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1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姜波克，陆前进.汇率理论和政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萨奇.有关国际金融体系改造的若干困惑.国际经济评论，1999(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2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10月最新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信贷危机冲击之时，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世界经济展望》预计，尽管出现金融市场动荡，200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还是几乎不会受到影响，仍将达到5.2%的增长率，而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将稍缓，为4.8%。报告认为，各国经济决策者的当务之急是使金融市场恢复到较正常的状况，并维护经济扩张。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还包括，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波动的石油市场，以及外汇大量流入给新兴市场造成的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全球化面临更大阻力以及全球变暖等更长期的问题也令人担忧。

全球经济环境

2007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强，增长率达11.5%，印度和俄罗斯的增长也非常强劲。过去一年来，仅中、印、俄三国就已占据全球增长的一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也继续强劲扩张。而在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在今年经历两个季度的强劲增长后，于2007年第三季度放慢了增长速度。在美国，由于住房市场下滑继续产生相当大的阻力，2007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平均为2.25%。

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上升，原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在美国，核心通货膨胀逐步下降到2%以下；在欧元区，2007年的通胀率基本保持在2%以下，但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导致9月通货膨胀上升。日本物价基本保持平稳。与此相比，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强劲，并且食品价格上涨在其消费物价指数中占有较大权重，面临着更大的通胀压力。报告认为，食品价格上涨是由于生物燃料生产对玉米和其他食品的使用量增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强劲的经济需求也使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从贸易方面看，亚欧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继续降低，中国、日本、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对外贸易进一步多元化。如日本在9月份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高出63%的情况下，对美出口急剧下降，对亚洲邻国的出口有所增加。另外，欧盟今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目标地。

全球金融市场更加不稳定。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负面影响超过预期，信贷状况趋紧。加上由于对损失分布以及交易对手方风险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的某些部分已出现流动性枯竭。但总体而言，全球金融市场尚未受到堪比过去金融危机或动荡的负面影响，按历史标准衡量，资产价格仍处于高水平。自金融市场动荡开始以来，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纷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以缓解银行间市场的压力，但对于多数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而言，主要的挑战仍是解决通货膨胀方面的担忧。

主要货币基本上延续2006年初以来趋势：美元继续趋弱，尽管估计其实际有效汇率仍高于中期基本水平。欧元升值，但仍在与经济基本面大体相符的范围内交易。日元近几个月强有力地反弹，但相对于中期基本水平依然低估。人民币对美元继续逐步升值，其实际有效汇率也在升值，但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进一步扩大，国际储备大幅增加。

前景和风险

预计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5.2%，2008年增速将稍缓则为4.8%。增长率下调幅度最大的是美国（目前预计美国2008年增长1.9%）。但是，尽管支持增长的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健，尤其是日益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仍保持着强有力的增长势头，还是不能忽视全球经济仍面临许多下行风险，这主要包括：

1、金融市场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2008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是基于一个假设，即今后几个月金融市场流动性逐步恢复，银行间市场回到更为正常的状况。不过，显然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动荡的金融市场状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信贷状况的持续紧张将显著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对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住房市场的影响。如果资本流入减弱，新兴欧洲和独联体地区具有高额经常账户逆差和大量外部资金流入的国家也将受到不利影响。因此，这一风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将取决于市场流动性能以多快的速度恢复以及信贷市场收缩的程度。

2、美国和西欧的国内需求下降的可能性。

3、其他一些风险也可能对全球前景产生影响，如通货膨胀、石油价格升至新高等问题。目前，初步预计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前景造成的下行风险基本上有所降低，但不能排除油价因剩余生产能力有限而进一步暴涨。

政策问题

摆在各国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依然是如何保持强劲的非通胀增长这一挑战。近期动荡的全球金融市场加剧了这种挑战。在美国，由于经济增长可能继续低于预期，因此美联储所采取的进一步降息举动是合理的，前提是要继续控制通货膨胀风险。在欧元区，鉴于金融市场动荡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下行风险，其近期货币政策可以保持不变，但随着这些风险的消散，欧洲央行最终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如果出现更加持续的经济下滑，则需要考虑放松货币政策。在日本，应当等到出现清晰的迹象证明通货膨胀已明显上升、对近期金融市场动荡的担忧减退后，再提高利率，使利率回到正常水平。

各国央行都需要从目前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中吸取教训：首先是要重视金融机构的透明度，确保充分披露信息；其次是要重新审视处理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方法，明确金融机构风险合并的相关界限，并优化复杂金融产品的评级方法；此外还要改善现有激励机制，确保结构性产品供给链的各环节都能充分评估风险。

