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社会对大学英语人才的需求量逐步增加，于是大学英语课程不得不进行全面改革升级。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知识实践的能力，使学生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因此，探索一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新道路成为了高校迫在眉睫的任务，大学英语改革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这些方面成为了英语教学改革的内在动力[3]。

2大学英语文化哲学中渗入传统文化元素

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高度应用，国家之间形成了文化传播以及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更进一步的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优秀的文化元素，然而在这过程中也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针对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冲突问题，许多学派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观点，从总体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都把问题的焦点放在了外语教育的目标文化语上。在大学外语教学的过程中，通常强调的是对英美文化的学习，主要培养学生使用英语时的交际能力以及英美文化敏感度，很少在外语学习中加入本民族语言的文化学习。在跨文化交际方面，主要培养学生分析西方文化在行为规则、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能力，在西方文化模式的认同、适应方面得到了过分的强调。这样，使得具有深远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受到了威胁和挑战。目前，大多数高校开设的课程中，仅有大学语文等少部分学科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相关，而且都基本上被设置成了辅修的课程，较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4]。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不仅应该把其中的英语综合能力以及英语跨文化交流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而且还应该注重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传承和传播，从而增加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增强学生自主学学英语文化哲学的能力

大学英语在高校课程设置中属于一门知识面广、学习量大的基础公共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以及学生英语水平高低不一等问题，导致教师注重集体同步走的效果。教师忽略了英语优秀学生不能深层次的学习英语知识，而英语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则跟不上教学的步伐，从而不能很好的达到教学效果[5]。在多元化的教育模式推动下，大学英语课程相应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的人文关怀理念逐步发生了转变。大学教师在英语教学中逐步转变了传统的以教学为主、学生被动听课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教材，并合理选择学习的方式方法，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学习。同时，当学生在自主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遇到难题和疑问，教师可以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

4大学英语教学中创设外国文化学习氛围

在开展大学英语教学工作时，教师适当创设外国文化学习的氛围，让学生更进一步的了解外国文化，有助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教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书本上的知识外，还应该结合课本知识收集一些有关的实物信息或视频资料等，当讲解到某一相关的部分时，利用多媒体进行多方面的展示，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从而更为真切全面的了解外国文化。除此以外，大学英语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进行相关资料的搜集和学习，从而开拓英语视角，广泛认识外国文化。因此，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当培养学生的人文特质，对国际文化中的知识进行传授，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哲学的民族性：少数民族哲学可能的客观依据

人们对哲学民族性的研究，已达成了共识，这就是：民族性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特征，哲学是以民族的生命实践为源泉和基础的。虽然有超越于具体的民族性的哲学价值和观念，但任何现实的哲学都必须以民族哲学的形式才能存在。无论是哲学观念还是哲学形态，都有其特定的民族归宿和民族性格，即使在当代，虽然哲学的非民族性趋势日益增强，但要理解和体验具有非民族性的哲学观念和哲学价值，也仍然要从特定的民族背景出发。

在讨论哲学的民族性时，我们遇到了民族性的不同层次，并曾因此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这种哲学民族性的层次性表明在最高层面，即是哲学具有民族性，任何哲学概莫能外;同样，任何民族都有其哲学，尽管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在这个层面，人们讨论的是：是否所有民族都有哲学?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从一般是个别的体现的角度，顺理成章地可以得出有少数民族哲学的结论，而且得出只要是一个民族，就有其哲学的结论。过去从思辩哲学的角度，人们认为不是所有民族都有哲学，如任继愈主编的多卷本!国哲学史》即强调7不能说每一民族都有哲学。”伍雄武则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论证各民族都有哲学，他强调7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不论是否如蒙古族那样有过震惊世界的伟绩，只要他战斗过，拼搏过，生存发展至今，它就一定有自己民族精神的精华——哲学思想。”

在次层面，即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底哲学”，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按冯友兰的说法，这不是哲学在中国”，而是中国底哲学”。这个层面的问题是哲学范式”问题。由于哲学”一词是根据西文philosophy而经日本人西周翻译过来的，中国人没有取得哲学”的初次命名权，所以要在中国讲中国哲学”，就有一个名符其实”的问题。尽管目前中国哲学”在学科上已成立，中外课堂上都已开设了中国哲学课并有众多的硕士、博士招生点，产生了众多的专家学者。但是在学理上的成立，却仍然是一个还在继续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国哲学”的研究者，似乎也总忘不了在自己的研究中找寻这样一个根据，借以确立!国哲学”的合法性，如胡适在!国哲学大纲》中以哲学问题为根据'、冯友兰以哲学内容相似来论证(、韦政通以哲学起源来论证、牟宗三以文化要素来论证等*。直到最近还有学者在I明日报》上讨论这个问题+。可见，中学西范”带给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心病，已成为一个世纪心病。

再次层面，是由中国底哲学”而下至中国少数民族底哲学”，这个层面的民族性是解决中国少数民族是否有哲学这一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这也是解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在这里，是运用!国底哲学”范式?还是直接运用西方哲学的范式?还是另找生路?同样，这也有一个范式运用问题。李兵、吴友军的E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兼论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李兵的E数民族哲学：意义及可能》是运用的当代哲学范式;伍雄武在‘论少数民族哲学及其意义》中从民族文化构成的角度立论，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角度立论，在论证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方面，算是另谋生路，但与韦政通以哲学起源来论证、牟宗三以文化要素来论证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方法是一个理路。

最后一个层面，即直接将哲学的民族性落实到某个具体的民族上，如土家族、苗族等。龚友德的族哲学思想史》、李国文的?巴文化与纳西哲学》#、伍雄武的_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气乌兰察夫等的蒙古族哲学-想史》&等即如此。这最后一个层面，目前还没有看到讨论某民族哲学合法性的报告。大约是越具体越敏感的原故。

