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经典演讲稿范文第1篇

2008年1月1日,经达马本人授权,《奥林匹克宣言》的中、英、法文版选择在北京向世界首次亮相,手稿复印件也开始在中国各城市巡展。

5月19日,《奥林匹克宣言》国际论坛的现场十分热闹。这也是在顾拜旦发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演讲116周年、国际奥委会公布《奥林匹克宣言》14年后,第一个以《奥林匹克宣言》为主题的国际论坛。

弗朗索瓦?达马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此时奥运火炬巴黎受阻事件刚过去不久,会后在媒体问及他如何看待这起事件时,达马微笑着说:“法国人民是友好的,《奥林匹克宣言》来到中国,同样是为和平而来。”

■“我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奥林匹克――和平,对已经从事外交政治分析工作长达35年的达马来说,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词。“现代政治的根源在于对历史的分析,顾拜旦很早就做到了这点。这也是我寻找《奥林匹克宣言》的出发点。”达马认为,奥运会可以成为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一种外交形式,这也是当年顾拜旦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中国,达马首先接受到的信息是:这里有一群和他具有相同理念的人。这个来自国际论坛上的发现让年迈的达马异常兴奋。“没来中国之前,这个国家给我的印象是神秘。”而现在,他感觉中国很亲切。

“我很喜欢中国,因为这里的人很热情。”达马说,他几乎去过所有的奥运会举办城市,中国人是他见过的最热情的。

在决定把《奥林匹克宣言》的首次公开权放在中国时,达马还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他在北京这样说。

■美妙的探险历程

达马出生于一个联姻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的千年贵族之家,世袭侯爵。 “《奥林匹克宣言》使我走上了一次美妙的探险历程。”从1990年开始动手寻找这份手稿到2008年在北京公开,弗朗索瓦?达马对这其中的波折颇多感慨。

1892年11月25日的晚上,巴黎索邦大学大礼堂,29岁的法国男爵顾拜旦在台上慷慨陈词。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演讲不过是一次一小时的消遣,而历史却选择它作为现代奥运史的起点。

顾拜旦的演讲虽然饱含激情,但当时的法兰西正处在复仇主义的战争狂热中,他提出追求和平的理念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奥林匹克宣言》未能正式刊发,很快被湮没,不知去向。

达马最终在日内瓦找到这份手稿。1994年,该手稿经过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确认为《奥林匹克宣言》。顾拜旦这篇开创性的演讲稿终于重现天日。

“它是一件历史文物,在黑暗中,所有人都没见过它。突然有一束光照射下来,所有人都看到了。”达马说,那束光就是北京奥运会。

■奥运是世界的

达马是法国人,由法国人发现的《奥林匹克宣言》在法国的土地上首次公开,似乎更合情理。

“这是人类的一份遗产,究竟属于谁其实并不重要。”达马并不喜欢被刻意标上国籍的标签,“奥林匹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那份手稿经历百年的风雨,纸张已经非常脆弱。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意义,达马一直小心保管,起初并没有想要将其公开。2002年,雅典奥组委找到达马,希望能借助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机这份《奥林匹克宣言》,与此同时,还有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向达马表达了同样的愿望。这其中就有一位名叫郭凝的法籍华人。

郭凝还有一个身份是巴黎法中友协常务副主席。她找到达马:“如果《奥林匹克宣言》通过雅典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欧洲;如果《奥林匹克宣言》在美国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西方;如果《奥林匹克宣言》通过中国传播,它将真正走向世界。”

奥巴马经典演讲稿范文第2篇

几场演讲的“后遗症”正在美国持续发酵，散播“病原体”的是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想当总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夫妇以及曾当过八年总统的克林顿，前总统小布什没凑上热闹。

他们的演讲吸引了数以千万的美国选民，满场的尖叫声，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高频率的笑声，几乎和几千万台电视机前的人一起共振。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这些演讲视频，正通过各种视频网站疯转，留言中有羡慕，有嫉妒，还有将美国依然称为“虚伪”“帝国主义者”的人们的“恨”。