许多发达经济体在整顿财政状况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需采取更多措施，确保财政状况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下保持可持续性，预计发达国家在实行改革、缓解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支出方面将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对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他们依然面临经济过热压力和食品价格上涨的考验，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在某些情况下，提高汇率灵活性将为改善货币控制提供更大空间。特别对中国而言，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向上变动的灵活性，并采取措施改革汇率体制和刺激消费，还将有助于重新实现需求平衡，并将促进全球失衡的有序调整。

世贸组织多哈贸易回合最近进展缓慢令人非常失望，主要国家应带头重新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担忧显然也要求采取多边方法，全球变暖可能是世界最大的集体行动问题，重要的是各国合作制定一个基于市场的框架，在碳排放的长期成本与减少排放的即期经济成本之间做出权衡，不应将能源政策的重点过多放在力图确保本国能源来源上，而应更多关注石油和其他能源市场的平稳运作，鼓励能源来源的多样化，例如通过降低生物燃料贸易壁垒，并更加重视采用基于价格的激励措施来控制能源消费的增长。

欧洲央行：高通胀率将滞缓世界经济增长

欧洲央行经济专家近日表示，欧洲央行报告和最近的统计资料显示，通货膨胀有可能给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减速的压力。

欧洲央行报告称，欧元区10月份通胀率已经由9月份的2.1%，迅速窜升至2.6%（而欧元区前九个月的平均通胀率并未超过1.85%）。与此同时，美国、俄罗斯和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东南亚、拉美发展中国家也未能幸免，全球绝大多数区域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

欧盟经济专家与智囊机构表示，消费物价大幅度上涨主要是由于基础原材料、能源和食品价格同步升高所致。而石油能源资源的紧张和结构性供给短缺；新兴发展中国家长期快速经济增长导致的原材料需求；期货与股市资本集团的炒作与投机行为；气候保护与生物能源工业的发展等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形成了国际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攀升，从而将价格推向新的高峰。虽然近期欧元一直保持坚挺，对抑制欧元区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通胀明显上升的势头。此外，尽管欧元区内部经贸往来保持稳定，但向欧元区以外的国家出口遇到了越来越大阻力。今年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已升值11%，降低了“欧洲制造”的海外竞争力，虽然亚洲市场的需求增长部分弥补了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但欧洲出口仍然受到了打击。

通胀的内部影响与出口的外部压力，已经引起欧洲央行的高度警惕，尤其担忧全球性通胀指数的明显上升，将制约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在欧盟国家，为了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当驾车者尽量加满油箱，消费者装满购物推车时，人们只能感觉到商品价格更贵了，消费支出更多了，通胀的压力更大了。欧洲统计局的调查证实，欧元区10月份2.6%的通胀率已经越升到了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欧洲央行认为，目前欧洲经济尚在全速运转，物价指数的攀升，会带来工资增幅的加大，从而进一步对通胀率产生重要影响。欧洲央行主席特里谢10月向欧洲议会作证时指出，他对最近欧元区通胀率的急剧上升“心情非常的不安”。他预计，欧洲央行将在今年第四季度进一步提高贷款标准，并将采取措施对抗通胀风险，维护物价的稳定。此后，欧洲央行于11月8日中旬作出了维持基准利率4%不变的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美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出资 方案 评估

在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上,领导人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源增加到现在的3倍,即7500亿美元。作为IMF成员国,美国需要出资,而美国向IMF出资需要得到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下面对该方案的内容、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博弈进行剖析。

一、奥巴马一揽子方案的内容

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请求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美国的一般份额出资从560亿美元增加到640亿美元;第二,将IMF的紧急信用额度从大约100亿美元增加到1100亿美元;第三,支持IMF通过出售黄金来满足IMF的大部分运营支出;第四,向以前没有被分配过SDR的国家分配适量的SDR。另外,IMF正在计划一项2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这需要美国财政部与国会协商但无需国会批准。下面依次对这些内容进行评述。

1、份额增资

各成员国主要以份额向IMF出资,IMF每5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来决定是否增加份额。尽管IMF曾经增加过几次份额,但IMF总的资金水平并未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增长同步。

IMF理事会在2008年春天通过的份额增资方案将IMF总份额从大约3250亿美元增加到3570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增加的部分大约是80亿美元。份额代表了一国在IMF理事会和执董会的投票份量。作为IMF最大的出资国,美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单一成员国更多的投票权。IMF的重要决定必须获得85%的投票权支持,由于美国拥有IMF份额的17.09%和投票权的16.77%,因此能够实施一票否决权,新的份额增资方案并不改变美国一票否决的局面。G20领导人已经呼吁启动新一轮份额总检查,这一轮总检查应该不仅增加总份额,而且还加大向几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占比。

