吸收吗？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分析个别性契约开始。

一、个别性契约的民法属性

在民法制度下，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单个人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协议，与契约以外的其他的人、事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把这种契约称为个别性契约，把这种契约理论称为原子化契约论，意即该理论将契约主体与契约本身都视为独立的原子。美国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I.R.Macneil）将这种契约称为单发契约（discretecontract），他分析了美国《第二次契约法重述》给出的经典定义：“所谓契约，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后认为，这个定义揭示了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即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已作出了一项允诺（commitment）”。麦克尼尔对承诺的要素作了归纳，他认为承诺意味着确信人类的意志力能影响未来，即确信一个人现在能够影响未来，应当具备五个因素（1）承诺人的意志；（2）受诺人的意志；（3）为限制未来的选择采取的现时行为；（4）交流；（5）可度量的互惠性。从这五个因素出发，麦克尼尔给出了自己对承诺的理解：“承诺就是在当前交流一个从事互惠性的可度量交换的允诺。”这种规划未来交换的强有力的机制，是个别性契约的本质。[3]

在麦克尼尔眼里，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契约具有如下特点：

1、交易当事人的数量有限，理想状态下只有两个当事人；

2、当事人交易的目的单一，只是为了双方都十分明确的某一具体经济交换，这个经济交换是可量度的、互惠性的、一次性的；

3、当事人意志是绝对自由的，除了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不需考虑任何社会关系；

4、达成契约通过要约和承诺形式进行，当事人双方都可以理性预期，权利义务都能在契约中明确界定；

5、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只对当事人双方有意义，不对其他任何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6、对于将来情势的变化，当事人需要通过再谈判或购买保险合同来解决，如果出现违约，可以寻求与双方无关的第三方来解决。

这六个特征基本上概括了个别性契约的要点。总体上看，这种契约观把当事人看作是理性预期的，把交易和契约看作是连续可分的和一次性的，把未来的变化看作是可通过概率估计的及可保险的，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现货合同的延伸。显然，个别性契约是一种完全契约，它表现为契约条款在事前可明确地写出，在事后能完全执行；当事人能准确估计契约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在签约前预先加以协调处理；一旦达成契约，必须自愿遵守其条款，若有纠纷、可自我协调，若协调不成，通过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强制裁决和执行。[4]新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民法学不约而同地对这种个别性契约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契约制度。

严格来讲，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易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任何一个交易，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只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相关，它还涉及到许多其他社会因素，至少，这个交易为什么值得信赖，是因为有一系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制度规范作后盾。这些制度规范的背后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因此，任何交易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将社会秩序假设为既定的，将主体之间的交易用契约法规范起来。随着经济关系的高度社会化，传统的条件被打破，我们不可能仍然生活在过去那种变动缓慢甚至相对静止的世界，我们就应寻求新型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而不是固守陈规。比如，一个典型的买卖交易，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其契约关系可以认为是个别性契约，由传统契约法来调整。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买方市场或者是卖方市场，[5]如果还站在传统契约法的基础上，那会有损于法律的实质正义与公平。因此，在现代经济关系中，交易并不都是靠承诺性的契约来完成的，非承诺性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企业的组织体系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新型的现代契约关系作理论研究。

二、社会化契约的经济法属性

麦克尼尔看来，民法把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看得过于表象化，以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契约制度与现代经济中交易的广泛联系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契约关系并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安排交换于未来”的过程，他把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所谓关系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在规划将来交换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6]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了契约的范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锁链，因此，我们可以把关系契约可以称作为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与个别契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社会化契约并不象个别性契约那样具有明确的合同关系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现代契约关系不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而缔结的，更多的是在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的结构中组织起来的，其背后是渗透到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之中的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组织听命于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并不听命于利益相关者个人，就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来说，他既是制定契约的力量，又是契约的被迫接受者，正是这种共同参与和个别接受的矛盾关系，才使传统的民法制度无所适从，面对这种复杂的契约关系，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契约规则失效了。

2、现代契约关系中存在契约性团结或共同意识，人们出于一定的目的会通过集体交换和再分配的程序组织起来，如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第三部门”。由于现代交易错综复杂，当事人必须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就某些事件或交易本身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具体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不仅是信息上的，还有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在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习俗、文化等非正式的规则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同时，这种沟通增进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增加了他们合作的可能。

3、社会化契约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集体利益不同，集体利益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整体利益是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融合，代表着大多数的个体利益。[7]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保障是通过维护整体利益来实现的，但是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简单的加和，维护整体利益并不等于每一个个体利益都可以得到全面的满足，就具体个体而言，社会化契约可能只能满足他的部分利益，也可能暂时不能满足他的利益。在社会化契约中，个体利益虽然不必绝对服从整体利益，但应当尊重整体利益。