当然，也许还有人说，中国哲学民族性问题还有另一层次，如西南、西北等。我们认为，这样分也可以。其实在现实中已有人在这样分。

哲学具有民族性，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但对哲学民族性的论证，却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可归结为两种理路：一种是改变范式，如中学西范”等，目前多取这种理路[一种是寻找内部支撑，如文化构成说等。我们认为，由于哲学民族性本身已不只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且是一个事实判断，所以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其合法性是不应成为问题的。但是，对民族哲学研究范式的选择却有一个合理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更合理地理解这一民族哲学的问题。按照这种思考，我们面对的就只是民族哲学研究的科学化、合理化问题，也许还有现代化问题。

二、理论的适用性：少数民族哲学可能的理论依据

为了有效解决少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首先必须有一定的理论视点作为理论支撑。有这些理论视点吗?回答是肯定的。

1.哲学问题的展开方式具有不同的层次性

哲学之思本身就具有层次性。如在20世纪的中华大地上，至少在哲学思潮和哲学问题上，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问题，并相应地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思潮。第一层面的问题即哲学本体论问题、哲学认识论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哲学思潮。第二个层面即历史观和文化观上的问题，围绕着这个层面的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民生史观等多种历史观，在历史观上产生了复杂的争鸣局面，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等多种文化观的复杂交错的局面;历史观讨论的当然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而文化观讨论的则主要是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问题。第三个层面即政治哲学层面，这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的。在这个层面，产生了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个民族的哲学之思，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层次性，不能因为不具有某个层次而否认其整体。对少数民族进行哲学研究当然也应作如是观。

2.哲学思维有理论的表达与文学的表达之分

哲学的理论表达是理论化的哲学思维。这本身就意味着还有非理论化的哲学思维。也就是说，哲学思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用概念的形式来表现，也可以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的哲学思维，就是一种非理论化的哲学思维。这种哲学思维，大量地存在于哲学专著之外。如恩格斯在研究哲学辩证思维的形式时，就没有忽略这种情况。他说：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粒摩的侄子》和卢梭的I仑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这两部辩证法的杰作”不是哲学专著，但却富有哲学的辩证的思维。中国古代文献仙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惟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獅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_非子》中所讲的自相矛盾”，西方文献伊索寓言》中所讲的快乐是懊恼的姊妹”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矛盾的相互转化，具有哲学辩证思维色彩。这就说明，在文学作品中，哲学思维是大量存在的。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理论支撑，所以我们在论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时，就有了更宽阔的取材范围。

3.哲学理论的阐明有理论阐释和理论运用两种形式

我们在对某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进行讨论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是否有专门的哲学论著”。其实，这是一个假设问题。因为哲学理论的阐明本身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专门的哲学专著，如反杜林论》等;一种是在解决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中通过运用某一理论来体现这种理论，如倏本论》。人们可能谁也不否认倏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但却并未因此而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表述形式，没有注意到这种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发其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形式。其实，任何哲学理论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表述。对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曾在俄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倏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可以看出，李大钊在这里明确区别了这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之所以对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如向警予、赵世炎、卓炯等人的著作没有从哲学上去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区别这两种哲学的阐明方式。4.哲学在存在形式上可分为学术的和日常的两部分别林斯基曾说，哲学在存在形式上可分为两部分，可以分为两类，即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常的。这两种哲学往往或多或少地相互关联着，谁要描绘社会，那就要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重要”!。高尔基也说：X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的唯一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是就时间、就美或创造天才来说，他们总是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列宁也曾指出A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的学者，所有讲师和教授们，就会研究那些哲学小册子，研究那些突然想过哲学瘾的冒牌知识分子写的毫无意义的文章。其实这指他谈到的无名作者的手抄作品)才是真正的人民创作，可是他们却忽略它，没有人知道它，谁对他也不发生兴趣、也不写文章评述它。不久前我翻阅了一下考鲁包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图书目录。那里应有尽有!俄国哲学家的著作的书单子一指厚!洋洋大观!可是富有人民哲学思想的作品书目却一点也没有。要知道，这比起我们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生的哲学家所谓的哲学的’胡说八道要有趣得多。难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中竟找不到一个愿意研究这一切和对这一切写出有系统论文的人吗?这件事情必须做。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民的创作反映了各个时代他们的世界观。”&可见，我们研究哲学，不宜只专注于哲学家”，还要关注于这些第一个哲学家”。

我们认为，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解决了以上的理论视点问题，我们就知道了研究少数民族哲学的着手处。

三、哲学的特殊性：少数民族哲学可能的现实依据

哲学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哲学的民族性即是通过哲学内容与哲学形式体现出来的哲学的特殊性。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已多有学者研究，我们只要举出两本专著即可。在萧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作了如下阐明：鲜明的民族性;内容丰富，流派纷呈;带有神话色彩、想象力丰富的原始宇宙生存论、原始宇宙演化观，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一大显著特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大都明显地受到宗教的影响;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哲学思想，萌芽早、形成晚，发展缓慢，理论思维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尽管有着朴素性、经验论等特色，但也有重知识、强调理性的特征;相互影响、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等。佟德富则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作了更明确的阐明。

大家都习惯于用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论述来论证学科成立的依据，即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r气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也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这一学科成立的依据。目前，在学科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已解决，这从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校编写了教材、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走进了课堂等方面已可证明。至于学理上的合法性讨论，如上所述，虽然由于中学西范”给中国哲学”合法性带来的心病而受影响，但我们认为，这只是范式”的病，而不应是中国哲学”或)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病。所以，因为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特殊性的支撑，少数民族哲学”自然有其现实依据。