2、新借款安排

如果IMF的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危机期间成员国的借款需求(1998年底曾发生这种情况),IMF可以动用新借款安排(NAB)。NAB可以动用26个国家高达500亿美元的储备。NAB于1990年代末成立至今只动用了一次,即在1998年12月向巴西提供贷款,巴西在1999年3月归还了该笔贷款。

伦敦峰会建议将NAB扩大5000亿美元。一旦实施,扩大后的NAB将替换日本和欧盟等国在2009年初发起的双边信贷工具。由于美国在NAB中大约占20%,因此美国将需要提供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有新的国家加入NAB,美国的出资额有可能减少。

NAB增资额比拟议中的份额增资额大10倍,但NAB只有在IMF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成员国危机借款需求的情况下才能被激活,同时激活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贷款方同意。在NAB增资上达成政治协议比同样数量的永久性份额增资要容易。

3、出售黄金

在IMF成立初期,成员国以黄金认缴他们份额的一部分,当时的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到现在黄金已经大幅增值到每盎司950美元左右,为IMF改变收入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从成立至今,IMF的运营费用一直来自于其贷款收益,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IMF除贷款外的其他活动成本也由借款人承担;第二,IMF的收入波动较大,而其支出则相对稳定。IMF旧的收入模式与其使命并不一致。

2007年1月,研究IMF可持续融资的委员会建议改变IMF的收入模式。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议出售403.3吨(12965649盎司,占IMF全部持有的3217吨黄金的12.5%)黄金并将所得放入一投资账户,账户受益将用于支付运营预算中与贷款无关的部分。报告认为投资受益和贷款收入将足以支付IMF的日常运营成本。2008年春季IMF执董会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呈交IMF理事会讨论。假定金价是850美元一盎司,执董会的测算显示投资账户每年将获得4.75亿美元的额外受益。

4、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DR)是IMF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成员国可将特别提款权兑换为美元、欧元或其他货币以应对暂时的支付困难。IMF在1970―1972年间和1979―1981年间总共分配了214亿SDR。

IMF通过两种方式向成员国分配SDR:特别分配和普遍分配。特别分配需要修改基金章程,因此须得到国会批准;普遍分配需要与国会磋商,但如果分配额不达到特定“门槛”,则并不需要国会批准。

(1)通过对章程的第四次修正进行特别分配。IMF对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都没有分配SDR,这些国家占全部成员国数的20%。1997年9月,IMF理事会同意通过特别分配使所有成员国的累积SDR与其份额比例相匹配。克林顿政府拒绝将这一修正提交给国会。但其他国家都通过立法程序批准了这一修正,使同意特别分配的成员国的投票权累计达到78%。现在只需要美国批准就可以使这一特别分配生效,它将使发行在外SDR数翻倍,达到428亿(约相当于630亿美元)。

(2)普遍分配。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支持通过普遍分配的方式增发2500亿美元等值SDR,这将使发行在外SDR数大约增加四分之一。这一提议有助于补充资本流出国的储备,减轻通过货币贬值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从而避免贸易扭曲。美国将从普遍分配中得到280亿SDR,这些SDR将由财政部管理的汇率平稳基金持有。

二、IMF增资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增加IMF资源至少在六个方面促进了美国的利益。

第一,增强IMF的贷款能力有助于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同时提高金融市场的信心。美国与向IMF借款的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每年4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则超过1万亿美元。危机贷款有助于保持外国市场开放,避免潜在的货币崩溃。

第二,IMF增资有助于减轻中小国家向大国求助的倾向,分散大国应对危机的负担。在IMF总的增资额中,其他国家出资额超过美国的四倍,这对美国是非常划算的。如果采取单边行动,美国将不得不付出更多。

第三,由多边机构对借款国施加条件比贷款国政府采取单边行动更有利。同时单边贷款还会容易导致贷款条件产生冲突。

第四,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金融机构减少了对地区性金融机构的需求。地区性金融安排的发展前景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还不明朗,因此IMF继续作为解决危机的中心角色对美国有利,并能够协调双边、地区和多边关系。

第五,对危机的多边反应加强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巴基斯坦、土耳其、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已经纷纷与IMF展开贷款项目的磋商。许多其他国家,如韩国,尽管没有从IMF借款,也得益于IMF创造的市场信心。