许多人记得视频中这个场景：音乐响起，第一夫人米歇尔缓缓登场，她身穿的粉色连衣裙，下摆微微泛蓝——这是的传统代表色。500美元的零售价，也是每一位美国中产妇女都能触摸的价码，而且，看起来还挺有范儿，比共和党那些有钱人的着装差不到哪里去。

这是2023年9月4日的夏洛特市。第一夫人轻叹、微笑、压手示意掌声停下来……她抛出一个又一个包袱，与四年前第一次为丈夫站台演讲时，判若两人。

那时，米歇尔在第1分07秒就开始舔嘴唇，摇晃身体。1分29秒竖起手指头。1分49秒做一个黑人RAP歌手的经典手势。1分55秒，又舔了一下上嘴唇。她表情严肃，语速稍快，总是向右偏头，更像是站在大专辩论赛的直播现场。一年后在伦敦的第一次外交演讲更生涩，她居然不停地低头看稿子，然后“嗯嗯嗯”。

这是助选演讲策略的一部分——对女性选民，煽情最奏效。而对白人男性选民，一口气报出一堆数字的数据帝风格最吃香。想从对手阵营拉票过来，不妨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想要获得更高的现场人气，那就准备一些现场“砸挂”，就是从会场嘉宾身上找点乐子。

要催泪，也要幽默

米歇尔的煽情叙述，是从回忆家事开始的。“我父亲是自来水厂的水泵工，在我和哥哥非常小的时候，他就患有多发性硬化……很多个清晨，对他来说，起床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米歇尔痛说“革命”家史般的开场姿态，其实最早源自克林顿。克林顿是最早在政治演讲中，用个体经历来宣传自己政策和观点的美国总统之一。这种充满故事细节，但不一定具有代表性的叙述方式，往往比单纯的讲统计数据更让人印象深刻。也就是说，它将只有少数人感兴趣的政治议题，变成了人人都能吼一嗓子的卡拉OK。

这很容易博得女性选民的好感。事实上也出自奥巴马竞选总部的策略。凤凰卫视驻美记者张经义说，米歇尔的出现能重新连接奥巴马与选民的关系。

既是煽情咖，就不妨感性到底，在煽情环节中给竞争对手下套是不划算的。米歇尔在演讲中就完全不攻击奥巴马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罗姆尼。她专打温情牌，试图为自己的丈夫争取到更多的女性选票。

奥巴马外婆的故事，也成了米歇尔今年演讲中的要点。第一夫人将他们形容为美国精神的典型：尊严、正派、诚实、感恩、谦卑。“我的父亲”、“巴拉克的外婆”是这场演讲中出场率最高的人物，他们甚至出现在这样的时候：“考虑经济复苏的计划时，巴拉克想到的就是像我父亲和他外婆那样辛勤工作的美国人。”

搬出两位老人的战术颇为奏效，台下不少女性观众泪盈于睫。但只让演讲现场沦陷为忆苦思甜大会，也不是顶级煽情咖的水准——能催泪，也要能逗乐，又哭又笑才是真理。米歇尔也做到了。她说至今仍清楚记得那个“开着辆锈迹斑斑的破车来接我去约会的男人，我几乎都能从车门的破洞看到飞逝而过的路面。他把一张从垃圾箱里翻出来的咖啡桌当做自己最了不起的财产，仅有的一双体面的皮鞋，还比自己的脚小了半号。”

这些对奥巴马穷苦岁月的吐槽，把奥巴马还原成活生生的人，也成为米歇尔帮助奥巴马拉票的绝好铺垫，因为所有的铺垫最终都只有为“站台”拉票服务，“不管你们信不信，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学生贷款账单合起来比我们的房贷还要高。我们那样年轻、相爱，还欠着债。”“这就是为什么巴拉克努力增加助学金，并保持低贷款利率的原因。”

准备一个万能短语

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约有2200万人通过三大有线电视和美国三家免费电视网观看了米歇尔的演讲，这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妻子安·罗姆尼一周前的演讲，吸引的观众多出约150万。同样是在“党代会”上的拉票演讲，安跟米歇尔的初衷是一样的——走感性路线，争取女性选民。