最后，还有必要就民族性与阶级性问题加以研究。因为前辈学者任继愈认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哲学家、思想家，不应当只看作汉族的，他们也属于所有兄弟民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要指出的是哲学是阶级社会里的产物。哲学家的民族性与阶级性要结合考虑。民族性不能混同于血统论，不能光看哲学家的民族出身，还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哪个集团，及其文化传统源流。”%无疑，对于哲学家的研究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但因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除了哲学家”以外，还有那些非家的哲学思想”问题。所以，民族性与阶级性问题也是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问题。

四、哲学的内在性：少数民族哲学成立的构成根据

从哲学范式的类比论证到文化内部构成的要素论证，从论证的意义上讲，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我们要问的是，有没有一种可以直接从哲学内部的构成来论证的方法呢?或者说，再从文化内部构成的要素论证转向哲学内部构成的要素论证?我们认为是可能的。

一种哲学的确立依据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的问题。哲学观的不同，不仅影响其哲学研究的选材，而且影响其哲学分析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史观，就有多少种哲学史著述。大家只要注意黑格尔与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著作就一定会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清新的体验。比如，以葛兰西的人人都是哲学家”作为哲学观#，则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就是不成问题的。而以黑格尔的思辩哲学的眼光，就不仅是少数民族哲学，就是中国哲学也成为问题，因为中国哲学缺少抽象和逻辑。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探讨一种哲学的确立内在构成依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认为，当我们在讨论少数民族哲学”确立依据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何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中提出构成哲学的以下要素，这些要素即是哲学定位和成立的共性因素：

1.哲学的时代性

大家都承认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不要忘记，时代精神是通过它的研究主题表现出来的。哲学的时代性决定一种哲学的主题。虽然因为哲学家们对时代精神的体验不同，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期望不同而致同一时代的哲学通常会出现不同的哲学主题，但这不是时代主题本身的问题，而是哲学家或哲学思维的主体对时代主题的把握问题。不同的哲学就是在这种对时代主题探索的不同中相互碰撞、交错发展的。承认了时代主题，就承认了一定时代的哲学共性;承认了不同的把握，就承认了不同的哲学个性。

2.哲学的思维传统

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思维方式的传承，这就是哲学的思维传统。哲学的思维传统不是过去了的、死的东西，而是不断积淀、日益丰富的人类的活的精神。每一代哲学家都会选择哲学史上的某一思维传统，对它进行加工、改造，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所以，哲学的思维传统，决不属于过去，它永远是哲学的未来。如果我们把握了一种哲学的思维传统，了解创造它的哲学家们为什么选择这一思维传统，对这种思维传统作了怎样的加工、改造，那么，我们就领会了这一哲学中最深邃的思想，感受到它强大的生命力气对于哲学与思维方式的这种关系，有学者已强调哲学只有作为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才有可能”$。而所谓的哲学思维传统，无非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传统而已。

3.哲学的研宄对象和运用工具

任何一种哲学，都是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运用工具构成的。研究对象和运用工具的特殊性既可以构成不同时代的哲学性质，也可以构成同一时代不同哲学体系的差别，甚至还可以构成不同哲学传统之间，或同一哲学传统内部不同哲学体系的差别。哲学史就是由这些千差万别的哲学体系构成的。比如，在维科的文化哲学体系中，把人性作为哲学的对象和出发点并且以语言为理性工具，从而体现了其哲学的现代人文主义哲学的共有内容。

上述三条是作为一种哲学确立的共性标准。若具体到某个民族的哲学，则要同民族性结合起来。如时代精神，就一定是民族的时代精神，对此，黑格尔即强调：人们在某一时代内并不只是作一般的哲学思考，而某一特定哲学之出现，是出现于某一特定的民族里面的。而这种哲学思想或观点所具有的特性，亦即是那贯穿在民族精神一切其他历史方面的同一特性，这种特性与其他方面有很紧密的联系并构成它们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则对这个问题更明确地表述为：德国人是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他们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是信仰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他们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的民族性是德国因素和法国因素的混合体，这两种因素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当然也就比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广泛、更全面，因此，具有这种民族性的英国人就卷人了一场更广泛的即社会的革命中去。”如果我们按照这些要素对少数民族哲学进行分析，即可确立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给蔡和森的信》，《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会继续下去。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哲学大众化 科玄论战 哲学实践性

193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以阐述马克思唯物主义原理、认识论内容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范畴为主要任务，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然而至今，哲学这个词汇及其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大众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其原因是缺乏对哲学精神的领会，这使得哲学大众化必须开拓新的途径。

哲学大众化的问题即哲学本土化的问题

尚庆飞认为，哲学大众化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哲学“化”大众；一是大众“化”哲学。①前者是指用哲学的思想来指导大众；后者是指用大众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哲学。哲学虽然超越现实，但也是基于现实的，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②因此，真正的哲学并不是远离大众。当强调哲学大众化的时候，也恰恰说明哲学同其受众之间存在着思想基础上的距离。

所谓哲学大众化，理应是任何一种形态的哲学同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但哲学大众化并非让大众性的东西“化”掉哲学的精神内核，故而哲学大众化的任务首先是哲学“化”大众。哲学大众化的基础是哲学能够适应大众的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

