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中国人的心中便始终具有大一统情结，而欧洲人则不然，虽然后来建立了欧盟，但是仍然无法重现罗马帝国的荣光，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有如下几点。

首先，环境。

公元前2100年左右，地球不仅出现了文明，而且还形成了最早的国家。这四个最早的文明（美洲文明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都有一个共同点：同一环境、同一纬度。河流冲积平原拥有河流带来大量泥土和腐殖物，意味着这里的土地最为肥沃、平整的土地量也最多；北纬27-38度的位置拥有较为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气候，充足的日照、充沛但不过量的降雨、适宜的湿度和不太寒冷的冬季，可以让农作物获取充足的养分、植株自然抗病性最强、天敌相对较少。这些自然环境意味着在这些地区从事农耕可以获得最多的食物，而且因靠近河流，一旦出现农作物减产还可以从河流中获取食物以渡过难关，所以最早的四个文明诞生于这些地区不足为奇，这是自然和人类共同的选择。

文明在初生期最为弱小，除了要面对自然的变化还要面对其他文明的威胁，发展过程中稍微不慎就会灭绝，文明因自然的恩赐而诞生，也因它的保护而成长。

山脉：中国拥有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东南部拥有浩瀚的太平洋，西南部有茂密的丛林和纵横山脉（平均海拔4000米）的阻隔，西边有全球最大的天堑——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6000米），一道最高屏障不够还有其他屏障补充，喜马拉雅山脉旁还有昆仑山（平均海拔5500米）、祁连山（平均海拔4500米）、天山（平均海拔4000米）等山脉组合，到了黄河流域还有秦岭守关，唯一敞开的地方只有北面。北方文明受气候的影响要比中原的大，游牧所获取的食物要比农耕的少，更重要的是农耕文明可以实现人的聚集从而产生城市，让社会分工得以实现并提高生产效率。而南方的文明在生产力普遍低下的情况下，无法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茂密的丛林，在这样一个没有外来致命威胁的安全环境下，中原文明可以安全、高速的发展，中原文明在实现大统一之前就意识到缺少自然屏障保护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从而制造了地球最大的人工防御体系：长城。在自然屏障的保护之下，拥有广袤平原带来的沃土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只需防住北方文明的入侵，茁壮成长并非难事。

欧洲，虽然南部拥有阿尔卑斯山脉（平均海拔3000米）、比利牛斯山脉（平均海拔1800米）、喀尔巴阡山脉（平均海拔2000米）和亚平宁山脉（平均海拔2000米），但以上山脉根本无法构成天然屏障，当年汉尼拔可以率领士兵和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差点灭亡了罗马，但他们无法率领军队翻越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和北部是广袤的平原，在欧亚大陆衔接处并没有天然屏障，一旦中亚和远东的文明翻越乌拉尔山，一马平川的欧洲平原就可以任凭骑兵驰骋，从上帝之鞭到成吉思汗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在局部地区，阿尔卑斯山保护下的罗马、比利牛斯山旁的伊比利亚半岛、四周环海但离大陆不远的克里特岛以及多山海岸曲折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诞生了最早并且实力强大的文明，它们只需扼守住战略要地，提防住海岸和港口，就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不幸的是地中海周边的自然条件实在太适合人类发展，这里在同一时期内诞生了多个文明，他们都知道在大海的对面、在山的另一端有一块富饶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在自己面积狭小的平原获得充足发展后，最好的防御就是对外扩张。

然而过度的扩张必然会使在一个大国家内充满了各种民族、文化、思想，如果不将这些事情进行一个有机整合，那么这个国家不论有多么辽阔的疆土，但还是如同玻璃器皿一般，轻轻一碰便碎了。

其次，传统。

中国在其五千年的历史当中，大一统的“正常年代”要远远高于分裂的“非正常年代”，分裂的年代在中国历史中主要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除此之外都基本上属于大一统王朝，而且即使中国正处于分裂的状态，各地割据的军阀奋斗的最终目标也都是恢复“正常年代”的大一统，这便是深受中国“统一”文化的影响。而反观欧洲大陆，在罗马帝国垮台之后，一直无法再次形成大型的、能够统治整个欧洲的帝国的再现。在历史上也不缺乏一系列的人企图统一欧洲，例如：查理五世、拿破仑、希特勒（在此我们姑且不讨论他们的正义性），但是最终的结果无一是成功的，究其原因便是在漫长的分裂中，公民早已丧失了对原来帝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丧失了原来国家的概念，与他们来说，曾经的朋友已经变成了如今的敌人，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所以欧洲的分裂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思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帝国长期的优势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优越感：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国是“天朝上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皇帝就是“天下共主”，周围的文明都是“蛮夷之国”（乾隆在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也是这么认为的）。翻开世界历史，这个观点在十六世纪之前，的的确确是一个事实。下面给大家看一下中外的时间对比：