“让我们欢迎下一任的美国第一夫人，安·罗姆尼”。8月28日晚，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现场音箱传出这样的介绍词。安一袭红色裙子走上前台，挥手时，黄金耳坠与右手的黄金手镯格外显眼。

很难想象这位烈焰红唇的金发女郎已经年过60岁，18个孩子叫她奶奶。一上台，她就回忆起了少女时代，“与罗姆尼在一场高中生舞会上结识。”

虽然安和罗姆尼的富二代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安仍然试图打“平民牌”，这是与奥巴马争夺中间选民的手段，也是顺利承接出“美国梦”概念的固定桥段。

“我的爷爷是一位来自威尔士的矿工，我爸爸六岁时就开始给人家打工刷瓶子，他15岁时移民到美国，在这个国家，他看到了脱离贫困的希望。”

演讲中，安试图塑造罗姆尼白手起家的形象，声称他并非是靠父母的富家子。但是脱口秀主持人柯南·奥布莱恩略带调侃地说，“米歇尔说奥巴马来接她的第一辆车破得能看见地面，罗姆尼用来接安的第一架直升机也是这样。”

奥巴马经典演讲稿范文第3篇

1756年1月27日，我出生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格特莱第街9号。这里现在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但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只是这栋楼的一户居民，住在四楼。呱呱坠地之后，我最早的记忆就是无比悦耳的音乐声和姐姐弹琴的背影。在学会说话之前我就能哼唱姐姐弹出的所有曲调，它们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回响，伴随我喝奶、玩耍，陪我进入美丽的梦境。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音乐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她。

爸爸是个音乐家，我出生时，他在萨尔茨堡大主教的管弦乐队里担任第四小提琴已经有十三年了。听妈妈说，爸爸是来自奥格斯堡的巴伐利亚人。他刚来萨尔茨堡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天主教修士大会主席、来自显赫的驿站马车家族的伯爵作贴身男仆兼音乐师。爸爸对小提琴情有独钟，他甚至写了一本小提琴演奏教学大纲。

我三岁的时候，爸爸开始给七岁的姐姐上钢琴课。我总是在旁边听课，希望快快长大，也能和他们一起玩。我特别喜欢听两个音同时按在键盘上的声音，姐姐告诉我那叫和弦。他们下课后我就到琴上去按和弦，每当按出三度和弦，我就会满意地笑起来，因为这是所有和弦中最好听的。爸爸觉得我很有天分，就在第二年让我和姐姐一起上课。我一坐到琴上就不想下来了。爸爸给的功课都是些小步舞曲，我练一下就能完全记住，总是要他不断地给我新的曲子。爸爸也总是夸我弹得很有节奏感和乐感，觉得我是个小神童。不久，他又教了我们小提琴和中提琴。于是，我们三个人就能表演独奏、二重奏和三重奏了，上课变成了开音乐会。

我喜欢爸爸在家里教姐姐和我弹琴、拉琴的样子。他细心、温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我不喜欢他穿上正装、带上假发后，在宫廷和大主教说话时那唯唯诺诺的样子。我也不太喜欢他写的音乐，吵吵闹闹，嗦嗦，根本不能打动我的心。妈妈告诉我，像爸爸这样的音乐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住宫廷乐队的职务，然后是写一些迎合贵族口味的音乐，争取在一些场合中演奏，吸引他们来约稿，有了约稿，就有报酬了；像婚礼、生日、加冕礼等约稿音乐要的都是热闹，不是打动人心，而且从约稿到演奏的日期往往很近，没有时间等待灵感；为了这个家，爸爸很辛苦地在经营，我们都要爱他，体贴他，不能对他太挑剔。妈妈也鼓励我好好跟爸爸学习音乐知识，早日写出自己喜欢的，能打动人心的音乐。所以，五岁的时候，我在姐姐《娜内尔的音乐书》（Nannerl’s Music Book）写了第一首乐曲《C大调行板》（Andante in C，K.1a）。当我弹给爸爸听的时候，他的眼睛发光了。