哲学本土化历程对哲学大众化的启示

科玄论战首次使得哲学本土化、大众化。哲学的大众化始于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思想革新运动和思想论战之中，其中包括对20世纪的中国乃至现代中国都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和科玄论战。科玄论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场论战波及范围之广泛，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的，参加这场思想大论战的主角分别是以弘扬中国传统儒学为特点的“玄学派”，弘扬科学、民主等思想的“科学派”，还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论战围绕着“科学主义能否适用于人生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差别等问题展开争论，其实质正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融合的大辩论。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玄学派、唯物史观派各执一词，将中、西、马三种思想的分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于“哲学”一词的解释，科学派的丁文江定义为：“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③基于此，哲学必须要受科学的指导。虽然科学派的其他立论者指出不能把“无公例可求”的“人生观”混同为“玄学”（哲学），但他们依旧认为科学必能为人生观提供原则的指导，同时也能为玄学（哲学）提供原则的指导。玄学派则主要将哲学同中国儒学结合起来，说明哲学不仅没有过时，相反，中国思想能够为哲学开出一条新的路径。这也使得玄学派对哲学的理解有中国化的特点。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④唯物史观派有支持科学派的倾向，如黄玉顺认为：“科学精神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更加势不可挡。”⑤

科玄论战对于哲学和科学之间关系的悬置对哲学本土化的影响。在论战中，科学派和玄学派各执一词，针对科学能否作为哲学的指导原则，并未能讨论出明确的结果。科玄论战虽然没有使得中国思想界对哲学、科学与中国儒学之间的联系达成共识，却清晰地表达出当时思想界的两种倾向：一是玄学派将哲学同中国儒学讨论的内容混同；二是科学派认为哲学必须经由科学的原则来加以指导和论证。事实上，由于唯物史观派和科学派都赞同科学主义，又加之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得科学派占了上风。正如陈独秀说：“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⑥

科玄论战的悬置产生的后果是：当我们对科学主义普遍加以推崇，甚至论证一种哲学是不是“科学的”的时候，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区分的认识，至今还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时期的水平。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悬置，必然会使得大众对哲学的误会逐步加深，背离哲学精神，也会使作为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话语权被科学占据的境地。

新文化运动时期哲学本土化的路径。科玄论战的更深层次原因是1917～1921年“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新文化运动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文化，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也就首当其冲。新文化运动要求革新或彻底改变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代之以“世界主义”、“欧西学说”，而此世界主义和欧西学说又并非全部西方思想，而是以普世的科学和民主作为其核心。陈独秀曾说：“国性”乃中国走向“世界大同”的“进化障碍”，“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⑦钱玄同认为：“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人。”⑧在这样的思想倡导之下，在以科学主义作为哲学的指导原则之外，哲学的本土化又开出了以西方哲学的体系来拆解中国传统文化路径。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把中国哲学拆解为本体论、辩证法等。这种拆解实际上是以西方哲学思想为基点来寻找中国文化中与之相匹配的共性。

哲学为现实服务是哲学本土化、大众化的基本要求

哲学为现实服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儒学的内在共性。马克思曾说：“（以往的西方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⑨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哲学以其形而上的特点，总是高于生活，超越现实。即便是在反形而上学的新哲学中，哲学依旧不是为现实服务的。但在中国儒家学说中，恰恰是以现实为其服务对象的，儒学的思考路向不是向着超越，其最大的特点是体用合一。通过对儒学发展史的考察可以看到：体用合一这一思想的产生正是因为儒学遭遇了佛学超越论的冲击，但儒学并没有由此实现超越的路向，反而从对超越的论证中返回了现实。儒学这条路指向的目标，恰恰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此即北宋张载所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的立足点，使它同儒家思想的追求有了共性，即对现实的批判、超越的目标是服务于现实的。

哲学为现实服务是哲学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哲学为现实服务体现在哲学的现实批判性上。哲学对现实的批判性是其最基本特征之一，柏拉图在记载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捍卫哲学而就死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哲学之于希腊城邦，好比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醒来，赶紧前进。⑩另一方面，哲学为现实服务体现在哲学的“追求真理”上。鲁迅也曾通过这样的故事比喻过哲学：有一家人生了个男孩，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人看，……一个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痛打。当然，被痛打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哲学家。这个故事正指向哲学的另一基本精神，即求真。亚里士多德那句著名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便是这一精神的最佳写照。“求真”不但不是哲学脱离现实的区域，反而是同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所谓哲学“超越现实”不是指哲学是纯粹的玄谈，而是指哲学要指出现实中最本真的部分。

哲学为现实服务是大众化的基本要求。对于大众来说，掌握逻辑学、掌握某一个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是同其现实生活要求相违背的，同时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大众化。哲学的大众化要求哲学的精神必须能够为大众所理解，首先就要求哲学的精神能够服务于现实生活。在哲学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不是某种西方哲学理论的传播，而是哲学精神的传播。

【作者单位：文山学院】

【注释】

①尚庆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与推进路径”，《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第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0～121页。

③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收入于《科学与人生观》，汪孟邹编辑本，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初版，张利民整理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④⑤ 黄玉顺：“科玄论战的过程”，2001年第11期。

⑥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七第五号），1920年第4期。

⑦⑧程巍：“新文化运动与：两种精神的缠斗”，《中华读书报》，2023年第7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页。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族哲学；中国哲学；书写方式

20世纪末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模式”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而且使各种“中国”牌学术、特别是“史”学模式开始反思学术上的“中国”的范围，除《中国通史》之类，其“中国”尚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之外，其他诸“史”，诸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法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之类，差不多都遇见了同一问题――虽然都定其名曰“中国”，而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XX成长史”，没有涵盖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于是兴起了传统“中国”书写模式之外的“中少”模式――《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这些众多“史”、“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国”字号的学科的确该诉求名副其实了。其中不少的“史”、“论”对这方面都有明确的认知，如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序”及“导言”中、熊坤新于《民族伦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贺金瑞等于《民族伦理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中等都有所论及。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其中如何安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其中如何让《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名副其实的问题。虽然大学哲学系不像“中文系”那样直接有正名的问题，但为“中国哲学”的正名问题却势头正盛。