第六,国会批准IMF增资方案将加强美国在危机应对中的领导力,缓和外国对美国在危机起源中扮演角色的谴责,并促使外国政府采取类似的危机救援方案。作为IMF的主要创始国、总部所在地以及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美国是IMF中唯一的最具影响力的成员。

三、美国国会在IMF增资中扮演的角色

国会在美国的IMF政策中扮演中心角色。美国关于IMF的最重要的决定,包括章程修订、份额增资、借款安排以及出售黄金等,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尽管IMF在多方面推动了美国利益,但美国国会对IMF的态度一直都是摇摆不定的。

美国总体利益与国会对IMF的态度存在脱节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虽然IMF危机贷款支持了美国经济,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且贷款产生的效益是分散的,并不能直接使某利益集团或企业受益。因此,利益集团不可能将支持IMF列为其在华盛顿政治活动日程中较为优先的位置。

第二,与金融机构不同,IMF不能向议员选区的选民贷款或管理他们的资产;与联邦机构不同,IMF并不直接服务于国会议员的选区。在国会内部,与IMF相关的事务涉及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银行、国际关系以及拨款委员会,责任相当分散。因此,很少有国会议员愿意为IMF说话。

第三,由于国会需要利用其对IMF议题的否决权与政府在国内问题上展开博弈,因此在国会内部对IMF完全反对的力量并不非常强大。

作为制定美国在IMF政策的部门,财政部是美国内支持IMF的主要力量。财政部可以依赖白宫推动国会立法或者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向国会游说。当份额检查或章程修订摆上IMF日程,财政部会考虑国会的态度从而评估该项议题是否值得向国会游说,如果不值得,财政部会在IMF理事会会议上否决该项议案。在向国会提交立法请求后,财政部会寻求其他部门的协助,如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私人利益团体和意见领袖,动员各个利益团体支持。但是这样的游说联盟并不稳定,而且发起游说联盟越来越难。最近美国政府除非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向国会请求通过有关IMF的法案,而且通常选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发出请求。

四、结论

本文评估了美国向IMF出资的一揽子方案的内容及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并分析了政府与国会在IMF事务上的博弈。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认为IMF对私人资本市场的扩张不是阻碍而是有效的补充,而且IMF在稳定市场以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因此G20主要依靠IMF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加强IMF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持各国市场对外开放,从而有助于推动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

美国国会通过增资方案对保持美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外交事务的领导权至关重要。国会的支持将会维持美国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所拥有的领导权。反之,如果国会不支持在危机期间通过上述法案将不仅会损害全球经济恢复,而且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尚军、袁炳忠、谢栋风:G20伦敦峰会同意为IMF增资至7500亿美元[N].中国青年报,2009-04-0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4篇

亚洲危机之爆发，固然促使人们反思亚洲国家内部的体制问题，但同时也引发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一轮论争。这并不难理解。此次亚洲危机的起因与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也异于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如果说，墨西哥和欧洲的危机主要来自政府宏观政策失误从而诱发对联系汇率的“投机性冲击”（speculative attack），那么，亚洲危机则主要因私营部门的过度借债而导致同类的冲击。亚洲风波前夕，当事国政府并无财政赤字和高失业。因此，国际经济学关于“投机性冲击”的“第一代模型”（强调赤字引起政府外汇储备下降从而失守汇率）和“第二代模型”（强调固守联系汇率导致高利率从而增加失业）均不能解释亚洲危机。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观点。他本人1979年提出“第一代模型”，但他现在认为亚洲危机需要用新的基于企业过度借债的理论来解释。[1]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则进一步指出，“有一借主，必有一债主。外国债主在很多情形下是边际贷款人（marginallender）”。[2]可见，外国投资者也须对亚洲危机负一部分责任。这样，亚洲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就应运而生了。

本文将集中讨论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的改革问题。1997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IMF执行主席（Managing Director）提出了修改IMF章程的设想，其要旨在于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IMF章程。这是因为现有的IMF章程第6.3条规定，成员国政府拥有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IMF目前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探讨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新章程的问题。据IMF第一副总裁费舍尔（Stanley Fischer）介绍，新章程拟将现章程中关于“经常帐户”的条款扩展到亦适用于“资本帐户”。现章程第8条规定，成员国必须开放“经常帐户”，除非符合第14条规定的暂缓条件。新章程拟对“资本帐户”做类似规定。[3]

IMF讨论修改章程，恰值亚洲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之时，自然引起公众舆论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各种批评和建议层出不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观点：