1762-1763 慕尼黑-维也纳

六岁生日那天，爸爸兴冲冲地从宫廷回来，一把抱起我，说：“宝贝，我要带你去旅行，让全欧洲都认识你，萨尔茨堡的小神童，我的儿子――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圣诞节过后，我们就出发了，来到慕尼黑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的宫殿。我和姐姐弹了钢琴，拉了小提琴，我还唱了歌。国王和大臣们都为我们鼓掌、喝彩，还给了我们珍贵的礼物，爸爸脸上堆满了笑容。

回家后不久，我们又出发了。这次，带上了妈妈，全家一起去首都维也纳，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朗茨一世和玛利亚?特丽莎女王的美泉宫表演。女王听了我的演奏，居然把我抱了起来，放在她盖着华丽衣裙的大腿上，然后在我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她还让宫中的王子公主们和我一起玩耍。比我大一岁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公主特别喜欢我，一次，我在宫殿里奔跑时滑倒了，她马上蹲下来搀着我的手把我扶了起来。她那心疼的眼神把我的心都融化了，我跪下来，请她答应我，长大后做我的妻子。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公主只会嫁给王子或公爵，不可能嫁给即便是才华盖世的平民乐师。安托瓦内特公主后来虽然贵为法国路易十六的皇后，却不幸地被暴乱的平民送上了断头台，而我的名字却成为了音乐的代名词，和我的作品一起流芳百世。

在皇宫里受宠若惊的过度兴奋和无休止的表演、奉承让我体力透支，得了猩红热。康复后，女王邀请我们全家参与了两次皇室庆典活动。我的日常生活就是表演、接受礼物、吃山珍海味、和皇公贵族的子弟玩耍，直到圣诞节后我们才返回萨尔茨堡。这是我童年时代最光辉的一页，此景一去不复返。

回到家乡，爸爸升职了，成为副宫廷乐师长。他欣喜若狂，和妈妈说这肯定是我在皇宫里的名声传到了家乡才让他沾上了光。我第一次发现爸爸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

1763-1766 德国、巴黎、伦敦

七岁那年的6月，爸爸又开始带我和姐姐游历欧洲。这次我们先到了慕尼黑，再一次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表演，然后走遍了整个巴伐利亚。8月，我们来到法兰克福表演。在观看我们的人群中，有一位十四岁的少年，他后来成为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名字叫歌德。

9月，我们走过科布伦茨、波恩和科隆。11月，我们抵达巴黎。

爸爸在外奔波了好多天联系凡尔赛宫，但直到过了圣诞节，我们才受到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皇后的接见。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善，送了好多珍贵的礼物。在巴黎，我第一次听到了法国歌剧和意大利歌剧。很明显，意大利歌剧比法国歌剧更有市场和地位。我暗自下决心，要努力向爸爸学习作曲，争取早日写几部意大利歌剧，让他为我骄傲。两个月后，我们的同胞格林先生为姐姐和我安排了两场音乐会――不是在宫廷，不是在教会，而是在剧场，巴黎人称之为“ 公众音乐会”。在这里，我面对的不再是国王、公爵、皇后、公主，而是衣着简单又不失体面的普通市民。谢幕时，我感觉观众向我投来的眼神中不仅有喜爱，还有仰慕。在他们的欢呼、喝彩中我感觉自己无比尊贵，这种感觉太让我陶醉了。

带着满车的礼物和满心的欢喜，我们向伦敦进发。

1764年4月，我们抵达伦敦，英皇乔治三世和索菲亚皇后已经在等候我们的表演了。在白金汉宫，我结识了德国音乐家J.C.巴赫，他是巴洛克时期伟大的J.S.巴赫的小儿子。他非常欣赏我的才华，把我这七岁多的孩子当作音乐同行，向我介绍了音乐在伦敦的现状：这座城市具有全欧洲最热衷音乐会的市民，他们对戏剧的热爱导致他们对四平八稳的巴洛克音乐结构不满，新的音乐应该借鉴戏剧的结构，有一个平静的开始、激烈冲突的中段以及趋于平和的结尾，这就是奏鸣曲的结构。他还鼓励我写一首交响曲，这样就能对所有的乐器、声部、音响效果有更好的了解。由于旅途的颠簸和演出的劳累，爸爸倒下了――他的喉头发炎，不能讲话，我们只好在切尔西休息了几个月。10月，我们受邀参加了英皇乔治三世登基三周年的庆典，在此期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首交响曲《降E大调交响曲》（K.16）。