一、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

如何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面对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曾长期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初即是一个《中国哲学史》书写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这里的“中国哲学”既应该从广义与狭义进行不同的界定，也应该作意义与学科的区别，但无论如何都面临着是否名副其实的问题。这一问题从空间向度上分析，一是在“中西哲学关系”上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如冯友兰“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于是即有金岳霖的“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即写出区别于欧洲、印度、阿拉伯、非洲……亦即区别其他任何一国或一系哲学的中国哲学。这种中国哲学既符合哲学的共性或一般的哲学，其所讲的哲学具有普遍性，包括内容、问题、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色，有中国哲学的个性，包括观念、范畴、话语系统、特殊问题等；还包括中国哲学史的治史者的学术背景、民族形式、时代精神、个人风格等方面的个性。二是在“中国各民族内部哲学关系”上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即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中反映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内容。从时间向度上，这一问题就是如何理顺“中国哲学全史”的问题，包括它的萌芽、产生、发展直至近现代的哲学转型，比如以“中域”文化为基本线索的中国哲学的萌芽期明显由于汉史材料等原因而研究不足，虽然近期取得了长足进展；历史上有些历史时段明显研究不够而空白时期不少，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部分、隋唐哲学思想研究中从王通到韩愈而中间差不多留下了两百年空白等；不同的历史地理区间没有完全得到展现等，应该说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地理时空的拓展问题，而这方面的问题即反映出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资源的挖掘不够有关。三是在精英、经典与社会大众的一般的、普遍的思想之间出现一定断裂的情况下写出真正反映整个社会思想状况的实“史”，而不只是关注高悬于、深藏于“象牙”塔上（中）的精英与经典思想，把社会大众的普遍之思引入哲学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比如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以口承文化、物态文化、仪典文化及至主体文化如寨老制度等体现的哲学文化之思，就是以普遍的“民族”文化形式呈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民族”哲学之思，认识一个社会、认识一个民族、认识一段历史，没有对这种社会一般思想的认知显然是不全面的。正是在上述三种尺度上，中国哲学形成了20世纪的独特的“学科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不断在这两个方面做着艰苦的探索和巨大努力。其中核心的问题被转换成中国哲学的传统和超越问题或创造性转化问题或是通向未来之路的问题，并且，各种论文、各种学术会议、各种通史性学术论著等都会随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兴旺，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确存在某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诉求即是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多元性、完整性，并进而体现出中国哲学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二、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开拓中国哲学史未来之路

曾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笔者认为，的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观中国哲学史”，其意在于说明“观中国哲学史”离不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

其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起步，如果上溯历史，自然可以上溯到先秦。《庄子?天下》等篇中已强调当时“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状况的存在，渴望“齐万物”、“齐是非”的一统之道。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及以后的各学术史论，也都有自己的一统之道。在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开启了用近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写出专著的先河。但在当时，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还不突出，因而书中反映的只是以汉族哲学为主体、以朝代更替和汉文正籍诸文献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史。此后的冯友兰、萧公权、范寿康、钱穆等先辈学者也相沿成习，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若干年，仍是这种现象。纵观这些通史性中国哲学研究，在体现中国哲学史的“民族成分”问题上，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避而不谈，只讲中国哲学史，阐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方法、目的和意义。在通史性的著述中，对各主要哲学家进行描述，概述其生平、著作、哲学思想。在对哲学思想的论述中，由于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选择的差别，虽然论述方式有所不同，如英美哲学影响下的胡适一冯友兰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下的郭沫若一侯外庐范式，中国哲学研究的“两个对子”范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与研究范式转移等。影响特别大的恐怕要算两个对子范式，其特点主要是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思想影响及评价等方面进行阐明等，但无论哪种范式，论述的结果都是：表面上是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中国的汉族哲学史，最多可以说是“中域”哲学史。这类哲学史著述，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论述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第二种是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在这里，“中华民族”得以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民族融合。在强调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的哲学思想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但是，这里只是把“中华民族”当成是一种方法问题，因而在书写中国哲学史过程中，往往写的仍然只是汉族哲学史，而且在内容的表述上与第一种类型略同。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在全书绪论第十节讲“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在对中国作“中华民族”整体界定以后，讨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问题，最后就主要讲“民族融合”，实际上是用一种“以夏变夷”的指导思想写下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并强调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因此，从思维方式上说，该书仍没有改变过去忽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倾向。

第三种是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描述中，既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又强调各民族的差异性。但是，这种民族的差异性并没有展开，有的只是提出了地区差别的问题，如强调老、庄道家哲学，就主要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所至。可是，在其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又没有完全超越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式，如有的书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但是由哪些民族的哲学构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哲学，其书并没有阐明清楚。最终结果仍然是可想而知的，即中国哲学史实际上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汉族哲学史。甚至还可以看到像任继愈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所说“不能说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一类的论述，而这也正是直到目前仍然存在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不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中国哲学通史性著述中的应有地位。因此，我们看到，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稿》中的郑重说明，并希望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同志能予以补足。