(1)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莫斯(Larry Summers)坚决支持IMF修改章程。作为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当然了解学术界关于资本帐户开放应循序见进以及“资本控制”（即不完全开放）有时更好的观点。但是，萨莫斯却用一个比喻搪塞了之：“如发现多喝10％的酒精对人体并无害，我们是否要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呢”？[4]

(2)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院院长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IMF是“美国财政部的橡皮图章”。[5]他强调IMF现有投票制度极不合理，美国，日本和欧盟享有多数投票权，而中国和印度的投票权比荷兰还小。考虑到萨克斯几年前因为给俄国提出“休克疗法”而名噪全球，他现在这种猛烈抨击IMF的言论使一般听者顿吃一惊。

(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说，“有人声称金融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是通向繁荣与进步的道路。像东南亚那样的事态发展使人对这样的看法提出质疑。只要世界分成不同的国家，国际金融交易不那么顺利，可能是有利的。”托宾的改革方案是实行他最先于1971年提出的外汇交易税以减少短期投机活动的危害。[6]

(4)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Shultz)认为，IMF对亚洲的“拯救”计划，实际上是拯救国际投资银行和基金，是政治对市场的无端干预。他坚决反对索罗斯(George Soros)提出的用公共财政建立“国际信用保险公司”的观点。舒尔茨响应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建议：彻底取消IMF这一有害无益的国际机构。[7]

(5)里根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认为，IMF仍应以1944年创立时的目标－－协助各成员国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为己任，不要伸手过长。[8]IMF研究部前主任波拉克(JacquesPolak)也强调，修改章程，将IMF管辖范围扩展到资本帐户，“既无必要，也无益处”，因为这不是IMF“所能胜任的”。[9]

(6)“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的代表人物，杜克大学教授安妮·库格(AnneKrueger)指出，因为1973年以后美，日，欧之间实行浮动汇率，不再需要IMF协调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则由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决定。因此，IMF现在的主要职能事实上已经是专门的第三世界“危机管理”机构(crisismanagement)。[10]

(7)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提醒人们注意，美国新政时期对国内银行跨州经营的限制，至今尚未废除，[11]尽管今年已是自1979年以来美国国会第11次试图废除Glass-Steagall法案了。美国在内，外资本市场开放性上的反差与不对称，令人深思。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IMF成员国，理应义不容辞地在当前这场关于IMF章程修改的讨论中，发挥充分的作用。本文不拟对上述七种观点进行评价，而只是着重勾勒出二战后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这种对历史的把握，是我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IMF章程修改做出积极贡献的必要条件。

本文第二节将说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资本跨国流动的两点原因；第三节将阐述“特里芬悖论”和“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及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作用；第四节将根据不完全信息经济学，说明“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的重大区别，从而论证IMF目前的修改章程方案的缺陷。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资本流动的原因

IMF现在之所以要修改章程，正是因为IMF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时所定的章程中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IMF章程中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capitalcontrol)的权力。

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美，英两国主导下召开的。当时美国谈判代表怀特(HarryWhite)和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尽管分歧甚多，但在控制资本跨国流动这一点上却毫无二致。这是有两点深刻原因的。

第一， 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资本外逃将破坏二战后福利国家税收与金融政策的自主性。怀特是罗斯福新政中的左翼，后来在麦卡锡主义高潮中被指控为共产党人。[12]凯恩斯也强调，如无“资本控制”，有产阶级不会接受福利国家的政策。[13]

第二， 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国际金融自由化是有冲突的。值得一提的是，怀特是30年代美国财政部中最先分析日本对中国货币的投机性冲击的人，从而为美国当时支持中国货币稳定的白银购买法案作出了贡献。[14]他和凯恩斯从二战前各国竟相贬值的经验中，总结出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的冲突：前者要求汇率稳定，但若资本完全自由跨国流动，则汇率无法稳定。因此，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充分展开，必须对资本有所控制。 可见，资本控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思想之一。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Fleming-Mundell定理部分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该定理说明，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固定汇率”三个条件中，最多只有两项能够同时满足。

那么，资本控制又是怎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中被消弱的呢？这就得谈到“特里芬悖论”了。