1765年，刚过了八岁的我被引荐给巴灵顿（Daines Barrington），一位正在为神童做测试的英国科学家。测试是这样进行的：巴灵顿先生给我一张五声部的乐谱，其中一行用了意大利中音谱号。我看了一眼，就开始在键盘上弹奏起来。看我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严肃的脸庞上闪过一丝惊诧。接着，他给了我一首歌剧中的“情歌”旋律，让我即兴创作。我以咏叹调的格式即兴创作，先是用五六句宣叙调作引子，然后导入“情歌”。那天我有些疲惫，并没有太多灵感，所以就用了歌剧中咏叹调最普通的形式――两段体，在键盘上把旋律和伴奏声部全都弹了出来。巴灵顿先生大声地称赞了我。接着，他要求我弹一首愤怒的乐曲。这时，我已经有点兴奋了，像在家里和姐姐游戏时那样调皮起来：先是面部扭曲作痛苦状，然后把身体俯向键盘，双手边弹小调和弦，边把身体慢慢撑起，直到从凳子上站起来，再突然坐下，像是鬼上身。我偷瞄了一下巴灵顿先生，见他瞪着眼睛张着嘴的样子，我真想扑过去帮他托住下巴。接着，我又拿出一块手绢盖住键盘，然后在绢上表演蒙键演奏。这些伎俩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我还会蒙眼弹琴、反身弹琴、反身错手弹琴等等。科学家一边摇着头啧啧称奇，一边不停地在纸上做着记录。后来他的这份报告被刊登在皇家科学院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

爸爸安排了几场伦敦公众音乐会，我们有了一些收益。下一站是坎特伯雷（Canterbury）。在那里，我写了第一首宗教歌曲《G小调赞美诗：上帝是我们的庇护》（God is Our Refuge，K.20）。接着我们途经多佛尔（Dover）和加来（Calais），去了荷兰；然后又途径巴黎、瑞士、慕尼黑，回到萨尔茨堡。一路坎坷，爸爸、姐姐和我轮流病倒，姐姐甚至领了最后的圣餐，准备去见上帝了！我得了伤寒，也病危了两个月。三年半的旅行让我们积累了很多贵重的礼物――佩剑、丝带、披肩、鼻烟盒、锦盒等等，都可以开个礼品店了。但爸爸说，现金的收入很少，我们依然是穷人。

1766-1768 维也纳-萨尔茨堡

1766年11月，我们回到萨尔茨堡，爸爸觉得应该提高我的作曲水平，尤其是对位。他说，我在伦敦测试的表现虽然已经令人大吃一惊，但实际的水平还很业余。这次，他要把我打造成真正的专业作曲家。

为了证明爸爸的心血没有白费，两年后，我出色地完成了主教大人钦点的一部古典神秘剧康塔塔。主教大人对我的作品十分欣赏，立即安排了我第一部意大利喜歌剧《装痴作傻》（K.51）在萨尔茨堡的首演。在此之前，爸爸已经在维也纳徒劳奔波了几个月，却没有剧院愿意接受一个十二岁小孩写的歌剧。这两年，我们在维也纳很不顺利，第一年我得了天花，第二年被帝国歌剧院经理人拒绝作品的上演，似乎再也找不到从前的辉煌了，可能是因为我已经过了十岁，不再是一个神童了。爸爸说，他感觉到我出色的表演越来越受到在场音乐家们的嫉妒，担心他们会用一切手段来阻止我在维也纳的发展。而在故乡萨尔茨堡，大主教却因为我的才华赏赐给我宫廷音乐师的头衔，虽然没有薪水，但充满荣耀。