4、在社会化契约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例如在独立审计社会化关系中，审计技术本身就充满可度量性和精确性，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确定的资格考试和积累一定的经验才可以授予执业资格，这种执业标准是可度量的。同时，所有现代关系都涉及许许多多不可度量或不加度量的交换，如注册会计师的能力，执业资格只能量度达到从事审计职业所需的最低水平，对每一个够格从事审计事务的注册会计师，不能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精确衡量他们的实际能力。现代契约关系不但涉及到上述的具体换，而且包含有社会换。在社会换中，许多方面全部或大部分是没有度量或不能度量的，如人的威望、个人权力等。正是这种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的关系，才引发突破传统契约法的革命。

5、现代契约关系中出现了阻碍契约自由的权力、等级和命令。与古典契约中契约自由的精神相比，社会化契约逐渐加大了约束性力度，如企业组织内部的科层中上级对下级的约束，下级对上级的单方接受。这种约束不但体现在利益相关者个体对契约的单方接受上，而且还体现在“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约束，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在社会化契约中，某一当事人个体的行为不但影响到他个体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一个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不但自己须承担损害赔偿的不利后果，而且他的行为损害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声誉，现代契约关系授权行业组织对此进行事先的预防和事后的处理，通过行业组织的教育、惩戒达到维护行业群体利益进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6、社会化契约关系中存在权利和责任不对称的问题。社会化契约产生的基础是通过付出较小的社会成本而获得巨大的社会利益，从而节约交易成本。社会化契约中具体当事人履约获得的个人收益往往是有限的，而履约产生的社会性收益却十分巨大，当然违约的社会损失亦十分巨大，即当事人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化契约的当事人有可能造成“不对称损害”。[8]契约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获得非常有限的利益，可能对社会化契约中的其他人施加巨大的损害。因为社会化契约中的契约关系人众多，个人的利益并不总能与整体的利益保持一致，随着现代社会中生产的专业化不断加剧，大大增加了施加不对称损害的可能性。例如，一个注册会计师为了相对很少的审计公费，而做出欺诈性的审计报告，结果使大量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证券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安达信的财务造假案就是实证。这种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或者说损害的不对称对民法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提出极大的难题。以独立审计为例，按民法的赔偿原则，注册会计师一旦造成损害，要承担经济赔偿将是天文数字，其直接后果是无人敢进入审计行业，行业逐渐萎缩，使旨在节约交易成本的独立审计制度不复存在，进而更加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大大妨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见，社会化契约从本质上突破了个别性契约的樊篱，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建立在个别性契约基础上的民法不可能通过所谓“私法公法化”的改良而适用之，它已经表现出一种质的不同，必须有新的法领域走向前台，这个法就是经济法。

三、经济法：调整社会化契约的法

证券市场独立审计是一种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关系既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契约关系，也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而是国家的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分离，借助社会中间体的力量，使传统的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构成公共的私人领域后形成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才是经济法关系。

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是不同的概念，虽然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都起源于罗马法的契约理论，蕴涵着同质的契约思想，但是两者的法学意义根本不同。社会契约通过理论虚构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自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虽然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契约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但主要仍是解说国家政治权力的学说。不管是在霍布斯描述的原始混沌的恐怖状态下，还是在洛克描述的自由、平等的和平状态下，人们都是通过让渡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建立起国家，形成规范的制度，从而对人们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所限制。[9]人们牺牲部分权利的目的是要求国家提供确保人们自由与安全的服务，这种服务通过由人们让渡的权利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权力而实现。洛克认为，在人们拥有的自然权利之中，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可以让渡的，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属于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但不可让渡，而且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因此，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干涉人们的财产与自由权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但追求拥有财产，而且更渴望财产通过交换而增值。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分工并不复杂和精细，由交易引发的竞争完全而充分，交易过程相对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交易，只需国家提供交易规则和通过强制力保护交易，制裁违约行为。于是，传统契约法发达，国家处于“守夜人”的角色。那个时代的国家只具有政治职能，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完全分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社会分工精细而复杂，完全竞争由垄断竞争所取代，人们之间的交易过程不再单纯，参与同一交易的主体不再限于相对双方，而可能是庞大的群体。群体中必然存在复杂的关系，我们把群体中两两之间产生的传统契约关系称为个别性契约关系，群体中可能会产生许多个别性契约，而这些个别性契约之间又通过主体内部的相互关系结成契约链，我们把形成链的个别性契约的集合称为契约群，而将群体的整体或者群体的部分达成的契约称为群契约，群体内达成的群契约亦可能有许多。契约群和群契约的集合构成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