三、“特里芬悖论”与“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要求各国汇率与美元固定，而美国保证35美元可兑换1盎司金。这一体系的深刻矛盾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Triffin)揭示了出来，即所谓“特里芬悖论”：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成为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而长此以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信心；若美国停止收支不平衡，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又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虽然西德、日本出于战略考虑同意帮助美国解决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仍不能逃脱“特里芬悖论”。尼克松总统终于在1971年放弃了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比率，从而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但是，美国政府于60年代曾为部分缓解“特里芬悖论”而出台若干限制资本流出的政策，其结果是有意无意地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所谓“欧洲美元”市场，即外国银行和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用美元进行的存贷交易，1958年出现于伦敦。它的直接起因是英国政府1957年禁止英国银行借英镑给非英国的贸易，从而导致英国银行转而直接开展美元业务。苏联因怕美国冻结财产，也把美元存放于欧洲银行。1963年，美国为克服“特里芬悖论”，通过了控制资本外流的“利息平等税”(InterestEqualizationTax)，对美国公民购买外国资产的收益征税。1965年，随着越南战争升级，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美国商业银行海外贷款更加受到政府的限制。这一切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大发展，因为在美国不易借到美元的跨国公司均转向“欧洲美元”市场。更为甚者，美国银行为逃避国内金融监管法规（特别是美国新政时期为限制短期投机借贷而规定的“Q条例”），纷纷设立海外分支机构。1960年时，只有8家美国银行有海外分支，现在则有几百家。

“欧洲美元市场”的勃兴，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时代的到来。它的最大特征是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金融监管，没有存款准备金(reserverequirement)。例如，美国政府对国内银行的美元存款要求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但“欧洲美元”存款则不须交准备金给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这当然是银行界的皆大欢喜之事，但却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欧洲美元”的过度借贷（特别是当阿拉伯国家将不敢存入美国银行的石油收入投入“欧洲美元”市场之后），是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于“欧洲美元”市场的态度是两重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美国认为该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维持美元储备有些吸引力，因为欧洲美元市场利率高于美国国库卷利率，这样可以减少其他国家要求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的压力。例如，法国戴高乐总统用兑换黄金的手段，打击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也日益感到完全不受各国政府调控的“欧洲美元”市场，是对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例如，当美国中央银行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却可以从“欧洲美元市场”上筹资来满足美国国内业务需求，从而使美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力下降。因此，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于1979年10月决定对美国银行的海外“欧洲美元”借款执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但遭到美国银行界的一致反对而未果。沃尔克的这一失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终于在1970年代末获得了超乎国家政策自主性的地位。[15]

“欧洲美元市场”现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象征，它现已不限于“欧洲”这一地理概念，也不限于“美元”：我们可以在香港，新加坡看到发达的“欧洲美元”，“欧洲日元”，“欧洲马克”市场。这些“欧洲货币”(Eurocurrency)市场又进一步成为“欧洲债卷”(Eurobond)和“欧洲股票”。在此次亚洲危机之前，泰国和韩国的公司进行了大量“欧洲货币”和“欧洲债卷”的业务。事实上，“欧洲债卷”是国际资本近年来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的主要形式。

四、“资本帐户自由化”与“经常帐户自由化”之差异

从上述两节分析可见，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市场”的勃兴，已使IMF章程给予各国的“资本控制”权力下降。虽然国际资本流动对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自主性也有诸多不利影响，但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更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

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16]

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的影响。[17]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前，IMF关于修改章程的主张，旨在把原来关于“经常帐户”的条款扩展到“资本帐户”上，这反映了他们没有考虑到前者对应的货物市场与后者对应的金融市场，有着重大的区别。从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有充分理由，将“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区别对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份额　汇率监督　政策协调

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三个大型国际经济组织共同维护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号称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缩写为 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缩写为 IMF）和“世界银行集团”。他们每天都在关注着我们的经济生活，精心维护着经济秩序，使我们有一个和平、宁静、稳定的生活环境。对于WTO，也许是因为我们经过艰难而有漫长的奋斗才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比较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因此舆论宣传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集团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却关注甚少。可能是我国加入（或恢复）这两个组织时（ 1980年）我国还处于半封闭状态，与我们的生活还不是十分相干，没有引起舆论的足够关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逐渐融入开放的世界，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们不能不再度审视与我们的开放金融生活息息相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于世界银行集团将另文介绍。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产生与机构组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缩写为IMF）是布雷顿森林城国际金融会议的产物。1944年7月1日到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邻近结束时， 44个国家的300多位代表集聚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城，就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召开会议。我国当时的代表——中华民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签署《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成立永久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该组织于 1945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1947年3月开始工作。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我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在有关文件上签字，并认缴了一定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历程，该组织已由最初的39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今天拥有 180多个成员国和成员地区。瑞士不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但参加该组织的活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织机构分三个层次：理事会、执行董事会、总裁和副总裁及有关业务部门。最高决策机构是成员理事会，由各国财长或央行行长组成，每年秋季举行会议，决定该组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问题，如接纳新会员、修改基金协定、调整基金份额、调整成员国货币平价、决定成员国的退出等。执行董事会负责该组织的日常事务处理，是个常设机构。该机构由24名成员组成，其中，出资最多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沙特阿拉伯各指派 1名，中国和俄罗斯为单独选区，各自选派 1名，其余16名由包括若干国家和地区的16 个选区各选派 1名，每 2年改选 1次。执行董事会另设主席 1名，主席同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每 5年选举 1次。总裁在一般情况下不参加执行董事会的投票，只有在正反两种意见票数相等时，总裁可投决定性的一票。另设副总裁 1名，由美国人担任。 1994年 6月，将副总裁名额增加到 3名，协助总裁工作。执行董事会下设职能部门若干：货币与汇兑事务部、各地区行政部、特别提款权部、研究部、法律部、财务部、统计部、出版部、基金司库、驻各地区分部和代表处等。图示如下。