从这张图上我们不难看出，欧洲大部分时间上是大分裂时期，即便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后，虽然名为帝国，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松散的联邦。中国则不然，而这主要得益于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书同文，车同轨，货币统一”为后世奠定了稳固的统一基础，让华夏一统的民族观刻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而反观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在征服一个地区后，往往不会进行文化和思想的改造，所以便会产生一种现象：罗马治下的小亚细亚人认为自己还是小亚细亚人，同时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这就导致了罗马帝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呈指数级增长。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起义主力往往是要求降低赋税的农民，而西方则同时具有文化起义、宗教起义和农民起义三者的原因。

其次，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也间接促进了中华大地的统一，古代的少数民族虽然与中原的正统王朝时常发生战争，但是在这种过程中，民族进一步融合，少数民族开始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与中原汉人通婚，逐渐使这种文化差异消失了，也很好的减少了被外族入侵的风险，也呈现了万国来朝的盛景。而罗马帝国却不懂这些，几次被外族入侵，最终也是被哥特人灭亡，而在此之后欧洲分裂成了数十个、数百个小国，他们需要的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力量的平衡，而不是欧洲的统一。当一个国家过于强大，有了统一欧洲的机会时，其他各国便会形成同盟去共同讨伐（如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这也注定了欧洲分裂的历史必然性。即使现在有了欧盟，但是仍然是面和心不和，还不断的有国家要求“脱欧”，由此可见，欧洲的统一也是难于登天。

最后一点，政治制度。

中国的皇帝自称天子，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百姓对皇帝的服从是服从于国家机器的压力；

西方帝王与臣民则按照上帝名义下的神圣契约，由帝王依照神的意旨统治。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国体与政体、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无论是他们创造的法律制度，还是哲人们的政治智慧，都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古代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古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它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叱咤风云，而卑微平民无足轻重,芸芸众生从来不见记载。而古希腊罗马史却是一部平民追求民主权利的发展史。在这里，没有君临一切的专职君主，有的只是围绕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的各种斗争和改革。而这就会创造无数可以使国家分裂的机会。

2、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始终。古代中国在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原始民主荡然无存。古代民众没有古希腊、罗马公民那种自豪感与主人翁意识，在中国最终确立的是君主专制统治。而希腊、罗马在城邦国家时代，出现了西方的群体公民的民主，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主制残余。他们采取的是贵族集体领导或全体公民共同掌管国家政权。

3、中国古代变法争鸣和政治改革都是围绕加强王权专制而展开。诸子百家为专制王权制造了奠基理论；中国古代法律，实质是加强君主专制，其内涵是刑罚，惩治百官和众民，以加强王权的威慑，带来的是人权的丧失。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改革大多是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内容是巩固和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法律制度是为维护民主制度服务，其内涵是人民权利、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的人权。这种主权在民,法律至上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国中心价值观念，与中国帝王思想，官本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

4、从中西古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和影响看：中国大一统和儒家正统思想加上专制皇权造就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其中专制王权是整合社会的权力中心。旧中国的每一次朝代更替或走向统一，都是强有力的君王专制维系了帝国的统一与文明的延续。所以，尽管中国古代有频繁的朝代更替，但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却一脉相承，从未中断。 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法治思想成为了催生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动力。进入近代，西方国家率先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传统有内在的继承关系和深刻的历史渊源。

延引他人并综上所述总结：古代中国实行人治，一是重视皇权，没有民主人权可言。皇权对臣民施以严刑酷法，以强制百姓遵规守矩；二是中国重视家庭伦理纲常，家庭是皇权最坚实的社会支柱，严格受到血缘礼仪规范的限制。上有皇权，下有家庭，所以奖赏与治罪往往涉及家庭。

古代西方实行法治，一是重视人权，人权自由受法律保护；二是西方伦理推崇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对家庭与乡土观念相对淡泊。所以政敌制裁相对宽容，不涉及家庭。

综上所述，西方的各种政治制度就注定了他的不稳定性，即使有各国联姻等方式，但是这种松散的联盟也无法使欧洲联合起来，也就是欧洲分裂的原因。

虽然这些制度造成了欧洲的分裂，但是也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思想的狂潮，使欧洲在几个世纪的时间中成为了世界的中心，领跑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