与上述情形相应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哲学研究的推动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得以展开。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由于西方学术细分化、学科化（分科制）研究的再传薪火，即自西方哲学的学科独立启动中国哲学研究以来，中国哲学经过了冲击、融汇、创新、发展、反思等诸阶段，然后发展至当今中国哲学主体性的阐扬，中国哲学研究已经近于成熟，以至于人们着眼于寻找“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缺失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也逐渐为人诟病，各少数民族自身则从学科细分化与学科自觉的层面阐扬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这种哲学自觉表现在成立了中国南北方各自的“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学会”，并最终统一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学会”；表现在自觉按照当时所能被接受的“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并成为一时风气；表现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教学进入了部分民族院校的哲学教学课堂，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新动力；表现在成就了一大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经典成果，包括教材、专著、论文、资料选编、论文选辑；表现在进行大量的学术研究组织活动，包括会议、专栏、网站、报刊、杂志宣传；表现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承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新开拓等等。这些自觉的直接成果即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自身建构，一个是内容的建构，一个是学科的建构，从而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内在动力。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中，内容上的建构进展仍然不大，成就仍然不显明，除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部分中国哲学研究的文献综述、刘文英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郭齐勇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等而外，在其他的相关“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论述中仍然难觅踪影，以致于在有关权威部门主持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虽然曾被列入计划，但最终还是被取消了。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本身的学科建构，却在不断地获得发展，不仅有了课程、教材、专业组织、专业课题等方面的“学科”标志，而且有不少少数民族出版了自己民族哲学的研究专著，并已谋求推动涵盖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项目及相应成果。事实上，中国哲学中从来不缺少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成分，只是未得到确认而已。

根据目前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角度，人们已从不同层面指向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除我们下述的直接哲学研究而外，尚有：

――“神话哲学”研究。“神话哲学”一词，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即写过《神话哲学与天启哲学》一书；到20世纪，著名的德国学者卡西尔在《象征形式哲学》中也曾使用“神话哲学”一词，并据以作为标题，而中国学者以此为题的论文更不在少数，如胡景敏、孙俊华《神话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天人论》（载《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胡景敏、孙俊华《（庄子）生命意识的神话哲学解读》（载《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张蕾《（西厢记）时空方位中反映的神话哲学》（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S1期），方艳、李俊标《龙蛇之辨与阴阳之化――说龙在中国神话哲学中的意义》（载《唐都学刊》2007年第4期）等。至于著作，则有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可以看出，对于神话，是既有哲学值得研究，也有进行哲学研究的必要。而这也正是“神话哲学”的双重含义。其中的《中国神话哲学》则大量地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佟德富《神话宇宙观初探》（载《宗教与民族》2023年卷），魏文爽《试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哲学思想萌芽》（载《孝感教院学报》1994年合刊），伍雄武《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等都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哲学研究。

――“原始哲学”研究。有学者强调中国少数民族自己的民族哲学应用“原始哲学”来表示。在西方学术界，曾用“原始哲学”来标明原始人类的思想观念，如卡西尔即认为泰勒承认原始人有“一个相当一致和合乎理性的原始哲学”，原始人也就是“原始哲学家”或“古代野蛮哲学家”；美国学者托马斯?F奥戴也曾强调：“原始的哲学，最简单的思想表现形式，了解世界和解释生与死、命运与自然、神和崇拜的一系列尝试。”在中国学术界，茅盾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用“原始哲学”来评论神话思维，认为神话说明“原始人的思想虽然简单，却喜欢去攻击那些巨大的问题，例如天地缘何开始，人类从何而来，天地之外有何物，等等。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他们的原始哲学”，是“他们的宇宙观”，是他们“原始的哲学”“遗形”。到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学界更经常使用“原始哲学”，如普同金《略论彝族史诗（梅葛）中的原始哲学观念》（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一文研究的是原始哲学；李景江则说神话反映的是原始哲学观，认为，“神话……是原始人对世界本原、人与自然关系、自身作用的认识、思考，是后代科学、哲学、美学的源头。它的哲学观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探讨原始哲学有助于研究神话的性质、特征，也有助于研究哲学史、美学史、文化史、文艺学史。”此后有王晓华《从原始哲学到生存实践哲学：对西方哲学史的重新分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从原始哲学到心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分期――兼论中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史的异同》（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蓝鸿恩《壮族原始哲学初探――壮族古代文化思考之一》（载《民族艺术》1994年第1期），刘文英以“漫长的历史源头”为题新探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等，周延良《（楚辞?天问）与原始文明――（天问>中的原始哲学内涵考释》（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任荟《壮族原始哲学思想研究》（载《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张赫名《法老时代埃及的原始哲学》（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等，如刘文英即说，“神话式的‘原始的哲学’或‘宇宙观’，同样是就哲学的萌芽而言”。目前，详细论证应该使用“原始哲学”一词的是晏祥紫的硕士学位论文，他肯定“原始哲学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作为生命智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指少数民族神话史诗和原始信仰所表现出来的原初精神家园和生命智慧，是真正属于少数民族自己的，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的‘民族文化’。原始哲学是‘类型’意义上的一种哲学，迄今为止，它一直都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不过，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主流来看，仍然使用的是“哲学萌芽”而并不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类型。如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那里，肖万源的《哲学与原始意识》（载《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佟德富《神话宇宙观初探》（载《宗教与民族》2023年卷），伍雄武的《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等，都只说原始宇宙观或哲学萌芽于原始意识中；基本观点是“不是哲学、学术起源于宗教，宗教又起源于原始宗教，而是哲学、艺术、宗教以及道德、科学都起源于原始意识，从原始意识中分化出哲学、宗教、艺术以及道德规范、科学知识；原始社会中，可以说既无哲学、艺术，也无宗教，但也可以说，既有哲学的萌芽、艺术的萌芽，也有宗教、道德、科学的萌芽，这种有和没有的矛盾统一体就是原始意识”。其实，不管哲学观如何，要把“原始哲学”作为一种类型来加以研究，并无不可。