在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之间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临时委员会（全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国际货币制度的临时委员会”），另一个是发展委员会（全称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实际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联合部长级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都是部长级委员会，其成员大都来自主要国家，而且级别很高，每年举行 2 -- 4次会议。另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还有两大利益集团：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十国集团”和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二十四国集团”。“十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等组成。“二十四国集团”不是一个稳定的组织，其成员基本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职能和主要业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表述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第一条：1.通过设立一个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合作的常设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2.促进国际贸易平衡地发展，提高和保持高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开发所有成员国的生产性资源，以次作为基金政策的主要目标；3.促进汇率的稳定，保持成员国之间有秩序的汇率安排，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4.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取消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限制；5.在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向成员国提供暂时性资金融通，以增强其信心，使其有机会在无须采取有损本国和国际繁荣的情况下，纠正国际收支失衡；6.根据上述目标，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基金的一切政策与决定，均应以本条所列宗旨为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主要有三项：①确立成员国在汇率政策、与经常项目有关的支付以及货币的兑换性方面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并实施监督。汇率监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其目的在于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汇率体系的稳定，消除不利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管制，避免成员国操纵汇率或采取歧视性的汇率政策以谋取不公平的竞争利益。反对成员国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出口补贴或任何其他手段操纵汇率，反对成员国采用差别汇率政策（如双重汇率、复汇率等）。②向国际收支发生困难的成员国提供必要的临时资金融通，以使他们遵守上述行为准则，并避免采取不利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③为成员国提供进行国际货币合作与协商的场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见增强、各国经济依存性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开设一个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合作的场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职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业务主要围绕汇率监督与政策协调、储备资产创造与管理、以及向国际收支逆差国家提供短期资金融通等展开活动。⑴汇率监督与政策协调。为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作，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汇率体系的稳定等，该组织定期对成员国进行检查，并实行多边监督，强调对国际货币制度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的政策协调和发展。并要求成员国在改变汇率政策时及时通知基金组织，使其能够及时进行监督和协调。同时基金组织对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也进行监督，因为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都可能导致汇率的改变。基金组织实施监督和政策协调的办法，一是要求成员国提供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有关资料，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持有的黄金和外汇资产、黄金产量、黄金的输出入、进出口值及国别分布、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收支的详细分类情况、国民收入、物价指数、汇率、外汇管制等；二是组织成员国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磋商；三是对各国的汇率和外汇管制进行评价。⑵储备资产的创造和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0年代末创造了“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简记SDR）”，它是一种依靠国际纪律而创造出来的储备资产，它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功能，但不能流通，不能被私人用来作媒介物。其分配是无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向参加“特别提款权部”的成员国按一定比例分配SDR，并记入成员国特别提款权帐户的贷方。当某成员国（甲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需要使用 SDR时，基金组织指定另一国际收支顺差国（乙国）接受 SDR并记入乙国帐户的贷方，同时在甲国的帐户借方记入相应数字。然后由乙国将等值的可兑换货币转入甲国的央行，甲国用这笔可兑换货币平衡国际收支。最初定价1 SDR等于 1美元，1SDR等于1盎司黄金。现在采用五国（美、英、德、日、法）各自对外贸易在五国总贸易中的百分比为权数，分别乘以五国货币“计算日”当天在外汇市场上对美元的比价，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出计算日当天 SDR对美元的价值。然后通过市场汇率再分别计算出 SDR与其他货币的比价。权数每五年计算一次。通过上述计算方法，我们可以知道，SDR的价值是比较稳定的。SDR的用途，除了前述可以划帐的方式获得可兑换货币外，还可以用作缴纳基金份额、清偿与基金组织之间的债务、向基金组织捐款或贷款、充当储备资产等。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仅限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基金组织之间。⑶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基金组织向成员国提供贷款的数额与其份额紧密联系在一起：成员国从基金组织获得贷款的限额每年不得超过其份额的110%，三年累计不得超过其份额的330%，总累计净额不得超过其份额的440%。成员国获得贷款的方式是以本国货币购买可兑换货币，还款时用可兑换货币或黄金购回本国货币。贷款利息用SDR支付。贷款种类有：普通贷款、补偿与应急贷款、缓冲库存贷款、中期贷款、结构调整贷款、补充贷款等。