在社会化契约关系中，由于契约主体众多，契约关系复杂，契约主体为了实现契约目的，往往在自己精力和能力不济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人，而且，庞大的交易群体内部如果通过两两谈判达成社会化契约的话，需要巨大的签约成本。于是，正如前所述，契约当事人通过约定，选择国家（政府）作为共同的人，赋予了国家新的经济职能，国家以经济职能的角色向公民社会渗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可见，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至少有二点不同，一是社会化契约是现代经济关系的法律化，是产生国家经济职能的基础；而社会契约是国家理论的虚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理论解。二是在社会化契约中，公众的经济权利是完整的，人们的财产和自由依然没有让渡给了国家，也不是从国家那里把让渡的权利收回来交给社会中间层（第三部门），[10]而只是委托给国家；在社会契约中，公众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国家，其权利受到限制。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这两点区别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社会契约授予国家以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基础，由于公众将形成政治权力的权利已经让渡给了国家，那么政府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公众只享有间接的监督权。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法是行政法，在行政法的范围内，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行使。而社会化契约只授予国家的权，国家行使权利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不能与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混淆，如某行业达成同行之间公平竞争的社会化契约，而有人违约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同行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或通过行业组织）可以行使权要求违约方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受害人损失。如果被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国家不能直接使用强制力，只能寻求司法解决。如果国家不主动行使义务，公众或者同行的个体有权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要求国家赔偿违反契约造成的损失，或者通过司法要求国家履行义务。以上这些法律关系既不可能是民事关系，也不可能是行政关系，只能是经济法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家行使权时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但是可以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所谓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是指国家根据行使权的需要，可以利用强制力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从事其他类似的抽象行为。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区别从根本上把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别开来，使经济法初步走出了“管理”、“干预”的理论误区，为经济法责任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2][美]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3][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4]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54-55页。

[5]这种现象实质上是许多个别交易相互影响而积累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这些交易。因此，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交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化契约的一部分。

[6]Macneil,I.R.,TheNewSocialContract:Aninquiryintomoderncontractualrelations,YaleUniversity(1980),p.4.

[7]蒋安：《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视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8]SeeMacneil,I.R.,TheNewSocialContract:Aninquiryintomoderncontractualrelations,YaleUniversity(1980),p.102.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5篇

基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宪法在经济领域的地位日益提升，不仅自身的经济性特征逐渐突显出来，而且提高了经济法的经济性。从宪法和经济法两者比较可知，宪法与经济法的经济特征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具体有以下几点：

首先，宪法与经济法殊途同归，于宪法来说，宪法对财产的归属进行法律层面的划分，对国家与公民拥有的权力进行明确界定；于经济法来说，经济法是宪法有关内容的延伸和补充，将经济法中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力和应尽的义务进行详细规定[1]。上述规定虽然细则上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通过对财产或权力进行明确划分而避免纷争，从根本上降低经济成本，减少经济活动中的纠纷，提高经济活动的开展效率，进而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可以看出，宪法和经济法都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更为“经济”而努力。

其次，为了具备以上经济属性，宪法和经济法应呈现出一定的“经济规律”。比如，宪法中涉及经济体制的相关规定，以及对经济法内容的影响，与参与立法人对经济规律的领悟相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经济体制的选择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决择，也与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规律有关。所以，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目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规律所做的选择。我国经济体制确定后，就必须从宏观范围对经济进行调整和管理，这一过程便要在经济法的规制下进行。经济法规制的相关范围、条例也要与经济规律相符，这些透过经济法的立法便可以看出。

最后，上记对国家经济从宏观层面的调整和管理，要基于宪法进行权力划分。管理和规制两大权利与政治上管治的权利具有较大区别，具有其自身的特点，通常被叫做“第四种权力”。它们的作用不容小觑，甚至对民众的权利都有影响，所以要在宪法中进行明确规定。我国并非是这种现象的个例，多数国家都将宏观层面对经济各方面的管理权力分配写入宪法，将经济体制从国家法律的角度进行规范，这一规范是经济法中有关体制规定的依据。这一联系将宪法与经济法紧密相联。总之，宪法和经济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要满足当前社会的经济需求，都具有经济性的特征，以上总结的宪法与经济法体现出的共有经济性，是这两种法律相互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二、从经济性看宪法与经济法的交互影响

（一）宪法对经济法的重要影响

首先，以经济权力划分的视角进行分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之法，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充分体现。将视角调整至经济来看，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雄厚的财力才能实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职能逐渐增多，对财力的需求也有所提高。所以，在宪法中一定要涉及经济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将经济的所有权进行明确划分，避免因公有抑或私有界定不清而产生纠纷，与此同时，还要将财产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归属进行规定[2]。这样一来，宪法便将财政权力和财产权力一分为二，对产权进行了清晰的划分。宪法是对经济权力进行界定的法律基础，是经济法发挥效用的根基，对经济法的影响十分重大。