――“艺术哲学”研究。张胜冰、肖青著的《走进民族神秘的世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探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一书，在承认中国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艺术哲学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哲学与西方艺术哲学的不同表达方式――并非文化精英与文化经典，而是大量的文化事象。该书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事象人手，以艺术哲学的视角，力求打破以往艺术哲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探讨和梳理了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的文化内涵。该书广泛地涉及了西南各少数少数民族的神话、原始歌谣、民间史诗、宗教乐舞、图腾艺术、造型文化及至当代审美文化等众多领域中的艺术哲学命题，展现出了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此外，朱文华《试析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哲学思想与乐舞艺术》（载《内蒙古艺术》2006年第2期），周凯模《民族宗教乐舞与神话哲学》（载《民族艺术》2000年第3期）等论文也可归入这方面的研究视角。

当然也有不少直接进行“哲学”研究的，我们的这些例举只是想强调“中国哲学史中不应忽略少数民族哲学”。其所讨论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主要是学科意义上的。但是，这种学科意义又是基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哲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应与哲学一般相一致，即它必须是所谓的对“大问题”的反思或思考，这些问题是蕴含着意义世界的终极性、人生价值理念与生成境界，无论是作为宇宙论的本体存在还是“天人之际”，也无论是作为人类终极关怀的“性命之源”还是人生价值的达致路径等等，都是所谓哲学问题，其具体体现为所谓宇宙本源或本体论问题、人类起源与人我关系问题、知识获得与目标达成的认识论及价值论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各少数民族来说，都总是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根源性，承载着中国少数民族生成发展的精神信念、核心价值，其哲学的核心精神甚至直接转化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精神传统。这些问题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都有表述，并因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具有其独特的哲学价值而应在中国哲学史著述中得到呈现，因而应该直接成为中国哲学的丰富内容：

――在世界起源与本质问题上。虽然所有哲学都可以承认世界有自己的本源，但是不同的哲学则有自己不同的本源认知，不同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因而也有自己不同的宇宙本源认知。与此相应，对于人类起源、社会起源、知识起源、智慧的起源……来说，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看法，并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这方面的论文如姜国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田清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哲学审视》（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王军《神话与哲学的互渗――从文化神话学的角度看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等都可提供这方面的证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这些哲学探讨，既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共性，又有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而形成的自己的特殊论说，如中国西南与西北不少少数民族哲学主张的“四素”与“中域”哲学的“五行”、傣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的进化链条及长期沿袭的历史进步论与“中域”哲学中的“皇帝王霸”的倒退历史观、少数民族宇宙起源上的“云雾”、“混沌”说等与“中域”哲学的“元气”说……正是这些丰富的宇宙本体论说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本体论的文化宝库。

综观以上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著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目前所及的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著述，实际上只是以“汉族哲学”为主题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还没有在这些著述中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学生在学习中国哲学史时，在没有“民族自觉”的情况下，和在有“民族自觉”的情况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笔者在30多年前初涉中国哲学史时，是在没有“民族自觉”的情形下，当时总的感觉只是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是没有丝毫逊色的。但后来在有了自己的“民族自觉”以后，再来读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就有了另一种感觉：为什么中国哲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哲学史？对这个问题，笔者曾请教过一名台湾学者，他除了强调我们对许多“民族”还没有搞清楚，如说台湾就不只一个高山族，有许多民族是我们还没有认可的外，还强调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但对少数民族哲学为什么没有进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却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学界还可以进行讨论。不过由此也可反映出台湾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对待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上与大陆有相似之处。之所以形成这种状态，笔者以为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受中国哲学治史传统的影响。早在荀子的《劝学篇》中，就提到各民族“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的问题。在《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以后的历代汉史文籍中，基本上都遵循中国人类共祖原则，然后把“他们”都纳入“汉族系统”、“唐人系统”，如楚国，原来就是南蛮系统，后来也成了正统的“汉人”了。事实上，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哲学史通史性著述，即凡属各民族融合以后的，即成了汉族和汉族哲学。毫无疑问，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用夏变夷”的情况，也有“用夷变夏”的情况，虽然前者是主要的，但与此相应的各民族问的文化融合并不否认各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存在，这种独特性应在文化研究中、在哲学研究中得到承认。这种承认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变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中，在其自身的内容上还只是中国汉族哲学史的这种状况，改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其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哲学通史性论述中的长期空白状态，改变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只把“中国”局限于汉文正史或汉文正籍的状态。因为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形成了中国哲学现在的畸形状态：中国哲学史只是汉族哲学史，没有包括兄弟民族及其丰富而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史。这与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伟大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状是极不相称的”。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著中，应在对各哲学家的评述中加以民族成分的标识，如先秦时期的蜜人思想家鹛冠子，显示出一种从边地出发的综合文化取向，特别是其对“以人为本”思想的系统论述，与先秦“以民为本”思想实际上构成两大思想系统，为秦汉以后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明代的哲学家李贽被认为是中国走向近代过程中的第一名哲学烈士，他就是一个回族哲学家，他提出的“生知说”和“童心说”等，就是在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中也是毫不逊色于其他哲学家。其他如白族思想家李元阳、蒙古族思想家宝巴等，还可以举出一些。即使是近现代哲学家，如艾思奇，学界即认为他是蒙古族哲学家，他们或者没被写进中国哲学史，或是没有以少数民族哲学家的身份进入中国哲学史著述中。这样的表述，自然会被认为有利于培养“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但从学术发展、从民族思维的研究与挖掘等方面则自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在书写中国哲学通史性论述时，他们的民族身份应该得到确认。