三、基金组织成员国的份额与权利分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有四个部分：一是成员国认缴的份额，二是基金组织在运行过程中所获得的收入，三是向成员国借入的款项，四是其他途径获得的资金。其中，成员国认缴的份额是基金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份额是成员国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一定数量的款项。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份额的 25%用黄金缴纳，75%用本国货币缴纳；1976年“牙买加协议”生效后，用黄金缴纳的 25%改用可兑换货币或特别提款权缴纳，其余部分仍用本国货币缴纳。总份额和成员国各自的份额每五年调整一次。最初的总份额是76亿美元，经过多次调整，目前约2880亿美元(折2120亿SDR )（据1998年资料）。

各成员国所占的份额，最初是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出来的：

某国的份额=(0.02Y+0.05R+0.10M+0.10V)(1+X/Y)

式中，Y代表该国1940年的国民收入，R代表1943年的黄金和美元储备量，M代表该国1934年--1938年的年平均进口额，V代表该国同时期出口的最大变化额，X表示同时期的年平均出口额。某国的实际份额是上式计算结果的90%，其余的10%作为基金组织的机动部分灵活掌握。这个公式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国际收支的波动作用。二十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基金组织两次对份额计算公式作了修正。把进出口额改为经常项目的支出和收入，扩大了经常项目收支波动的作用，缩小了国民收入和国际储备的作用。

根据1997年12月份的IMF《国际金融统计》资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主要国别分布如下：发达国家金额 88425.2百万SDR,占总份额的60.85%,发展中国家金额56893.6百万SDR,占39.15%。总份额中，美国占18.25%，德国占 5.67%，日本占5.67%，法国占5.10% , 英国占5.10% , 沙特阿拉伯占3.53% , 意大利占 3.16% , 加拿大占2.97% , 俄罗斯占2.97% , 荷兰占2.37% , 中国占2.33% 。

份额的大小，不只是一个成员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应认缴的款项，同时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基金组织内的权利、义务和地位。①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每个成员国都有 250票基本投票权，此外，每缴纳10万美元份额就增加一票投票权。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美国的投票权约占18%，因此，美国在基金组织内拥有绝对的否决权。②借款权。每个成员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借款限额与其份额紧密相连，份额越多，可获得的借款也越多。③ SDR分配权。每个成员国的特别提款权的多少与其份额也成同比例关系。基金组织根据各成员国上年年底在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按同一比例进行分配。成员国可以动用的特别提款权数额，平均不超过其全部分配额的70%，并且这70%部分无须偿还。任何成员国，只要其愿意，最多可持有三倍于它本身分配额的SDR。成员国使用所分配的SDR需支付年率1.5%的利息。此外，份额还决定了成员国的其他一些权利。

四、我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发展

我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最初的份额是5.5亿美元。当时的代表是中华民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台湾政府一直窃据该位。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立即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经过我国政府多次努力与抗争，并声明对中国在该组织中的财产和权益保留权利。直到1980年4月18日才正式恢复大陆的合法地位，但保留了台湾在该组织内的地区成员地位。目前，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有四个席位：一个创始成员国席位和三个地区成员席位（台湾，香港，澳门）。不包括三个地区成员的份额，我国1980年的份额是12亿SDR，1983年增加到18亿SDR，1989年是23.91SDR，1997年是33.852亿 SDR。占总份额的2.33%，占总投票权的2.29%。

我国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往过程中，使用过部分 SDR，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了许多技术帮助，如金融规划、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外汇管理等。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综合实力的增强，我国也参与了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活动。如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阿富汗等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1997年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于稳定亚洲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真正负起了一个大国的责任。

目前，我国的央行行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理事，财政部长是副理事。同时还有一人担任执行董事会董事。随着我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我国将在该组织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逐渐深入到我们的金融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

2、孙肇昆、肖瑜《对外经济工作实用全书》，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姜波克《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许斌《国际金融简明教程》，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