其次，在宪法明确产权划分后，还应对国家的经济制度进行规定。虽然各国的法律相差较大，立法上也大相径庭，但在宪法中通常都会涉及国家的所有制、经济体制等。比如：国家奉行的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还是归私人所有？国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是归国家所有，还是国民的私人财产？国家经济运行的体制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等，针对上述问题，在宪法中均可以找到答案。对国家经济制度和国民经济权力的相关规定是宪法经济性的关键所在。我国整体经济活动的运行，都要在宪法制定的经济制度范围内，且不能触犯公民经济自由的权力。

最后，宪法对国家主体和权利的相关规定，对经济法的影响也十分重大。在宪法中对国家与国民的主体性进行明确划分，国家是调控的主体，国民是受控的主体，国民在受控的前提下也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利，这是宪法的核心所在。从权力划分的角度来看，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进行划分，明确了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便是“权利宪法”中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将国家众多机构的权力进行划分，不管是何种走向的划分，对国家管理和调控来说都十分关键，这便是“经济宪法”的主要内容。

（二）经济法对宪法的落实与推动

宪法与经济法的经济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不仅是宪法之于经济法的上述影响，经济法之于宪法也具有落实和推动的作用。其次，经济法与宪法能够在影响和推动的相互作用中寻找最佳平衡点。经济法在落实的同时，也是对宪法的推动。经济法与宪法在众多法律规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较之宪法来说，经济法就显得更为“接地气”，经济法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行为关联性较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提出一些需求后，如果有必要，便会列入到经济法中，形成制度性的规定，而后再由经济法传递给宪法，从这一角度来说，经济法能够推动宪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由于宪法和经济法之间共同的经济特征，致使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其一，宪法在我国法律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它对经济法具有重大影响；其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宪法对经济管理的相关规定逐渐增多，这些规定需要渗透到经济法中，并加以实施，而经济法的落实也为宪法的发展提供助力。宪法与经济法之间相互促进、在融合中求发展，在互动中求推进，才能国我国社会主经济、法治社会的构建做出贡献。

三、从经济性看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

基于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以及由此使两者产生的交互影响，从应然的角度说，宪法与经济法应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3]。首先，从共有的经济性来看，宪法与经济法在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遵循经济规律，从而实现经济运行“更经济”等方面是一致的；同时，在强调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合法性、合宪性方面也是一致的。其次，从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来看，由于宪法对经济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且经济法不能与宪法相冲突，因而经济法需要在合宪的意义上与宪法保持一致性；同时，经济法在落实宪法的过程中能够推动宪法变革，并使其更符合现实需要，从而使两法保持一致性。强调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对于加强两法的互动交融和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由于宪法的经济性规范需要由经济法来具体落实，而经济法的许多基本制度则需要有宪法上的依据，因而两法可能会针对同一问题，分别作出相对原则或更为具体的规定。例如，在诸如反垄断、货币发行、预算、税收、国债发行等领域，许多国家不仅在宪法层面有相关的原则规定，还在经济法中有更为具体的规定，并且两类规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俄罗斯等，尽管它们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国家，但在宪法中都会对上述领域作出规定，并在具体的经济立法中加以具体化，从而使经济法与宪法保持一致性。当然，这与宪法的地位及其对经济法的影响有关。强调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不仅仅是由于两者之间本来就固有一致的元素，而是为了将有悖于“一致性”的诸多问题进行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宪法与经济法如果存在要求不统一的情况，会导致一系列后续问题产生，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动态的角度对宪法和经济法进行调整，使两者在动态层面上能够继续一致。

从我国的发展经历来看，由于经济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联系更为紧密，所以改革开放的相关举措能够在经济法中体现出来，而反观宪法，则修订较为不及时，所以，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宪法与经济法曾出现“不一致”的问题，致使在进行经济立法时，某些法规与宪法的规定有出入，在业内造成了一时的争论。从社会主义法治的角度来看，违背宪法问题避免的有效方法就是极力保持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对宪法进行科学、合理、及时的完善和修订。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有很多体制还处于待建的状态，这对我国体制法的形成影响较大。比如，我国宪法中对“体制法”规定和约束的力度不足，国家内部一些机构的职责和权力没有进行明确划分，面对这一情况，只能寻求类似“三定方案”的方法进行规范。与此同时，某些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仍主要由国务院来推进。例如，有关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税收分享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都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4]。我国体制立法的严重供给不足，固然有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的原因，但本位主义、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等方面的深层影响也不可小视。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