二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特别是一些老先生们，都是留洋的或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他们那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养等方面，都不可能涉及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哲学问题。正如葛兆光所说，那样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成了中国的精英哲学史，并进而成了中国汉族的精英哲学史。为此，葛先生提出了一个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新思路，这就是用中国思想史代替中国哲学史，并且强调要在精英思想史的基础上丰富一般的思想史，并将自己的方法写成专著，成为他的中国思想史的第一卷。但这样一来，“中国哲学史”却消失了。可是，“中国的”哲学或“中国底”哲学，并不只是“哲学在中国”，因而是不能消除的，用思想史来消亡中国哲学史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当然，葛先生提出要丰富、修改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是可取的。我们认为，这种丰富、修改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应从中国少数民族中去寻找，从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去寻找，如王军《神话与哲学的互渗――从文化神话学的角度看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伍雄武《略论少数民族哲学及其意义》（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1994年第3期），姜国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及《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概说》（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并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王芳恒《论少数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的应有地位和作用》（王天玺：《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郭海云《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辩证思想初探》（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简述中国少数民族认识论思想》（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简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宇宙观》（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简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观》（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丹珠昂奔《时代、文化、哲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载《民族文学研究91986年第4期），邱树森《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上的贡献》（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等等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其实，早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已广泛引用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献，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进入中国哲学的正堂提供了证据，反映出形成涵界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史新传统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是治中国哲学史和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结合融通不够。目前，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汉族哲学，特别是以“中域”历史发展为轴心而展开的汉族哲学研究，著作的确汗牛充栋。同样，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诸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至于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单一民族哲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哲学的专史研究，则更是十分丰富，目前已有十多个民族有了自己的哲学专史或相关专著。其他的相关研究论文，那就更多。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因此，“汉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这两个方面的成果，应该充分的互补，借以形成一部统一的中国哲学史。可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不仅在目前的中国哲学史通史性论著中，而且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中，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当提出中国哲学史还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时，有的学者还不以为然，因而形成只有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专家学者的单相思的状况。这种状况即表现在既有传统的多种版本的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又有多种版本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的论述，就是没有一部综合反映中国各民族哲学发展史的“中国哲学史”论述。应该说，这种状况是极不利于中国哲学发展的。

但是，这种分裂状况是应极早结束的。前辈学人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强调，刘文英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料的引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等大量引用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国哲学的发生等，都表明一种新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正在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更进一步地推进这一传统的发展。

四、迎接中华民族哲学史的中国哲学未来创新之路

目前，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现状来看，真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的满园春色。为我们迎接中华民族哲学史的中国哲学未来创新之路提供了前提条件，表现在：

一是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很有成果。若随意列举，就可以如数家珍般地列出新出版的若干著作。至于论文等，则更多。根据郭齐勇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对中国哲学研究60年的回顾与反思表明，60年可分为两大阶段五小阶段，近30年的各个时段，对哲学人物与哲学问题的研究即有许多成就，其中传统哲学与当代的关系、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构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还把东亚（中国、越南、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哲学思想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富有创新性的思路。另外，在多种论文、论著中，在多种学术会议上，专家学者都在思考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例如2002年9月，就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高级研讨班”，都在思考思想解放与研究范式转移、中国哲学主体性与范式重构等问题。这表明，人们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已经有了科学理性和主体自觉。

二是打民族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已经成为热潮。如早在1981年就成立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1983年又成立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1992年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成了部级科研课题；在各有关大学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讲座”等。此外，还有一系列研究成果面世。在这方面，又表现在几个层面：第一是写出了某些民族的哲学通论，如蒙古族哲学、满族哲学、彝族哲学、苗族哲学、白族哲学、土家族哲学、纳西族哲学、维吾尔族哲学、回族哲学、傣族哲学、壮族哲学、哈尼族哲学等等。第二是就某个民族的哲学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各民族的口承文化哲学、仪典文化哲学等。第三是将中国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写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通论性著作，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等，目前已形成了40多个民族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全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新局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项目将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多学科的视野、方法，总结最近30年研究的新成果，对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哲学思想为内核全面展现55个少数民族复杂、多样的生活样式、文化特色及精神世界。同时，这项研究还关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既强调各民族的独特性、多样性，又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性、统一性。第四是发表了大批有关各少数民族哲学方面的论文，如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在这方面，许多杂志发单篇的文章，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已经是经常的，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吉首大学学报等，这些学报甚至把发表这些文章上升至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高度。第五是出版了一些论文集，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等等，在一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集，如《论中国哲学史》中即有彝族哲学研究的文章。应该说，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道新的风景。

三是中国哲学分区研究工作的展开，在各地形成特色文化哲学研究态势，如出版面世《楚国哲学史》、《岭南哲学史》等多种专著及多篇论文，给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带来了生机。这种类型的哲学研究往往还形成与地方党委、政府结合的情势，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程度。

以上的三种情形都反映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丰富和深化，如果说有遗憾的话，一则是三者各自都有深化不够的问题，二则是这三者的结合不够。这种结合的基本方向之一就是增加“中国哲学”的民族成分，使之成为真正的“中国哲学”。因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应当反映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如果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及其通史性论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现汉族哲学代替论倾向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跟不上党的民族政策落实的步伐的话，则实在说不过去。即使我们同意有的教材或通史性论述中说的：不是每一民族都有哲学，如有些原始民族就没有哲学，但我们至少要强调的是，中国有不少的民族是有哲学的，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加以借鉴和引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认为有必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提高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地位的认识。这就是要强调，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和汉族哲学一样，创造发展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维，这些哲学思维理所当然地不应排斥在中国哲学史之外，而应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研究中国哲学思维萌芽时，我们往往因汉史文献的不足而略显单薄，但一旦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献典籍纳入以后，中国哲学中的这一部分就会异常生动和丰富。又比如，在研究隋唐哲学时，也往往因材料原因而不很丰富，如果抓住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哲学融通，则自然又更加丰富，像刘禹锡在土家族地区生活并受土家族哲学的影响等等即是明证。如果从近现代哲学研究出发，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更加重要。