1769-1770 意大利

写完第一部意大利歌剧，爸爸决定带我周游意大利，去学习和表演。这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它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结识当代音乐界伟大的同行们。我们父子在1769年底出发，从因斯布鲁克到维罗纳、曼托瓦和克雷莫纳，一路得到学院、宫廷的认可和欢迎。1770年1月，米兰的伦巴第总督亲手奉送我整套梅塔斯塔奇奥的作品全集。梅塔斯塔奇奥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正歌剧脚本作家，他的文笔优雅，充满诗意和戏剧性。这份珍贵的礼物仿佛一个宝藏，我忍不住想要挖掘它。我一边阅读，一边谱曲，写了四首女高音咏叹调（K.77、K.78、K.79、K.88）。临走前，我还得到了一份歌剧约稿《彭特国王米特拉达梯》（Mitridate， Re di Ponto）。

1770年4月，我们来到罗马，正逢天主教圣周。每年此时，西斯廷教堂都要上演意大利人格雷戈里奥?阿列格里（Gregorio Allegri）的圣诗《求主怜悯》（Miserere mei， Deus）。这首以《旧约》“圣咏集”第五十一首“忏悔圣咏”谱写的无伴奏声乐曲被梵蒂冈视为圣乐，不允许乐谱外流。我听了两次，就把两个合唱队、一共九声部的曲谱全部默写下来。这首圣咏每年在罗马的圣周上演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了，而我是第一个用听觉记忆把乐谱“偷”出梵蒂冈的人。爸爸看到了我写的乐谱，激动不已，深深地拥抱了我，并把这好消息写信告诉了妈妈。

复活节上，为奖励我在音乐上的才华，教皇克雷芒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册封我为金马刺骑士（Cavaliere del lo speron d’oro）。

1770年10月，我们回到米兰，筹备我上次在米兰得到约稿后在旅途中谱写的歌剧《彭特国王米特拉达梯》的上演。12月，歌剧首演后连演二十一场，获得圆满成功。

这部作品的成功和以往的成功不同，米兰对我的欢迎是对一个年轻的成年音乐家的肯定，而不是对一个神童的宠爱。米兰，我爱你！

1771-1776 米兰、维也纳、萨尔茨堡

爸爸和我继续在米兰、维也纳、萨尔茨堡之间穿梭。1771年3月，我接连收到了米兰的第二份和第三份歌剧约稿――《路西奥?希拉》（Lucio Silla，K.135）和《解放了的贝图利亚》（La Betulia liberata，K.118）。8月再到米兰时，又接到了为公爵费迪南德和玛利亚公主婚礼庆典的歌剧《阿斯卡尼欧在阿尔巴》（Ascanio in Alba）的脚本。我在米兰创作、排练、直到10月歌剧的上演。我们父子被公爵奉为上宾。

奥巴马经典演讲稿范文第4篇

根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作家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近期出版的《全球英语:英语如何成为世界语言》(Globish: How the English Language Became the World's Language)一书,分析了英文和其他语言的融合,是如何将北京到纽约等地连结起来的。

麦克拉姆的全球英语灵感来自于曾担任美国IBM全球营销副总裁的法国人尚保罗奈尼尔(Jean-Paul Nerrière)于1995年创造的名词。当时奈尼尔列出了1500个采用短句、简单语法,并结合大量手势协助表达的新英文字。麦氏则结合“Global”(全球)与“English”(英文)发明了“Globish”。

麦克拉姆表示,19世纪“英式英语”为国际主流,到了20世纪“美式英语”跃升为通用语。而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英语”的时代来临了。欲在中国与印度寻觅机会的商务人士,更应好好学习“全球英语”。因为,甚至英文为母语的人士若不会“全球英语”,将处于不利地位。

他认为,若想真正了解“全球英语”,应好好研究美国总统奥巴马,尤其是他的崛起过程与超越国界的语言艺术。“奥巴马的确是个经典例子。他由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母亲带大,住过夏威夷与印度尼西亚,也有肯尼亚血统。不过当他开口时,几乎不用任何调整就能够普遍让人理解。”他说,像是“Yes We Can”便成功席卷全世界。另外,日语学校以奥巴马的演讲稿作为英语教材也是一例。在中国,学习英语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方式,被人称作“克立兹学习法”的“疯狂英语”(Crazy English),透过大声朗诵英文建立学生自信心,潜移默化后成绩确实大幅提升。此方法迅速传播开来,目前中国有成千上万人用此方法学英语。

麦克拉姆表示,他撰写“全球英语”的兴趣来自于2005年爆发的漫画抗议事件。2005年9月30日,丹麦《日德兰邮报》刊载12幅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引发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丹麦驻伦敦大使馆外聚集大批抗议的阿拉伯移民,他们手举标语:“言论自由下地狱去吧!”他认为,这个场面极为超现实。“示威人士之所以能够合法站在那抗议,就是因为他们反对英美自由主义传统。”最近伊朗的政治抗议与希腊的经济危机抗议,均是用英文标语让本土议题在国际媒体如BBC或CNN曝光。

奥巴马经典演讲稿范文第5篇

《新时代》是在德意志帝国1878年实行“反社會党人非常法”背景下出版的，它的出版本身就表现了对政治迫害的反抗。筹办期间，考茨基曾邀请恩格斯参加刊物的工作，由于马克思患病和外出疗养，恩格斯担负起同各国党的全部通信工作，异常繁忙，因而婉拒了考茨基的邀请。但恩格斯视《新时代》为“无如论如何必须保住三个阵地”的一个，另外两个是党的出版社和党报。马克思逝世后，他开始为该刊撰稿。

恩格斯作为撰稿人有鲜明的态度。1885年6月他对党的主要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表示：要注意那些“向社會主义献媚的文人和商人”，“在德国，这是一些最危险的人物，所以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同他们进行斗争。”884年至1885年，《新时代》刊登了德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麦克斯·克瓦尔克的几篇文章，引起了恩格斯的关注。他对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表示，他是一个“徘徊于我们党和讲坛社會主义者之间边缘上的五六个青年文人之一，他们竭力避免由于同我们党接近而产生的风险，但又指望捞到从这种接近中可能得到的一切好处。”同时，恩格斯也积极为《新时代》介绍撰稿人。他多次写信给在美国的德国社會人弗里德里希·左尔格，建议他为《新时代》撰稿，并承诺为他争取优厚稿酬。对于党内的文艺理论家弗兰茨·梅林发表在《新时代》上的作品《莱辛传奇》，恩格斯不吝溢美之词，并向倍倍尔建议：“这篇作品在《新时代》上登完后，立即出单行本”。

恩格斯在《新时代》上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的名誉。1886年，奥地利法学家安东·门格尔出版《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一书，对马克思进行了抨击，恩格斯考虑以《新时代》编辑部文章的形式或编辑考茨基的名义发表书评，来驳斥门格尔。考茨基根据恩格尔建议，在1887年《新时代》第2期上发表了《法学家的社會主义》，对门格尔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恩格斯参与了该稿的写作。1890年，德国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责难马克思似乎在《国际工人协會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歪曲引用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中的话，发表《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的小册子。作为回击，恩格斯：P1890年12月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的问题》，后来也单独出版了小册子。

恩格斯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中，较重要的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恩格斯发表在1890年5月《新时代》4月号上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前两节未经恩格斯同意做了种种修改，对此恩格斯向出版人狄茨提出抗议，使得文章前两章与第三章按原稿发表在5月期的《新时代》上。恩格斯还参与了党内理论问题的论战，针对党内右翼格·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上的观点，他在1984至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0期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该文成为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经典文献。

1891年发表在《新时代》上的马克思的名篇《哥达纲领批判》，招致了德国社會国會党团的不满，要求对《新时代》进行检查。对此，恩格斯讥讽道：“在德国社會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會党人法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會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會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想法。”f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